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田半年，事为章振乾先生所悉。当时他在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所长，一定要池步洲到他那里去，安排了一个副研究员的职务，从事华侨经济的研究工作。

        此外，他到日本以后，经济拮据，池步洲曾为此专门写信给当时任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厅长的许显时请求接济。许是池步洲大姑妈的儿子，是池步洲的表兄。池步洲总算还有面子，许显时前后寄了好几次钱来，刘子崧方才得以在日本完成学业。

        一九四八年六月，池步洲经同乡同学俞鸿光的介绍，带着妻儿老小到了上海，在中央合作金库上海分库担任总库专员，做的实际上是有关金融汇兑方面的密码通信工作。分库经理骆美中，也是东京旧友，本就相识。赴沪之前，正好他五哥步云和五嫂林怡从四川回到福州，就让五哥和老母在竹林山馆继续住下去，一直到解放。

        抗战结束，池步洲先生因反对内战，不愿继续为蒋介石效劳，于一九四六秋携带全家回到福建闽清县乡下种田，侍奉老母。

        池步洲决定把老母迎至福州供养。这时候他自己已经有了二子二女，加上老母，一家七口，不说日食度用，单是住房，就需要三四间。东找西找，看了好几个地方，不是房子太小，就是房租太贵，总找不着合适的。一天，偶然碰见留日时代东中野“闽租界”中的人物刘子崧，他听说池步洲还没有找到房子，立刻主动出借仓前山林山馆内一座二层楼房楼上的一半，而且免收租金，一住就是两年。

        直到解放以后，刘子崧出任福建农学院院长，方才说了实话：原来他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竹林山馆的房子，就是他们地下党机关的所在地，那家基督教徒和工人，都是共产党员。刘子崧当时之所以肯把房子免费借给池步洲，一方面固然有留学期间的友谊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借重池步洲的“少将”身份以为掩护之意。当然，他对池步洲的为人极其了解，知道池步洲是个好好先生，不会害人，才敢在他的上级面前拍胸脯作担保。不然，池步洲就是再困难，他也不可能牺牲党的利益来照顾私人感情的。

        刘子崧也是闽清县人，一九二八年池步洲因准备赴日留学，曾入福建法政专门学校学日语，即与刘子崧同学。但他却一直耽搁到一九三五年前后才到日本，读的是农业经济系。一切入学手续，都是池步洲代办的，住房也在东中野一带。他不大与人来往，但每逢过年过节，一定到池步洲家与众人聚会。池步洲长子的满月酒，他也参加了，并与大家一起照了相。

        池步洲在东京期间，因他好帮助人，结交了许多朋友。尽管国难期间天各一方，相互之间不通音问，但是风云际会，一个个都他最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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