“解思忠是一个思想者，也是一个实践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读过解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和《观念枷锁》后，曾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实行者的勇敢思考》；文章中的这句话，可以用来概括解思忠作为一名人文学者的特点。

        进入国务院后，解思忠在治学道路上开始了一个转变，即由文学创作向学术研究的转变；与此同时，他本人也经历了一个由作家向学者的转变。在实现这种转变的过程中，他体会到作家与学者之间既有矛盾之处，也有相通之处，正如他在《素质与命运》一书中所说的：

        学者追求的是理性与逻辑，必须观点鲜明、逻辑严密地表述自己的见解。作家，尤其是进行纯文学创作的作家，最好能保持一种朦胧状态；若像哲学家一样思维过于周密，表述过于准确，就会丢掉文学中最感性、最形象，也是最生动活泼的东西。正如有人所说，作家不可太聪明，太聪明就成不了大作家；太聪明的作家往往自我扼杀最宝贵的感情，或者十分愚蠢地使这种感情庸俗化。我甚至认为，文学是傻子写给傻子看的东西。

        作家与学者也有相通之处。作家要想在一个很高的层次上存在，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是不行的。前些年一位作家有感于许多同行的学术水平低，其作品缺乏思想深度，曾提出过‘作家学者化’；后来，又有一位学者有感于许多同行知识丰富而才思枯竭，论文的表达方式常常是知识的堆积和形式逻辑的推理思考，使得多数学术圈外的读者往往因缺乏兴味而不能卒读，其研究成果难以在人民大众之中传播，所以也曾提出了‘学者作家化’。‘化’，诚然是很难做到的，但这并不妨碍作家向学者的方向发展，使得自己的作品更具思想深度；也不妨碍学者向作家的方向发展，使得自己的成果能插上文学的翅膀。

        解思忠到国务院后不久，在一次全国扫盲工作会议上得知：我国上世纪八十年代，每年平均约有400万名中小学学生失学，其中约有百分之三四十是因家庭贫困而付不起每年几十元的书杂费；为了救助失学儿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正在实施一项“希望工程”。当时，他的心情异常沉重；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促使他拿起笔来，创作了中篇报告文学《希望之光》。作品在1991年1月5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刚一发表，就在境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最早引发了全社会向“希望工程”捐款的热潮；该报曾先后于3月9日与4月14日以《篇篇飞鸿伴随颗颗爱心——报告文学〈希望之光〉引起强烈反响》《留学生情系“希望工程”》为题，对捐款热潮作了报道。他自己也将这篇作品的全部稿酬通过“希望工程”，捐赠给了贫困地区的失学少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1991年3月30日向他颁发的《证书》中写道：“解思忠同志以自己的笔，积极宣传希望工程，并将撰写报告文学《希望之光》的全部稿酬捐赠给贫困地区失学少年，体现了一个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失学孩子的一片爱心。特发此证，以资纪念。”

        创作这部中篇报告文学作品，在解思忠的文学生涯中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插曲，却最早引发了他对国民素质的忧思。他在《希望之光》中写道：“众所周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际竞争正由争夺军事优势逐步转向争夺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科技力量的优势。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国民素质的竞争。”——正是从这时起，他便开始关注国民素质问题，并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将其作为自己学术研究与写作的主攻方向。

        鉴于当时的社会风气问题已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反映各种不良社会风气的民谣大量出现，解思忠便从民风入手，用了仅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专著《盛世危言——民风求疵录》。此书在广泛搜集并遴选当代民谣的基础上，将民风中卑俗萎靡者概括为“贪、假、黑、奢、冷、躁、混、愚、溺、荒”10个字，每字独立成篇；通过披露典型事例和社会调查结果，并辅之以议论，旨在发聋振聩，醒世警顽。此书1994年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后，迅速在境内外广为流传，不仅得到读者的欢迎，专家、学者们在书评中和研讨会上也给予肯定，《光明日报》还发表了对他的专访文章《民风：民族兴衰的标志》。

        鉴于形成上述种种卑俗萎靡民风的直接原因，乃是国民素质不高所致，解思忠很快便将自己的研究与写作深入到了国民素质层面，于是就有了199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此书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职业、健康和审美等8个方面对国民素质进行了考察，归纳出24种缺陷，并在剖析社会调查结果和典型事例的基础上，提出现代人的素质要求。

        《国民素质忧思录》出版后，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短时间内一版再版，在各地书店公布的“销售排行榜”中名列前茅，入选“1997年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推荐书目”“我最喜欢的读书活动推荐书”等推荐书目，被评为1996-1997年度“全国优秀畅销书”；境内外数十家报刊作了报道与选载，10多家媒体对他进行了采访，许多地方邀请他去做报告或签名售书。

        1997年4月3日，有关方面联合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与会的文学界、教育界和出版界数十名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文采斐然、具有较强可读性的报告文学作品，也是一部鞭辟入里、具有较强思辨色彩的人文学术著作”；有的学者还指出，这本书“是我国首部从人的素质理论出发，对国民素质进行考察的专著”。许多报刊都发表文章，一致给予好评——

        《人民日报》发表书评指出：“《国民素质忧思录》与近年来问世的为数不少的同类社会读物、文学作品、思想读本等相比较，其最大特点、最有价值之处，是贯穿并统领全书的高度理性精神。它不靠泛泛的煽情来吸引人的视听，不靠危言耸听的大骂‘丑陋的中国人’来哗众取宠。”

        《光明日报》发表书评指出：“《国民素质忧思录》贯穿了一种相当自觉的现代启蒙意识。这种启蒙意识，远承本世纪初叶以来的那些伟大的文化先驱者的思想，近承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的积极成果，倡言科学、民主、自由、解放，重创造而反对泥古。”

        《文艺报》发表书评指出：“从教育意义上说，《国民素质忧思录》是一部难得的‘通鉴’性的‘教科书’。”

        ……

        《国民素质忧思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江泽民总书记曾在几次会议和场合中提及此书，予以推荐。中共中央办公厅购买后，分送给政治局全体委员。《人民日报》也于1997年10月20日就此发表了一篇题为《着力提高国民素质》的社论，敲响了警钟：“我国的国民素质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

        《国民素质忧思录》出版后，香港三联书店随后也出版了繁体中文版；据介绍，这本书的出版打破了该出版社的两项纪录：一是在短时间内连印数次，二是香港几家对该社出版物从来不作评论的媒体首次对这本书作了评论。台湾《联合报》1997年7月14日将此书列入“畅销书排行榜”。香港政府2001年5月将此书列入“中国语文及文化科参考书目”，2003年“非典”流行、学校停课期间又将其指定为学生自学的课外阅读书。境外许多媒体发表文章，一致给予好评——

        美国《世界日报》1997年4月4日报道指出：“这部把中国人视为一种‘产品’全面考察其质量缺陷的著作，不仅是一部鞭辟入里、发聋振聩的作品，而且是一部世纪末的填补空白之作。”

        香港《明报》1998年5月28日登载了“香港第一笔”陶杰先生的书评《国民素质的忧思》，文中指出：“中国人的低素质，自从清末实行洋务运动以来，思想家研究颇有心得。鲁迅和梁启超是反省的第一代，柏杨是鞭挞的第二代，三联书店出版了大陆学者解思忠的著作《国民素质忧思录》，上承鲁迅和梁启超的创见，对当代中华民族的劣质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国民素质忧思录》引录了大量当代的社会事实，推翻‘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神话，揭破当代中国人低素质的本相，是一本精析洞见的好书。”

        香港《亚洲周刊》（1997年6月23日-6月29日）也登载了香港作家余闲先生的书评《针砭中国人的素质》，文中指出：“作者用具体事例和调查数据说话，并穿插自己的分析，不乏精辟见解。”

        ……

        《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取得成功后，解思忠并不认为已经大功告成，而是继续追问：导致国民素质种种缺陷的根源是什么？其实，他在书中已从教育上追溯了缺陷的根源，并指出还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是，还应该有自身的深层原因，这种自身的深层原因可以追溯到国民素质的核心——观念；于是，他便从作为观念载体的俗语民谚入手，在观念层面追溯了国民素质缺陷的根源，并完成了《观念枷锁》一书。此书将国民头脑中陈旧、错误的观念归纳为36种，围绕每种观念，剖析事例，论述危害，追溯根源，旨在促使国民自省，变革观念。

        《观念枷锁》一书1998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如同上一本书一样，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1998年10月11日，解思忠在西安市第九届全国书市上应邀为读者签名售书时，购书者将他团团围在中间，只好请来保安人员维持秩序，有的读者还给他送来了花篮；原定两个小时的时间，不得不延长到三个小时，直至把事先准备的数百本书售完为止。《观念枷锁》的繁体中文版在香港世纪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后，在境外华人中再次广为流传；美国“汉林网上书城”作了转载，香港几家报刊作了评介，台湾著名作家柏杨先生1999年2月2日致书解思忠表示对书中观点“赞成膜拜”。一些著名学者、评论家也都撰写书评，一致给予好评——

        王蒙在上述那篇书评中还写道：“前几年解思忠的《国民素质忧思录》一书，便因了它的实在与尖锐引起了公众的注意。现在，他又写出了《观念枷锁》一书，从咀嚼和推敲我国人民中习焉不察乃至被肯定被提倡多年的一些谚语熟语套语出发，提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中的观念变革问题。这本书同样具有一种实事求是的尖锐性：它是从实际工作中与生活中提出的，不是从新潮理论或西方发达国家的样板中搬运过来的；它针对的是国人的灵魂，国人的积习，国人的约定俗成的价值系统与被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的考虑所强化了的保守性和封建性社会、文化命题。这还能不尖锐吗？这还能不被一些人喝彩而同时使一些人痛心疾首吗？然而，它又是实事求是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很大众化的一部书，它与靠情绪化的激烈与辞令铺排上的力度来行文的书生之作是多么的不同啊！”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学者刘吉在书评中写道：“解思忠同志的文风好。这些观念如果被某些理论家一写都可以洋洋万言，或满纸套话，或枯涩难懂，或许用心是好的，但如同一把锈钥匙去开一把锈锁，急得人一头汗，还是打不开。但是，《观念枷锁》一书，道理是深刻的，文字是活泼的，行文如流水，食之如甘泉。好内容与好形式的完美结合，这就是读完本书的一个直接感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著名评论家何西来在书评中写道：“解思忠是一位使命意识很强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一方面从政，一方面勤奋地写作，二者相辅相成。虽有‘官身’，却很少拿‘官腔’，说‘官话’，更不摆教师爷面孔。文风朴实、亲切，明白、畅达，不操‘新华体’，不陷党八股，不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没有那些浅薄角色常有的居高临下和良好感觉，更不属于鲁迅讥之为‘一阔脸就变’的一路。他是勤勤恳恳地奉职、做事，勤勤恳恳地为人、作文。”

        ……

        《国民素质忧思录》和《观念枷锁》出版后，解思忠不断地收到境内外读者的来信，许多读者都希望他能回答“怎么办”的问题。他自己也言犹未尽，觉得在国民素质的研究上有破，也得有立；于是，就有了2000年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国民素质读本》一书。此书根据现代化对人的要求，将现代人的必备素质分解为50项，每项独立成篇；出版之后，再度获得好评，至今常销不衰。据报道，浙江一退休教师募集资金12000元，购买了数百本《国民素质读本》，于2001年教师节在绍兴市与他人自发组织了向教师赠书活动。河南一位民营企业家一次就购买了1000本《国民素质读本》，发给本企业的职工学习。

        至此，解思忠历时三年、累计60万字的“国民素质三部曲”已告完成。许多媒体都以《解思忠完成“国民素质三部曲”》《解思忠与他的“国民素质三部曲”》等为题作了报道。《国民素质忧思录》《观念枷锁》和《国民素质读本》这三部作品，不仅内容都围绕着国民素质这个主题，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着有机联系——《国民素质忧思录》指出了国民素质的缺陷，《观念枷锁》从观念层面追溯了缺陷的根源，《国民素质读本》则根据现代化对人的要求讲解了现代人的必备素质——正好构成了“国民素质三部曲”。

        继上述四部作品之后，解思忠又相继出版了《未来100年大眺望——中国作家院士十人谈》（合著）、《大学生素质读本》《素质与命运》与《国民素质演讲录》，共计8部国民素质专著，并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国民素质是第一国力》《中国企业家的现代化》等多篇论文。近年来，他还经常应邀就国民素质在人生、社会、行政、企业、教育等领域的焦点话题到各地作演讲，并为地方和企业的发展作研究咨询。

        解思忠在对国民素质忧思的同时，也对体制表示了忧思——目前的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国民素质的提高。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民的主体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等方面的素质普遍得到提高；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国民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等方面的素质也普遍得到提高；然而不可否认，目前经济体制存在的不完善之处，政治体制改革与教育、文化等领域体制改革的滞后状态，不仅制约着国民素质的提高，而且还限制着国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滋生、加剧着腐败与官僚主义作风。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济一直是经济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提高国民素质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其结果，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影响着人的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进程。解思忠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10年来一直致力于国民素质的研究与写作；他不仅是国民素质的“思想者”，而且也是促进国民素质提高的“实践者”与先行者——近年来全社会对国民素质的关注与重视，与他持续多年的大声疾呼不无关系。

        解思忠自1998年担任副部长职务后，仍然一直坚持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在“做官”与“做学问”之间艰难地走着钢丝。他说：“我也应该像企业一样，使自己的‘资产’不断‘增值’。”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他曾应邀在该校做过一场题为《中国社会的“拜官主义”》的演讲；演讲结束前，面对“如何处理做官和做学问关系”的听众提问，他作了这样的回答：

        “我不赞成一种观点，即做官与做学问水火不相容；处理得好，是可以相辅相成的。我们不能专门造就一批没有学问的官员来治理国家。改革开放初期，曾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则应该提出，让一部分人的素质先高起来。这部分人是什么人呢？应该是官员。我们不能苛求各级官员都成为学者，但却完全有理由要求官员的文化素质应该大大高于一般人，通过提高自身素质提高工作的质量；如果能在自己工作的领域里有学问上的建树，那就更好了。做官又要做学问，就不能‘拜官’。拜官是做学问的大敌。如果一个人既想在学问上有所建树，又官迷心窍，是不可能把学问做好的。既然以做官为职业，就应不负人民所托，尽职尽责，不能尸位素餐；如果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做学问而对本职工作草率，不仅有违职业道德，结果往往还得不偿失。我们应当向业余要时间，而不应该去挤占本职工作的时间。”

        （摘自《国民素质演讲录》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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