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中的精彩坐标，很多源于时间与空间的碰撞。

        如果说，之前15年，注定某些年份是具有地域属性的，那么1984年当之无愧地属于北京中关村与浙江温州。在这两个弹丸之地，寂寥的勇士与无畏的先驱们壮志凌云。

        中关村，激荡着浮华悲凉的历史。偶然与必然交织的故事，上演着壮阔的经济革命。柳传志、段永基、万润南、张旋龙……悉数登场，或明目张胆，或掩人耳目，进行着有声的呐喊、无声的前行。

        温州，则有了些风云际会的味道，渗透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息，充斥着亢奋的无度与少有的气势磅礴。创富主义盛行，无限的落寞者和英雄齐聚一起，一批势不可挡的力量乘势而出，得到了市场的锤炼。他们创办的企业后来居上，如日中天。

        

转型年代

        2008年1月12日，10位当今中国顶尖的经济学家在北大百年讲堂开讲，思考中国改革30年成为讲坛上最热门的话题。现场，民间经济学家茅于轼感慨：“中国今天的财富增加跟30年前相比，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过来一看，不会认为还是在中国，好像到了外国。”茅于轼的话说得既有无穷意味，而又滴水不漏。

        梦的起始应该追溯于1984，发生的转变是拨开计划经济的迷雾，“从计划到市场”。

        那几年，有这样一首流传甚广的歌曲《黄土高原》：“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豪迈的词风、自由奔放的旋律恰恰代表了改革之风的强悍与势不可挡。合众社选出1984年十大国际新闻，中国宣布经济改革赫然列于第五。

        在这年，用日本《国际贸易》一篇文章的话说“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里的很多话在今天看来属于不言而喻的道理，那时却石破天惊。关于为商品经济“翻案”，吴敬琏的女儿在《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中回忆道： 1984年7月，吴敬琏和夫人一起从美国回到北京。

        ……

        他筋疲力尽地从美国回到北京，本打算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开始学术研究。不想他前脚刚进门，中国社科院院长马洪后脚就来访，动员吴敬琏跟他去出差。一开始吴夫人还出来挡驾，说才从国外回来需要休息，但马洪说此去就是到东北几座城市开开会，还可以边走边休息，另外一起修改一篇文章。

        ……

        一行人到达东北沈阳，要改的文章拿出来了。吴敬琏一看，题目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再思考》，稿上的笔迹他熟悉，一部分是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周叔莲的；另一部分是财贸所所长张卓元的。他觉得事情有点蹊跷，询问之下才知道，文章是当时国务院领导建议写的，目的是为“商品经济”翻案。由于进入了商品经济的时代，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变化。无论是媒体的评论员还是官员都把话说得高屋建瓴。

        思想意识的变化就很明显，“勤俭节约是美德”变成“提倡消费”。《人民日报》赞许地报道某县政府建立“消费指导协会”，帮助年轻人“改变在花钱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好几家党报发表文章批评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传统观念。田纪云副总理也用经济观点批评说：“如果每个人都是一件衣服穿九年，我们还怎么发展我们的纺织工业呢？”宣传产生了影响，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对采访他的美国《波士顿邮报》记者说：“这是一个好政策。”

        北京，养鸡工商户孙桂英受到奖赏——政府允许她成为北京第一个有小轿车的工商户。《北京日报》头版刊登了她和轿车合影的照片。从西藏到广州，在讨论中共中央1984年一号文件时都把孙桂英作为典型。中国政府要借孙桂英的事迹，表达“从现在起，个人办企业有政策的鼓励，他们绝不会因走过去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遭殃”。前景明亮，南存辉们借势腾空而出。

        夏天，把自家房屋折价5万元，南存辉与朋友在一间破屋子里建起了一个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开始了在电气事业里的艰难跋涉。

        德鲁克把熊彼特建立的发展模型落实到管理实践层面，力主有创新精神的人该“不断搜寻变化，回应变化，把变化当作潜在的机会”，并且断言：“未曾遇见的情况往往是启动革新的良机”。而对于南存辉，我们更愿意看作是贫困的抗争者。他脚踏贫困线，面对政策的感召，为脱下贫困的帽子而勇于创业。

        据传，在温州，碰到姓南的当地人，只要回溯三代以上，就会发现他们大都来自一个地方： 乐清黄华镇叫做南宅的古村，南姓为当地望族。碎石片垒墙、茅草盖顶的住房，半饥半饱的日子，遭人歧视的感受刻骨铭心，历尽艰辛与磨难，南存辉的童年和少年与望族无关。6岁时，他挑着米糠，提着鸡蛋沿街叫卖。13岁那年，初中刚毕业，父亲在劳动中脚被水泵砸伤，造成粉碎性骨折，一躺就是两年。作为长子，南存辉辍学养家。

        寒冷的冬天，补鞋的锥子扎入手中，咬牙拔出锥子，用破纸包上伤口，坚持为客人补好鞋——这是南存辉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他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同学看见后没面子。终于，他遇到了同学的母亲。她关切地问：“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里补鞋？难道你不上学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也一定要读好书。”

        几句关心话冲破了南存辉的心理承受极限。他当即收摊回家，对躺在床上的父亲大声喊道：“这事没有前途，拿刀架在脖子上我也不干了。”他父亲耐心地劝说：“靠自己双手养活一家很光荣。如果弟妹们将来成才，那就是你的成功。”就这样，生活的无奈让南存辉不得不重新背起工具箱，早出晚归，一晃就是三年。

        南存辉补鞋这三年，温州低压电器生产酝酿着一场革命。

        1984年的某一天，南存辉低头补鞋，听到有人叫自己，抬起头一看，是胡成中。胡成中是他小学同班同学。上小学时，他俩一个是班长，一个是体育委员。后来，此两人事业不分伯仲，但形同水火。从性情上看，南存辉心高气盛、壮志雄心；胡成中则稳重老练、城府如海。在当时两人关系颇为亲密。

        胡成中告诉南存辉，自己不再做裁缝，改行推销电器，一趟生意能赚1000元。胡成中的话让后者既羡慕又嫉妒： 补多少双鞋才能赚1000？南存辉动心了。他有两种选择，建厂或当推销员。无论哪种选择，困难均难以估量： 自己建厂，没有技术；当推销员，没有离开过温州，对外面的情况丝毫不熟悉。

        左右权衡，南存辉觉得自己建厂难度稍小。于是，求精开关厂横空出世，即正泰和德力西电气的前身。第一个月，开关厂赚了35块钱。有人沮丧了，而南存辉兴奋异常： 很高兴，赚到钱了，没有亏本。

        那时的柳市，低压电器市场良莠不齐，许多人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生产伪劣产品。南存辉没有被诱惑，踏踏实实地经营“求精厂”。合伙人试探地问他：“如果要发财，你不会比别人差。如果要创牌子，就要耐得住寂寞。”南存辉选择了“忍耐”。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温州交通闭塞，去一趟上海要坐24小时的船。南存辉前后三次到上海聘请人民电器厂退休工程师王中江。柳市电器声名狼藉，温州与上海生活环境相差何止太多，而且国家的政策远不如现在明朗，王中江两次拒绝了邀请。直到第三次，南存辉在王中江家中的地板上一连睡了几天，终于感动了工程师。

        如果只是活跃、蛮力、勇气，温州的经济远不会发展到今天这般川流不息与繁荣。对于很多有远见的温州商人来说，创业的目的不仅仅是财富。他们高瞻远瞩，注重品牌的塑造，在产品质量上苦下工夫，这才是温州经济的主动脉。秉承如此信念，温州经济才得以在数次洗牌中屹立不倒。

        事实证明了南存辉的远见。几年后，柳市低压电器生产因质量问题声誉跌入低谷，但“求精厂”的产品却畅销全国，一年的产值达到100多万元。在有关部门进行的三次拉网式的清理整顿中，“求精厂”每次都因质量过硬而免于被清洗。尤其是国务院六部委联合大规模打假后，“求精厂”成为政府重点扶持的企业。

        一位被清洗出低压电器行业的老板不无感慨：“产品好坏都有人要，我只图眼前利益，没想到是条末路。南存辉看得清，他胜我衰，这是关键。”

        

好气候

        在华贻芳的眼中，“1984年大气候好，中气候好，小气候好。”大气候是国家政策支持，中气候是地方积极配合，小气候是个人有强烈的争口气的愿望。气候转暖，天气晴朗，“八大王”昭雪理当在即。

        时年，党中央下发了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提出要搞活流通。稍微有些政治嗅觉的人无不认为，温州的转机出现了。

        不过，这一年的开端，温州仍然在惶惶中似乎裹挟着未知的希望，两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风波所带来的思想惊悸并未完全消除。也因此，依靠个体经济发展的温州尽管经过上一年的发展，但“八大王”不平反，极度压抑下的温州私营经济阴霾不散。

        一号文件下发不久，洞头出了一桩“虾米案”： 一些农民收购渔村的虾米运到外地贩卖，被当作投机倒把。事情立即被制止。也借由这个案例，温州市委开始对还关在狱中的“八大王”展开讨论。明确的中央文件与客观的事实摆在眼前，促使大家对这一问题达成一致： 案子，非平反不可。在袁芳烈授意下，市政法委会同公检法三家组成联合调查组，复查“八大王”全案。调查结果除了发现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八大王”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之后，市委召开乡镇干部以上参加的全市电话会议，宣布“八大王”全部无罪释放，收缴的财物将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

        对于浩瀚大国来说，平反事件不过是历史中一个毫不起眼的变奏。但是，就“八大王”们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有惊无险的人生浩劫。重获新生的“大王”们，却在这场大起大落的人生中，多了几分忧虑，少了几分胆魄。数年过去后，与那些在1984年后快速成长起来的新兴企业家相比，“大王”们曾经的光环不再，了然遁世：

        “目录大王”叶建华与儿子一同出国，先后在法国、意大利、美国居住。1992年，创办长城汽修厂；1995年，汽修厂倒闭，后开设广告公司，不久又倒闭。

        “线圈大王”郑祥青获释之后办过小厂，经营不尽如人意。现赋闲在家。

        “胶木大王”陈银松释放后休整多年。1987年开设一家模具厂，后因右腿受伤停业。现在柳市经营杂货店。

        “旧货大王”王迈仟出狱后重操旧业，后改直接经营电器。1995年，因肝癌去世。

        “合同大王”李方平侨居加拿大。近几年，他回到国内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翻砂大王”吴师濂重操旧业，经营小厂，使其发展成为注册资金2000万元的浙江红光金具有限公司。2001年，退居二线，赋闲在家。

        “矿灯大王”程步青1986年赴上海开店经营电器。1998年，租下上海黄浦区北京东路面积最大的低压电器商场，经营电器批发。2003年，接手德力西上海总经销业务。

        “五金大王”胡金林平反后没多久，当时的浙江省副省长吴敏达看望了他，希望他继续努力经营。胡金林回答：“我现在只希望‘比好的差得多，比差的好一点’。”时隔24年，胡金林面对记者采访说：“1982年，对我的人生是很大转折。没有这个打击，现在就不是正泰的天下了。”

        “八大王”的人生遭遇，是对他们所处不同时期商业状态的精确描绘。而在为他们的境遇叹惋时，“电器大王”郑元忠则呈上了一个值得欣慰的故事——故事的主题叫东山再起。

        1984年3月27日，被关押了186天的郑元忠无罪释放。

        郑元忠，浓眉大眼，常戴一副金丝半框眼镜。他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小时候，郑元忠一度对红色政权满怀热情，14岁时带领11个小伙伴去北京大串联。在天安门广场如海的人潮里，远远看着毛泽东的身影，年幼的他激动得热泪盈眶。读完初中，他开始自立，曾经到过湖北、江西的工地修路盖房，也到过大山险岭修水闸打隧道。底层生活的历练让他踌躇满志。不甘就此一辈子靠力气过活的他回到村里，当供销员，把柳市低压电器产品推销到外地。辛辛苦苦两年，不多不少，挣了足足1万元。

        世面和眼界变得开阔和活络。郑元忠拿出积攒，办起开关厂。一只开关国营厂卖10元，他用台湾走私来的白银做拉线开关，只卖3元，还有2元的利润。郑元忠据此积累资本，几年下来，资产翻了几倍，是柳市仅次于胡金林的“二富”。

        农村有盖新房子的习惯，赚了钱的郑元忠盖起一幢占地一亩的3层小洋楼。他万万没想到，小洋楼被《人民日报》说成院子里可以停12辆小轿车和摩托车的豪华庭院，成了“投机倒把”的“罪证”。

        一个茫茫黑夜，郑元忠远走他乡。1982年初夏到1983年中秋，他逃亡在外，对他的通缉令撒往全国。一年后，以为风声已过的郑元忠悄然潜返。1983年9月15日凌晨1点30分，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郑元忠家，把他从床上拉下来，关进了乐清看守所，和一批重大嫌疑犯关押在一起。

        郑元忠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显然，仔细思量，任何人都会觉得这是一场荒谬的运动。“八大王”事件平反后，连《人民日报》都称其为“历史上的大玩笑”、“法律上的大玩笑”，足见其不可思议之处。在当时，“左”倾思想之严重程度不容乐观，这也是所有人都无法回避和拒绝的现实背景。

        狱中艰难度日的郑元忠，靠在墙上写了一封3万字的信，“如果我是投机倒把，柳市七八万生意人应该全关起来。”他一连写了数十封信，寄给有关部门，均石沉大海……未来变得晦涩。那期间，他彷徨、无助、意志消沉，直到被无罪释放。

        走出阴暗的牢房，和其他“大王”不同，郑元忠并不是赶着和家人团聚。他先去理发店理了发、刮了胡子，后跑到柳市镇工商所，细细研读一号文件。从文件中，郑元忠读出端倪，全然没了入狱时的苦闷和怨愤。只不过，当他回家发现那个被称为“可以停12辆小轿车”的院子，已经被挖成了一片水汪汪的水田时，还是难过了好一阵子。

        出狱后“大王”们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发展问题。几乎所有人都达成共识： 急流勇退，轻轻松松过小康。唯有郑元忠，这个强烈感受到政府对个体民营经济松绑信号的“大王”，决定继续打拼厮杀。填平了院子里的水田，他办起乐清第一家股份制合作企业——乐清精益开关厂。

        一个人有意识地进入到历史洪流的主流时，每一个奋勇向前的动作也就自然带有了重大的责任和意义。站在郑元忠之外的“大王”们的角度看，1984年最不平静而又最平静。做好最坏的打算，却九死一生的他们，怎能平静？所以，出狱后对政策变化的心有余悸，令他们开始追求极度平静，即使生活淡定有如一潭死水。

        不过对于陈敏、吴邦东这些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而言，他们则显得轻松许多。“八大王”事件平反以后，温州城乡的活力被极大地激发起来。吴邦东坐上一辆灰蒙蒙的长途汽车，从柳市一路颠簸到金华，独自一人闯天下。陈敏此时有了一份很体面的工作——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研究员。他们虽与郑元忠在空间上错开，可并不影响数年后三人的相聚，并成就一段传奇。

        朦朦胧胧地到了金华，密密麻麻的人群，大大小小的行李，混混乱乱的场面令吴邦东心慌。买到一张站票，他挤上开往东北的火车。在旅客座位底下、脚底旁边，疲惫不堪的他铺上报纸，侧身钻进去，伴随晃动的火车和车厢里的浊气昏然睡去，一路向北。

        初到东北的吴邦东，不知气温已是摄氏零下40多度。下了火车，他张嘴吸了几口冷空气，喉咙突然呛起来，不停咳嗽。多年后，吴邦东几经磨炼，成为郑元忠创办的精益集团总经理，意气风发。但喉咙的毛病，一到秋天就受凉发作，连续咳嗽两个月，昼夜不安。人生奋斗过程中的代价，竟然如此沉重。

        在研究所工作的陈敏则逐渐不安于这份轻松但无所事事的工作。他总觉得现实与理想间存在一道深不可测的鸿沟，一边是一眼到头的困惑，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未知。直到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买来面料，请人加工了5件风衣拿到市场去销售。7天后，5件风衣全部卖出，每件赚20元，共赚了100元。

        数着100元，陈敏认准服装业有前途。他与同学各出500元，从胶鞋厂购买了一捆帆布，自己动手染成蓝色做牛仔裤，将其销往市场，钱赚得不亦乐乎。

        1986年市场突变，大批牛仔裤积压。陈敏另辟渠道，背着大包牛仔裤，跑到青岛、大连，一路贱卖。有过这样的经历，自称见识了市场风浪的他干脆辞掉工作，创办华联服装厂，生产男式西服。次年身家过万。

        

一个人的悲情韶华

        当今天温州企业界几乎所有重要角色还都籍籍无名时，因为温州市委的一次任命与《人民日报》的报道，叶文贵显赫一时。

        1984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消息： 浙江省温州苍南金乡家庭工业专业户叶文贵被政府破格提拔为金乡区副区长。私营业主成为正经八百的父母官，这又是温州人一个石破天惊的举措。

        苍南金乡，相距柳市大约100多公里的一个小镇，明清以来就是远近闻名的讨饭村。叶家善于经商在当地却有口皆碑。他的祖父早年在上海开银楼，是著名乡绅。二伯父为上海自行车三厂的创始人，凤凰自行车就出产于三厂。叶文贵14岁便学会组装半导体收音机，而这时收音机才刚刚上市。

        1969年，4000温州知青之一的叶文贵来到黑龙江，落户只有50户人家的偏僻山村。他劳动一天挣到8角钱，一年只能吃三次猪肉。不久，山村通电。供电局工人装好变压器，村民们特意杀猪宰羊表示感谢。知青们闻着肉香酒香，馋得要死，却没份。然而，电工一走，灯竟然熄了。村民骂声一片，堵住村长家讨说法，乱作一团。

        叶文贵学过电工，断定是变压器在运输途中接头脱焊。他找到村长，说自己能修好，但有条件： 第一，杀一头猪款待众温州知青；第二，需要几天时间，队里不能减工分。心急如焚的村长完全答应了条件。叶文贵故意围着实际上几分钟就能修好的变压器转了几天——修变压器比参加劳动轻松。

        叶文贵会电工的消息传到附近矿务局。矿上和矿工经常请他上门帮忙。时间一久，他发现矿务局挖矿用的铁锹需安木柄，但矿里购回的铁锹都不带柄。他知道，东北本身有大量林木，如果生产锹柄，价格绝对是优势。

        找来8位知青，叶文贵说服他们每人出资2元。他自己请矿务局负责人吃了一餐饭，谈定锹柄合同，公司预付600元定金。利用这600元钱，叶文贵开起了锹柄厂。一开始用木工车床，运转太慢，一天只能生产100多根锹柄。于是，他进行技术革新，联想到铅笔刀和生产木锹柄原理相近，设计出了一台机器，每分钟转速3000余次，一分钟能生产锹柄14根。当地林区，伐木工人们伐取大圆木，一些小杂木通常被扔在林场任其腐烂。叶文贵和林场联系，付很少的一笔钱获得这类木材。原料供应轻松解决，生产规模随即不断扩大，几年后锹柄厂产品从关外销到关内。

        1978年，金乡新任书记到任当天，金乡人贴出海报以示“欢迎”： 今晚召开要饭吃、要工作大会，敬请书记莅临指导。同年，大批温州知青返城，99%的人是落魄而归，叶文贵却是带着一笔可观的财富回到金乡。第二年，他召集亲戚集资，生产铝板。

        金乡铭牌徽章生产史悠久。恢复高考后，各大高校正因难以区别本校学生和社会闲杂人员而犯愁，金乡人抓住机会，集中于学校推销校徽。其后几年8万人口的小镇涌现700多家商标厂，从业人员1万多。生意兴旺，难题随之而来，生产必需的大量铝板需从外地采购，成本倍增。现在金乡有了轧铝机，众多徽章厂自然欢迎。仅4个月，叶文贵们的投资全部收回，到年底净赚20多万元。投资不过400元，一年增长25倍，回报率实在可观。但是叶文贵却忧心忡忡： 铝板机结构简单，容易仿造，要领跑市场只有提高行业门槛。其他股东理由充分，“现在有钱可赚”，断然拒绝提议。

        工厂最红火的时候叶文贵选择退出股份。他先后投资高频热合机厂、压延薄膜厂等，每一家厂都利润滚滚。他创建金乡第一个企业集团，或者说是整个温州的第一个企业集团。叶文贵经营思路独到，行事风格也极具个人特色。他致力于培养后备人才，选送职工去同济大学、浙江大学培训深造；企业内部开办电大班、阅览室，组织职工知识更新和升级。当国人还在为百万富翁瞠目结舌时，叶文贵的个人资产已悄然上千万，成为苍南首富。

        叶文贵富甲一方。费孝通在他厂里转了三圈说： 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地方政府也注意上了他，领导几次登门，告诉他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中国的传统，任何人在任何行业取得成功后，最终将走入仕途。

        长期边缘化的地位和所有制甄别，使温州私营业主们惶恐和苦恼。他们渴望认同、渴望融入。叶文贵的伺机出现无疑提升士气，振奋人心。然而，区长一职，对于叶文贵来说，是有形的荣誉，更是无形的压力。他或许经营企业游刃有余，绝不等同于在官场中也如鱼得水。

        短暂的亢奋消逝后，叶文贵不胜其烦，无所适从。他厌倦开会，繁琐冗长的会整天没完没了；他厌烦写报告，报告中夸张的数据在做企业出身的叶文贵眼里显得十分可笑。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将苦恼透露给新华社常驻温州记者张和平。后者写了题为《叶文贵当副区长的烦恼》的内参。紧接着，领导批示，他副区长职务悄无声息地被免去了。

        差不多过了两年，浙江召开全省首届家庭工业会议。叶文贵成为预备成立的省家庭工业协会会长的唯一候选人。他断然拒绝这份多少人求之不得的职务。他有更雄心勃勃的抱负： 造电动轿车。

        在温州，不少人一直在尝试改写整车制造的历史，他们收获的多是失败的苦涩。造车，温州人最深的痛，也是心底最真的梦。叶文贵要造混合动力电动车。站在今天的角度，这是何等的有远见——汽油逐渐紧缺，环保和新能源开发势在必行，而研发电动轿车无疑是缩短中国轿车业与世界差距的最好途径。他摒弃一切俗务，淡出人们视线，专心营造“轿车梦”。与此同时，政府对叶文贵的热情消退，他身上的光环逐渐暗淡。

        转型是企业成长过程的应有之义，可惜很多企业像无头的苍蝇，转来转去，将自己转向绝路。叶文贵投入全部身家。几年后，叮叮当当的榔头和不算先进的机床竟掀开梦的一角——电动轿车充满电最高时速为每小时80公里，一夜电能跑上百十公里。

        值得一提，该车95%以上的配件来自温州本地。当时温州所有的汽配厂家都盯着叶文贵，等待他的成功。然而，他失败了。

        这几乎是一开始就注定将以悲剧结尾的故事。孑然一身，光环是一个人的、赞誉是一个人的，可跌倒时的黯淡和叹息也是一个人的。一张无形的网中，叶文贵经历着一场一个人的战争。电动轿车从构思到商品，需要完善的技术、巨额的资金。耗尽了千万家财，背上沉重的债务时，他发现了自己的孤独，也意识到一己之力根本走不通这条路。作为普通的农民商人，他的力量微不足道。他点燃的中国农民的轿车梦，最终演变为“一个中国农民和一个中国农民的轿车梦”。沉舟侧畔千帆过，醒悟代价实在太大。新一代温州企业家层出不穷，叶文贵却从温州企业家的名单上黯然消失。

        13年后，两位新华社记者通过朋友再三联络，找到不接受任何采访的叶文贵。偌大的厂区寂寥无声。厂区一角，荒草丛中躺着锈迹斑斑的钢铁躯壳。一辆玻璃钢车身的红色小轿车车身陈旧，但仍能开动，车头“Y”字形的车标，源于叶文贵的叶姓。

        “现在可能时机到了……”采访中，叶文贵感慨叹息。事实上，在他偃旗息鼓的十来年，离温州不算远的台州，“汽车疯子”李书福制造出第一辆完全由民营资本投资的轿车。而另一位民营企业家王传福则搭上陕西省政府，投资20亿元组建生产线，生产叶文贵朝思暮想的电动汽车。当然最令人意味深长的一个细节是，后来叶的儿子在大学读的专业正是汽车制造。

        经济的高速发展仍然掩盖不住中国商业传统底蕴的苍白。市场经济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市场竞争的经济规律和执政党的政治规律，一并构成了中国企业特殊的游戏规则。民营企业家如果想要在游戏中取胜，就必须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采访结束，两位记者在分析叶文贵失败的原因时如此写道： 发展目标的锁定上过于罗曼蒂克，在具体运作上脱离实际……除此之外，有一点是不能不提及，他一脚踏进了堂吉诃德般独斗风车的黑胡同，近似于闭门造车，没有充分动员与整合社会资源。政府与政治，是动员、整合社会资源的最强大的力量。依靠这一强大力量，叶文贵不是没有可能。机会，从手指缝间无声滑落……所谓枭雄，是那些在前进路途上过早倒下的英雄；所谓英雄，是那些达到目的后抹去了身后痕迹的枭雄。叶文贵想单枪匹马创造一个市场，但他根本难以克服既有的重重障碍。个人英雄主义过度膨胀，寄希望于一个人的战争，最终孤立无援。

        因为理想过早倒下的叶文贵，他的故事已然成为1984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一段注脚。而这段事实也许能告诉我们，温州的民营企业遇到难题时，通常是孤军奋战、举目无亲。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和政治难题，至今仍然未能得以解决。

        

资本博弈

        长期夹缝中成长的温州草根资本，早就习惯了靠“嗅觉”捕捉机会。于是便有了新中国成立后，大陆第一家由私人挂牌营业的金融机构；也就是只见过一天阳光的地上钱庄。

        钱庄老板、在公立医院当收发室工人的青年方培林开办钱庄前，曾四处翻寻中央文件，寻找政策依据。细心的他竟然在中共中央［1984］1号文件中发现这样一句话：“鼓励农民集资兴办各种事业，尤其是兴办开发性事业……”他立即大胆解读： 集资如果合法，那么与股息性质相同的私人利息理应合法。

        为长远发展，方培林在经营管理中采取当时十分罕见的董事会制。钱庄投股集资，每股金额1000元，个人入股不限，总股为100股，计10万元。由股东选出董事会和董事长，董事长委任经理主持日常工作。年终结算，董事会研究作出合理分红。他同时采取财产法人承保制，凡将现金存入钱庄，借贷双方都要有法人资格，严格借贷手续，到期不能偿还者，按政府有关条例处理。

        1984年9月19日，方培林拿着材料申请。镇政府专门召开镇委扩大会议讨论方案。两天后，镇委书记黄德余反馈说：“不要搞股份制，万一股东思想不统一，容易出问题。就你一个人去办，不要叫什么金融服务社，干脆就叫方兴钱庄。”为求稳妥，黄德余觉得应该有上级“批文”，但考虑让上级“用批文对办私人钱庄这种出格的事给予肯定，恐怕为时尚早。”黄决定由镇里发文件——为改革经济体制，适应商品生产的迅速发展，狠刹社会高利贷活动歪风，经镇委研究，同意方培林同志试办方兴钱庄。

        9月30日，苍南钱库，白底红字的木质招牌“方兴钱庄”，竖立在横街29号方家老宅。按原人行温州分行副行长应健雄的说法，这比人行温州分行的开业足足早了一个月。开张当天，方培林把几沓手写的借贷利率表张贴在钱库的大街小巷，不足3万人口的小镇一天之内都知道了方兴钱庄。

        钱庄的挂牌，绝对冲击力十足，引起的震动之大，可想而知。而因其有悖于国家金融管理的相关条例。以至于《温州日报》记者撰写的《钱库方培林试办钱庄》一文，没能刊登，只能以转为内参的形式保留下来。文章称： 钱库经济繁荣，商店发展到134家，全镇从事商业活动的就有659户，占总户数60%；企业也发展到240家。社会上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很大，自由借贷月利率达到2%～4%。镇上的方培林从《温州日报》刊登的“市区可办信用社融通资金”一文中受到启发，决定创办钱庄，解决社会资金融通问题。他深入调查，了解到镇周围5个大队流动资金需要1000万元，现约缺200万元，而农民手头有大量闲散资金。因此他确信，办钱庄能够弥补信用社不足之处，起补充作用。钱庄开张当日，方培林贴出比银行更优惠的存贷表。

        长期存款：月息1.2%，3个月以上结算。

        临时存款：月息1%，随时存取。

        贷出款项：月息2%，视情况而定。当时银行、信用社的月息是： 活期存款0.24%；5年长期存款为0.78%；贷款利率为1.5%。而民间高利贷高达3%～5%。中间利率对存、贷客户都充满吸引力。

        钱庄经营灵活自主，弥补了银行因各种制约造成的不便。比如，银行、信用社服务时间为法定8小时工作制，而方培林的钱庄24小时不间断提供服务。手头现金不足，方培林会以信誉临时向社会调剂，或不惜以高利向民间借贷。他不停地奔走于客户间，了解各家企业运行情况及现金余缺，判断贷款额度。他还专门在信用社存款5万元，根据信用社存一贷三的规定，一旦需要，能有15万现金解燃眉之急。钱庄因此生意兴隆，开张不到1年，存、贷2400多人次，资金周转总额达500多万元。

        经营没有问题，也得到当地政府公开支持，但上级部门却横加干涉。挂牌第二天，市农业银行上门抗议，方培林不得不摘下招牌，转入地下。尽管转入地下，钱庄顽强地生存了近5年之久。而在钱庄存在的这5年不长的时间里，无时无刻不伴随着质疑和刁难。钱庄的定性，金融界争论不休，大多数权威人士干脆直接否定。本该持有由管理机构签发的《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在几年经营活动中，一直无证经营。

        应健雄曾试探性地给国家总行写过要求批准签发方兴钱庄“金融许可证”的报告。中国人民银行回复姗姗来迟，一年后才发来由行长刘鸿儒签字的电传：

        11月6日电悉，经与国家体改委研究答复如下：

        对于私人钱庄，请按国务院银行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办，不能发给《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电传同时抄送浙江省人民政府、温州市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

        为挤掉钱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率先批准温州施行利率改革。温州由此成为中国利率改革的“晴雨表”。在变通后的银行包夹中，方兴钱庄未能成功突围，出于经营原因自行关闭。由于业务额不大，且都是短期存贷，加上方培林对客户认真负责，钱庄关闭后的扫尾工作相当顺利，没留下任何纠纷。

        钱庄虽然停业，但这股外围力量势不可挡，促使金融业体制内改革的步伐再也无法抑制。而变革来临之前，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只能感触到冰山一角。方培林的“中国第一私人钱庄”躲躲闪闪地蹒跚前行，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温州民间资本力量涌向地面的不可遏制。他们躲在方培林醒目的身影背后，以极端和激烈的方式进行着贪婪的金钱游戏。方兴钱庄开张一年后，温州全境爆发了让人不寒而栗的“金融抬会灾难”。不过，这已是发生在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的故事。

        有时一年犹如人生百年。

        1984年，奥林匹克大逆转，洛杉矶奥运会一改奥运会长期亏损的历史，为加利福尼亚南部地区带来了32.9亿美元的收益。

        1984年，中国企业史上的公司元年，万科、联想、海尔、科龙与健力宝……日后驰骋一时的公司舒展开梦想的翅膀。

        中国的改革开放每每是以经济的破冰推动政治的前行，以政治的前行保护经济的破冰。而在两者滚动式行进的1984年温州，有人沉冤昭雪、意气风发；有人心灰意冷、自甘沉默；有人销声匿迹，有人声名鹊起。

        但是更多舞台上的角色，则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纠缠，充满着激情、狂热、亢奋、躁动和叛逆——过去100年中，只有1911年、1945年和1978年这三年里他们有过这样的感觉。他们自述胸襟怀抱，慷慨真切，做起事来自然畅快淋漓。

        1984年，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分割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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