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1月，熊光楷出任总参谋长助理，1996年1月任副总参谋长，2000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熊光楷虽然官居要职，身份神秘，但为人随和，比较平民化。香港记者曾为他发表过一个特写：

        2003年3月两会期间，国家安全部部长许永跃与其他部门的6位部长在大会堂休息厅留影，当记者们围上采访，许永跃警惕性很高：“我是列席人员，没什么可说的！”接着记者们又问起了接班问题，部长们齐声说：“好不容易休息，给我们一个宽松的休息环境吧！”这时，大会堂北门出现了一位衣着普通的列席人员，但他走到哪里都有警卫人员向他敬礼，原来他正是大名鼎鼎的国家军事情报最高负责人、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他与许部长一样，态度亲切随和，不介意记者拍照，只微笑挥挥手说：“我是列席代表，不方便讲话。”

        说起身份，熊光楷最喜欢他的身份是教授，因为他是国防大学和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兼职教授。他似乎很偏爱这样的身份。他在解释自己身份的时候，常会拿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来做比照。鲍威尔在出任国务卿之前曾担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四星上将。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主编朱克曼知道熊光楷与鲍威尔在出任国务卿前身份的某种对应关系，便送给熊光楷一本鲍威尔写的自传《我的美国之路》，朱克曼在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将军，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是一位政治家；他愿意把这本书也送给一位将军，他的内心深处却是一位教授”。

        熊光楷说，朱克曼的话说到他心窝里去了。

        尽管熊光楷更喜欢自己的教授身份，但外界还是把他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事谋略家。且不说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这样一个高层谋略家的身份，就是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的职衔也完全是谋略家的角色。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成立于1979年，外界称它是“中国军方智库”，其成员由众多老外交家和退役将军组成。大概是因为学会成员大多是中国军官，又是熊光楷全权掌控的缘故，国外一直怀疑它是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一个机构。西方社会学家A·杜克·班纳特在他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结构与步骤》一书中说：“北京国际战略学会目前的主要职责就是发展与那些研究外国战略与国家安全问题的专家的联系。”

        其实，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是中国研究国际战略问题的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20多年来为中国的国家安全、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成为重要的决策咨询机构，同时还是中国外交、军事领域进行国际交流的重要窗口，现已同世界上50多个国家的百余个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有很多外国政治家、军事家和军事科研人员访问该会。2001年4月17日，应唐家璇外长邀请来华访问的巴基斯坦外长萨塔尔来到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发表了演讲；2002年2月27日，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应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邀请，在北京举行了题为“试论新时期日中关系的重要性”的演讲；同年4月，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应学会之邀访华，就“9·11”事件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反恐斗争等问题与熊光楷等进行座谈。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每年都举行一届年会，总结全年的工作，提出研究议题。2002年12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年会上，有100多名长期工作在外交战线与军队的老外交家、老将军及国际战略、经济、科技问题专家、学者出席。熊光楷会长容光焕发，以他独特的思维，多角度地分析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并从“正确认识战略机遇与忧患意识的关系”“正确认识反恐与反霸的关系”和“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与发展模式多样化的关系”等3个方面论述了如何用“十六大”精神加深对当前国际形势的认识，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赞扬。

        作为中国军队的高层官员，一个谋略家，熊楷在主持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的同时，更多地以解放军副总长的身份在国际舞台上频频亮相。

        2000年1月22日，熊光楷赴美进行中美两国国防部第3次防务磋商，使自1999年因驻南使馆被炸而中断的中美两国定期军事磋商得以恢复。中美第3次到第5次防务磋商都是熊光楷亲自率队。他还多次率团赴澳大利亚参加中澳防务磋商。2002年5月22日熊光楷访问英国，与英军副参谋长巴格尔空军上将举行了中英两国首次防务磋商，并在会晤了英国国防大臣胡恩和英国陆军参谋长沃克后，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作了题为《中国的新安全观和国防政策》的演讲。

        熊光楷既是谋略家，也是教授，他在大学的许多演讲理性而生动，好评如潮。他喜欢吟诗唱歌，充满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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