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嫖娼，在过去的中国不算事。王朝时代，妓院的主流，是官营的。这事据说是从春秋齐国的管仲开始，为了国家创收，弄了女闾三百，设立红灯区。从这以后，官员嫖妓，官妓优先供给。古人讲究情趣，官员送往迎来，联络感情，招妓侑酒，例行公事。妓女不仅仅是陪酒亵戏，重点是歌舞弹唱。所以，教坊里的官妓，吹拉弹唱，都得会点。琵琶也好，中阮也好，都是妓家的传家乐器。能边弹边舞者，自是此辈中的高手，所以值得被敦煌壁画记录下来。当然，唐代的时候，也有舞剑器的，记录者，则是诗人。

        当然，不管歌舞如何，男女之事是免不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歌舞，也是为了让性事更激昂，更富有情调。严格地说，那年月，妓女的姿色不见得可以跟官员家里的歌姬媲美，但技艺和情调，肯定要高。所以，才让家里有一堆佳人的达官贵人，一个劲儿地往花街柳巷溜达，大把大把地扔钱。

        其实，就算妓女们的色艺都不敌家里的，官员们该去还是得去。灵长类动物的本能，强悍、地位高的雄性，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占有异性。猴子变人之后，有了文化，这种行为被披上了文化的外衣，但实质上，还是多多益善。占有更多、更美丽的女性，未必是性欲的需要，而是权势和地位的展示。就跟财产和房舍一样，越多，越宏丽，自家的感觉就越是好。

        比较野蛮一点的，大抵动强生抢，据说成吉思汗就喜欢抢别人的老婆，对处女反而不稀罕。已经是人家的所有物了，抢过来变成自己的，过瘾。比较有文化的汉人官员，不屑于这样强横，他们会买，会诱使部下奉献。当然，如果诱惑力足够大，也不排除动抢。西晋时的石崇，就因为自己的爱姬绿珠名头太响而遭了祸。后蜀的花蕊夫人，也由于艳名太著，害得老公国破家亡。所以，理性选择，金屋藏娇，还是藏紧点好。但过于低调，没法跟人炫耀，又很是没趣，像明珠暗投，绣衣夜行。

        所以，比较起来，还是嫖妓比较合理。教坊里的美女，是大家的，首先是官员的。想炫耀一下权势，亮出头衔，多扔点缠头就是。况且，吃花酒的时候，众多官员在一起，官大官小，一目了然，自古美女爱高官，你官儿大，自然会有美女前来奉承，给足了你面子加里子。

        官员嫖妓的好日子，到了清朝，遭遇毁灭性打击。满人是从白山黑水那儿下来的，原本日子就俭朴，见不得明人的骄奢淫逸，加上研习理学，把朱熹纸上的话当了真，所以，皇帝不许官员嫖妓。官员不进妓院，待仕的士大夫当然也就不便进。弄得清代妓女文化萧条，再也出不来柳如是、李香君这样的名妓。京里的官员憋极了，只好在戏子身上打主意。当年的戏子，都是男儿身，但俊俏的男旦，却也可以成为妓女的替代，时人把这叫作逛相公堂子。别误会，这不是同性恋，不过是有点偏差的嫖妓。

        这样的日子，到了晚清有所改变，纲纪乱了，太后和皇帝管不了那么许多。巡城御史睁一眼闭一眼，胡同里安营扎寨的妓女多了，逛胡同的官员，也就多了。只要不闹得太不像话——像庆王爷的儿子载振那样，率领本部官员集体招妓，没有人大惊小怪。民国之后，官员就更自由，各部议事，都挪到了八大胡同的花酒席上，莺莺燕燕，当了半个总长的家。作为新事物的国会议员，也不甘落后。当年北京人称，有三样人比较喜欢逛胡同，两院一堂。两院就是国会参众两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即今天北大的前身。不过，在民国初年，这个学堂多数的学生，都是官身。

        其实，在任何时代，嫖妓都不是一种好事，无非败德之行。对于三妻四妾，歌儿舞儿成群的达官贵人来说，自家的碗里那么满了，还要到外面打野食，无论如何，老百姓都不会感到舒服。但是，在一个男权社会，一个官权大于天的社会，官员要怎样，皇帝不管，还能有谁管呢？在现代社会，官员嫖妓这点事，如果仅仅事关他们的脐下三寸，自己掏钱自己消费，不过是私德问题。因此犯了党内的规矩，也是他们党内的事。可是，如果这后面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那可就事儿大了。可惜，但凡官员在这事上栽了，多半都跟交易有关。解决之道，如果回到古代，让官员有嫖妓的特权，更是天下大乱。加强道德教育，让官员天天学习，好思想恐怕也灌输不到脐下，该犯事的，还是得犯。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得有制度，制度上的人盯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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