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张伯伦在伯明翰组织了全国自由联盟，由一些当地小型组织构成。在1867年被授予潜在权力的工人阶级成为这些组织的新生力量，他们现在被赋予在党的委员会上发表意见和表达愿望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这在贵族控制的早期时代被认为是不可能的和革命性的。格莱斯顿懂得政治氛围的变化，在1879年中洛锡安竞选运动旋风般的巡回演讲中，他在民众中获得的欢呼称赞超过了以往任何其他政治家。他们不仅为他喝彩而且给他投票，1880年的新议会中自由党占有可观的多数。与迪斯雷利的政治决斗画上了句号，格莱斯顿再次成为政府首脑，一年后迪斯雷利去世了。这次运动中，新的民主力量被动员起来，民主机制以一种现代方式得到展示，这次运动使女王甚至许多老资格的政治家都倍感震惊。

        实际上，到1880年代，我们发现许多事情正开始让政治和政治家领域之外的保守人士感到震惊。如果说女王不喜欢格莱斯顿先生的举止，他把火车车厢的一个开放的窗口作为不合时宜的论坛对一大群人发表演讲，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使她烦恼，那么她也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威尔士亲王的举止。由于被女王排除了对国家事务的任何真正参与，作为一个能力十足的人又不喜欢思想文化或审美情趣，他只有通过其他途径让自己获得满足，成为伦敦社会奢靡放荡生活部分的大佬。虽然他早期不受人欢迎，关于他的性丑闻和赌博丑闻广泛流传，但现在他受到了各个阶级的欢迎，这也许是对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过于严谨的家庭生活的普遍反动的一部分。亲王发明的在马尔博罗大厦举办的礼拜日晚宴是对英国周末社会习俗的首次违反，稍后不久就兴起了八十年代乡间别墅的周末聚会。“周末”一直被认为是独特的英国产物，但如果了解到它的历史多么晚时许多人会吃一惊，显然，周末和传统的严守安息日主义（Sabbatarianism）不能混淆。

        1880年也见证了另一个预兆。报刊仍然主要由庄重的日报、几份严肃的周刊和令人敬畏且非常能干的季刊组成。但1880年乔治·纽恩斯创办了一个小型周刊杂志《趣闻》，里面是各种各样的八卦消息，服务于那些有读写能力又不想过于专注而影响精力的人。它预示着一个大众思想的新时代。

        还有其他因素的干扰。激进派现在被认为是自由党的一翼，约瑟夫·张伯伦、迪尔克和其他人正在提出一些令人不安的建议。事实上，张伯伦马上就要提出，私有财产因为已经取代公有制和公共管理，应该为所有人的利益以“赎金”的形式征税。如果回忆我们这个世纪里劳合·乔治先生早期演讲所引起的振奋，就不难理解张伯伦先生在新创的周末聚会上造成的震撼了。

        似乎一切都在变化，甚至房屋的建筑风格，至少规模小一些的乡村房屋是如此。英国是一个小国，在伊丽莎白时代人们把它称为“半个岛屿”，但乘兴而来的外国游客总是对其异常丰富多样感到惊奇，不仅是它的风景，还有它的老式乡村建筑。各种各样的砖、不同的当地石材、抹灰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是早期时代不富裕的人建造房屋要用到的，换句话说，为了方便和成本。当建筑材料的运输费用昂贵，即使完全可能，建筑商会求助于当地附近的材料。随着公路、运河和铁路时代的到来，许多标准化的材料，即使运输成本增加，也变得比当地的建材便宜。而乡村建筑越来越低劣的巨大变化，可能更在于经济原因而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精神的原罪，与我们这个时代世界大战之后波纹铁的泛滥极为相似。

        在建筑领域发生的变化同样发生在家具上，家具生产由机械加工替代了手工制作，便宜的彩色印制图案批量生产。机器推动了经济，却未被控制来创造美，如果说机器可悲地影响了品味，这是可以理解的。社会财富也发生了大转移，正如一个新阶级已经学会了阅读而未能聚精会神，不经过任何培训就知道如何购买各种舒适用品和小装饰物的新阶级也已经形成。

        另一方面，这些年在一批艺术家诸如威廉·莫里斯、罗塞蒂、伯恩-琼斯和沃茨等的带领下，已经有了一种反应，而已经在伦敦定居的美国人惠斯勒带头进行了为反对早期摄影术对绘画艺术造成的不良影响的斗争。

        基本上已经垮掉的文学在1870年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虽然诗歌明显缺乏，大部分是新时代崭露头角的小说家，例如美国人亨利·詹姆斯、乔治·梅瑞狄斯以及托马斯·哈代，但他们的读者非常有限——虽然1886年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出版了《金银岛》和《绑架》。所有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乔治·艾略特和其他人，曾经是畅销书的作者，但是那种名衔现在只能落在已经被遗忘的平庸甚至更差的作者头上。女王读过玛丽·科雷利（Marie Corelli），而王位继承人什么也没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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