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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在近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工具性悖论

        一人一票的选举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中国在引进西方制度的同时自然也引进了选举制度。比较而言,同属西方政治影响的东西,政权下移最合中国人的心思,因此做得最彻底,文官政治次之,人们也能认可。议会政治就比较麻烦,无论如何都搞不好,不是变成议会专制,就是废掉议会。议会政治难以落地,最关键的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在中国难以落实。对中国这样的一个伦理本位和集体本位的国度来说,其文化的基因里就没有选举这回事。对过去的中国人而言,所谓的选举就是选官,就是科举考试,根本就没有投票的概念。相对于民主政治,传统中国社会倒是有协商这个概念,但每个人的发言权是不一样的。集体本位的社会离不开权威,因此,即便是协商,也是依据每个人地位的不同有不同的发言权。地位低的人的意见要想被采纳,必然要有地位高的人力挺才有可能。

        当然,没有概念的事物,不见得就完全没有办法引进。但问题是,西方制度被引进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工具来使用的,人们无非是借助这个看起来很美的工具来实现富国强兵的夙愿。这里,民主没有文化的内涵,更没有价值的意义。在这种前提下,选举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往往呈现出很有意思的面相。

        凡是选举,就不可避免地要跟底层社会打交道。中国自辛亥革命实现政体变革之后,北洋时期搞过两次国会选举:民元国会和安福国会。某些地方军阀也推行过联省自治,搞过地方议会的选举。国民党则搞过行宪国大选举。这些选举,无论动员力度大小、百姓参与程度高低,基本上都是为了完成上层政治某项任务的工具,老百姓不仅难以借此实现民主政治的启蒙,效果可能恰恰相反。

        所谓集体本位,就是一个群体中一般成员的意见是通过这个群体的精英来表达的,而伦理本位则表示所谓的精英只能是群体伦理关系中处于高位者。因此,在民元国会选举中,虽然中国人还没有学会买票贿选,但一人一票的选举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每个选区的投票差不多都是体现本区域精英的意志。所谓选举,不过是工作人员抱着票匦四乡走一圈,然后按照选民册代填选票而已。候选人不知道用政见讨好选民,主导选举的地方精英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选出合乎地方需要的候选人,因为即使是地方精英,也不懂选举和自己社区日后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推出他们认为合适的人而已。民元国会选举,国民党之所以大胜,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地方精英看来,国会是革命之后的新鲜事,而新鲜事就得让跟革命沾边的人来办,因此,跟革命有关的国民党就占了便宜。显然,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然而,随着选举接着进行下去,中国人也学会了买票贿选的本事。这么一来,选举在底层社会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选票需要买了,买的时候基本上是一群一群地买,只要买通一个地方精英,那么这个精英能控制的地方的选票就都是自己的了。而地方精英的行为也分成两类,一类借选举为自己牟利,买票的钱都落入自己的口袋,只要他能压得住茬,一般也不会出现乱子。另一类比较有公益心的精英,往往会把选举当成为自己群体谋福利的一次机会。比如很多南方的宗族就开会议决,本族的选票一定要卖给出钱最多的候选人,而卖票所得一律作为宗族的公产,用于宗族公益。当然,如果有政权的干预(一般都是掌权的军阀),价钱上可以优惠,但必须有其他条件作为交换。这就是为什么在安福国会的选举中,原本觉得自己在人望上占优势的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会大败给仓促组建的安福俱乐部,只得了区区二十几个席位。因为安福俱乐部背后有军阀政权的支持,在政权和金钱两种资源上,研究系都没有优势。

        军阀政权利用选举组织国会,为自己的政权提供合法性,但底层社会却把选举变成一次相当纯粹的市场交易。事实证明,双方在当时的条件下,都达到了理性选择前提下的利益最大化。

        1947年国民党行宪国大的选举跟此前的选举有所不同。由于国民党政权有点全能主义的味道,因此动员能力和社会整合能力都比北洋政权要强很多。其党、政、军、警、特在地方上还是很有力量的,政权对社会的渗透也远非北洋政府所能比。但是另一方面,经过了现代政治几十年的洗礼,二战胜利使得民主国家的声望空前提高,某些城市居民,尤其是知识水准比较高的居民,民主意识有所萌发。人们初步意识到了选举与自己生活的关系,只是这类人实在太少,对选举大局构不成很大的影响。同时,我们看到,由于战争的破坏,原有的乡村精英控制能力有所减弱,有的时候,从前选举的买票方式往往会出现问题。

        因此,此次国大代表的直接选举,更多地表现为国民党国家机器在地方高度动员的局面。尽管在选举之初,国民党为了防止代表变成清一色的国民党党员,曾经力图通过地方协商,尽量保证某些无党派人士,尤其是青年党和民社党等附和他们的“民主党派”成员占有一定的比例。国民党事先就把这个比例通告给这些小党。然而政权机器一开动,地方上担心的却往往是自己人的比例不够,难免动员过度,最后使得小党和无党派人士纷纷落马。国民党中央又不得不出来纠正,结果原来当选的人又不干,演成很多选举纠纷。

        这种政权体系动员下的选举,已经演变成完全意义上的政权工具。参与选举的底层民众既不可能得到选举自己的代表的好处,也得不到卖票的利益。选举只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民主跟老百姓依然距离很远。

        1半益农,是毛泽东的提法,指那些具有自己农具和耕牛的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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