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不容乐观，可也不是那么悲观。即使政府习惯于以行政手段和思路解决经济问题，改革仍旧是整个国家的主流。民间的经济洪流滚滚，政策、行政的大坝可以抵挡到几时？到底是疏还是堵，这的确是个问题。1982年下半年两次调研后，袁芳烈的心态就在不动声色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1982年，温州私营经济步履蹒跚，钱金波与周成建则恰恰扮演了顶风上行的角色。倘若此时把诸如民族大义、经济崛起这样的帽子盖在他们头上未免有些夸大其词。而把“贫穷”与“勇气”衔接起来，才是他们破土而出的真正原动力。这虽比那些浪漫主义的柏拉图理想国要粗糙和野蛮，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这股被温州商业文化熏陶出来的原生态力量，造就了一大批底层精英。毫无疑问，他们形成推动温州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鼎足之势。

        理论界关于“雇工人数能否超过八人”，争得面红耳赤。高层领导间产生了争论和分歧。有人引述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论断：“雇工到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按马克思的计算，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就是小业主；超过8人，则“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争论前后持续6年，连风云一时的“傻子”年广久也被牵扯其中，差点深陷牢狱。因年广久名气实在太大，才逃过一劫。所以，袁芳烈与《温州日报》推出周人正这个典型，确实是冒着极大的风险。

        经济整顿目标旗帜鲜明，不幸的“小商小贩”，碍了当权者的眼，被“开涮”也就不足为怪。可仍然有幸运的个体户，瞒天过海，小心翼翼地做自己的小买卖。

        除夕，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用一组画面展示各地过节的气氛： 首都北京长安街旁所有建筑物彩灯闪耀；花城广州已有春天的气息，每年一度的迎春花上市，市民们在除夕夜走上街头，购买鲜花点缀居室；冰城哈尔滨，第三届冰灯艺术节中，冰灯的数量和规模远远多于从前；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楼以三天一层的速度搭建。到1982年3月底，深圳特区招商引资600多项，总投资额达到22亿港币。

        就拿这一年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来说，国家发的都是一号文件。文件标题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看似针对文化宣传部门的，最终在温州的执行却无一例外地落到个体户的头上。

        听完这位副书记的话，柳上淡拔腿往家跑。他立即将已凑起来的股金重新退还，把自己的32万元钱深深地埋在地板之下。

        引子

        政策走势变化万端，整风运动给温州经济人为地设定了一个“拐点”。其间起承转合，进退微妙，不光外人难以体会，即使对于经历这一过程的温州人来说，亦是一言难尽。“八大王”与“登山鞋厂”事件演绎出一个区域民营商人与企业沉浮的生态样本。不知道这样的悲剧是中国民营企业崛起的“原罪”还是必然经历的“淬砺”？

        不同的是，政策的着眼点在宏观与基业长青，小心翼翼，趋于保守；企业、企业家的着眼点在微观与争取生存，一往无前，肆无忌惮。两股不同的时代流碰撞时，难免出现分歧，甚至背道而驰。不过，经过岁月的洗礼，他们总会混为一体，共同勾勒经济的壮阔蓝图。

        周成建的创业生涯，就像自己产品的广告语一样：“不走寻常路”。

        没有比摆脱贫穷的渴望，更让人敢于冲破体制的樊篱。“吃饭”问题压倒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走访让袁芳烈转变了对温州个体私营经济的判断： 由主动打击到被动接受再到自觉保护。这一心态变化似乎暗合了张维迎的观点： 从地方保护出发，民营化的进程不可避免。但是，如何消除温州人普遍存在的心怀余悸，尤其是“八大王”与“登山鞋”事件后，大多数人想动不敢动、想富不敢富、富了怕冒富，而等待观望的疑虑，是摆在袁芳烈面前的一个难题。也正由此，一场“两户”（重点户、专业户）代表会悄然酝酿。

        对方说：“120元一支，侬买不起的！”

        17岁，柳上淡当上五六十人的镇办机电厂的学徒工，月工资12元。工厂业务不景气，10多元的工资也经常发不出。柳上淡的唯一收获是，学得一身精湛技艺，为日后在机械制造领域驰骋风云奠定基础。

        为摆脱贫穷，周成建从小就学会裁缝手艺。1981年，他借了20万元钱，办起一家服装企业。没有经商经验，中了别人精心设计的圈套，企业倒闭，他血本无归。即使放到现在，20多万也不是一个小的数字，何况在当时。债款给周成建和他的家人带来了巨大压力。

        出乎意料，这批夹克居然畅销。卖衣服的钱，支付了给客户的赔款后，还有剩余。从此，周成建做起了前店后厂的生意，还清了所有债款，也伺机等候下一个商机。

        当会议通知分别告之参加会议的代表后，许多人捉摸不透其中缘由而不敢参加会议。“八大王”的遭遇让他们心生怀疑：“是不是政府搞‘鸿门宴’把我们一网打尽？”据说，一个专业户，带着棉被和衣服去开会，交代老婆，这次去开会，可能回不来了。

        在广西贵港的一个农村，年夜饭的丰盛给只有7岁的徐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长大后当上报社记者的他在《那年春节，大块吃肉》一文中回忆： 我兴奋地发现餐桌上居然有四道肉菜。它们真实地摆在桌子上，一块一块地，向我发出诱惑的光芒。我只要一伸手，就能摸到那些热气腾腾、油水横溢的“柔韧的物质”。直到现在，我仍然找不出恰当的词语来形容当年大块吃肉的那一种畅快淋漓、奇妙无比的感觉。在那个时代，商品种类、数目的多少，成为经济是否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餐桌上的四道肉菜，恰恰成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微观缩影。

        改革开放到了第4年，国民经济总量比开放之前增加了近一倍。全国上下一切迹象都表明这应该是振臂高呼、放手大干的一年。

        周成建的人生是在一片模糊与混乱中展开的。他出生于石坑岭，一个在温州地图上都不显眼的小村落，地处偏僻。以至于功成名就后，他偶尔开车回家，也需不停询问才能找到返乡之路。

        17岁以前，郑荣德从未离开过海岛，连城区都没去过。海岛之外的精彩世界对于他而言显得陌生且遥不可及。直到有一天，一个中学同学去上海游玩后，回来描述大上海是怎样一个繁华世界，他才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体力的透支最终酿成大祸。周成建在操作机器时，因为实在太困，一批西装的袖子被裁短了一截。客户要求赔钱，一赔又是十几万元。没钱的他，不得不将西装袖子改成夹克袖子，花800元在当地报纸上刊出一则广告：“我给出成本价，你随便加点钱衣服就拿走”。

        

希望的雏形

        温州个体户们的命运也是“冰火两重天”。

        上一年春天，一个亲戚找到朱炳新，想把家里的承包田给他，收成时只需交200斤谷子。僵化滞后的体制遗留下来的思维惯性对人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该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广，只是政策规定不许转包土地。突破限制，可能面临危险，也可能获得成功。败，则大败；成，则大成。这是打政策擦边球的成败法则。朱炳新答应了亲戚的请求。而那一年，亲戚交给他耕种的土地获得了不错的收成。

        在政府庇护下，温州民营经济得到近乎狂放甚至百无禁忌的发展。不过，改革带来的政治风险最后常为改革者所担承。袁芳烈、继任者董朝才以及后来者，一直笼罩在意识形态的诘问中，时不时会被拎出来“示众”质问。

        最初，袁芳烈着力扶持国有经济。尽管有三分之一的国营厂彻底破产，剩余的也仅仅只是苟延残喘，但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帮助这些国营工厂跑贷款。袁芳烈努力的实际作用至为微薄，乃至最终无济于事。与此，几十万温州人在国营企业体制之外，辗转于全国，弹棉花、补鞋、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和推销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他们背负流言与指责，遭受冷眼和唾弃，仍然激情四溢，仿佛无时无刻都充满着对未来的期望。

        溪水、草地、红蜻蜓，山村生活的18年，虽绝非十全十美，但钱金波的日子却过得如行云流水，少有忧虑。他印象最深的便是漫天飞舞的红蜻蜓，一种无忧无虑的精灵。来到外面的世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生命不再安详，空气中到处传递着创业的躁动，力争上游的气氛压迫着每一个不甘平庸的温州人去尝试着做点什么。

        郴州出站口，他买了一张当地地图。按照地图标示，他一家家修理厂上门推销。35天后，当口袋里只剩下三块四毛钱时，他签订了第一份合同，赚到了1000多块钱。随后，郑荣德越走越远，千里迢迢跑去东北的牡丹江。北方昼夜温差之大，让他猝不及防。早上八点，他租了一辆自行车出门推销。下午一点回旅社，气温从零下七度降到零下二十几度。自行车按钟点计费，温度再低也要骑回去。一路上，郑荣德摔了两跤，围巾全部冻得粘在嘴上。

        “我买，你里面还有多少支？”

        当然，无论是政治风，还是自然风，温州人哪有那么容易被吹倒的。杀掉几个，抓捕一批，地下工厂、“投机倒把分子”照样前仆后继，“春风吹又生”。吃尽苦头，饱受争议，依然创造出“全国第一”的纪录——转包粮田第一人朱炳新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家庭农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冰突破。

        

老书记袁芳烈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只有一点毋庸置疑，敏锐的商业神经从来不会停止跳动，只要有机会，温州人还会掀起波澜，直至扬眉吐气。

        中国经济的开场白，仿佛足以令国人增添几分乐观的情绪。但是，政策变幻不定，让人雾里看花。当时的温州因自发的经济行为游离于当时的准则之外而风声鹤唳。上下对比，真可谓“冰火两重天”。

        同学走后，在记忆中还没有流过泪的郑荣德，独自跑到海边，面对大海大哭一场。一种对看不到希望的未来的恐惧强烈刺激着他离开这个封闭的小岛，“如果留在这个岛上的话，就只能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当渔民。”不甘命运摆布，“要出去”便成为他急切的愿望。

        倘若能够稍微改善物质生活只是那个时候温州人卑微的奢望，可是“八大王”与“登山鞋厂”成为杀气腾腾的1982年，摆在他们面前的沉重榜样。经济整顿搅动得大半个温州城噤若寒蝉。个体户与私营老板，人人提心吊胆，无不担心陈瓯江与廖冒畴陈瓯江，一个为人侠义的供销员，他和廖冒畴于1977年因“投机倒把”罪被枪毙，为自己比别人先行一步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的悲剧重演。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的辩证法更能在温州凸显它的践行性。一边温州模式受到冲击，经济整顿愈演愈烈，丝毫看不到偃旗息鼓的迹象；可一边则是创业的火焰熊熊燃烧。英雄辈出的年代，带着光荣与梦想，郑荣德这样的温州人凭借激情和对“中国特色”的深切把握，迅速成长。同时，虽然他们事业小有成就，但因远不如“八大王”们起眼，幸运地成了打击中的“漏网之鱼”。“树大必然招风，船小却好掉头”。郑荣德们从容地在政策夹缝中游走，反而为以后的长足发展留得了青山。

        柳上淡拿出两捆人民币说：“我全买，全都给我。”

        1982年12月16日至19日，在袁芳烈提议下，温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召开“两户大会”，请“两户”代表现身说法。

        在温州城区，钱金波开门面做木匠活接到第一笔生意时，因为太激动，凿子一偏，刺伤了大腿，鲜血涌出来，钻心的痛。他用手紧紧捂住伤口，血从指缝溢出，慢慢溢出。但他觉得自己应该是男子汉，有泪不轻弹。就是如此一位男子汉在遭遇经济整顿时，无奈之下只能悄悄关了店门，跑到了湖北，一呆就是两年。

        “还有11支。”

        人民大会堂内，正在举行由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主持的首都各界新春团拜会，每个人面前仅有清茶一杯——从1981年开始，团拜会只提供清茶。

        从学徒到工人，一干就是10年。27岁时，柳上淡感悟“这样下去连老婆也娶不到”。于是他与几位朋友一起开办了地下工厂。上海、南京、西安到新疆，他走遍大江南北，拿到大批电焊机、卷扬机的业务订单。接到业务后，没有图纸，柳上淡花100多元买海蜇皮、虾干等土特产跑到上海“等价交换”一大捆卷扬机的图纸。那年月，温州人缺技术，上海人则想吃海产品。在朋友的配合下，一间公社化留下来的农机修配小厂里，柳上淡生产的卷扬机质量达到部委颁布的设计要求，受到各省建委技术部门的认可。

        出生于小海岛上的郑荣德，为家中长子，上有4个姐姐，下有两弟一妹。一家十口人靠父亲打鱼的微薄收入勉强度日，常常一锅稀粥可以照见人影。小学毕业，郑荣德不得不像祖辈们一样下海打鱼。浩渺大海的波涛骇浪中危机起伏。在大风大浪中经历过数次生与死的考验，更坚定了郑荣德“人定胜天”的意志。从此，他的命运，像是在历史的戏剧性跌宕中，苦苦挣扎、不断幻灭，却始终不放弃最后的希望。

        温州商人，与其说他们天赋经商才气，不如说他们勇于挑战、敢于吃苦。无奈之下，到妙果寺服装市场练摊成为周成建翻身的唯一机会。他什么重活、累活都干，火车上三天三夜站过，一天只吃一顿熬过。白天卖衣服，晚上做衣服，一天劳动强度在16小时以上。他想法简单： 一分一分地攒钱，尽快把20万元债款还掉。

        零是虚无，也是一个拥有无穷可能的起点。除了300元钱，一无所有的郑荣德走出海岛，目的地——柳市。在那里，他买了150张产品照片和一本价格表，开始了没有目标的推销之路。他一路走到金华，在火车站随意买了一张去湖南郴州的车票。

        温州的冰火两重天，是政策与企业、企业家共同导演的一场大戏。

        正是这些“黑工厂”、家庭工业和“不务正业”的人支撑着温州经济的大半个“江山”，并积聚成为一股无法抗拒且正在蓬勃向上的自发生命力。不过，当时袁芳烈的工作重心是割掉私有化的毒瘤，将这些“大逆不道”的人圈回温州。他雷厉风行开展的一系列打击私营经济的组合拳，在让其势头偃旗息鼓的同时，整个温州经济形势也黯淡下来。

        1979年起，周人正投资38000元，雇工50人，承包2000亩荒山。“两户”会议上，他作为典型发言。《温州日报》在头版发表一条400字的新闻，在第二版发整版长篇通讯，配合宣传。消息见报，轰动温州，人们称之为“爆炸性”新闻。

        临近年终，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凭借轻快的曲调和积极的歌词，唱响全国。“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在歌声中回顾1982年，冰火两重天，真是奇妙无比。

        袁芳烈，主政4年，温州全市经济实际增长率估计在20%以上，政府财政收入同时翻了一番多。但他从来没有获得过上级一句公开的评价。平调回杭州很久，他才知道，上级对他的继任者特别嘱咐：“要搞活国有企业，冻结原来的干部。”此时，袁芳烈才明白，这是对他4年工作的否定。

        就是这么有钱的柳上淡，怀揣着大把钞票却花不出去。他想投入80万元，联络十几位有技术和业务的朋友，征地3亩，合股扩大生产规模。一腔热情的他来到鳌江镇政府，请求一位副书记支持。话没能讲完，副书记一脸严肃地说：“这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吗？我告诉你，你搞资本主义的检举材料早已经到了陈书记手里。”

        春节刚过，尽管很想过完元宵节再出门，但钱金波还是叹息着对母亲说：“我18岁了，家里生活困难，我不能再在家里白吃饭，我要出去打工。”于是，这个神态谦和的小伙子背上简单的行李走出了山村。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温州人中间一直有这么一说： 春天怕一号文件风，秋天怕台风。

        柳上淡反问：“多少钱一支？”

        五年前，有经商和手工业制造传统的永嘉瓯北和二大队开办阀门厂。全村160户，近80户人家在队办企业当工人。加之做小买卖的和其他手工业的，到1981年，村里10户人家中有7户不再种地。

        未来如迷宫。1983年，究竟严冬落幕，还是回暖的春天在望？

        钱金波激动万分，乃至他想都未想就一头扎进了表面平静实则暗涌的商海。他哪里知道，其实1982年并不是一个创业的好年份。

        

英雄辈出的年代

        为了会议顺利召开，袁芳烈亲自给各县县委书记打电话，要各级领导干部亲自上门做工作。市领导分赴乐清、瑞安、瓯海、永嘉，走进田间地头访问专业户和重点户，同他们亲切交谈，请他们放心参会。市区机关、工厂、商店、大街小巷挂出大幅标语，热烈欢迎“两户”代表。最终，1200来位“两户”代表参会，34位在大会上作典型介绍，70多位披红戴花坐上主席台。全体代表群情振奋，他们别无要求，只提出希望市委将袁芳烈的讲话每人发一本，作为凭据。

        袁芳烈是带着在省委立下的“军令状”——一年内，解决温州所有制问题——和对个体经济的偏见，履任温州市委书记。到温州后，他自我感觉像是进入了一个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城市： 没有熟悉的国营企业和人民公社，没有政治觉悟高的人民群众，一切乌七八糟。官员们冷冷观望。看得出他们并不欢迎袁芳烈的到来，有的制造舆论，放言“袁芳烈3个月就会卷铺盖走人”。

        将民间经济与中央宏观政策嫁接起来的桥梁，就是地方官员。他们不但上传下达，更明白融会贯通、活学活用。如果他们具备足够的魄力与智慧，经济史势必会被改写，当然可能并不都是大刀阔斧。

        相对于郑荣德的激进与大胆，柳上淡谨慎了许多。作为温州第一批个体户，柳上淡本人几乎见证了温州民营经济成长的每一个过程。但是，在这位不修边幅、习惯穿拖鞋的企业家记忆里，念念不忘的是1982年的尴尬。

        至1982年，柳上淡已经腰缠万贯。具体到有多少钱，一则故事可以说明。他从上海回家过年准备买几支别直参。南京路外滩一家药店，因为柳上淡穿着旧大衣，营业员操一口上海腔对他说，“侬不用看，不用看了，这种东西不是侬这种人买的。”

        现在还不敢肯定“两户”会议后，温州是否将雨过天晴。或者说，私营业主们心中存在的重重疑云能否就此烟消云散。可是总结大会，最风光的人物必然要数林业专业户周人正。

        灿烂的太阳终于钻出云层。榜样的力量，掀起了一阵阵强烈的改革冲击波，温州私营经济冲破牢笼，出现繁荣局面。据了解，会议后发展起来的专业户、重点户，大都成为有温州特色的私营企业的老板。对他们的扶持、鼓励，为“温州模式”形成奠定基础。

        这场猝不及防的暴风雨风眼在地处浙江东南的温州，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些年名声远赫的“八大王”。昔日威风八面的“大王”们，顿时仓皇而逃，甚至锒铛入狱，恍惚之间竟不分今夕何夕。

        

前仆后继

        1982年，四邻八舍见朱炳新田种得好，不约而同地将承包的口粮田交于朱炳新。他一鼓作气转包口粮田28.2亩，为转包农田挂牌“瓯北炳新农场”，当年向国家交售粮食10989公斤，向转包户提供口粮5500公斤，商品率达到70%。年底，永嘉县政府奖励给朱炳新一台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村里人天天到朱炳新家里看电视，因为人太多，有一次坐塌了床板。有人看到朱炳新风头之劲，紧张万分地提醒他：“你不怕将来成为地主？不怕批斗？”

        瑞安塘下镇，袁芳烈钻进灯光昏暗的地下工场。半间房子，5台简单机器，主人兼工人是带着孙子的一位老太太。她早晨领料，晚上将成品松紧带交给小贩。5台机器投入500元，年净6000元收入。老太太的收入让副省级的袁芳烈自叹弗如。他算了一笔账： 100个这样的老太太，年利润60万元；1000个，600万元。在当时的温州，袁芳烈竭力帮助而纯利超过60万元的国营企业不过3家。

        有人建议慎重对待周人正，不一定打击压制，也不能树成典型。面对不同的声音，袁芳烈没有退缩。当天晚上，报社编辑部把版面大样送到市里审阅时，他明确表态，坚定地予以赞赏。而值班编委、农村组组长蔡育林，认真细致地推敲稿件内容后，把雇工问题隐蔽，决定见报。18日上午，在周人正作大会介绍之前，代表们一进会场，和读者一样，拿到了一份有周人正突出报道的《温州日报》。

        应该说，“八大王”和“登山鞋厂”事件只是温州经济整肃运动的冰山一角。到1982年年末，温州揭出并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有16.4万多件，近3万人被判刑。对私营经济的高调讨伐，的确令温州民营企业再不敢公然与国营企业抢原料和扰乱市场秩序。也就在“大王”们逃的逃、被抓的抓；支持登山鞋厂主政领导职务被免的免、撤的撤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自称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高手”的袁芳烈进行了两次深入调研。

        瑞安调研路途中，袁芳烈惊讶地见到上百头牛，个个膘肥体壮。多年的基层工作，袁芳烈见过的牛，大多缺乏照料，瘦的瘦，死的死。他向牛倌请教。牛倌告诉他： 牛是一家一户养的，所有权归集体，收益归个人。瑞安人把水牛叫“三五牌干部”，一头水牛畜力年值500元，奶水由炼乳厂收购值500元，每年产犊一只500元，1500元正好相当于一个有30年工龄的干部的年收入。

        如此受挫、动荡、喘息的时期，毕竟还是有胆大无畏且心细如发之人。意识形态的“红与黑”禁锢不了他们如地火奔突的勇气。他们争先恐后地涉足商业，在走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之路后，曾经羸弱不堪的生命而今变得无比强大。

        “地主”、“批斗”，敏感的词被拿上了桌面。庆幸的是，没有人要霸道地给朱炳新盖棺定论为“地主”。因为，对于经济上的新兴事物，温州当权者袁芳烈们已经开始表达出包容与支持。于是，才有了12月的“两户会议”。

        

顶风上行

        并不温暖的冬日，会议犹如烈火，点燃了温州人发展私营经济的热情。瑞安一个挂靠学校的校办工厂，“两户”会议后总共100多名员工中突然有四五十人辞职独立办厂。会议也许更是一个暗示——更加开明的温州，开始拥有了更加开放的视野。在此之后，每当温州经济体制改革模式遭遇质问的时候，政府与民间经济力量总是站在了一起。双方在时而剧烈、时而微妙的博弈中，取得了一种巧妙的平衡。

        升腾是一场蜕变，刺骨寒意，固有秩序的抵触、阻碍乃摧残如影随形。

        雇佣8人以上不是罪，创造财富更不是罪。但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雇工人数达到50人的人物报道出来，“处理不好，就是犯严重的政治错误”。难题摆在袁芳烈和报社编辑部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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