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正的《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2009）是一部研究西方科学史的重要著作，在我看来，其重要的程度，在迄今为止中国学者所写的同类著作中，当居榜首。如同副题所示，该书的宗旨是欲寻求“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个重大问题的答案，因而是一种以问题为核心的科学史研究，作者循此对前人的相关著述做了艰深的梳理和考究，而结论则隐含在该书的正题中。这个结论便是，现代科学是奠基于古希腊的西方科学大传统（“继承”）经历了牛顿革命（“叛逆”）后的产物。

        长期以来，国人关注的问题是：中国科技为何在近代以降落后于西方？对于这个问题，李约瑟的观点具有广泛影响。李约瑟用皇皇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了中国古代拥有辉煌的科学技术成就，由此得出一种认识：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科技领先于西方，只是到了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科学才超过中国，原因则应求诸资本主义兴起、社会制度差异等外部因素。作者对李约瑟的这个“中国科技长期优胜论”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他首先改变了问题的提法，“中国科技为何在近代以降落后于西方”这个提法包含了从时代变迁中寻找原因的思路，相反，“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这个提法则提示了从西方本身的传统中寻找原因的思路，使得问题的实质豁然开朗。

        本书中论述古希腊科学传统的篇章是最富有启发性的，西方科学的源头和现代科学之所以诞生于西方的秘密皆在于此种传统。作者指出，由毕达哥拉斯教派与柏拉图学院的融合而形成了古希腊科学传统，其特征有二：其一，永生追求（宗教）与宇宙奥秘探索（科学）密切结合，圣哲往往兼为宗教家和科学家。这个特征在西方科学此后的发展中仍发生着作用，直到17世纪，追求永生的宗教精神和探索宇宙奥秘的科学精神仍是推动开普勒、牛顿等科学巨人从事具体科学研究的基本动力。其二，在上述精神的主导下，产生了以严格论证为基础的数理科学，而日后的现代科学正是以这种重视理性探究的数理科学为终极基础的。相比较而言，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数学皆侧重实用型计算，大异其趣。总之，现代科学之所以在西方出现，完全是得益于这个以探索宇宙奥秘为目标、以追求严格证明的数学为基础的西方科学大传统。

        在解答了这个根本问题之后，再回头来看中国科技为何在近代落后的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中国没有这个大传，中国古代的圣哲大多与科学无关，中国古代的数学偏于实用，宇宙探索则偏于笼统，二者是分家的，中西科学的真正分水岭即在于此。

        本书作者做的是西方科学史研究的文章，实际上也是以西方科学传统为镜，对中国文化传统做了深刻的反省。我本人认为，正因为此，本书对于一般的关心中西文化问题的读者也极具价值。事实上，中国科技的落后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们在哲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等领域同样是落后的，因此，从整体上反省中国文化传统的缺陷，从而寻求变革的方向，是每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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