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是该好好进行一番反省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具有进行自我批判的勇气和精神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这种勇气和精神，罗莎·卢森堡有这种勇气和精神，列·达·托洛茨基也有这种勇气和精神。他——季伯舜，一个从青年时代就不屈不挠追求共产主义真理的中国革命者，难道不更应该具有这种勇气和精神么？向真理投降决不是一个革命者的耻辱，季伯舜知道。但是，他更想弄清楚，问题的关键是：现在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否真的掌握了真理？他们真的如郜明所言，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漂亮旗号，以民粹主义加机会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至关重要，是必须首先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楚的。

        郜明没有食言，一个星期以后，派人把几十本中文版、俄文版、英文版的马列著作给季伯舜送来了。同时送来的还有在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等书籍和一些油印出版物。季伯舜带着一种近乎疯狂的热情读了起来，边读边思索边回忆。

        对这段时期的思索，季伯舜在《忠于信仰的人》中写道：

        “……在昏黄的灯光下，在看守巡视的脚步声中，我翻动着那一页页我熟悉而又陌生的书，我为之献出了青春、自由和生命的书。中国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风云在我眼前翻滚。我惊讶地发现，中国托派并不是真正的，至少说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教条主义倾向太严重，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他们没有真正实践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伟大理论，因此也就不可能在中国无产阶级中建立起自己强大而稳固的先锋队阵营，并进而形成领导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他们注定了要在中国失败。最荒唐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托洛茨基同志明确提出了一边在军事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边在政治上积极准备推翻国民党的英明策略之后，他们中的许多同志还在坚持推行其失败主义主张。

        “……而中国共产党人虽然在理论上不承认，但却在实践上真正执行了托洛茨基同志的英明策略。毛泽东和他延安的同志们在与国民党合作，对日抗战的同时，积极扩充壮大自己的革命力量，大力发展革命武装。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旗下之正规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已达数百万之众。因此，在打倒日本入侵者之后，已具备了一举夺取全国政权的政治前景。事实也是这样，这场抗战最大限度地消耗了国民党之有生力量，滋养了延安的共产党。结果不出预料，三年之后，国民党反动派滚出了中国大陆，共产党赢得了新中国。我们中国托派反对派的历史命运也就因此被决定了，我们极不公平地被讥讽为政治废物，被指控为汉奸、反革命。

        “……我们今天正面临着托洛茨基列宁派二十年代末期在苏联面临过的严酷现实。针对这种现实，托洛茨基同志在1928年就说过：理论演绎和政治经验表明，历史的反作用力，否定，即反动时代，不仅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也可能产生。这种反动在党内最明白、最成熟的表现，就是对革命左派的野蛮驱逐、迫害、屠杀，以及对左派组织的毁灭性破坏……”

        这就是季伯舜在1949年12月至1952年6月整整两年半的时间里反省出的结果。基于这种令人震惊的结果，清浦市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判决书中说：季犯伯舜顽固坚持托派反动立场，无耻吹捧反革命托派头目托洛茨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毫无根据地污蔑中国共产党消极抗战，挑起内战，为蒋家王朝鸣冤叫屈……

        也就在这年12月，中国国内托派残余成员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捕。托洛茨基反对派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不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在中国大陆都永远消失了。季伯舜当时并不知道狱外的这些情况，只知道监狱里一下子又关进来不少人。其中有一个熟人竟然是赵清生，那个1938年在清浦给他当过保镖的工人同志。

        赵清生的罪名也是历史反革命，反革命的事实是：曾积极从事托派组织的活动。季伯舜知道，1938年赵清生就参加了孙越的托派共产党，可却不知道在孙越入狱牺牲后，赵清生继续领导着清浦托派党坚持斗争，直到清浦解放，才自动解散了这个党支部。由于赵清生解放以后停止了活动，当时并没被抓。直到这次全国统一行动，才和各地的托派残余人员一起，几乎在同一时间里被逮捕。

        季伯舜既悲愤又激动。悲愤的是，虽然他知道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对托派的迫害会继续发生，可没想到赵清生们停止活动了，还会被抓。激动的是，托派党的力量此消彼长，就在他们这些老托派不断坐牢的时候，一代代托派革命者又成长起来了。据赵清生说，就在他解散托派党，停止了组织活动以后，清浦师院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党员还在继续活动。这两个大学生是一对恋人，女大学生卖了家里的房产充当革命经费，二人跑到上海，在上海托派党的支持下，连续出版了三期《号角》周刊。号召人民继续革命，变这场毛泽东式的农民民粹主义的革命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结果，第四期《号角》周刊正在印刷之际，二人在地下印刷厂和上海托派组织负责人同时被捕，被捕时，女大学生已怀五个月的身孕。

        这两位有信仰的托派大学生，季伯舜在囚禁岁月里一直没见到，被特赦释放后，才在上海石泉一村中国四代托派的最后集结地见到了。上海石泉一村是政府为所有释放后无家可归的托派人员设置的安养地。季伯舜如果不是有妹妹一家收留，也将在那里度过此后的余生。见了面后，细细一聊，季伯舜才知道，那两个大学生当年被捕后都被判了无期徒刑，孩子是生在提篮桥监狱里的，一生下来就被政府送往孤儿院收养，二人释放出狱后却再也找不到了。季伯舜问他们：后悔吗？男大学生说，不后悔，只可惜一生的光阴浪费了，现在每月还得到公安机关领生活费。女大学生哭了，说，不后悔都是假的，尤其是女人，不该这么活啊！

        季伯舜默然了，为那个失去了孩子，失去了青春的女大学生，也为自己。

        其实，他的一生也不该这么活，他可以换许多种活法，可为了信仰，他选择了这种苦难的活法。1952年6月，听到无期徒刑判决时，他作为共产党监狱的犯人，从此以后恐怕要闭上嘴了，也许要永远闭上嘴了，否则，下一步等着他的将是镇压的子弹。相同的情形早已在30年代的苏联就出现过，季伯舜十分清楚。可他不能放弃信仰，永远不能！狱方可以关押他，却决不可能让他和信仰分离。

        闭上嘴，不是因为怕死，而是因为他需要在生命剩余的岁月里更加深刻地弄懂马克思主义，并亲眼看看中国共产党如何把这一场自称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季伯舜甚至还梦想着有一天，在中国共产党宣布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真的会把他从监狱中请出来，去给那些农民革命的领袖们讲一讲马克思主义，讲一讲托洛茨基，讲一讲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遇到的问题。

        那时，季伯舜认为，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这一天而活着。

        所以，听到无期徒刑的判决，季伯舜并没感到十分吃惊，更没觉着有什么可怕，牢狱生涯对他来说，早就不陌生了，他早已适应了，习惯了。有时他甚至认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他一生下来就在牢狱里，那记忆中的自由生活倒有点像虚无缥缈的梦境，很不扎实，也很不可靠。可靠的是监狱的铁门，铁窗，铁栅栏，是那一堵可以用手触摸到的满是蚊子血的墙壁。

        季伯舜的生命和这一切已融为了一体。

        思想却飘移在这一切物质之外，他的肉体也属于这物质的范畴。因此，他的思想也是飘移在自己肉体之外的，是自由的。享有着思想的自由，现实的物质世界和本身的肉体都不那么重要了。这时候——季伯舜在《忠于信仰的人》中说：

        “……你也许根本就感觉不到你被囚禁在监狱里，人家殴打你的时候，你甚至不会感到有多少疼痛。你垂下自己的脑袋，望着你脖子以下的躯体，就会感到很奇怪：哎，这个肮脏的、穿囚衣的家伙是谁呀？”

        这是一种境界，1956年，季伯舜五十三岁的时候，基本上进入了这种境界。那时，他已卓有成效地闭了五年嘴，自由的思想已不习惯于通过嘴变成语言说出来，而是从鼻孔里随着一声声喘息喷出来。喷出来的思想无人听到，在别人看来，他的肉体是恭顺而老实的。因着这恭顺和老实，他被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和赵清生等十几个犯人一起，送往距清浦九百多里的一个海边盐场劳动改造。

        这是1956年8月的事，天很热，季伯舜记得，他被带到盐场时，曾在路上中暑昏迷过去。

        也是在那年夏天，季伯舜和几个年轻犯人佝偻着身子，一铲铲往麻布口袋里装盐时，一个秃顶戴眼镜的大脑袋老犯人被两个看守人员押到了他面前，参加了他们的劳役队伍。季伯舜当时没想到这是个熟人。中午吃饭的时候，那个老犯人凑到他面前，悄声说：“喂，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季伯舜一怔，一下子认出来了：那人是1933年他第一次被捕，在上海审讯他的猪头军官。不由得吃了一惊，不由自主地细细去打量猪头。

        猪头军法官也老得不成样子了，一张曾经肥硕过的脸挂满松垮的皮肉，额头上摞着一道道皱纹，一副断了腿的眼镜可笑地架在酒糟鼻子上，是的，就是在这种场合下，季伯舜还是觉着那副眼镜很可笑。季伯舜却也笑不起来。现实过于残酷。当年，在猪头军法官主持的审讯中，他曾宣称，他和他的同志们要审判他们，如今，他却和他们一样处于被审判的地位。

        季伯舜收敛起打量的目光，木然地摇摇头，继续啃手中的山芋干面窝窝头。

        猪头军法官又悄悄向季伯舜身边凑了凑：“喂，你是不是叫季……季……是季什么伯的吧？”

        季伯舜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不认识你！”

        猪头军法官却一把握住季伯舜的手：“哦，我想起来了！你……你叫季伯舜！”

        看守人员在这关键的时候干涉了，一声断喝：“吴玉科，不准说话！”

        “是！是！”猪头军法官连连点头。

        季伯舜这才知道二十三年前他就认识的这个军法官叫吴玉科。

        打那以后，吴玉科便在劳动中不时地往季伯舜身边凑，有一搭无一搭地找他说话，瞅着四周没人，还不无讥讽地问他：“……怎么样，季伯舜，共产党待你不薄吧？你们共产党的监狱比当年我们国民党的监狱舒服多了吧？”

        季伯舜不理不睬，只当没听见。

        吴玉科以为季伯舜心怯了，后悔了，更加肆无忌惮地道：“……你不觉着这世界出毛病了么？你想想，打从德国那个大胡子的家伙捣腾出了什么马克思主义，这人世间可还有片刻的安宁么？”

        季伯舜当时正和吴玉科一前一后抬盐，他在前面，吴玉科在后面。一听这话，季伯舜的沉默保持不下去了，把沉重的盐筐摔下，转过身，瞪着吴玉科道：“闭上你的嘴！”

        吴玉科前后看看，见没人注意，又说：“怎么？急眼了？你看看你这副倒霉样子，活得还像个人么？弄到今天这份上，还抱着狗屁信仰不放，图啥呀！”

        季伯舜一下失去了理智，不知怎么头脑就发昏了，不知怎么就把扁担操在手上舞了起来，去打吴玉科。直打得吴玉科抱着脑袋四处乱跑，直喊救命。季伯舜不管不顾，一路踉踉跄跄追过去，直到一个年轻的看押人员提着枪跑过来，才停下来，木然地扔下了扁担。

        吴玉科见了看押人员，“扑通”一声，在白花花的盐堆前跪下了，鼻涕眼泪也一齐出来了：“政府可要给我做主呀，你……你们看见了，他……他打我！他……他说你们不是真共产党，只有他才是真共产党，我不信他的，他……他就打我！”

        年轻的看守人员大约见识过吴玉科的这套把戏，提着他的衣领喝道：“站起来！”

        吴玉科不站，把鼻涕眼泪往看押人员脚下甩：“政府要给我做主呀，我懂法，我知道托派是反革命！我……我懂法，打人犯法，侵……侵犯人权……”

        看押人员大怒，一脚将吴玉科踢倒在盐堆上：“站起来，不站起来老子毙了你！打人犯法，得看打什么人，对你这种抗拒改造的老反革命，老子也要打！”

        吴玉科老实了，“呜呜哇哇”地哭着，像个摔了跤又挨了家长骂的孩子。

        看押人员把脸转向了季伯舜：“你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打人违犯监规么？还想再重判个无期？”

        季伯舜盯着那位年轻看守：“我不能容忍他污辱我的人格，诋毁我的信仰！”

        年轻看守不无讥讽地问：“信仰？你这种反革命托派也有什么信仰？”

        季伯舜固执地坚持着：“我是托派，不是反革命，我有我的革命信仰……”

        年轻看守火了，先打了季伯舜一记耳光，然后取下腰间的手铐，把季伯舜铐着关进了阴暗潮湿的禁闭室。一个星期之后，季伯舜两个手腕血肉模糊，手掌手背肿得像个馒头，且发起了高烧，生命垂危，看守才开了手铐，把他放了出来。

        出来以后，季伯舜成了聋子和哑巴，对身边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闻不问，点名道姓轮到他头上，他才点点头，或是摇摇头，最多说一声“是”，声音既干涩又短促。在盐场医院住院的日子里，季伯舜所熟悉的唯一托派同志赵清生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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