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春，池步洲从早稻田大学工学部毕业，英子小姐也已经怀孕，临盆在即。因此，当务之急，是赶紧找一份工作，以维持一家的生计以及生儿育女的花销。

        经朋友们介绍，得知驻日留学生监督处需要一名兼通中日两国文字的职员，池步洲前去应聘，一谈就妥。工作不重，收入足够家用。

        留学生监督处一共就六个人，监督以下，一个教育科长，一个总务科长，一个日本雇员办理日文公函文牍，一个不懂日语的中国雇员专管收发。池步洲去后，专门办理留学生的入学事务。

        当时中国政府规定：中国留学生要想报考日本某大学，事先必须将文凭交到监督处审核，开具一份证明给学校，池步洲做的，就是这一工作。事实上留学生中只有一部分人到监督处来登记并领取介绍信，另一部分人，是靠私人介绍入学的。日本几个著名大学的教授们欣赏的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并不在乎有没有介绍信。由于池步洲经常跟各大学的教务处联系，认识了不少大学的教务处负责人。他跟这些大学的学者们混熟了以后，也介绍一些有特色的学生去免试入学，监督处也不过问。因此监督处的存在与否，对留学生的关系并不是很大。

        一九三五年五月，池步洲见监督处的公务并不是很繁忙，不妨利用这段时间再学一门功课，就办好了法政大学经济学部的入学手续，每周去听课一二次，其他课程领回讲义来自修。

        池步洲到监督处工作以后，为图近便，在东中野城山町另租了一栋上下两层的“贷家”，楼下一大一小两间，大间作为客厅，小间作为饭厅，另外还有厨房、浴室、厕所；楼上两间，是池步洲夫妇和儿女们的卧室。房前的院子挺大，种有一些树木，四周有围墙，独门独院，清静而宽敞。房右有一家出售鸡鸭猪肉的小铺，还有几家米店、酒店、文具店、杂货店，生活堪称便利。于是，单身的中国留学生特别是福建籍的学生，经常到他家里聚会。由于他在监督处工作，新来的留学生都要通过他报考大学，而英子小姐又热情好客，于是朋友们越聚越多，无形中不但他家成了同学会或同乡会的会址，而且以他家为中心，先是郑谋平第一个搬到附近来（他那时候已经考取了农业大学，日语也有所长进），接着乡友们纷纷搬到东中野来住，没搬来的也经常到这里来聚会。日子一长，于是东中野一带，就逐渐形成一个小小的“闽租界”了。

        每逢周末，只要池步洲在家，同乡们无例外地总要到他家来聚会，清茶一杯，妙语三千，家常便饭，胜似国宴。真是高朋满座，少长咸集，十分热闹。就在平时，也常有客人来。至于逢年过节，则十有八九都聚集到他这里来欢度。有时候国内来了前辈同乡，则大都在一家叫做“山东轩”的中国菜馆聚餐。来客之中，有的是日本士官学校学生，皮带刺刀，全副武装，少年英俊；有的是学画的美院学生，每次来聚会，大都在野外写生之后，因此随带画具，锦囊彩笔，风度翩翩；有的是妙龄少女，长袍短裙，淡妆浓抹；有的俨然学究，长衫马褂，秃发虬髯；有的自命不凡，怪腔怪调，好发高论；有的性格内向，只会微笑，沉默寡言。尽管性格各异，男女有别，但是一到了池步洲家，就像到了自己家中一样，人人迫不及待地把自己或友人的趣闻逸事公诸于众，以求同乐。欢乐洽，非比一般。

        有个福州同乡叫章振乾的，比池步洲只大一岁，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经济系，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联合李济深等人反蒋，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章振乾曾出任政府机关报《国光日报》的总编辑。革命政府失败，他掩护同志安全脱逃以后，自己也与未婚妻一同来到了日本。此人以敢说敢干、侠肝义胆而著称，待人接物，热情慷慨，性格爽直，交游广阔，不仅天赋聪明，文字功底也极为深厚，且善于言辞，谈吐高雅，间有幽默，亦庄亦谐，恰到好处，真是文思敏捷，妙笔生花，滔滔不绝，满腹珠玑。每次聚会，只要有他在座，就会妙趣横生，气氛盎然。

        张振乾虽然是与夫人同来日本，但当时尚未结婚，他们夫妇不但都是池步洲“家庭沙龙”的常客，而且成了各种活动的“龙头”。每逢聚会，他会组织大家搞一些别开生面的游戏，逗得大家开怀狂笑，皆大欢喜。有一年新年，乡友们在池步洲家集会，他除了自撰一些灯谜挂在墙上供大家猜之外，还特地写了一篇新山歌，由两个人用福州方言和地方山歌调演唱，用竹笛和口琴伴奏，大家一起帮腔，把除夕新年搞得热闹极了。

        章振乾才气横溢，文思敏捷，落笔不俗，且特别善于观察。他把“闽租界”里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写成了一部妙趣横生的游戏笔墨，叫做《中野春秋》，构思巧妙，文笔幽默，把旅日乡友们描绘得淋漓尽致，唯妙唯肖，堪称绝唱。这部“沙龙文学”，当时曾用恭楷录出，并拍成照片分赠大家，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早已湮没无闻。下面的《中野春秋·序》，是他将近九十高龄时根据回忆写出的，即此一点，也足以看出章老先生当年的智力与才华。

        窃闻：千秋青史，强半无征；百代文人，每怀作伪。是以惩前毖后，聊为腐儒解嘲，数往知来，难免痴人说梦。八闽佳士，莅止翩然；中野城山，欣逢胜事。某也不才，忝参末席；无如椽之巨笔，滥厕编修；借小技以雕虫，聊资谈助。无巧不书，半虚半实；有闻必录，疑假疑真。鸿爪雪泥，到底无伤大雅；春花秋月，何妨收入零篇。不辞挖苦自身，藉存忠厚，虽欲弥缝知遇，无可奈何！花花绿绿，多来蝉桂之宫；燕燕莺莺，尽入鸳鸯之谱。就中恩怨悲欢，片言不尽；隐存笑骂，诸事昭彰。乃偏多顾虑，叉圈且待解人；敢布腹心，曲直原无成见。鉴古鉴今，何典鱿鱼？一贬一褒，宁关春雨？无采风之使者，空憾遗珠；羡司马之文章，深惭末学。嗟呼！感情理智，无法两全；斧钺鞭椎，当之无怨。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为序。

        注：春雨、鱿鱼，都是他们当时的典故，“外人”不懂也。只知日本人把山东粉丝叫“春雨”。

        中国人素来看重乡谊，特别是在国外，同乡人之间互相来往，并不足为奇。但是在东中野一地集中住着那么多福州来的留学生，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当然和池步洲有关。他来得比较早，情况比较熟悉，又是在留学生监督处工作，住得近些，走动得勤些，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可以多得到一些帮助。池步洲这个人，助人为乐，有求必应，每有所托，必舍命为之奔走，不辞辛劳。事情办成了，连说：“应该，应该”，事情没办成，又连说：“对不起，对不起”，引咎以自责。他那戆头戆脑的诚恳态度，每每博得大家的盛赞，赢得众人的信赖，还送了他一个雅号，叫做“客气国大王”。

        这些朋友、同乡中间，有的是公开的国民党员，有的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也有的是半公开的民主党派成员，只有池步洲，一向不问政治，虽然后来迫于情面被当时任东京特别支部书记的陈固亭拉进了国民党内，也不过挂个名而已，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党内的活动，因此实际上是个无党无派的“中立国”。大家能够在他家“和平共处”，与他的保持中立也许不无关系。

        池步洲一九三二年初冬结婚，一九三四年晚春有了一个长女，起了个日本女名叫美惠子，中国名字就叫池惠美。一九三五年仲夏，又有了长子哲雄。在儿子满月和周岁这两个中国人认为值得庆贺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福州同乡、同学都来祝贺，并拍有纪念照片，照片上，大大小小不下三十几人之多。这些人后来大都回国参加抗日，命运则几乎都不大好。下文将择要叙述。

        国民党东京直属支部办了一份留学生的刊物，叫《留东学报》，由陈固亭主编。因为是国民党办的“官方”刊物，留学生中投稿的人很少。池步洲到监督处工作以后，陈固亭常来约稿，一者情面难却，二者池步洲总认为文章好坏在于作者，不在刊物，于是给他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日本国民性之研究》，不料一炮打响，受到了大家的好评，还被国内夏衍主编的刊物《文摘》所转载，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陈固亭连连催稿，文章也就一篇篇接连刊出。在留学生中间，池步洲也居然小有文名了。

        这期间，福州人萧叔宣与周孝培到驻日大使馆武官署担任正副武官。按照规定，驻外武官必须每月上交政府一篇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分析报告。他们新来乍到，情况不熟，难于下笔。周孝培看到《留东学报》上池步洲写的文章，颇为欣赏，就通过同乡人的关系找到池步洲，要他代写这一报告，答应每月支给津贴三十日元（这个数目，在当时来说已经不算小了）。于是池步洲广泛注意各报刊，每月写出一篇四五千字的报告上交，双方皆大欢喜。

        国民党政府的办事机构，人员并不很多。驻日武官署内，除了正副武官和几个见习武官之外，其实也只有两三个人办公，但是每天要办的公务倒不少。遇到有急需翻译的日文资料，就拿来请池步洲干。开头不过是义务劳动，后来觉得武官署人手实在太少，就想聘请池步洲为雇员，月薪一百五十日元。这数字，比在监督处要高一倍还多。于是池步洲干脆辞去监督处的工作，正式到武官署上班了。

        一九三七年初，池步洲又有了第二个女儿。一家五口，收入虽然不是很多，由一人维持这个五口之家，物质生活在他的同层人中当然不会太好，但是感情生活无疑是极为美满的。

        人生难得是知音。有此内助，夫复何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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