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早就有人发现，现在的中国学者，即使身为一个学科的大牌教授，在自己从事的专业上，可能是专家，但文化素养却不怎么样。中国文史哲的教授们在跟日本和韩国的同行交往中，发现人家多半能作几首律诗，往来应酬，但是我们的教授却做不到，强撑着作一首，也是张打油的嫡传，难免贻笑大方。

        我们现在的文史哲，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互不通问，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严重互相看不起，都觉得对方的学科没有学问，空疏。但对方怎么样，其实自己根本不知道，因为别的学科的书，基本上不看。即使本学科内部，也是画地为牢，铁路警察各管一段。以史学为例，不唯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史各做各的，中国史和世界史之间界限分明，就是中国史本身，做明史的不看清史的书，做清代早期史的不问晚清史，做民国史的如果碰了晚清，也算过界。据说各有各的家法，各有各的规矩，一代一代往下传。谁坏了规矩和家法，大家一起鄙视之。据说，文学研究和哲学界，也是大体差不多的状况，总之是各自把自己圈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即使进行学术交流，也多在小圈子范围之内，出了这个圈子，就是聋子和傻子。

        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也许要稍微好一点儿，但总体上也是画地为牢，关键是互相看不起，每个学科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学科伟大，别的学科是垃圾。经济学特别明显，看不起一切学科，不屑于跟所有学科的人交流。即使社会科学中最让人看不起的政治学和社会学，也极度看不起文史哲。

        理工科之间的沟通交流现状如何，我不清楚，但文理隔阂的现状，却令人吃惊。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大学都在致力于打通文理，原来的理工农医院校，都在大办文科。但在教师层面，文理之间的隔阂，却深不见底。理工科的教授，不仅是看不起，而且鄙视文科教授。一位清华大学的法学教授告诉我，清华工科的教授，每当走过他们的办公楼的时候，都会蔑视地说声：“卖狗皮膏药的。”连法学这种当下的显学都看不起，更何况那些无论如何都没有用的文史哲？原来强大的理工科大学里的文科教授们，大抵有同一种感觉，每每感到被理工科的同事们视为累赘，吃白饭的。很多工科的工程师和教授，至今不明白，学文科的人怎么还能混到饭吃。

        画地为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授们不看书。出版界经常统计社会大众的阅读量，越统计越泄气，无疑，社会大众的阅读量是逐年下降的，跟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大。其实，中国的教授，阅读量也不大。我们很多著名院校的理工科教授，家里几乎没有什么藏书，顶多有几本工具书，一些专业杂志。有位父母都是著名工科教授的学生告诉我，在家里，他买书是要挨骂的。社会科学的教授，也许会有几本书，但多半跟自己的专业有关。文史哲的教授藏书比较多一点儿，但很多人真正看的，也就是自己的专业书籍，小范围的专业书籍。众教授的读书经历，就是专业训练的过程，从教科书到专业杂志，舍此而外，就意味着不务正业。即使学历史的我，当初在求学过程中，也经常会因涉猎较广，被前辈训斥为不务正业，浪费时间。在传统上，教授家往往被视为书香门第，但现在的教授家里，却往往没有书。

        当然，没有书，也不怎么看书的教授们，多数还是有专业的。工科的人会泡实验室，其他学科的人，专业书籍和杂志还是读的，有的人甚至读得还很仔细。跟前面讲的文史哲教授们一样，绝大多数专业人士，专业知识还是有的，但就是没文化，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唯技术化的倾向。

        唯技术化的倾向，跟1952年以来，贯彻苏式教育体系有关。苏式教育体系，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专业分工特别细，实用性强。指导思想就是当年苏联科学院院长李申科的说法，在苏维埃制度下没有人，只有一些蛋白质的合成体，我们按照社会主义的需要，把他们培养成农艺师、工程师、医生、教师……就是强调把人培养成技术的工具，实用而且好用。按我们过去的说法，就是齿轮和螺丝钉，但属于有技术含量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这种教育体系下，理工科自不必说，即便是人文和社会学科，也不大可能去追求真理，探索真理，只是在真理已经确定的前提下，阐释和阐发真理，证实真理的伟大。允许你做的，也是技术性的工作。

        我们知道，在那个年月，中国的科学主义盛行，人们讲话做事，科学两个字，就跟领袖的指示一样，带有绝对神圣的光环，但这种所谓的科学主义，实际上却是技术至上。整个国家的科研也好，教学也好，都是重技术轻科学。所有的学问，实用第一，不管土不土，能用就好，理论探索可以没有，作出来东西就好。这样一种绝对的实用主义，把中国文化原本就有的实学传统推向了极致，推到令人窒息的境地。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有关求学的社会风气，有两个倾向特别明显，一是重理轻文，理工科，尤其工科被推崇，而文科只是那些学习不好的人不得已的选择。二是轻理论重技术，以至于所有的学科，学的都是一门手艺。文史哲没有手艺，一手漂亮文章就是手艺，如果一个学文史哲的大学生，毕业后写不出漂亮华丽的文章，一辈子都会让人看不起。

        这样一种绝对实用主义的教育，在“文革”中被推向了极致。教育在很大程度上被简化成了学工、学农和思想道德教育。唯技术主义在实践的神圣性面前，简化成了怎么干，如何干。因此，“文革”前还残存的一点儿文化素质的成分，就荡然无存了。不仅美术、音乐教育没有了，连历史地理课也从中学消失了。在“文革”十年接受教育的人们，除了简单的数理化、语文、政治之外，什么都不用学。即使数理化，也充斥着阶级斗争、水渠、堤坝计算这样超级实用的内容。社会上的各种出版物，西方的是资本主义，苏联的是修正主义，中国古代的则是封建主义，全部封杀。“文革”后期虽然为了配合政治斗争，解禁了少量的图书，但总的来说，还是一个全民文化禁锢的状态。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即使是酷爱读书之辈，能读到的，也相当有限，还要冒很大的风险。

        原本学问也好，知识也好，除了具有实用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人对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探索，对自我的一种滋养和熏陶。不唯古代的琴棋诗画如此，现代的美术、绘画、音乐、舞蹈如此，文学、历史、哲学也是如此。对学问过于实用，过于功利，学问本身就被异化了，进而，人自己也被异化了。也就是说，人就不是人了，被工具化了。原本人的世界，就会因此变得十分可怕。极权主义滋生的土壤，实质上就是这种异化了的人群。

        眼下，“文革”中受教育的一代人，现在已经成了学界的中坚力量。这一代人由于当年教育的缺失，有专业没文化，当然可以理解（其实，他们的上一代人，所谓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也有这个倾向），但是，不可理解的是，这代人经过了这么多事，也跟国外学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却没有对这种现象有足够的警惕。经过他们的手，大有将前代的弊端继续延续下去，发扬光大的意思。

        封闭的学问，就不是学问。人文社科类的学科，研究的对象不同，但却都是有关人和人类活动的学问。有意地排斥别的学科，拒绝别的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把自己关在一个自己精心做好的笼子里，是做不好学问的。做学问就像挖土井，不挖一个较大的面，是深不下去的。没有文化的学者，无非是说这个学者知识贫乏，古今中外，知识贫乏，从来就不是光彩的事情，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却可以用专业性、技术性来为自己开脱，而且还以自己的粗陋，傲视别人的博学，批评别人不务正业。之所以能够如此理直气壮，在于我们的学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苏式教育熏陶，这么长时间的“文革”摧残，已经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新传统。一个过于强大的绝对的技术主义传统。

        中国的学问，至今没有从这种技术主义里走出来的意思。而教育界长期技术官僚当政的现实，也强化了这样的现状。即使没有行政化的统治，这样的学界，走出自己的泥潭，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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