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1961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祖上是江南世家，书香门弟。其父潘田与其母年轻时投身革命，在日伪时期的南京从事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期间，潘田参与组建铁路兵团。解放后，潘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赫赫战功，回国后带领铁道兵参加中国铁路建设，足迹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是中国铁道兵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潘田离休前为中国铁道兵副总工程师、副参谋长。潘岳的母亲是医学界的知名人士。但父母显赫的身份并没有使潘岳的童年生活灿烂起来。知识分子的性情、众多的海外关系，让潘岳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难以幸免地遭到迫害。当时七八岁的潘岳，成了实际上的“革命孤儿”，颠沛流离，浪迹街头，不屈的性格和一身“侠气”，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形成的。

        1976年，16岁的潘岳参了军，在部队医疗部门工作。按理，显赫的革命家庭背景无疑有助于他在军队的发展，但身上过于活跃的细胞使他6年后选择离军又弃医，到《工人日报》当了一名实习记者，不久又转去《经济日报》当记者。

        1983年7月，潘岳筹办《中国环境报》。时年23岁的潘岳没有意识到，他与环境问题由此结下不解之缘。

        1984年，他主持了引滦工程水质调查，行程数千里，完成数万字的长篇调查报告，促成引滦工程沿线数百家企业限期调查整改。

        1985年后，潘岳主持云南省环境现状调查活动，足迹遍布云南省大部分地区，完成近万字的调查报告，其轰动效应，据当地人士称，犹如“在云南省政府大楼附近引发一场地震”。

        1986年，潘岳调任国家空中交通管制局研究室主任，主持了中国航空管制的现状调研与宣传，考察了十多个省的军用民用机场，调研报告引起高层重视。

        1988年，潘岳在中国《技术监督报》社任副总编辑，次年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面对中国的多事之秋，此时28岁的潘岳开始从全局的高度，对中国的变化进行深层的观察和反思，从那个时候开始，年轻的潘岳已然成为当时各种报纸理论版的主角。

        1990年12月，一个高层次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意识”学术研讨会由潘岳主持召开。中央及国务院相关领导到会，全国50余位学者出席座谈，这场研讨会的学术成果引起海内外的高度重视。美国《远东经济评论》《华盛顿邮报》等海外各类媒体对此会连篇累牍地进行评论和猜测，并断言潘岳等人“首次提出新保守主义”，也有文章认为此会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一定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观点，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的某种转变，尤其是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参见《世界周刊》1996年10月20日《回归中华文化价值体系的发展策略——评价潘岳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新思想”》）。

        著名学者萧功秦将“新保守主义”概括为如下立场：“利用过渡性、有现代导向的权威，利用传统的价值中介，引导社会内部变迁，通过内部变迁的成功，逐步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从而使中国社会不断地达到一种现代的推进。”因此，即使新保守主义不像1986年“文化热”和“新权威主义”那样在中国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没有形成热潮，也没有得到最高层人物的明确认可，但结果是：新保守主义的观念已成为20世纪末中国人的主流思潮——希望中国的变化是渐进的而不是突变的。

        在担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期间，潘岳主持的研讨会还包括：

        “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趋势”大型研讨会（1990年7月），参加部门十余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重建中国大学生精神家园”研讨会（1990年11月），并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院校展开大规模调研讨论，在学生中引了较大反响。“西方思潮在校园”研讨会（1990年12月），引发了高校学生一系列相关的思想讨论活动。

        1991年，面对剧变后的苏东局势，当时由一批年轻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共同起草了一份战略性文件，名为《苏联剧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这份研究报告主张中国共产党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同时批判了“浪漫主义改革观”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强调“循序渐进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张”的经济改革观和“中国是中国人的惟一家园”的民族主义世界观，学术成果直接上报中央，并在海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后几年，这篇东西一直被海外各主要媒体反复登载，其主持者先是被海外媒体认定为陈元，后来才知道是时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的潘岳。而这份文件，正是1991年9月潘岳主持的一场研讨会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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