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技室成立之初，六个组中，第四组管收报，第五组管总务，第六组管中文密电，其余一二三组，都管日文密电，是全室的核心，人数也最多。但是这三个组的分工却很不科学：第一组专搞研译和翻译，组长为霍实子，从军政部合并过来的池步洲等五人，都在这一组；第二组专门研究日本外务省及海空军的密电，组长为杨贻清；第三组专门研究日本陆军的密电，组长为杨肆。工作方法是：第四组抄收到日文密电，送到第二三两组“研究”，也就是恢复电文的文字次序，但仍是密码。研究成功，用英文打字机打出，送到第一组来“研译”与“翻译”，也就是把日文密码翻译成日文，再翻译成中文。

        这种工作方法，有许多环节是重复劳动。层次多，速度慢，浪费了人力。

        池步洲他们在军政部研译室的时候，根本就不分工，研究、研译、翻译一包到底，一气呵成。环节少，速度快，只有五个人，却能完成军技室十几个人的工作量。

        关于这种分工，池步洲也曾经向霍实子提出过改进的建议，要求第四组把收到的密电分送第一二两组（第三组的各科科长和全体组员都是从军统局合并过来的，组长杨肆不愿意与特务分子为伍，主动到第二组指导研究工作），进行竞赛，但是霍实子比较保守，或曰习惯于自己的工作方法，没有采纳。

        一九四零年十二月，魏大铭带来及发展的特务分子统统被赶走以后，军技室全体员工欢欣鼓舞，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破译密电工作。

        这期间，虽然主任是由毛庆祥代理的，但是人事及业务安排，依旧是温毓庆的老底子，不但各组的组长仍是温派人物，工作方法，也还是从密电检译所搬过来的那一套。

        过了一段时间，池步洲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直接向毛庆祥谈了。毛庆祥深知池步洲等人的实力，为提高工作效率，终于接纳了池步洲的意见，下令第四组抄收到密电以后，用打字机打成一式两份，分送第一二组，让他们展开竞赛。

        有道是“官大一级压死人”，毛庆祥发了话，霍实子也就无话可说了。两组间的竞赛紧张而热烈。每天收到密电，大家都全力以赴，埋头研译。特别是日方更换密码本子的头几天，两个组都夜以继日地奋战，生怕落后。这一来，第二三两组可就苦了，他们组内懂日文的人本来就很少，只有一个化名王良诚的朝鲜人水平比较高（此人原名闵石麟，日帝投降后回国，出任南朝鲜驻华大使）。经过几轮比赛，往往是第一组领先。

        毛庆祥就任代主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撤销李直峰西安军技室第十工作队队长和第十支台台长的职务，调回重庆，任命为军技室技术研究员、第六组副组长。此外，也安插了一批自己的亲信：第四组组长方砚农被赶走了，由毛的留法同学王兴智继任。新设了一个第七组，是专门搞法文密电破译的，也由毛的留法同学王俊杰和丁于正任正副组长。第五组则由毛的留法同学余惠笃取代原施家干为组长。秘书室内也加了一个毛的亲信当秘书。这样一来，温派的势力逐渐缩小，与毛派之间的磨擦和矛盾则日渐加深。

        池步洲等五个从军政部合并过来的人，以前被温派排挤，坐在第一组的一个角落里。后来池步洲当第四科科长，其余四人当科员，既无发言权，也没有野心，只知埋头工作，不管闲事。对于毛温两派的磨擦，既不与闻，也不参预。

        温派人物自以为反魏有功，不把毛庆祥看在眼里。毛庆祥撤了施家干，以自己的亲信取代，温派人物敢怒而不敢言，就重抄当年反魏的老谱儿，制造“小罢工”，一连几天不把译出的密电送到毛庆祥那儿去，企图迫使毛庆祥投降。不料毛庆祥并不屈服，他找池步洲谈话，告知温派发动“罢工”的原因及目的，要池步洲以国事为重，带领原军政部的人马成立一个“专员室”，任命池步洲为主任专员，其余四人为专员，以后第四组收到了密电，就送到专员室来交池步洲等人破译。

        池步洲等人在第一组都是骨干力量，组内温派人员所进行的破译方法和密电本子，就是池步洲从军政部合并过来上交的本子。池步洲见温派人员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却又长期压制他们五人，本来就心怀不满；如今温派又发动了权势之争，不以抗日为重，甚至搬出“罢工”故技，更其看不惯，就一口答应下来。

        毛庆祥的这一招，为温派人物所始料不及，“罢工”罢不出什么名堂来，无可奈何，只好鸣金收兵。

        池步洲等人，虽然成了“专员”，职称好听了些，但薪金照旧。不过长期受到排挤，现在有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心情却舒畅多了。从此，本来是一二组之间的比赛，变成了专员室与一二组之间的决赛，竞争更其激烈，成效也更见其大。

        毛庆祥“主政”之后，为了笼络人心，或曰为了精诚团结，统一意志，不闹矛盾，齐心努力于破译工作，除了每周一次的各组联席会议，召集各组组长、科长、专员研究工作之外，还放出一把火：即遴选室内对密电破译有突出贡献者十人晋见蒋介石。这十个人，是一二三组正副组长加上三个研究人员和池步洲，时间在一九四一年初。当日由毛庆祥带领，到委员长侍从室小客厅坐等，不久蒋介石出来，身穿黑色呢军装，光头不戴帽，微笑着向大家点点头。众人起立，他叫大家坐下，然后由毛庆祥称名道姓地一一介绍。蒋介石也不坐下，先说了几句“好久不见”之类的客套，接着说：“你们很辛苦，每天要译出许多日本密电报，我天天都要看，很有价值……”蒋介石讲完了话，毛庆祥又介绍了一下军技室的现况和奋斗目标。最后由霍实子代表大家感谢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接见，表示一定竭智尽力完成破译任务，以报党国重托等等。蒋介石听了频频点头，又说了几句话，就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还说“你们以后随时都可以来见面”——这当然是客气话。不过自始至终，和颜悦色，既不端架子，也不装腔作势，说话也不是命令口气。他这个阎王，比起小鬼儿魏大铭来，可亲切多了。

        对于“领袖接见”，当时人们并不怎么重视。至少池步洲并不觉得有什么“殊荣”。因为他在中央广播电台，经常可以看见蒋介石；重庆的老百姓，也常常可以看见他坐着敞蓬汽车在黄山脚下、重庆市内或国府路一带来来去去，并不像后来宣传的那样“警卫森严”、出行必“清道静街”的。

        不过整个军技室却把这件事情看得很重，而且果然也起了“安定团结”的作用，特别是温派人物，从此都听毛庆祥的号令，不再横生是非，至少表面上不再闹小宗派了。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池步洲破译了日本海军将要偷袭珍珠港的密电以后，终于名声大震。

        这是池步洲一生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不朽功勋，本文下面将特辟一章，专门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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