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小英1945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军人家庭。在上小学四年级时，父母调到太原工作，她便一个人留在北京的寄宿制学校学习。也许正是大家庭的生活磨炼，使她很早就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处事。

        甄小英从小就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热情，被同学称为“鼓风机”。她不但能团结同学，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初中毕业时获得了北京市颁发的金质奖章，被保送到北京师大附中读高中。

        高中时代是甄小英人生的起飞阶段，在班上很快就崭露头角——她发奋读书的事迹被编入在当时很轰动的《为革命勤奋学习》一书。她成了小名人，不断被邀到各学校做报告。当时国家提出要培养共产主义的接班人，决定在高中学生中发展党员，甄小英因思想进步和学习成绩优异，成了首批被吸收的学生党员。

        高中毕业了，甄小英像其他同学一样准备报考高等院校。然而一个难得的机会在等待着她。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在中央党校成立一个学制五年的青年训练班，以培养优秀的理论人才，首批招收了30名男生，15名女生，甄小英是15名女生中的一名。

        1965年，甄小英进入中央党校青训班，在班上再次崭露头角。她的文章登上了名噪一时的《学习》杂志，一些同学羡慕地说：“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但是，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甄小英怎么也没想到，她这样一个从小就对党和国家无比热爱的共产党员，却在这场运动中被打成了“反革命”。

        当时作为政治局分管中央党校的康生，还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文革”开始不久，他就授意造反派打倒北大的陆平和南大的匡亚明，引起北京高校学生的不满。在党校他又授意造反派头头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中央党校校长林枫和党校校委委员们统统打成反革命，更是激起党校师生的愤怒。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小英陷入了困惑，为什么那些为革命奋斗了大半辈子，爱党爱国的老同志顷刻间就成了反革命？

        她听同学的家长说，康生在历史上就是个整人“高手”。早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就利用审查干部之权，整了一大批人，延安各机关、学校几乎人人都被卷入到大揭发、大检举、大坦白之中，当时仅有2500人的中央党校，就挖出来250个“特务”。

        甄小英和同学们隐约感到，康生要打倒林枫和校委委员们，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他们贴出大字报向康生直接操纵的造反派头头提出质问。康生得知该情况后，便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并设宴款待了甄小英等“红战团”群众组织代表，劝说同学们退出“红战团”组织，与党校造反派头头保持一致，并暗示把矛头指向刘少奇。

        但是，康生没有想到，甄小英等青训班的同学不仅没有对刘少奇“反戈一击”，而且，党校贴出了由甄小英等同学联合签名的《康生质疑X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康生。

        康生授意党校造反派围攻甄小英等青训班同学，而且宣布“红战团”是反动组织，派人追查大字报的后台，甄小英等同学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文革”等帽子。

        那是一段艰难困苦的岁月，她的父母在太原被整，而才20出头的甄小英自己却也成了“革命”的对象，宿舍的门上贴着“反革命分子甄小英必须低头认罪”的勒令条。被隔离、批斗、抄家，被迫检查、反省……真是不堪回首。整党后，党员们一批一批地恢复了组织生活，而她一直被“晾”在一边，直到毕业前夕她才勉强被批准恢复组织生活。

        1970年，档案中装着参加反动组织的黑材料，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甄小英从党校毕业了，被分配到太原钢铁公司基建指挥部，进行劳动改造。由于她与工人打成一片，劳动舍得出力、流汗，业余时间组织工人学习《矛盾论》《实践论》，帮助工人解决班组矛盾，总结工作经验，很快得到工人和干部的了解和认同。不久她被调到太钢总公司宣传处，帮助筹备党代会。在此期间，带队参加市委宣传部组织的《矛盾论》《实践论》理论培训班，受市委宣传部理论处之邀，参与起草学习班的总结讲话，受到好评。1971年被调到太原市委宣传部，成为理论处的理论教员。

        1977年，因“文革”中遭康生插手而停办的中央党校恢复了教学，胡耀邦主持党校工作，不久被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得到平反，甄小英和党校的许多教职工总算走出了康生笼罩在他们身上的阴影，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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