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灾之前，国人的兴奋点在奥运。争取到奥运的主办权，的确不容易，对此在乎是合乎情理的。但是，多么在乎也不要有失风度，用不着弄得紧张兮兮的。按我理解，奥运本来的宗旨，一是健康，是对生命的珍爱和赞美；二是和平，是拆除民族仇恨和意识形态对立的樊篱，全人类在生命立场上的和解与团结。主办国诚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展示国家实力和能力，增进国家利益和声誉，但要把握好分寸。其实，主办国的举止越是体现出奥运本来的宗旨，就越能够从根本上增进国家的利益和声誉。相反，只有爱国主义这一根筋，到处看到敌意，经常防卫过当，反而招人鄙视。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自信、正在崛起的大国，更应该通过奥运这个平台，向世界展示我们的从容的大国心态和开阔的全球胸怀。正因为爱中国，我才蔑视某些一根筋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的言行恰恰是在损害中国。

        人们本可期望，大自然突降的灾难也许会促使这些人反思，不料他们刺耳的声音不但没有沉寂，反而掀起了新一轮更高亢的呐喊。不错，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国人显示了多年未见的非常感人的团结精神和凝聚力。但是，把在自然灾难面前迸发的这种团结精神和凝聚力归结为爱国主义，绝不是拔高，而是贬低。与奥运相比，面对巨大的自然灾难，爱国主义这把尺子就更显其狭窄了。震灾中生命所遭受的毁灭和创伤，在我们身上唤醒的最可贵的东西是什么？首先是真实的人性，是人性中的善良，是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生命的同情和尊重。这岂不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品质吗？岂不是人与人得以结合成人类、社会、民族、国家的最基本的因素吗？与爱国主义相比，在人性层次上，它是更深刻的东西，在文明层次上，它又是更高级的东西。就说爱国主义吧，一个人如果不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会是一个好中国人吗？如果一个国家的成员普遍缺乏对生命的同情和尊重，这会是一个好国家吗？它还值得我们爱吗？人性比民族性更根本，爱生命比爱国更根本，这是多么简单的道理。真正令人费解的是，某些人的头脑怎么会与这么简单的道理如此格格不入，以至于非要在人性光辉终于闪亮之处高喊民族主义口号不可。

        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从来不缺少爱国主义热情，列强的侵略迫使我们把国家富强看作头等重要的事情，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正是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表明，在爱国主义的基础上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因而也不可能真正使国家富强。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国人的表现是大大超越于爱国主义的，我之所以坚决反对把震灾的意义归结为爱国主义，正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这个超越于爱国主义的最可贵的东西遭到歪曲和湮灭，不能产生应有的积极结果。

        不分国家和民族，人皆是生命，人性中皆有爱生命的本能以及推己及人对他人生命的同情，区别在于能否使这个基本人性在社会制度中体现出来并得到保护和发扬。西方的历史表明，现代文明社会的整座大厦就是建立在这个基本人性的基础上的。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同情是社会一切道德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正义和仁慈这两种基本的道德。同样，尊重个体生命是法治社会的出发点，法治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最大限度保护每个人的生命权利的秩序。在我们以儒家为主体的文化传统中，所缺少的正是尊重个体生命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因此，在道德领域，儒家的“仁”最后落实为“孝”和“忠”，所强调的始终是忠君爱国，是个人为集体和国家而牺牲。在社会秩序方面，则是长达数千年的人治即家长式统治，长官意志支配一切。现在，我们正在实现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开路，但这个转型必须有另两个转型配套，方能成功。其一是人治秩序向法治秩序的转型，其二是以忠君和爱国为核心的道德向以正义和仁慈为核心的道德转型，如上所述，这两个转型（其实也包括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都是建立在对个体生命的尊重的基础上的。

        汶川大地震发生以后，灾区的悲惨情景和感人故事通过电视画面即时呈现在国人眼前，一下子把国人投入到巨大的悲痛和感动之中，出现了自发的捐款、献血、救助之热潮。我曾经为当今社会对生命的普遍冷漠感到痛心、寒心乃至灰心，现在我看到，同情的种子仍深藏在人性中，在大灾难的震撼下迅速复苏了，这使我感到欣慰。然而，我担心的是，在悲痛和感动逐渐淡去之后，由大灾难唤醒的生命对于生命的同情能否长久保持下去，成为社会的一种健康的常态，抑或只是一时的亢奋，大家又回到了以前的冷漠？这是我们痛定思痛最应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尊重个体生命这个最基本的价值观念终于清晰地浮现在国人眼前了，我们不应该再去遮蔽它，相反应该格外强调它、爱护它，使它更清晰、更牢固，真正深入人心。唯有如此，我们在实现社会转型时才会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反过来说，只有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对生命的同情和尊重才会成为国人普遍而持久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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