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既是气象万千，又是奇姿妙趣。例如，我们有时可以用“逆证”法而探知历史上久经迷失、极难考究的重要课题的真相大致若何。因此，对于雪芹撰著小说的若干历史情状，也可以运用此法来窥测一二。

        什么叫做“逆证”法？我指的是：一个晚出的、明知其不确的、但流传甚久的说法，却可以“掉转来”证明早先的真正的历史实际。此法既“逆”又“反”，所起来未必受人尊重，却实在是一条不容轻忽的道理。

        我举的例子是一桩“早著盛名”的文字狱与雪芹其人其书的一种微妙的关系，能给人以很新的思索线路与很多的文化营卫。

        这桩文字狱发生在乾隆二十年(1756年)。可是我们却须溯源于雍正阴谋夺位这件丑闻上去。用兵力帮助雍正“成功”的是年羹尧与隆科多，但雍正把他们都铲除了，单单感谢一人：张廷玉。张廷玉最了不起的“功劳”是亲手修纂康熙《圣祖实录》时将雍正如何阴谋夺位的一切破 痕迹都消灭了，把史实作了最大的歪曲篡改。(这种歪曲篡改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四库全书》和的“对策”上去)雍正因此格外青眼，要把张廷玉日后“配享太庙”——唯一的汉人进入满人祖庙的特大荣宠。

        雍正安排妥善，特以“四子”弘历嗣位，而以张廷玉与鄂尔泰为“扶保幼主”的两个主要辅政大臣。

        鄂尔泰，满洲人，姓西林觉罗氏。原系内务府籍(奴籍)，后因位居极品，官书正史讳言内务府出身：又因身后遭谴，贬旗降入镶蓝旗(八旗之最末旗)[注一]。鄂尔泰为人正直，在内务府时不肯去迎合雍正(那时还是皇子)，反而受到雍正的佩服与信任。他在雍正手下也并无丧品败德的恶迹，倒是很受人尊敬。

        两位辅政大臣，人品性格太不一样了，渐渐由“合不来”而发展为分朋树党。二人各有一班人“忠”于本党本派，日演日烈，水火冰炭，其情状朝野皆知，乾 隆也很“了解”。

        张氏手下有张照、汪由敦等多人(张汪皆乾隆“书法”的代笔人)，张党人多智广，鄂派常为所抑。鄂公则有徐本、胡中藻等人为之壁垒。(徐本与平郡王福彭等，同为乾隆初期主政大臣)鄂公虽后来也成了“军事家”大将军，实则从早就是一位爱文惜才、激扬文化的江苏布政使，所以颇能吟咏，他的受知于康熙即由于作诗称旨，因此，也就有了这种家风，子侄辈、幕客中，多有诗文之士。他又历任主考，门下多士，亦自可知——这里面就出了一个胡中藻。

        鄂尔泰卒于乾隆十年(1746)四月，张廷玉卒于乾隆二十年三月。张氏临末惹恼了乾隆帝，遭到了很大的责辱，差—点儿被治罪。鄂派当然称快。张党之人，衔恨移怨，遂向鄂党报复。便有人出了高招，将他们最恨也最怕的鄂公门生胡中藻选为目标，摘其所为诗句，罗织中伤，达于乾隆，乾隆竟为所惑。胡中藻其时官任内阁学士。鄂尔泰之大兄鄂善，有子名曰鄂昌，官至甘肃巡抚。中藻、鄂昌二人以世谊唱和往来的诗章，竟被人摘出“悖逆”之词，于是一场文字大狱发作了[注二]，——中藻坐斩，鄂昌“赐自尽”，抄没了家产。乾隆极为震怒，连已死的鄂尔泰也怪上了，将他从贤良祠中撤位！

        获重罪之家，是没人敢与之来往的，连至近亲戚也不敢多走动，处境至难至 惨，城中是住不下去的了，遂避居西郊。靠鄂昌之子鄂实峰做幕为生。鄂实峰晚年方娶了香山的富察氏之女为妻，于是安家于香山脚下健锐营一带。实峰生子名少峰，二女西林春与露仙姊妹。他们家势虽然败落了，诗文的家风却皎然不坠，都有很高的造诣。

        西林春是鄂昌的孙女，也是乾隆第五子荣亲王永琪福晋(王妃)西林氏的内侄孙子。到道光三、四年间(1823)。西林春为了谋生，寻到老亲荣王府，留下做了贝勒奕绘的姊妹们的诗文“教师”(实为家庭指点批改的女伴当)。

        奕绘(永琪之孙，荣郡王绵亿之子)是个少年奇才，从很小就能诗善赋，也是 个多情而不凡的贵公子，不久即与西林春有了感情。不用说，文藻才思，是两位诗人词客相互倾慕的引线。

        奕绘要想娶西林春为侧福晋，但这却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宗室纳妾，只许在本府所属包衣(奴仆侍从)家女子中挑选，而西林氏是满洲大姓，更何况她是罪家之裔。因此遭到了制度规矩与亲友舆论的一致否定。奕绘无奈，出奇计求助于府内二等护卫顾文星，也碰了壁(满俗老辈家下人是可以训导少主的)。最后，适值顾文星病故，其子顾椿龄接受了“请求”——将西林春假托为护卫顾文星之女，申报宗人府，这才得到批准。二人终于成为眷属。这是满洲文化史上的一段非常 奇特的佳话故事。后来奕绘自号太素，西林春乃号太清——这就是西林春又称顾太清的缘由，过去很多人都对此二名的关系无法索解，以至疑心她原是汉族，等等。

        我们知道了这些往事，又对雪芹之人之书有什么交涉呢？这事情的年代比雪芹晚得多呀！(至少相差了六七十年)

        说来有趣：正是这个晚出之人与事却“逆”转上去，与早些年的人与事发生了一种十分奇妙的“关系”！

        原来，就在北京西郊的外三营(即外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健锐营)满族人当中，曾流传着一段“红学轶闻”，大家说：一书，原是写奕绘与西 林春二人感情的一部真人真事的小说。

        这，现在有“科学常识”的人听起来一定大为嗤笑，认为竟连历史年代先后也弄不清，胡乱牵扯附会，可 交奶 之至，一文不值。

        我撰此拙文，斗胆冒陈：且慢，不必立加嗤笑斥责，而应当思索一下其间的缘故，为何会发生这样的奇谈？

        非常明显的缘故，我看就有三四点可以列举——

        (一) 然 祖孙三代，递封荣亲王、荣郡王、荣贝勒，其府俗称荣府，便使人感到与书中所称“荣府”有所关联。

        (二)西林春是荣亲王老福晋的内侄孙女——这正象史湘云是贾太君的内侄孙女那样，更觉吻合。

        (三)西林春于咸丰年间写成了一部《红楼梦影》，这便很容易被人传述误与 雪芹的相混为一回事。

        (四)恰好雪芹也是罪家之后，流落到西郊外三营一带居住。这更增添了致混的因素。

        有了这四条原因，错综而微妙地结合在一起，便产生出那种“写的就是荣贝勒和西林春”的传闻，就丝毫不是什么怪事了。它不同于一般的毫无道理的胡牵乱扯。

        但是，十分重要的并不在于正确解释此一传说的问题，而是在于要悟知其中还隐含着几层关键性的历史内容——

        第一层，雪芹的西郊住处，从传说到考证，都归结于健锐营附近的一个山村。

        第二层，雪芹的书，乾隆十九年已出现脂砚斋“抄阅再评”之本；而敦诚在 二十二年已劝雪芹不如著书黄叶村。合看，雪芹之离城出郊，当不出二十、二十一两年中，而这正是鄂昌这一支因京城难以容身而避居郊甸的同一时间。

        第三层，香山旗人张永海，于60年代之初，曾传达他所知于雪芹的传闻：雪芹有一友人名“鄂比”，与他是“拨旗归营”的。这似乎透露着一种久已迷失的史迹，即雪芹之流落香山一带，与鄂昌有关[注三]。

        鄂家的重要亲戚首推庄亲王胤禄家。乾隆元年十月，特命鄂尔泰之第五子鄂宓与庄亲王家联姻，成为王府额驸。庄亲王原是支持雍正的受庞者，但到乾隆四、 五年上却成了大逆案的首领人物。曹家的再次遭难，与此案相连[注四]。雪芹上一辈也有在庄王府当差的人。庄亲王又曾是受命管理内务府的人。况鄂、曹两家是同为内府包衣籍的世家，他们都非亲即故，相互交往，一点儿也不希奇。香山传说单单将曹、鄂二氏联在一起，应是有其久远来源的一种残痕未泯。

        然后，就是历史现实人物与小说书中人物的“本事关系”的一层奥秘了。大家已都熟知，至少已有12项记载，证明雪芹原书的后半部乃是宝玉与湘云悲欢离合、最后重逢的故事。湘云原是史太君的内侄孙女，其原型即李煦家的一个孙女辈的不幸之人，恰好也正是罪家之后。西郊外三营盛传的历史年代错乱颠 倒的“荣贝勒与西林春”的说法[注五]，实质上是曲折地反映了早先满洲旗人皆知雪芹原本情节真相的一种意味深长的口碑——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历史的逆证”。这种曲折关系，恐怕有很多只习惯于单一的、直线式的逻辑思维推理方法的研究者是不大理解也难于接受的，所以外三营传说的真正意义向来无人重视，久而渐归湮没，偶有残痕，又被少数人妄加以歪曲利用，制造了大量的混乱，成为一种可悲的文化现象[注六]。

        在中华文化史上，历代都出现这一类奇特的天才人物，雪芹称之为“正邪两 赋一路而来”之人，举了很多例子，中有唐明皇、宋徽宗。清代的顺治帝、纳兰性德、绵亿、奕绘等很多帝室王公贵胄，为数尤多，我们无以名之，我曾称之为“诗人型”、“艺术家型”人物，实即雪芹所类举的生于富贵之家的情痴情种，特异天才[注七]。但他们也都是命定的悲剧性人物。对于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不了解，势必把雪芹的书当作一般性的佳人才子爱情故事来看待，因而丢弃了其中的极为重要的历史社会文化内涵。可惜的是，雪芹提出的“两赋”理论，以及“两赋人物”这个课题的系统研究阐释，至今也未见有人悟知其重要性而集中力量给以学术上的深入研究。对的大多认识的实质仍然没有超越“哥哥妹妹” 的级层和范畴。这也许正是对那些侈言中华文化而又不知中华文化为何物的人、侈言红学而也不懂红学为何事的人们的文化水准与精神境界的一个忠实的写照吧？不过海内外近年已经出现了一种迹象，开始认识到：雪芹书的主题本旨是为了写人、人材的命运、人与人的高级关系的“情书”。这倒是值得瞩目的一个新气象。因为，红学的本质与意义从来也不是与“小说文艺理论”等同的学问，而是一种中华大文化的高层次的哲理性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红学就是一种文化学。我们自然也有“小说红学”，但今后更需要的则是“文化红学”了。原地踏步不 行了，就是高呼“红学必须回到文学”的那种认识，恐怕也是失之于过于肤浅和“过时”了吧。

        奕绘在年方十几岁时，即有一首题咏的七律诗[注八]，他写道：

        梦里因缘那得真？名花簇影玉楼春。

        形容般若无明漏，示现毗卢有色身。

        离恨可怜承露草，遗才谁识补天人？

        九重运斡何年阙？拟向娲皇一问津。

        这位清中叶青少年贵公子，读罢芹此书，最主要的感叹是什么？一起是“因缘”(注意，此乃佛家语义，不与“姻缘”相混)，而后是哲理(人生观)，虽然也涉及了“离恨”，但最后三句(即一篇的总结穴)，却归于慨叹补天之才之志而无所施用——一点儿也没有“色空观念”一腔感发竟是愿去自荐补天的入世思想。他深惜“遗才”的弃置，亦即人材的命运与遭际的问题！这种历史现象，现今的“红学家”就很少知道，也不必体会了。

        然而，现在既知，虽为时稍迟，也还并非全晚，问题在于：我们不是到了应该再作沉思的历史时刻了吗？

        壬申4月26日写讫于燕都东郊之庙红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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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鄂尔泰本人曾任内务府员外郎、郎中，其子鄂容安(本名鄂容，皇帝 赐改容安)于乾隆八年因仲永檀一案入狱，也是内务府慎刑司审治。鄂家亲戚高斌，亦内务府人。皆可证。

        [注二]此案于乾隆二十年之二月开始，密旨令刘统勋等大员严查，极为紧张峻厉。乾隆帝为此颁发了一道很长的上谕，训戒八旗，其中有云：“……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着将此通行传谕八旗，……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华，哆口吟咏，自蹈嚣凌、恶习者，朕必重治其家！乾隆二十年三月庚子。”观此方知雪芹等人以诗为朋辈推服(“诗胆如铁”)可是在何等政治气氛下而为之的！

        [注三]1962年我同 舛髟５较 山健锐营请询老旗人张永海，人传他知道一些关于曹雪芹的传说。当时实况是：张之讲述十分简单、朴素，其中也有附会或不合史实之处，但他初无编造之意；后来因有人追求过甚，于是引发了一些“补充”，并且使别人也“顺藤摸瓜”，如滚雪球，“传说”竟到了“说评书”的规模和样式，此与张永海实在无关，应当分别审辨。张云：曹雪芹住于镶黄旗营后边，有友人名叫“鄂比”，能画。曹、鄂是因“拨旗归营”而来到这儿的。他对此并无更多的解释或描述。后有人说，所谓“拨旗归营”，是指一案同犯的罪人“下放”到兵营当差。昔年因无可佐证，置之不论可也。如今想来，或许这说明了雪芹之迁居西郊，与鄂昌一案有关，因为年代也很吻合。当然这也只是推测，记之以备参考。

        [注四]参阅拙著《红楼梦新证》、《曹雪芹小传》等书，雪芹小说现存80回书，依年份推考，恰到乾隆四年为止。此一现象至堪注目。

        [注五]此事史实经过之所据，系金启孮著《漠南集》与他为奕绘《未冠集·写春精舍词集》所作的序言。

        [注六]如“注二”所叙，张永海只领我们踏看厢黄旗前后附近一带，并不引观正白旗，只遥指一房，说“那是正白旗印档房”，即兵营小官的办事处，亦即后来舒成勋宣称那就是雪芹“故居”那所很具格局的院子、与一般旗兵小营房不同，乃营官所居。但近年来很多人把这处地方叫成“正白旗村”，并云即雪芹著书之“黄叶村”。殊不知在乾隆十几年上刚建的新营，规模巨大，哪里会有个营内的“村’？所谓“正白旗村”者，只是民国以来清代兵营废撤以后，旗兵变为平民身份，所居之处这才划分为某某“村”的。同理，“健锐营”三字也只是后来变成的—个历史地名而已。更令人诧异的是“传说”中还说：正白旗佐领有求于雪芹，是到雪芹家去“请曹先生”，等等，云云。其自相矛盾，不可究诘之言，不胜枚举。我们有些不明白清代历史制度的人，当作“新闻”听听自然可以，但这与学术研究是两回事，务宜严辨。

        [注七]参阅拙著《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之中编。永琪、绵亿、奕绘，三代皆为异才。永琪原为乾隆预定嗣位人，不幸早亡。绵亿病弱，但博通百家，连《荀子》、《淮南子》都背诵如流，使昭梿骇佩服。奕绘则精通百艺，十几岁的诗文，水平已经很高，如无实物尚存，现代人是很难置信的。但清代确实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异才，雪芹则是其间的一个优异者。

        [注八]奕绘此诗，十分名贵，可注意者，他仍题书名为“石头记”，通体用佛语及神话寓言托意。而实乃感叹雪芹其人与自己有相似相通之处，结穴是遗才之慨，而非“爱情”之恨。“因缘”亦佛家语。“般若”、“昆卢”一联，已深明雪芹是大智慧人，而仍不能不托言以抒其悲欢衰乐之情，以世间色相之表以写其本真之“里”。体悟甚深，而其时奕绘不过一弱冠青年，后世人所万万不能想象与置信者端在于其天姿学识之相去悬远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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