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覆灭，汉人士大夫很是可惜。刚从一个异族手里解放出来，混了两百多年，结果又沦入另一个异族之手。士大夫的民族自尊心，很是受打击。大家伙着圈，要追究责任，清初几十年，一直议论纷纷。

        一种说法是赖八股。因为明朝八股取士，说是代圣贤立言，其实不过抄袭敷衍，才智之士，一生有用之精神，消磨在无用之八股上，学风大坏，于是导致江山易姓，国家沦亡。清人笔记上说，明亡之后，有人在大明门上贴了一张大红纸，上书：奉送大明江山一座。落款为：八股朋友同具。在那个恨死了满人的明遗民吕留良那里，这个故事变成了一具礼单；上书：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贽敬。落款是：晚生八股顿首。

        第二种说法，是赖士风。到了明朝，理学一变为心学，越谈越玄，学风空疏。士大夫对于经世致用之学，不加讲究。国有急难，书生百无一用。平时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明末清初，文人笔记，记录了好些迂腐的书生的事迹。李自成的军队打进城了，不知道躲避，反而迎上去跟人家谈大义，人家拿刀放在他的脖子上，他大怒：“我以大义教你，你居然要杀我，真是个贼呀！”结果脑袋掉了。张献忠攻打洪县城，城中人尽逃，有一老儒，登城墙，对着黑压压的攻城士兵，厉声大骂：“清平世界，朗朗乾坤，尔等率众攻城，不畏王法吗？”言未竟，城下箭齐射上来，把他射成了刺猬。清朝大才子纪晓岚的两位曾伯祖，都是秀才。清兵将至，大家忙于逃难。两位却因为跟一老者争论门神到底是尉迟恭和秦琼还是神荼和郁垒，引经据典，查阅书籍，反复争论，最后没有逃掉，丢了性命。

        第三种说法，是赖魏忠贤。明熹宗时代，太监魏忠贤当政，蒙蔽君主，胡作非为。因此，人说明不亡于崇祯，而亡于天启（明熹宗的年号）。当然，还有说赖万历皇帝的。

        其实，明朝之亡，如果追究责任的话，第一个要负责的，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八股取士，是他定的。太监当政，也是他开启的。如果不是他废掉了宰相，太监怎么会如此大剌剌地干预朝政？别的朝代，宦官之祸，顶多是皇帝信任宦官，听宦官的话，而只有明朝，宦官可以替皇帝批奏折，掌握“批朱权”，做“立皇帝”。如果不是废相，国家杂事都涌到皇帝这儿来，而皇帝又应付不了，懒得批阅公文，这才让伺候笔墨的司礼监太监，得以钻空子替皇帝当了家。

        同时，明朝的痼疾，是宗室的负担和两套兵制。这样两种制度，都是朱元璋定下来的。第一条，凡是朱家子孙，世世代代接受朝廷供养，无须出来做事。结果，朱家人子生孙，孙生子，以超高的繁殖力，养了一堆堆的寄生虫。害得北方数省，单单供养宗室，钱粮都不够。第二条，兵制实行卫所制。各地按防卫之所需，设立卫所，屯田养兵，兵家世袭，自给自足。结果，卫所之兵，都变成了军事农奴，而各级军官，则变成了农奴主。恨死了农奴主的农奴们，即使不逃亡，打仗的时候，也不知道打谁了。所以，卫所在朱元璋死后，基本上就闲置了，百无一用。但祖制不能动，没有用的卫所，还必须保留，为了国家安全，非另起炉灶不可，于是，又另设镇戍之兵，兵源来自招募。害得这个王朝，得为养兵多出不止一倍的钱。一旦边疆有事，这样的负担，就会成倍地激增。

        所以，单这两项制度，就让朝廷的经济不堪重负。张居正的改革，只改了赋税的征收办法，但宗室和养兵的负担，却不敢动，也不能动。一条鞭法的征收改革，实际上是将原来不合法的田赋和口赋附加合法化，但附加的数额明确化了而已。随着朝廷的负担越来越重，最后还是得在附加之上，再添附加，官吏从中渔利，横征暴敛，直至民不堪命，激起民变。

        后世说明亡之源，说得最多的，其实就是士风。袖手谈心性，空谈误国，被人反复提起。连清朝的皇帝，也赞同这个说法。其实，明人谈心性是谈得挺多，但讲究实学者，也还是有的。明末制造火炮、火药之术，跑车的发明，都是前代所没有的。哪个时代没有几个迂腐的书呆子呢？书呆子再多，再坏事，也坏不过制度。国家制度上有那么大而且明显的缺陷，即使士大夫再努力，皇帝不肯改，最终还是挽回不了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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