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狙击手透露，俄国人在英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间谍：一个在英国情报部门，一个在海军部。”

        这是一九五九年四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哈里·罗曼在布罗德威大街军情六处总部四楼的会议室里向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官员们报告的。“狙击手”是个匿名情报员，他当年早些时候曾用德文给中央情报局写过信，提供了许多有关波兰和苏联情报活动的详细情况。

        罗曼说：“几乎可以说他就在波兰情报局工作。他的德文有些不规范，但他所提供的有关波兰的情报却是头等重要的内部机密。”

        “狙击手”（军情五处给他的代号为“拉维尼姬”）把这两个间谍称为“兰布达一号”和“兰布达二号”。有关“兰布达二号”的情报我们知道得不多。他曾于一九五二年在华沙工作，当时波兰情报局发现他在做黑市交易，于是便趁机威逼他当间谍。但有关“兰布达一号”的情报却大有意义。“狙击手”曾在一封信中详细讲述了他的情况，从而使我们能够一致认为他曾看过三份军情六处的文件。

        第一份文件是波兰的“监视名单”，这份名单详细地罗列了军情六处驻华沙分站认为可能发展的对象。第二份文件是军情六处“R6”文件中有关波兰的部分；“R6”是军情六处印发给各个分站的年报，内容是按国家和地区综合报道军情六处所收集到的原始情报。第三份文件是军情六处“RB”文件的一部分。“RB”文件也是军情六处发给驻外各分站的年报，用于详细报道军情六处最近的科技研究和行动。

        军情六处的驻华沙和柏林分站最有可能泄露这些重要的情报。我们把这两个分站里接触过这三份文件的人列了一个名单，一共有十个人。我们审查了他们的档案后，便—一排除了嫌疑。被审查的人中有一个叫乔治·布莱克的人，他是军情六处的一名年青官员，颇受上司的器重，曾在柏林的隧道行动中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分析了他的档案，一致认为布莱克不可能是间谍。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解释这次泄密事件？最好的回答就是，军情六处可能在两年前布鲁塞尔分站的保险柜被窃时就已经泄密了。然而，不幸的是，现在没有什么记录可以让我们知道那个保险柜在被窃之前究竟存放过哪些资料。调查证明，“狙击手”最多只能看见了保险柜里的一份或者两份文件，因为绝不可能三份文件同时存在一个保险柜里。一九六〇年春季，在军情六处这十名曾经看过这三份文件的官员接受审查井被—一排除嫌疑以后，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通知美国人，那次保险柜被盗为“狙击手”所称的“兰布达一号”提供了情报。

        一九六〇年三月，“狙击手”忽然寄来了一份有关“兰布达二号”的进一步的情报。这个“兰布达二号”似乎姓休伊顿。据“狙击手”推测，他是回到伦敦在海军情报局工作时被苏联人发展为间谍的，进而从事非法活动。与“狙击手”上述情况相符合的只有哈里·霍顿一人。他曾在多塞特郡波特兰城水下武器集团工作，一九五二年曾在华沙呆过，那是在他加入海军情报局以前。当D处到军情五处档案室查核霍顿的档案时，他们便大吃了一惊，他们发现霍顿的名字已经列入了嫌疑犯的名单。几年前，霍顿的妻子曾对波特兰的安全官员说过，她的丈夫抛弃了她，与一位在基地的姑娘勾勾搭搭。她还说霍顿经常会见外国人，并经常到伦敦会见一个她不认识的外国人。另外，霍顿在花园的草棚里还藏有许多金钱。

        那位安全官员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海军部安全局，并申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霍顿被抛弃的妻子大概在诬告丈夫。海军部把这份报告转给军情五处的C处，后来这个案子一直由一位叫敦坎姆·韦格的青年官员负责。韦格到档案室查看了霍顿的档案，发现上述事件没有立案。于是这位官员得出结论，同意最早那位安全局员的判断并对霍顿的诬告进行了驳斥，然后他把这个案件向C处的处长作了汇报。不久，处长给波特兰作了一个正式的答复：汇报调查结果。这个案件就这样了结了。

        霍利斯和当时C处的处长琼斯对有人指控霍顿是间谍一事非常尴尬。但他们还没来得及进行辩护，案情就又有了新的进展。这次是由波兰科即D处二科负责调查的，在调查中，他们发现，霍顿每个月总要带着他的女朋友埃塞尔·吉到伦敦去一次。监视队对霍顿七月份伦敦之行进行了监视，他们发现霍顿在滑铁卢路同一位男子会晤并交给他一只旅行袋，然后又从这个男子手中接过一个信封。他们立即盯上了与霍顿会晤的那个男子，一直跟踪到他上了自己的汽车。那是一辆白色史倍蒂克牌汽车。根据目测，监视队判断他可能是波兰驻伦敦的一名情报官员。但在他们调查了这辆汽车的牌照以后，他们发现，这辆汽车的主人是一个加拿大人，叫戈登·阿诺德·朗斯代尔，职业是经营出租自动电唱机。监视队又被派到波兰使馆附近，对那位波兰官员进行了重新核对。他们回来以后果然说，刚才他们弄错了。

        朗斯代尔被严密地监视起来。朗斯代尔在沃尔杜尔街有个办公室，并在摄政王公园附近的一幢白色大楼里有一套房间。这两处都安装了窃听设备，另外还在附近设置了目测观察站。其实朗斯代尔不过是个花花公子，常常出国旅游，并向许多如花似玉的姑娘们讨好献媚，而那些姑娘们所看重的则是他的金钱和仪表。

        下一次霍顿和吉到伦敦来的时间是八月初。霍顿又与朗斯代尔会晤，这次是在老维多利亚戏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监视队对他们进行了严密的监视，甚至溜近旁边的桌子偷听他们的谈话。朗斯代尔对霍顿和吉说，他要去美国谈生意，所以九月份就不同他们见面了，但他相信他在十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日一定会赶回来同他们会面的。如果来不了，他将委派一位他们认识的人代他同他们会面。

        八月二十七日，他们又跟踪了朗斯代尔。他们从白色大楼的六楼即朗斯代尔的公寓，一直跟踪到大波特兰街米德兰银行。他们发现朗斯代尔在银行存放了一只箱子和一个棕色纸包，不久，朗斯代尔便失踪了。安全局局长获得了米德兰银行董事长的同意以后，撬开了朗斯代尔存放的保险箱。九月五日，星期一傍晚，他们从银行取出箱子和纸包，把它们带回军情五处在圣保罗的实验室。温特博恩和我把箱子里的东西摊开放在桌上，并进行了仔细地检查。经过一番努力，我们终于见到了“真家伙”——职业间谍完整的工具包。朗斯代尔的工具包里有两台专门用于复制文件的微型照相机，一台是米诺克斯牌，另一台是普拉克蒂拉牌。米诺克斯牌照相机里还有一卷照过的底片。我们把这卷底片冲印了并进行翻拍，然后又把它放回相机。这些照片看起来与间谍活动毫不相干，朗斯代尔在某个城市——后来我们经过大量的分析认为，这个城市就是布拉格——和一个满面笑容的女人的合影。箱子里还有一本如何学打字的书，我们一看就知道这必然与密写有关。我用细小的光束对每页纸的边缘进行了检查，发现上面布满了微小的凹痕；朗斯代尔就是用这些书页作为他密写的复写纸来书写那些看不见的密文。我们把这本书送给了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摩根博士，对促进他研制侦破密写的新方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是，一只放在木碗里的龙森牌打火机。我们用摩根的方法对打火机进行了X光检查，发现打火机底部是空的，里面装了许多小东西。我们用橡皮吸球和小镊子把这些东西夹出来，原来是两本微型的一次性密码本。其中一本就是现在使用的，在折好的那页纸上还有一张地图参考资料清单，是以我们监视队使用的伦敦地图册为基础而编制的。

        自从“筏夫”行动后，我就一直在研究怎样收集苏联秘密无线电通讯的情报。因此，当我看到朗斯代尔的密码本以后，我马上就知道这是苏联密码。这不是什么波兰情报员干的，而是彻头彻尾的克格勃行动。如果我们把他的密码本抄下来，并跟踪信号，我们就能利用朗斯代尔同莫斯科的无线电通讯来破译莫斯科的密码。但遗憾的是，朗斯代尔的箱子里没有信号计划，这样我们也就无法知道他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时间和频率了，因为每周莫斯科发来的电讯是不计其数的。此时“筏夫”却使我们有了一个重要的突破。我们在白色大厦朗斯代尔隔壁的套间里设立了基地，用“筏夫”进行监听。也许这样，我们可以找出朗斯代尔在他的接收机上收听莫斯科广播的时间和频率。

        然而，要把朗斯代尔密码本上的密码抄下来而又不引起他的怀疑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如果不接触每一页密码纸那我们就无法破译朗斯代尔的通讯。我们从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获悉，瑞士情报局最近发现一本被人扔掉的克格勃一次性密码本。于是我立即打电话给军情六处，请他们向瑞士人询问是否可以把这本密码本借给我。他们欣然同意。我开车去了伦敦机场，迎接专门护送密码本的英国皇家空军飞机。这本密码本和朗斯代尔的密码本非常相像，每张纸的边缘都有一层薄薄的胶水，作用在于粘住纸页。我们刮下胶水，并对它进行了化验，发现这种胶水不是西方国家制造的，但邮局的技术人员却说，他们也能够仿造这种胶水。

        九月十七日，星期六傍晚，我们又到米德兰银行去拿箱子，并把它带到圣保罗去。我们仔细将密码本一页一页地撕开，并分别拍照复制，然后再把原件放在特制的装钉架上，紧紧夹住，用自己仿制的胶水抹在边缘，重新把密码本粘好。星期天一早，我们就把箱子放回了银行，等朗斯代尔去取。

        几天以后，我接到托尼·塞尔的电话。从他说话的声音里可以听出他很焦急。

        “你应当赶快来看看‘狮子胡须’的录音记录。”

        “狮子胡须”是对苏联使馆继续进行“筏夫”行动的代号。我叫了一辆出租车，直奔肯辛顿公园。下车后，我偷偷溜进了隔壁街上的保安楼。塞尔已经在厅里等我了，他交给我一页“狮子胡须”录音的记录纸，纸上有许多孔。

        “你能猜得到这是什么吗？”他指着九月份大使馆里接收机活动两次突发的情况问道。

        “这几次情况发生在哪几天？”

        “好像是九月六号，是星期二；另外一次是上星期日，十八号。”他回答说。

        “天哪！”我惊叹不已，“正好是我们银行行动的日子！”

        在这两次到银行去取朗斯代尔的箱子的行动中，我们并没有派许多监视员。我怀着痛苦和失望的心情把记录纸带回莱肯菲尔德大楼，并把苏联接收机活动的具体时间和A处四科记录的监视员行动时间进行了核对，结果发现“狮子胡须”记录和A处四科的记录完全吻合。苏联人一定已经猜到我们对朗斯代尔采取了行动。

        我查阅了两三年以来的所有“狮子胡须”记录，并逐一仔细核对，试图了解一下苏联人是否有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一晚上使用过接收机的情况。我发现，除了我们去银行的这两次，苏联人从来没有在午夜到早上五点之间使用过接收机。

        我把这些资料送给琼斯，然后我们一起直接来到霍利斯的办公室。听完我们的汇报，霍利斯并不感到吃惊，他同我们一样认为泄密的证据是确凿的。他指示琼斯对监视队进行一次紧急调查。我们一致认为朗斯代尔是克格勃的非法分子。霍利斯主张把这个案子从D处二科移交给主管反苏联间谍的D处一科，由马丁负责办理。

        从表面上看，检验朗斯代尔是否发现了我们对他产生的怀疑，最好的试验就是看他的出国。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他一直不回英国，那就证明他已经听到了风声，如果他回来了，就说明他还不知道我们在监视他。朗斯代尔对霍顿说，他将争取在十月一日赶回同他们见面。琼斯对监视队的调查又一次失败，使得莱肯菲尔德大楼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霍顿到了伦敦，但却没人同他见面。好几天过去了，仍不见朗斯代尔的影子，琼斯为此很着急。到十月十七号，在沃尔杜尔街朗斯代尔办公室对面的观察站的工作人员发现朗斯代尔走进了这幢大楼。我们不遗余力，全力跟踪，在紧张气氛中，日益加剧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朗斯代尔很快恢复了他过去的生活：经营自动电唱机，会见霍顿，会见其他的漂亮女子。在十一月初之前，他一直没有回到白色大厦他自己的套间里。他在这段时间住在什么地方一直是个谜。每天晚上他离开沃尔杜尔街的办公室以后便向西走。自从朗斯代尔回来以后，阿瑟和我就对监视队的行动进行了严格控制。我们敢肯定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必须停止公开监视，在所有行动中停止使用无线电。吉姆·斯卡登对这种侵犯他管制权的事大为生气。他从未听说过“筏夫”，因而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止使用无线电。他跑去找琼斯，但琼斯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

        阿瑟和我都很清楚，在任何地方跟踪像朗斯代尔这样受过训练并有经验的情报员而不被他发觉，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设想了一种灵活的方法。每天晚上，我们让一队监视员跟踪他，但只跟一小段，然后悄悄溜走。第二天又换一队监视员，在上一队监视员离开他的地方跟踪他，又跟一小段。如此继续跟踪下去，使他从沃尔杜尔街办公室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不断增加。整个行动花了两个星期。我们调动了妻子和办公室的志愿人员协助监视队，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让一个面孔出现两次。最后，我们跟到了伦敦西区的鲁斯利普镇克兰利花园四十五号。显然，朗斯代尔是与这家的主人住在这个小房子里的。这对夫妇叫彼得·克罗格和海伦·克罗格，是新西兰人。他们开了一家小书店，专门出售美国古典书籍。我们在房子的对面设置了一个固定观察站，等待着，并断定夫妻两个都没有发现我们。

        十一月中旬，朗斯代尔从米德兰银行取出他的箱子，然后搬回自己在白色大楼的套间。我们马上派了通讯总部的技术员阿瑟·斯班塞到隔壁的套间去进行“筏夫”监听。在以后的三个月里，斯班塞几乎没有离开过套间。我们还在朗斯代尔接收机的交流电源上安置了一个非接触性窃听器，与耳机上的蜂音器相连接。斯班塞整天戴着这个耳机，因此即使朗斯代尔在深更半夜打开接收机，斯班塞也会被耳机中的蜂音器的声音惊醒。只要蜂音器一响，斯班塞就打开“筏夫”接收机，开始调频，寻找朗斯代尔的频率，然后立即报告帕尔默街的通讯总部。帕尔默街的总部接到信号后，又立即把信号发向切尔特南总部。那里，有一位叫比尔·柯林斯的密码分析员便用复制的朗斯代尔的一次性密码本破译电讯，并用专用密码电传线把所破译的密码送回在伦敦莱肯菲尔德大楼等待的阿瑟和我。

        然而，柯林斯却始终无法破译朗斯代尔第一次收到的电文。这次电文中没有指示器组，指示器组是一组非密码信号，换句话说，是一组由一次性密码本编成的非密码信号。收报人必须把这组信号与一次性密码本全部吻合，方能破译（直到朗斯代尔被捕以后，我们才发现这组电文的指示器组用的也是密码，即用他的真正出生日期）。

        阿瑟和我猜想，朗斯代尔也许知道他的密码本已经泄露，于是便换用另一本从国外带来的新密码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偷偷进入他的套间，对他的打火机进行一番仔细的检查，看看他是否用过他装在里面的密码本。于是，温特博恩和我乘朗斯代尔到苏福克办理自动电唱机业务时闯进了他的套间。这个套间简陋狭小，大概只够放一张床。我们拆开打火机，发现密码本仍在那里，只是刚刚撕掉了几页，这说明他仍在使有这个密码本。我仔细查看了一番，明白了朗斯代尔在翻译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文时所使用行数比所需的行数多。只要多用几行往下查，就可以将电文准确地译出来。

        在以后的两个月中，我们对朗斯代尔每两周一次的莫斯科的电文成功地进行了监听，绝大部分电文是发给代号为“伊朗国王”的克格勃间谍霍顿的。电文还指令朗斯代尔如何对付霍顿，向他提什么样的问题，从他那儿弄到波特兰的哪种文件。另外还有一些朗斯代尔的私人电文，这些电文将他的妻子和孩子在苏联的情况告诉了他，此外还说，他已经在国外干了五年秘密工作，妻儿们希望他能尽早回家。

        一月二日，星期一，霍利斯主持对该案件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议。阿瑟极力主张我们让它继续进一步发展，他凭直觉感到朗斯代尔是个极其重要的非法分子，他只与霍顿这个间谍发生联系。另外，我们对克罗格夫妇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只晓得朗斯代尔搬进去不久，这幢房子就安上了高级查布牌锁，甚至连窗子也上了锁。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连通屋顶的地方也上了锁。根据我们所收集的情报，朗斯代尔很有可能是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的成员之一。琼斯和我都赞同阿瑟的分析。霍利斯同意与海军部（霍顿所出卖的正是他们的机密）联系，请求他们在三个月内不要惊动霍顿。海军部同意霍利斯的请求。为了尽可能不担风险，阿瑟决定，停止一切公开侦察，只用“筏夫”截听朗斯代尔的无线电通讯，试图顺藤摸瓜从中抓出更多的间谍。

        然而，两天以后，我们的计划却被破坏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伦敦的美国大使馆负责与军情五处联络的官员克利夫·克拉姆给霍利斯送来一封密信。信中警告军情五处，“狙击手”告诉中央情报局说，他打算在第二天，即一月五日叛逃美国。霍利斯又一次召集我们开会。现在真的只有一个行动路线了：如果“狙击手”叛逃，那么霍顿、朗斯代尔甚至还有克罗格夫妇都会被他的叛逃所惊动。我们必须在他们撤退之前把他们抓获归案。凑巧得很，霍顿与朗斯代尔在一月七日也就是星期六将要会晤，而且按常规，朗斯代尔在那天凌晨将收听莫斯科的电讯，我们可以从他收听的电文中弄清莫斯科是否在为他报警。

        逮捕这些人必须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安排这些工作，我已经有三天没睡觉了。霍顿案件的办案人员查尔斯·埃尔韦尔遵命去波特兰，一旦得知逮捕完成，就对霍顿的住处进行搜查。比尔·柯林斯从切尔特南过来，守在帕尔默街的总部里，等候莫斯科的电文，只要电文一到，他就立刻着手破译。特别行动处正在朗斯代尔套间门外待命，只要莫斯科一来电叫霍顿藏起来，就立即将霍顿逮捕。

        星期五夜里，阿瑟和我守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三楼上的行动室里，通宵警戒。那个房间狭小得很，墙壁上漆的是那种令人讨厌的棕色油漆，乍一看去好像是间牢房。墙边摆着一张铁床，中间是一张小桌子。地上横七竖八地摆满了电线。桌上几部电话直通特别行动处总部、通讯总部和局长。一只小扬声器一直通到朗斯代尔在白色大厦的套间里，只要套间里有声音，就立即可以传过来。

        阿瑟伏在桌上，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香烟。温特博恩既紧张，又兴奋，他很少说话。琼斯脱了鞋，但却穿着裤子，靠在床上。他是D处的处长，对部下关怀备至，坚持与大家共同战斗。他还到“牧羊人市场”的小酒馆买了些三明治来请大家吃。我们一边喝苏格兰威士忌，一边抽烟，消磨着时间。烟灰缸渐渐被烟头塞满了。

        朗斯代尔在城里消磨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傍晚后，在夜里带了一个姑娘回来了。我们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他们此时正在打情骂俏，扬声器里传出了他们的淫声秽语，我急忙关上扬声器。等他们的房间恢复宁静之后，我问阿瑟，朗斯代尔会坐几年牢。

        “我看至少十五年。”他说。

        温特博恩的脸上显露出一种惜事怜人的表情。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此时他想到一个人的生命即将毁灭，他不应当幸灾乐祸。我自己又斟了一杯威士忌。

        我嗫嗫嚅嚅地说：“我不禁想起他的老婆和孩子……”他们都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和我一样，他们也都看过我们截到的朗斯代尔的电文。这些电文谈到家庭的欢乐和困难，谈到生日不能团圆和孩子对父亲的思念。虽然朗斯代尔是个间谍，但他毕竟也是人，总有七情六欲。他同其他远离家乡的男人一样，一定非常渴求家庭的欢乐，而他另求新欢的举动不过是一种没有办法的补救而已。

        “他与霍顿不同，他不是叛徒。他和我们一样，不过是想完成自己的任务。”

        琼斯这时突然爆发了一阵愤怒，他从床上跳起来，大声喊道：“住嘴！他是自己情愿干的，他本可以当一名外交官。他知道干这行的危险，这叫自作自受。”

        我不讲话了，但我们大家都耿耿于怀，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对朗斯代尔的情况太熟悉了。

        翌晨，朗斯代尔把姑娘叫醒，劝她先走。他说他还有急事要办。的确是这样。姑娘走了以后，我们听到他拿出无线电，又找出密码本，准备接收莫斯科的信号。无线电响了几分钟以后，朗斯代尔便在纸上把密码译了出来。从他神情轻松地洗了一个澡，嘴里还哼着苏联歌曲这一点可以看出，苏联并没有向他发出警报。几分钟后，我们桌于上的绿色电话响了。原来是比尔·柯林斯向我们报告电文的内容，柯林斯说电文是例行公事，向朗斯代尔通报工作、家庭情况，并没有任何警报的痕迹。

        我们立即通知特别处作好准备，在朗斯代尔从霍顿手中接过邮包以后就把他逮捕归案。五点钟时，特别行动处的电话响了。

        “最后一幕完了！”最后一幕是我们给朗斯代尔起的绰号。朗斯代尔不久就要送进监狱了。

        温特博恩直奔白色公寓，对朗斯代尔的套间进行搜查，而阿瑟和我则在等待着逮捕克罗格夫妇的消息。七点钟到了，我们虽然个个精疲力竭，但却感到非常高兴。当时，我们正坐在开往鲁斯利普的汽车里。我们抵达克兰利花园时，那里已经一片混乱，处处是警察。他们为所欲为，漫无目的地搜索那幢公寓。我试图阻拦这些警察，但却无济于事。一名警察拿出一个装满化学药品的塑料包。阿瑟对他们的做法提出抗议，结果毫无用处。

        “先生，对不起，我想这就是证据。”那警察说，“这是一起犯罪事件，如果你们的人想看，那就得通过正常的途径……”

        这次警察行动是由侦探长乔治·史密斯负责的。史密斯是特别行动处的，一贯以抬高自己而闻名。事前，我们曾向他强调过，逮捕这几名间谍的消息要封锁四十八小时，这样对我们监听莫斯科的无线电广播有利。但是在这几名间谍逮捕以后没有几小时，舰队街上就有人传说破获了一个重要的间谍集团，史密斯也对一些记者吹嘘说他自己在这次行动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此以后，莫斯科电台再也没发出任何信号了。

        警察笨拙地对那幢布满间谍工具的公寓进行了搜查。两本不同的密码本藏在打火机里，这只打火机与朗斯代尔平时用的那只一模一样。另外还有三种不同的收听莫斯科电台的信号计划和密写材料，以及用铅酸和赛珊终制作的微粒。为了销毁罪证，克罗格太太企图把装在手提包里的间谍会晤详细记录倒到马桶里，但却及时被一位高度警惕的女警察发现了。她立刻阻止了克罗格太太的这一销赃行径。在搜查中，警察还发现了一份收听莫斯科高速电讯的信号计划，它最令我们感兴趣。我们在一个烧莱的罐子里发现了一瓶磁性氧化铁，这是用来把高速电讯中的摩尔斯电码印到纸条上，以便阅读，这样就可以不必把这些摩尔斯电码转录到复杂的录音机上，然后再放慢速度进行阅读了。这是一种新技术。现在我们才明白在逮捕行动前几个月中没有发现克罗格家也在收听无线电通讯的原因。

        接近半夜，警察离开那幢大楼，才允许我们在一片废墟中搜查。他们还留下两名青年警察警惕地注视着我们。我们对这幢房子进行了九天的搜查，最后在厨房的地板下的空隙中发现了一台接收机，还有照相机及其他无线电器材。每件设备都包在防潮的口袋里，外面封好。显然他们准备把这些器材长期保存下来。

        下个星期三，霍利斯又把大家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里，向大家祝贺这次行动的成功。新的D处在琼斯和马丁的领导下，经受了考验。自从一九三八年马克斯韦尔·奈特粉碎伍尔维奇军火库阴谋以后，这是第一次赢得了彻底击败苏联人的胜利。如同“咽吞”和“栅栏”行动的成功一样，朗斯代尔案成功的关键，主要是依靠了我和通讯总部以及原子武器研究集团一起研制的一项新技术。“筏夫”、X线技术和复制密码本的技术使得军情五处可以顺利地办理此案。对于这次行动的胜利，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第一次在反间谍斗争中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而且也使军情五处的领导人知道什么事是可能发生的。会上，大家认为发射工程委员会的工作太繁重了，建议把它的工作分散给两个单位。“小集团”负责对国内外的密码目标采取行动，而“反小集团”则负责发射工程委员会的一切反间谍工作，例如“筏夫”。

        霍利斯让我起草一份详细报告，阐明新技术在朗斯代尔一案中所起的作用，并鼓励大家在以后的反间谍工作中采取类似的新技术。我到伦敦中央刑事法庭，朗斯代尔、克罗格夫妇、霍顿和吉都在那里受审。霍顿和吉脸色灰白，在被告席上焦急不安地向法庭的四壁张望。

        朗斯代尔和克罗格夫妇却对审判毫不在乎。克罗格夫妇不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或者相互递小纸条；朗斯代尔则一言不发，直到最后他才向法庭申说他的活动与克罗格夫妇无关。但美国人却很快认出了克罗格夫妇，原来他们是与罗森贝格核间谍案有牵连的莫里斯·科恩和朗娜·科恩，现在联邦调查局正在四处通缉他们。这一发现使我十分尴尬，因为在逮捕他们的前几个月，我曾在华盛顿见到联邦调查局A处一科的阿尔·贝尔蒙特，并向他汇报了案情的进展情况。当时他就怀疑克罗格夫妇就是科恩夫妇，但却没有引起我的重视，结果没有及时进行调查。朗斯代尔的身份就更神秘了。我们过了一年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科南·特罗菲莫维奇·莫洛迪，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苏联科学家。他本人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克格勃官员，冒名戈登·朗斯代尔，真正的朗斯代尔则是芬兰籍的加拿大人，一九五五年就病故了。

        我对朗斯代尔的案情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并向通讯总部要了一些涉及秘密无线电广播的苏联间谍档案，比如像朗斯代尔案件的档案。他们向我提供了一百份活页材料。这些材料首先列出了间谍的个人详细情况——何时开始间谍生涯、何时结束、目标是什么、为哪个部门服务等等，而后详细概括了间谍的通讯计划，最后是间谍接收从莫斯科发来的电讯清单，其中包括次数、组数、使用密码系统的各种细节，以及改变密码的日期等等。

        我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并将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克格勃，一类是格鲁乌。然后又按照各种间谍的种类进行细分：分为单人、长期潜伏者、积极联系一两个助手的非法间谍、以及非法间谍组的常驻联络官等。分完这些材料以后，我吃了一惊，发现不同种类的间谍有各自不同的通讯方式。我们从他们各自使用的无线电通讯上可以判断出他是哪种间谍。换言之，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他们电讯中的组数和电文长短来判断出他们是哪种间谍。例如，单人潜伏间谍所收到的电讯很少，格鲁乌单人间谍所收的电讯也不算多，收到电讯最多的是克格勃常驻非法分子。间谍中最重要的一种类型就是克格勃常驻非法分子，他们收到的电讯总数可达每月五百组到一千组之多。

        很快我就看出，朗斯代尔一案同我所研究的其他案子完全不同：这一案件的通讯方式多，有时两种，有时甚至三种，而其他案件则没有这么多。但向朗斯代尔和克罗格一伙提供情报的却都是一个人——霍顿。的确，霍顿的地位非常重要，他能够收集到英美潜水艇探测系统的重要情报，但他为什么不直接用朗斯代尔却要通过克罗格夫妇呢？

        单从表面上看，这桩案件就会涉及到其他间谍。克罗格夫妇住在美国空军基地附近的鲁斯利普，我们发现，朗斯代尔曾在东方研究学校读过书，他所学的那些课程正是英国军官和军情六处的实习员所学的。

        毫无疑问，朗斯代尔是一名在英国的常驻非法间谍。于是我对他十月份从莫斯科回到伦敦后所收到的电讯进行了认真的统计。他平均每个月从莫斯科收到三百组到三百五十组电讯。这使我感到疑惑不解。其他常驻非法间谍每月平均收五百到一千组电讯，而且一般总超过五百组，那么朗斯代尔所收的电讯为什么这么少？少在哪里？朗斯代尔的呼号是三位数，如果广播有电文，就包括一个“1”，如果没有电文也就没有“1”了。我向通讯总部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找到与朗斯代尔八月离开英国以后和朗斯代尔十月回到英国以后所收到的长度相似的电文。通讯总部找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出了一个称为“连续性”时期的电文。那是在六年前，当朗斯代尔刚刚踏上英国土地的时候。

        这段时期的电文的组数是五百到一千，这正是常驻非法间谍所收到电讯的组数。一九六〇年八月，电讯突然中止了，因为朗斯代尔回莫斯科去。我们没有找到那时的密码本，因而也就无法破译他的电文了。但如果朗斯代尔的电讯量是五百组到一千组之间，那么为什么他回来以后突然减少了呢？这仍然是个谜。

        然后我又去研究克罗格夫妇的通讯。他们的通讯更加令人费解。他们所收到的大部分通讯都是与他们自己有关的，他们似乎仅仅是朗斯代尔的助手，同其他任何间谍没有联系。但很明显，他们替朗斯代尔保存了某些通讯，例如他们的密码本几乎同朗斯代尔的一模一样，也藏在打火机里。我又计算了密码本里的组数，发现正好与朗斯代尔十月份回国后少掉的那些电讯组数相等。看起来，苏联人在朗斯代尔回来以后就把发给他的信号分开了，而“伊朗国王”（霍顿）电讯仍在原先的线路上，我们已经破译了这种电讯。至于其他的电讯——也许也包括下达给霍顿手下的间谍的电讯——都划分到克罗格夫妇的线路上了。苏联人认为这样不仅安全而且能在拍发消息时使用高速发报机，从而躲过我们的监听范围。

        这种变化说明，朗斯代尔已经知道，他在白色公寓的套间里用打火机里的密码本收听莫斯科电讯的事情已经败露，但如果他感到害怕，那为什么不用新的密码本呢？而且，如果苏联人担心他已暴露，又为什么不让他回国呢？

        我又对逮捕前周末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了分析。从逮捕前那个星期五开始，到下一个星期一的中午，我一直派人监听苏联使馆内的外交接收机。使馆最后一次发报的时间是星期六上午十一点，这是在逮捕之前。下一次的发报时间是星期一上午九点。虽然我们粉碎了一个重要的间谍网络，在伦敦的苏联间谍显然没有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当然这只能说明苏联人事先已经知道我们要下手了。

        另外，我还查核了苏联在伦敦的情报官员周末的活动。星期日傍晚，当这伙人被捕的新闻在电视上第一次报道时，一个叫柯罗文的克格勃常驻非法间谍和克格勃常驻合法副主任卡皮柯夫正在一起吃晚饭。探针话筒录下了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从话筒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正在聆听这则新闻，既不评论，也没有同使馆联系。

        接着我重新回想了案子刚开始的情景，并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它使我相信苏联人事先一定听到了风声。案子开始时是由D处二科主办的，当时我们还在怀疑朗斯代尔是个波兰间谍。我查对了各种记录以后发现D处二科没有一个人知道“筏夫”行动，他们不知道苏联人正在窃听我们监视队的无线电。因此在这个案子移交给阿瑟之前，他们仍然使用监视队在七八两个月里对朗斯代尔进行了十七次跟踪。

        自从“狮子胡须行动”以后，军情五处就对所有监视队的通讯进行了录音。我曾做过一次试验。我曾把二科第一次跟踪朗斯代尔时监视队的通讯录音带交给了阿瑟手下的研究员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同时还交给她一本监视队用的伦敦地图册，要她根据他们的无线电通讯在地图上标出监视队的行动路线。麦克巴尼特过去从未做过这种工作，也没有分析通讯信号的经验，但她只用了三个小时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而且一点疏忽也没有。既然她都可以分析监视队的电讯，那么对经验丰富的苏联人来说当然就更容易了。他们肯定是在我们开始对朗斯代尔进行盯梢时就知道了。

        我写报告的时候，“狙击手”已经安全到达华盛顿附近中央情报局的一幢保安楼了。他说自己在波兰情报局工作，真名叫迈克尔·戈林涅夫斯基。在他提供的情报中有一条非常模糊的线索，使得朗斯代尔一案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一个疑问。他向中央情报局透露，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波兰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他，苏联人在中央情报局里有一个代号为“猪”的间谍。戈林涅夫斯基还说，他最初的任务是协助查找这个间谍，但他已经察觉到有人正在怀疑他，于是便在圣诞节时叛逃了。

        “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狙击手”在汇报中这样说。我反复琢磨这句话，想从中找到隐藏在它背后的意思。这句话看起来普普通通。我又重新查阅了有关材料。军情五处第一次发现朗斯代尔与霍顿会晤是在七月二日。十一日，朗斯代尔的身份得到确认。十七日我们就开始了跟踪。消息传到苏联人那边，需要一个星期，然后再传到波兰情报局又要一天。正好是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在我所起草的文件中，朗斯代尔案件的报告算是最头痛的一份了。我的成功就要变成泡影。我还记得一九六一年五月间，我把这个报告呈上以后，在我的家乡，埃塞克斯郡附近的黑水河里驾船游玩的情景。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宽阔的平原，晴空万里，白云朵朵，清新的空气和优美的景色使我暂时忘却了烦恼。但无论我怎样划船，无论我怎样调整船桅，总逃不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苏联人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要对朗斯代尔动手了，但为什么他们把他叫回去以后又要派他来呢？

        惟一的解释就是有人泄密。如果苏联人在军情五处有内线，那么他一定会向他们报告“狙击手”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戈林涅夫斯基在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受到了如此大的压力。诚然，苏联人和我们一样只能假设“狙击手”的真实身份。这样才能解释苏联人为什么会知道我们在银行的行动。一旦朗斯代尔暴露以后，苏联人就得把他召回莫斯科，但在我向上级报告了“狮子胡须”情报和琼斯开始调查以后，那个内线非常害怕，于是马上同苏联人进行了联系。这样苏联人必须在朗斯代尔和那个内线之间作出选择：是掩护朗斯代尔还是掩护那个内线。使军情五处停止对内部奸细进行调查的最好办法就是叫朗斯代尔回国。他们这样做，是希望在我们逮捕这些人之前能从霍顿那里榨取最后一点情报。在他回到英国之前，苏联人为了确保那个内线的安全，便把朗斯代尔手下的其他间谍转为由克罗格夫妇代管。如果真是这样，那苏联人就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对手——新D处的先进程度了。虽然苏联人在许多方面占有优势，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我们俘获了他们最重要的补充成员克罗格夫妇。那个内线呢，很可能就在军情五处的高级官员中，并可以肯定，他不在监视队，也不在其他辅助部门。苏联人不会为了一个低级内线而付出朗斯代尔这样宝贵的人。在破获朗斯代尔案件时，总有人在干涉。这说明这位高级官员正在此案中起作用，他们都是军情五处的最高领导人。

        一九六一年五月，我向琼斯呈交了报告。后来他又把我的报告交给了副局长格雷厄姆·米切尔，并在后面附了一张条子。条子上写的是：“请勿忘记，破获朗斯代尔一案是彼得·赖特的一项个人成绩。”

        但几个月过去了，我却没听到一点他们对我报告的反应。在这段时间里，我和米切尔、霍利斯一起参加了许多会议，而且常常逗留得很晚。我心里总希望他们会同我谈起我的报告，但这只是我的假想，事实上什么音讯也没有。既没有会议记录和信件，也没有威胁和谈话。就像我根本没写过那份报告一样。到了十月，有一天傍晚时分，霍利斯请我到他办公室去。他坐在写字台后面，旁边是米切尔。

        霍利斯摆出局长的架子，傲慢地对我说：“彼得，今天的讨论将由格雷厄姆主持。”然后，他翻了翻我的报告，满脸不高兴。我于是转过身面向米切尔，米切尔浑身是汗，竭力避免同我的目光接触。

        “看了你的分析报告，”他说，“坦率地说，我并不很感兴趣。据我看来，间谍工作始终是很简单的……”

        对他的这番话，我大不以为然。

        “先生，如果需要，我将非常高兴向你们解释报告涉及到的所有问题。有的技术问题是很难用文字解释清楚的。”

        米切尔继续讲下去，好像根本没听见我的插话。

        “很简单，我们逮捕了三名苏联职业非法分子，并且对他们判了刑——这是我们几十年来第一次把苏联人送上法庭。我们逮捕的两名间谍都是十分危险的人，他们就隐藏在我国最机密的水下集团里。无论你怎么说，这都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苏联人有意让我们这么干，那对他们有什么好处？”

        我向他们解释了报告中的问题，并向他们汇报了尚未解决的疑点，尽量避免主观推测。但米切尔却不同意我的论点。他质问我是怎么知道苏联人的活动和想法的？怎样能够肯定内部有人泄密？他认为那次银行行动可能只是巧合。他说，苏联人虽然有可能在窃听监视队的无线电，但却不会知道我们对朗斯代尔的跟踪。

        “彼得，你知道，他们并不是万能的上帝！”

        当我谈到无线电技术的变化时，米切尔很不高兴，说他不是统计学家。

        “你在报告中说，还会出现更多的间谍，并且说苏联人是有意重新派朗斯代尔回来的。可是彼得，你怎么证明你的观点呢？”

        “先生，请不要忘记，你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你所说的是事实。我们都是在假设。”我反唇相讥道。

        这时，霍利斯插了进来：“是啊，但事实是我们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可是关多久？蒂斯勒案件发生以后，我们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每次都是有头无尾，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问题又重新冒了出来……”

        “副局长和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我想你一定也很清楚我的意思。”

        “你是否暗示我不要再进一步调查了？”

        “正是这样。如果你能对这事守口如瓶，我将不胜感激。安全局由于这次胜利，而名扬千里。彼得，你的名声也很大哩！我不愿意让那些不切实际的假想来破坏我们的进步。”

        霍利斯冲着我微微一笑，然后削起铅笔来。我刷地站了起来，走出了他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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