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座不比一间富人家的客厅更大的小教堂。长凳没有靠背；因为听众同时也是唱诗班，就不用为唱诗班单设座位了。有一部分成员被专门分配去建造一个台子，好让牧师站得比听众高上几英寸，但这并非当务之急，因为主要的高大建筑，一个白色橡木十字架，已经立起来了。在成为“神圣救世主教堂”之前，它是一爿侧窗闲置不用的绸缎布匹商店，只有前窗摆放样品。窗户上糊了纸，成员们正在考虑，是漆上油漆还是挂上窗帘——怎样才能既保持隐蔽，又不失去本来可能照耀他们的那点阳光。夏天，门一扇扇敞开着通风换气。冬天，则全靠过道上的一个铁炉子恪尽职守。教堂前面是个耐寒的门廊，顾客们常来坐坐，而孩子们也在那里笑话那个把脑袋卡在栏杆中间的男孩。一月份一个晴朗无风的日子里，若是铁炉子冰凉的话，实际上外面比屋里更暖和。不过潮湿的地下室还算暖和，只是没有阳光照着地铺、洗脸盆和给男人挂衣裳的钉子。而且，对一个地下室来说，一盏油灯很是惨淡，所以保罗·D坐在门廊的台阶上，靠插在外衣口袋里的一瓶酒取暖。取了暖，也喝红了眼睛。他把手腕夹在膝盖中间，不是怕它们发抖，而是因为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抓住。他那被掀开的烟草罐已撒光了里面的东西，它们自由地飘荡着，将他变成了它们的玩物和猎物。

        他怎么也想不清楚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他不如和西克索一起跳进火里，那样两个人就能一起尽情大笑了。反正屈服是迟早要来的，那为什么不大笑着高呼“万岁”去迎接它呢！为什么不呢？为什么拖延？他已经见过他的哥哥口袋里揣着炸鸡在火车上挥手道别，眼泪汪汪。妈妈，爸爸，有一个不记得了，另一个从来没见过。他是三个半拉兄弟（同母异父）中最小的一个，他们一起被卖到加纳的“甜蜜之家”，二十年不许离开农庄一步。有一次，在马里兰，他遇见四个在一起过了一百年的黑奴家庭：曾祖父母，祖父母，母亲，父亲，母姑母，叔父舅父，堂表兄弟，堂表姊妹，还有孩子们。有半白的，有部分白的，有全黑的，有与印第安人混了血的。他满怀敬畏和妒忌地看着他们。他每发现一个黑人的大家族，就一次次地逼着他们说清楚他们每个人谁是谁，互相是什么关系，究竟谁是谁的什么。

        “那边那个是我的姨妈。这边这个是她儿子。再那边那个是我爸的表兄。我妈嫁了两次——这是我的半拉姐姐，这是她的两个孩子。现在嘛，该说我老婆了……”

        那样的家庭从来没有属于过他，他长在“甜蜜之家”，从来没想过那个。他有两个哥哥、两个朋友，有厨房里的贝比·萨格斯，还有教他们打枪、听他们说话的主人。给他们做肥皂、从不高声说话的女主人。二十多年来，他们一直生活在那个摇篮里，直到贝比·萨格斯离开、塞丝到来、黑尔得到她为止。他跟她成了家，西克索也拼命地想和“三十英里女人”成个家。等到保罗·D同他大哥挥手告别的时候，主人已经死了，女主人惶惶不可终日，而摇篮早就破裂了。西克索说是大夫把加纳太太弄病的。说是他正在给她喝那种马折断了腿可又舍不得火药打死它们时给它们喝的玩意儿，而且要不是“学校老师”有新规定，他就会这样告诉她了。他们笑话了他一通。万事通西克索对什么事情都有个说道。包括加纳先生的中风，他说那是一个心怀嫉妒的邻居给了他耳朵一枪。

        “血在哪儿呢？”他们问他。

        没有血。加纳先生回家时汗溻溻地趴在母马的脖子上，脸色青白。没有一滴血。西克索嘟哝着，他是唯一一个看见加纳先生去世不是那么难过的。可是不久，他就着实尝到了苦头；他们都一样。

        “她干吗叫他来？”保罗·D问道，“她干吗需要‘学校老师’？”

        “她需要个能算账的。”黑尔说。

        “你就能算账。”

        “那不一样。”

        “不对，伙计。”西克索说道，“她需要家里有另一个白人。”

        “为什么？”

        “你说呢？你说呢？”

        反正，就是那样。没有人料到加纳会死。没有人觉得有那种可能。那是怎么一回事？一切都建立在加纳活着的基础上。没有了他的性命，他们的也就都完蛋了。那不是奴隶制是什么？在保罗·D力量的巅峰，在他比最高的还高、比最壮的还壮的时候，他们剥夺了他的一切。先是他的枪，然后是他的思想，因为“学校老师”不参考黑人的意见。他把他们提供的建议叫做顶嘴，而且发明了五花八门的矫正方法（他都记在了笔记本里）来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他抱怨他们吃得太多，休息得太多，说得太多，这跟他自己相比的确属实，因为“学校老师”吃得很少，说得更少，而且根本不休息。有一次，他看见他们在玩——一种投掷游戏——他脸上那种深受伤害的表情让保罗·D直眨巴眼睛。他对待他的学生们也像对待他们一样厉害——只是不加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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