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年轻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江苏江村住了两个多月。

        他那本先以英文发表，后翻译成中文的名著《江村经济》，成了本世纪第一部关于中国乡村变迁的人文著作。书中有一段被后来者常常引用的精辟论述：

        “中国从来不是个纯粹的农业国家，而一直有着相当发达的工业。可是传统的工业都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中，所以是乡土工业……”

        可惜的是，千百年来，这些“分散在无数乡村”的工业只是处于饥贫边缘的农民们为了弥补农业收入的不足而进行的一种“补充劳动”。在重农轻商的封建时代，它的存在从来就是微不足道的。到本世纪初，由于西方工业的入侵，乡土工业已濒临崩溃的境地。

        作为第一个观察到这一现实的中国学者，费孝通疾呼；最终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办法乃是恢复发展乡土工业，使之能从传统落后的乡村手工业转化为乡土性的现代工业。

        费孝通的声音孤独地走了好久，终于在四十年后的中国大地上得到了回响。与乡土工业有血缘之亲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把中国农民带进了现代工业的新天地中。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费孝在30年代末所无法想到的。

        那就是：“乡土性的现代工业”除了能够帮助农民改善必要的生存现状之外，是否有可能再向前进化一步，成为有别于传统都市模式的另一条城市起源的途径？

        这样的话题，真是让人激动不已。

        这是另一本全新的“江村经济”。

        但是，在浙江农民的实践之前，我们没有在现有的理论典籍中找到答案。

        甚至，在西方经典社会学家的语境里，这样的问题也是荒唐的。

        被许多人视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的马克斯·韦伯。是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他曾表述过这样的观点：蒸气机之生就是磨坊之死，传统小工业是根本无法进化成社会化大生产的。

        自韦伯之后，当代西方主流社会学的研究者们一直未把乡土工业放入他们的考察视野之中，而是想当然地把它看成是一个等待着被淘汰，或被都市文明逐步蚕食的“落后社区”。

        在这样的理论构筑中，与乡土工业相依存的专业市场便也当然地被排斥在了社会变迁的积极因素之外了。

        如果有谁认为——“从乡土工业的肌体中能够生长出新鲜的现代都市血液和骨骼”、“在专业市场的基础上可以发育出具有现代商业特点的城市来”——那是违背他们的原理和思维惯性的，因而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在今日中国，在浙江农村的一些地方，农民们已经部分地推翻了这些大师们的论点。在中国第一座农民城龙港，在路桥，在浙江农村的小城镇开发热中，一个梦想正脱胎成火热的现实；在当代中国这一广阔的时空范畴中，乡镇企业的现代化大大拉近了广大农村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距离。而与乡镇企业互为支撑的专业市场更是进一步增强了乡土工业经济的辐射力，并由此创造了一次新的社会结构重组的机遇。也就是说，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将不同于西方大师们所“发现”和“指点”的“历史规律”或“普遍发展道路”。

        1994年11月，年事已高的费孝通不辞辛劳再访温州。

        在八年之前，他曾因出于“好奇”，只身赴温州考察，那次他访问了四县五镇十多家市场，写下了一篇《温州行》。那篇文章对温州的专业市场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对发生在浙江大地上的乡土工业浪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篇文章成为日后许多人寻访温州之谜的指南。

        八年之后，同样是在温州，却是另一道风景吸引了他，那就是小城镇的风起云涌。在随后的一篇《家底实创新业》的长文中，这位“八五老翁”仿佛是在接着当年《江村经济》和《温州行》的话题继续往下说：

        “专业市场的发展，活跃了流通，带动了工业，促进了小城镇建设，15年前，我在《小城镇，大问题》一文中所论到的小城镇那种冷冷清清局面，也成过眼云烟了。这一页历史掀过之后，紧接着是80年代农村工业化浪潮，进入90年代以后，很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农村城市化时期，其重要标志就是小城镇建设步子明显加快。

        “……很明显，这预示着中国农民在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更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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