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6日，中央公布的新一轮人事任免名单中，出现了潘岳的名字。他被免去国务院体改办副主任，任命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国家环保总局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另一个要害部门，中国近年来对环保的重视举世瞩目，国际社会都把环保提升到与经济建设同样高的层次。到了国家环保总局后，潘岳将反思的矛头对准了GDP，将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对GDP的片面追求，归咎于唯发展主义的思维模式。

        经历上千年风雨沧桑的中国，在20世纪后半程开始了真正追求实现现代化，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发展至上的观点，片面强调实现如美国、欧洲一样的富裕和繁荣，在指导思想上占了一定的上风。这种需求的极端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

        “发展主义”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意识上的“发展”，指物质生产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是人类社会的正当要求，也是中国改革和开放的目标。而所谓“发展主义”指的是一种源起于西欧北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逐步流行的观念，对后发国家具有相当大的蛊惑性，它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等等的许诺，对广大的“第三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包括贫富悬殊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等。冷战结束以后，发展主义更是演变为一种全球化的潮流。这种潮流将“发展”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增长，将经济增长又简单地等同于GDP或人均收入的提高。在向所有人许诺未来的“美好生活”的同时，发展主义滋生着一种不均衡的经济格局和不合理的交换分配体系，同时也严重地破坏着资源日益减少的环境，损耗着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

        潘岳文章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焦点，即集中在对发展主义的反思上。他在反思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的基础上，努力探索着生态工业经济的新型增长方式。潘岳强调必须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和宏观调控能力，应当将经济链向中国西部转移，加快中西部的开发力度。同时，注重循环经济的发展，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政府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文化的理念从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之中。通过环境教育、环境立法、环境税收、环境标志、环境审计、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特指对重大政府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等诸多手段，使绿色控制的链条从规划设计环节开始，到废物重复利用这个终端，实现完全的物质能量循环使用的目标。”（参见潘岳《环境文化与民族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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