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属于那个阶层的男人——可能有点讨人嫌，通常秃顶，矮胖，聪明——对于某些美女倒有种难以言喻的魅力。或者说他相信有，而且越想越觉得似乎确有其事。有些女人相信他是个亟需拯救的天才，这也有点作用。不过，此时此刻的迈克尔·别尔德，心眼窄，没快感，横竖一根筋，死活提不起劲。他的第五次婚姻快完蛋了，按说他应该知道如何举止得体，如何放眼未来，如何承担责任。婚姻，他的婚姻，不是向来潮涨潮落，后浪推前浪的吗？这一次有所不同。他不知道怎样举止才算得体，放眼未来让他心痛，而且照他看来，生平头一回，他没什么责任需要承担。搞外遇的是他老婆，而且搞得耀武扬威，报仇雪恨似的，压根没有一点后悔的意思。百感交集中，他发觉心里不时涌起强烈的羞耻与渴望。跟帕特丽丝约会的是个装修工，他们的装修工，就是那个将他们房子里的砖石缝重新勾嵌一番，在他们的厨房里安上全套设备，帮他们的浴室重贴瓷砖的家伙，就是这个敦实的壮汉，有一回在吃茶点时给迈克尔秀过一张自家的仿都铎式房子的照片，整饬翻修以及添加都铎风味的活儿都是他一手包办，混凝土前车道上，一部拖车载着一艘船停在维多利亚式灯柱底下，余下的空地上竖着一只退役的红色电话亭。别尔德发现戴绿帽子是一件如此复杂的事，这可真让他吃惊。那份痛苦可不简单。活到他这把年纪还有什么新鲜花样没见识过——这样的话谁也别说了。

        他是活该。他那四个至今仍然冷冷地关注着他的前妻，梅西，露丝，埃莉诺，凯伦，都会乐疯的，他希望没人跟她们通风报信。他每次婚姻都没拖过六年，而且始终没要孩子，这真可以算是某种成就了。他的太太们都早早预见到此人一旦当爹，会是怎样惨淡恐怖的局面，所以，为了保全自己，她们都溜之大吉。他乐意这样想：即便他让人难受过，时间也不会太久，这多少也起了点作用，使他跟所有的前妻还保持着泛泛之交。

        可是跟现在的太太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感觉好点的时候，他没准还会假想自己拿出大男人的派头，抱着双重标准，发几阵危险的泼天大怒，也许来段深夜醉醺醺、咆哮后花园的好戏，要不就把她的汽车弄得面目全非，然后处心积虑地追求一个更年轻的姑娘，像力士参孙那样将婚姻殿堂兜底掀翻。可实际上，他被耻辱，被他丢脸居然丢到这种地步的念头，压得动弹不得。更糟糕的是，他还那么不合时宜地想要她，这让他吓了一跳。这些天，对帕特丽丝的渴望会突然从哪里涌起，向他袭来，活像一阵胃痉挛。他就只能一个人坐下来，等着它发作完毕。显然，是有那么一种丈夫，想到老婆勾搭上别的男人就来劲。这样的男人没准还会布个局，把自己绑起来塞进衣橱里锁好，等着那个比他更出色的伙计从十英尺外走过来。别尔德是不是终于在自己体内找到了一种受虐色情狂的潜能呢？从来没有哪个女人，看上去，听上去，能像这个突然之间就不归他所有的老婆那样勾魂摄魄。大张旗鼓地，他去了趟里斯本看望一个老朋友，可那三个晚上过得索然无味。他一定要把自己的老婆弄回来，却不敢大叫大嚷、威胁恫吓，或者炮制几个灵气四溢、任性胡来的片段，好让她卷铺盖滚蛋。而苦苦哀求也不是他的风格。他浑身冰凉，可怜巴巴，除了这件事什么也想不了。她头一回给他留便条时——“今晚在R那里过夜。P”——他有没有带上自己的活动扳手，跑到那栋在固定支架上搁着一艘盖好布幔的快艇，巴掌大的后院里嵌着一只露天热水浴缸的仿都铎风、半独立式“前廉租房”，把那男人的脑壳敲碎？没有，他只是穿着大衣，看了五个钟头电视，喝了两瓶酒，努力不去想罢了。这无济于事。

        可是他也只能想想啦。前几任太太发现他出轨时，火冒三丈，冷冰冰或者泪汪汪地非要长谈到凌晨，阐述她们的想法，先是什么信任破灭啦，最后抛出离婚要求及种种善后事宜。然而，当帕特丽丝碰巧看到几封柏林洪堡大学的数学家苏珊娜·鲁本发来的邮件时，却反常地兴奋起来。就在那个下午，她把自己的衣服搬进了客卧。为了亲眼求证，他推开衣橱滑门，结果吓了一跳。那成排成排丝绸的、棉布的连衣裙——现在他意识到——曾是一种奢侈，一份慰藉，是她将自己的各种“版本”排成一溜，只为了取悦他。不复存在了。连衣架都不见了。那天吃晚饭时，她一边微笑，一边解释说她也想要“自由”，还没过一个礼拜，她的外遇就开始了。这么一来，男人该怎么办？某天早餐时他道了歉，告诉她，他那一“失足”并不意味着什么，还发了一通他真的以为自己会遵守的重誓。这已经是他最接近哀求的方式了。她说她才不在乎他遵不遵守呢。她确实不在乎——而且，就在此时她亮出了情人的身份，那个名字凶巴巴、身高七英尺的装修工罗德尼·塔平，比他这个戴绿帽的丈夫要年轻二十岁，按照塔平当初一边谦恭地替别尔德家涂灰浆、切斜角，一边自吹自擂时的说法，他平生唯一读过的，就只有小报上的体育版。

        起初，别尔德的痛苦表现为“上瘾症”，或者也可能是他的上瘾症突然给治好了。他终于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了。冲完澡，他在雾蒙蒙的全身镜里瞥见一堆呈圆锥状的粉色的东西，他把玻璃擦擦干净，站直身体，对眼前的情景难以置信。他到底用了什么样的花言巧语，才能说服自己，而且这么多年来都让自己相信，长成这副尊容还能算是性感迷人？脑袋上谢顶，下面倒有一圈傻乎乎的齐耳浓发撑着，新长的肥肉像窗帘一样垂在腋窝下，腹部和臀部都在天真无邪地痴肥着。以前，他只要把肩膀扳扳直，身体站站挺，腹肌收收紧，就能让镜子里的自己好看点。而今，人类的赘肉让他的努力成果懒懒地耷拉下来。他怎么可能留得住像她这么漂亮的年轻女人？他是不是真的以为这点条件就够了，难道单凭他那尊诺贝尔奖，就能把她留在他床上吗？一丝不挂时，他是个耻辱，是个白痴，是个懦夫。他连一口气做八个俯卧撑都不行。而那个塔平，却能在胳膊底下夹起一袋一百斤的水泥，跑上楼梯直奔别尔德家的卧室。是一百斤吗？差不多就是帕特丽丝的体重嘛。

        她怀着充满敌意的快乐，不让他靠近。那些她像唱歌一样说出的“你好”，那些她在晨祷时独自吟诵的家务细节，还有她在晚上的去向，都是额外的羞辱，但凡他对她能略有鄙夷，并且打算把她甩了完事，那么这些也没什么要紧的。那样的话，他们俩就能坐下来飞快地、恶狠狠地拆散这场历时五年、膝下无子的婚姻。她当然是在惩罚他，可当他暗示这一点时，她耸耸肩说，她也可以把这话用在他身上。她只不过一直在等这个机会罢了，他说，于是她笑笑，说既然如此，那她就多谢他了。

        胡思乱想时，他相信，恰恰就在即将失去她的时候，他找到了完美的妻子。2000年的这个夏季，她穿上了别样的衣服，在屋子里进进出出都是别样的面貌——褪色的紧身牛仔裤，平底人字拖，t恤衫外面披着一件乱蓬蓬的粉色羊绒衫，她剪短了一头金发，灰眼睛里闪现着一抹狂放的、更深邃的蓝色。她的身材很苗条，现在看起来只有十五六岁。从那些用绳索做拎手的亮闪闪的购物袋和她故意散落在厨房桌上给他看的纸巾判断，他觉得她是在给自己买新内衣，好让塔平帮她脱掉。她今年三十四岁，却仍然保持着二十来岁时“草莓冰激凌”式的容颜。她没招惹他，没奚落他，也没挑逗他——但凡如此，总也算是一种交流了——而是不断地打磨那光彩照人的冷漠，她想用这种冷漠抹杀他的存在。

        他需要停止“需要”她，可欲望不听话。他就是想“想”她。某个闷热的夜晚，他身上什么也没盖，躺在床上试着打手枪，好求个解脱。他非得在脑袋下面垫两个枕头才能看见自己的命根子，这就够让他心烦的了，偏偏幻觉又老是给塔平的形象打断，那厮就像个没教养的舞台杂工，扛着梯子拎着水桶，时不时地溜达到布景上来。除了他别尔德，这世上还会有什么男人，在这种时候，试图一边思念着仅仅三十英尺开外、楼梯平台对面的自家老婆，一边给自己找乐子？一想到这个问题，他的初衷就化为乌有。再说这天也太热了。

        朋友们跟他讲过，帕特丽丝长得像玛丽莲·梦露，至少，从某些角度，在某些光线下是这样。这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比较一直让他挺高兴，可他从来没认真领会过这层意思。现在他算是领会啦。她变了。她的下唇上新添了一种丰满润泽的气息，她一垂下眼帘就预示着麻烦快来了，她剪短的头发打着卷儿，以一种夺目的古典风格垂在后颈上。毫无疑问，她比梦露更美，每逢周末她就让房子和花园在金发、碧眼、粉红、淡蓝交织的薄雾中漂流。让他无法自拔的，是一个多么青春烂漫的色彩阴谋啊，何况是在他这把年纪。

        那年七月他正好五十三岁，她顺理成章地忽略了他的生日，三天以后又用她近来那种没心没肺的方式，假装想起来。她送他一条荧光薄荷绿的“奇魄”领带，告诉他如今这种款式又“复兴”啦。没错，周末最难熬。她总是跑进他待着的那个房间，也没开口说话的意思，可能只是想在他眼前晃晃，她总带着那么一丝不疾不徐的讶异四下打量一番，然后信步走开。不光是他，所有的物件都被她重新估算品评了一通。他总是看到她在花园尽头的七叶树底下，带着报纸躺在草地上，在浓密的树荫中等着属于她的黑夜降临。然后，她会躲进客卧里淋浴，更衣，涂脂抹粉，喷洒香水。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似的，她会抹上又红又厚的唇膏。也许罗德尼·塔平鼓励她走梦露路线——现在别尔德也只能跟他一起欣赏这副滥俗的形象了。

        如果她离开时他还在屋子里（每到晚上他就辛辛苦苦地尽量让自己不闲着），为了缓解自己的渴望和痛苦，他就会忍不住从楼上的窗户看着她步入“贝尔塞兹公园”的暮色中，沿着花园的小径走去——没上过油的花园门又像以前那样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听起来是多么水性杨花啊——然后钻进她那辆小巧而轻浮、加速时放荡不羁的黑色标致车。她是那么迫不及待，猛地把车发动起来驶离路沿，以至于他的痛楚又翻了一倍，因为他知道她知道他在看着。于是，她的离去就像花园篝火上腾起的烟雾一般悬在夏日黄昏中，那是一阵挑逗情欲的、散发在无形微粒中的刺激，弄得他莫名其妙地在原地站了许久。他其实并没有发疯，他一直这样跟自己说，不过他觉得自己尝到了某种滋味，抿到了一口苦涩。

        让他震撼的是，他居然有本事除此之外心无旁骛。读一本书也好，做一场演讲也好，他其实都在想她，要不就是想她和塔平。她出门跟他约会，自己倒还待在家里，这也太糟心了，可是，自打那次里斯本之行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胃口去看以前的女朋友了。于是他接下一组到皇家地理学会谈量子场理论的夜场讲座，参加电台和电视台的讨论会，时不时地还给生病的同事顶顶班。就让那些科学哲学家们把自己越搞越糊涂吧，物理学可不会被人性玷污，即便男人女人和他们所有的哀伤都不存在，物理学描述的那个世界也依然存在。他跟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样，都秉持着这种信念。

        然而，即便跟朋友吃饭捱到很晚，他通常还是会在她回来之前到家，然后被迫等待——不管他乐不乐意——直到她回来，尽管她回来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事。她会直奔她的房间，而他会待在他的房间不动，不想在楼梯上撞见她云收雨歇、慵懒欲睡的模样。几乎可以说，她要是待在塔平家过夜倒还好点呢。“几乎”而已，可那样他就会整夜无眠。

        七月末，某晚两点，他正穿着睡袍听广播，听见她进门，突然心生一计，要布个局让她嫉妒，让她不安，让她想回到他身边。有个女人正在BBC的“环球服务”节目上讨论影响土耳其库尔德人家庭生活的乡村风俗，低沉单调的话音叫人昏昏欲睡，言谈间充斥着冷酷、不公和荒谬。别尔德把音量调低，但手指一直按在旋钮上，自己提高嗓门、拖长音调念了一小段童谣。他估计她能从自己的房间里听到他的声音，但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一念完这句就把那女人的音量开大几秒，然后用他当天晚上讲座里的一句话打断她，再让那女人回答得更长。他就这样折腾了五分钟，他说一句，那女人回一句，有时候还狡猾地让两个声音叠在一起。整栋房子寂静无声，在听着呢，毫无疑问。他走进浴室，打开一只水龙头，一边冲马桶一边大声狂笑。帕特丽丝应该知道他的情人聪明得很。然后他捂着嘴发出一种欢呼似的叫声。帕特丽丝应该知道他开心得很。

        那天晚上他没多睡。四点，经过长长一段暗示着无声缠绵的沉寂之后，他一边打开卧室门，一边低声细语，从后楼梯走下去，再绕到前面，一路上又是跺脚又是击掌地演奏出他那位“伴侣”的脚步声，还用他自己的脚步声充当切分音。这是那种逻辑合理但只有疯子才会热衷实施的计划。他把“伴侣”送到客厅，把道别嵌在无声的亲吻间，然后在她身后关上大门，坚定的关门声回荡在整栋房子里，接着他跑上楼，终于在六点过后打了个盹，一边睡一边冲着自己轻声念叨，“且以成败论英雄。”他在一小时后起床，这样就能保证赶在帕特丽丝上班之前跟她打个照面，让她瞧瞧，一眨眼工夫，他的快乐达到了何种程度。

        她在大门前停下来，手里攥着车钥匙，塞满了书的帆布小背包的带子深深地勒在她印花衬衫的肩部。谁见了都不会怀疑，她看起来深受打击、心力交瘁，尽管她的嗓音还跟以前一样响亮。她告诉他，今晚她会邀请罗德尼来吃晚饭，他没准还会在这里过夜，假如他，迈克尔能远离厨房，那她会很感激。

        那天他恰巧要出门，去位于雷丁的“中心”。启程时他累得直犯晕，一边透过污迹斑斑的火车窗盯着伦敦郊外嘈杂与单调奇妙交织的景致，一边骂自己干的这叫什么蠢事。是不是该轮到他隔墙“听床”了？没门，他还是找个地方住下吧。那不就等于被他老婆的情人赶出自己的家门？没门，他得留在家里跟他面对面。那跟塔平打一架吧？也没门，他非给活活敲进走廊上的镶木地板里不可。明摆着，他根本就没条件做什么决定，设计什么阴谋，从今以后，他得考虑到自己的精神状态不太靠谱，所以行动应该保守点，消极点，老实点，别坏了规矩，别走极端。

        再过几个月，他将把这个决定里的每一条都违反个遍，不过，那一天即将告终时他已经把这念头给忘了，因为帕特丽丝下班回家时没带什么吃的（冰箱里也没有存货），那个装修工也没来吃饭。那天晚上他只看到她一次，手里端着一杯茶穿过走廊，看上去阴郁而颓废，不太像偶像影星了，更像是私人生活错乱、工作过度操劳的小学老师。他先前在火车上把自己一顿臭骂，是不是骂错了？他的计划真的起作用了？她是不是难过得只能把约会取消了？

        回味昨晚的经过，他发觉，风流成性了一辈子，偶尔跟一个臆想中的朋友过一晚，倒也挺提神的，这感觉真是非同凡响。近几周，他这是头一回稍微开心了点，甚至在拿微波炉热晚饭时用口哨吹了一首曲子，还在楼下衣帽间那面镶嵌在金箔中的镜子里照了照，他觉得自己脸上的脂肪少了，颧骨阴影清晰可见，看上去坚毅果决，在三十瓦灯泡的照射下，多少显出几分高贵气象，也许他每天早上逼着自己吞下的那种甜甜的低胆固醇酸奶发挥了作用。他上床时没开收音机，把灯调暗，躺着等她的手指不无悔意地在他门上轻轻敲响。

        门没响，不过他也不难受。就让她度过一个不眠之夜，重新检讨自己的人生，看看到底什么才有意义吧，就让她掂量掂量好了，一边是手上长满老茧的塔平和他那艘盖着布幔的船，一边是卓尔不群、举世闻名的别尔德。接下来的五个晚上，据他观察，当他忙于讲座、其他会议及外出晚餐时，她都待在家里，当他回来时——通常在午夜——他希望自己踌躇满志的脚步声能让这栋黑洞洞的房子都感觉到，这是一个刚刚赴完幽会的男人。

        第六晚，他总算空下来待在家里，她倒出门了，而且花在淋浴和吹风的时间比平时更长。他正待在一楼平台的那扇深深凹陷的小窗跟前，从那里他看见她沿着花园的小路往前走，走到一丛高高的朱红色蜀葵前停下来，似乎不情愿离开似的，然后伸出手拨弄一朵花。她把花掐下来，用大拇指和食指新染的指甲把它碾碎，捏着思忖了一会，然后手一松让它落在自己脚边。那件夏日连衣裙——米色丝绸，无袖，后腰上打了个褶——是新的，这个信号他拿不准该怎么解读。她继续向前走到大门口，他觉得她的步履略显沉重，或者至少比她以前一贯迫不及待的作风要懒散些，然后她用接近正常的加速度开着标致车驶离路沿。

        可那天晚上他等在家里的时候没那么高兴了，对自己的判断力又有点困惑不解，开始认为归根结底他的感觉还是对的，他就栽在自己演的那出广播恶作剧上。为了理清思路，他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看看球赛。他没进晚餐，而是吃掉一杯一升装的冰淇淋，还剥了一斤开心果。他浑身躁动，被游移不定的性欲弄得心烦意乱，最后得出结论：最好还是去发展或者重温一段真正的风流韵事吧。他花了点时间翻检通讯录，盯着电话机过了好一会儿，到底还是没拎起来。

        他喝掉半瓶酒，没到十一点便和衣在床上睡着了，头顶上的灯还亮着，过了几个钟头，他被楼下的话音吵醒时，有好几秒钟都弄不清自己身在何处。那是帕特丽丝在跟塔平说话吧，此时别尔德尚且被酒精壮着胆，正有劲头说两句呢。他歪歪扭扭地站到卧室中央，把衬衫下摆塞到裤子里去的时候身子直晃悠。静静地，他打开门。屋子里所有的灯都大开着，这可真不错，此时他已经下得楼来，压根就没想到会有什么后果。帕特丽丝还在说话，当他穿过客厅直奔敞开的起居室大门时，他觉得自己听见她在笑，要不就是在唱，他寻思，看来他是要搅和掉一场小小的庆典了。

        可只有她一个人，弯腰弓背地坐在沙发上哭，两只鞋都侧躺在玻璃咖啡长桌上。那是一种勉强克制、哀伤欲绝的声音，之前鲜有耳闻。假如说她以前也曾这样为他哭过的话，那也是背着他。他停在门口，她起先没看见他。她的模样惨兮兮的。一块手帕或是纸巾绞成一团攥在她手里，她那羸弱的肩膀往前弓，直打颤，别尔德顿时满怀怜惜。他感觉到一场和解已近在咫尺，她需要的只是一次轻柔的触碰，几句善意的言辞，别提什么问题，她就会扑进他怀里，而他会带她上楼，不过，即便心头骤然涌起情感的暖流，他也知道他抱不动她，哪怕用两只手都不行。

        正当他抬脚准备穿过房间时，一块地板咯吱响了一声，她抬起头来。他们四目相对，可是只持续了一秒钟，因为她飞快地用手捧住脸，埋进去，再把头扭开。他喊她的名字，而她直摇头。她背朝着他，别别扭扭地从沙发上坐起来，几乎是在侧着身子走，结果在那块铺在抛光木地板上、动不动就要打滑的北极熊皮上绊了一跤。有一回他差点跌伤脚踝，从此以后就很讨厌这条小地毯。他也不喜欢地毯上那张充满敌意、张得老大、露出光线底下泛着黄光的牙齿的嘴。他们从来没有采取过什么措施把它固定在地板上，也休想把它一扔了事，因为那是她父亲送的结婚礼物。她稳了稳步子，想到了那双鞋就捡起来，空出另一只手捂住眼睛，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探出身子想碰碰她胳膊，她急忙躲开，又哭起来，这次哭得更畅快了，一边哭一边跑上楼去。

        他关掉房里的灯，躺在沙发上。既然她不要他，那也没必要再追她，何况眼下这点并不重要，因为他已经了。她的手没来得及遮住右眼的瘀青，它横跨面颊顶部，中心发黑，边缘渐淡呈红色，在她下眼睑下肿起来，弄得眼睛都睁不开。他听天由命地大声叹了口气。在所难免啊，他的责任再清楚不过了，看来现在就得跳进汽车，一路开到克里科尔伍德，整个身子倚在门铃上，直到他把塔平从床上拎起来跟他出门，就在那盏马车灯底下，出其不意、身手敏捷地让他那位可恶的对手惊诧莫名。他眯起眼睛，又前前后后想了一通，在细节上玩味不已：他的右拳把塔平的鼻梁骨砸开花，接着，经过一点小小的修改，他又闭起眼睛把这场戏琢磨了一番，这一晚他睡得很安稳，直到翌日早晨被她上班时关上大门的声音吵醒为止。

        他在日内瓦得到一个大学荣誉教职，可没在那里上过课，他把自己的名字，头衔，别尔德教授，诺贝尔奖得主，借给信笺抬头，借给种种学会，他在国际“倡议”上签名，坐镇一个与科学基金有关的皇家委员会，在电台上用外行能听懂的话解释爱因斯坦、光子或量子力学，帮着别人申请经费，担任三家学术期刊的顾问编辑，撰写同行评议和参考文献，让他感兴趣的事情包括：八卦谈资、科学政治、身份地位、诡辩法术、令人生畏的民族主义，还有无知的大臣和官僚们何以被榨出巨额开支，只为了在一颗新卫星上再装一个粒子加速器或者租用仪器空间，他还出现在美国的“天才会议”中——一万一千名物理学家济济一堂！——聆听博士后们阐述自己的研究，他时常开设系列讲座，相同的内容稍作变化、反复使用，讲来讲去都是当初为他带来诺贝尔奖的“别尔德—爱因斯坦合论”的基础计算问题，他到处领奖项和勋章，接受荣誉学位，发表餐后演说，为那些即将退休或者行将火化的同事歌功颂德。在一个闭塞的专业世界里，他是——拜斯德哥尔摩所赐——一位名流，年复一年地凭着惯性向前滑行，略感厌倦而别无选择。所有的兴奋点和不可预知性都体现在私生活中。也许这就够了，也许他早在青年时代的一个绚烂的夏季里就已经竭尽所能功成名就了。有一点是确凿的：他上一回连续几小时独自静坐、手拿铅笔和便笺整理思路，提出一个富有创意的假设，调戏它、追求它并逗引它降临人世，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那样的机会从未浮现——不，这是个经不起推敲的借口。他没那份意志，没有材料，没有灵感的火花。他没有新鲜的想法。

        不过，雷丁郊外，紧挨着轰鸣咆哮声不断的高速公路向东段，一座啤酒厂的下风口，有个新建的政府研究机构。这个中心应该类似于科罗拉多州戈尔登（靠近丹佛）的“全美可再生能源实验室”，与其分享同样的目标，却不能分享它的占地面积和基金数额。迈克尔·别尔德是这家新中心的一把手，真正在干活的却是一位名叫乔克·布拉迪的资深公务员。行政大楼（某些大楼的隔墙材料里含石棉）不是新造的，实验室也不是——它们原先是用来测定建筑业有害材质的。新造的只有三米高的尖刺铁丝网和混凝土柱式护栏，此外，未经别尔德和布拉迪许可，在这个“全英可再生能源中心”的外围，每隔一段距离就草草地树着一块“禁止入内”的告示牌。他们很快就发现，光这些牌子就占掉了第一年预算的百分之十七。先前他们从当地一家农场买下了一块占地二十英亩的湿漉漉的土地，头一项工作就是排涝，已经进入计划阶段。

        对于气候变化，别尔德半信半疑。这事属于一系列问题、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忧虑（其背景原因总在新闻中显山露水）之一，他会看这些报道，并且略感痛心，期望政府能积极应对，采取行动。他当然知道二氧化碳分子会在红外线波段内吸收热能，而人类正在向大气层大量排放这些分子。不过，他本人还有别的事情需要考虑。某些离谱的评论家暗示整个世界已经陷入“危机”，人类正在奔向灾难，沿海城市将被海浪淹没，农作物将会歉收，因为干旱、洪涝、饥荒、风暴和资源日益减少而引发的无休无止的战争，亿万难民将从一个国家涌向另一个国家，从一片大陆涌向另一片大陆，而他对这些无动于衷。这些预警信号里有某种《旧约》的口吻，一丝“瘟疫临头”、“洪荒将至”的调调，它们让人想起那种根深蒂固、数百年来反复上演的倾向——相信人总是生活在末日中，相信自己的撒手人寰，必然与世界末日休戚相关，这样一切就显得更有意义，或者说，显得并非全无关联。世界末日从未被设定于当下（在当下，它被看成幻想小说），而只是“即将来临”，一旦末日预言不灵验，马上就会出现一种新的说法，一个新的日期。旧世界被纵火者的暴行净化，被那些得不到拯救的人的鲜血清洗，对于基督教“千禧年教派”而言——是“不信者死”！对于苏共而言——是“富农必亡”！对于纳粹及其“千年幻想”而言——则成了“犹太佬不得生”！后来就有了真正民主的当代版本，一场无所不用其极的核战争——人人难逃一死。当预言并不灵验，当苏联帝国被其内部矛盾吞噬之后，除了乏味的、不可调和的全球贫困之外，就没有其他压倒性的焦点话题了，于是“末世情结”又炮制出一头猛兽。

        不过，别尔德一直在找一份带薪公职。最近有几份干了好久的挂名闲职到期，而他在大学里的那点工资，加上讲座酬劳、媒体出场费，向来不算宽裕。所幸，临近世纪末，布莱尔政府希望，或者说看上去的的确确而非仅仅在口头上热衷于气候变化问题，他们宣告了一堆动议，其中有一项就是成立该中心——一家需要在信笺抬头撒上“斯德哥尔摩魔幻金粉”的基础研究机构。在政治层面，一位甫获任命的新大臣（他是个雄心勃勃、颇有民粹主义气质的曼彻斯特人，颇以其故乡城市的工业历史为荣）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将“发掘英国人民的天赋灵感”，邀请他们就“清洁能源”问题，拿出自己的想法和草图来。对着摄像机，他承诺每个提案都会得到答复。布拉迪的那队人马——六个薪资微薄的物理学博士后窝在四个临时搭建于一大块泥地上的棚屋里——在六周之内收到了几百个建议。大部分建议来自那类在花园工棚里孤身打工的家伙，有几份来自带着鲜亮标识和“待审核专利”的初创企业。

        1999年冬，每周去工地巡视时，比尔德都会朝一张代用桌上的几堆文件瞥一眼。这场梦想的雪崩里颇有些主旨鲜明的东西。有人建议用水做汽车燃料，循环使用排出的气体——即水蒸气——使其回到引擎；在某些版本里，电力发动机或者发电机的输出功率大于输入功率，似乎得依靠“真空能量”才能运转——据信“真空区”里能找到这种能量——要不就是在别尔德认为非得违反“楞次定律”的情况下才能成立。总而言之，万变不离“永动机”之宗。这些自学成才的发明家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热衷的玩意其实历史悠久，也没想过，但凡他们的说法真能奏效，就会摧毁现代物理的整个基础。这些本土发明家跟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那可是一道结结实实的铅铸的墙——背道而驰。有位博士后提议，可以根据它们违反的定律来替这些主意分类，是第一条还是第二条，抑或两条都违反。

        还有一个主题也是屡见不鲜。有些信封里没装草图，只有一封信，有时半页，有时就十个词儿。作者遗憾地解释说，他——向来总是“他”——拒绝透露计划的细节，因为众所周知，政府代理机构对于他的机器将会提供的那种免费能源相当害怕，因为那会切断一项重要的税收资源。也可能军队会抢走这个主意，奉为最高机密，然后为他们自己所用。也可能传统能源供应商会派出打手来把发明家揍个稀烂，以维持商业霸权。也可能有人会把这个主意据为己有，从中牟利。凡此种种，臭名昭著的例子不胜枚举，作者会加上这么一句。所以说，只能让中心派出一个人，单独前往某某地址，且必须有第三方作为中间人，才能看到那些草图。

        摆在“二号棚屋”里的这张桌子，其实只是将五块建筑厚板搁在支架上而已，上面愣是堆了一千六百封信和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按日期分类。为了照顾大臣的面子，这些统统都得答复。布拉迪——一个身形佝偻、下颌宽大的家伙——对于这样白白浪费时间，颇为恼火。恼火归恼火，他还是低眉顺眼。别尔德赞成把这些信一锅端到伦敦，送到大臣所在的那个部门去，再附上几种答复的模板。可是布拉迪寻思自己眼看着就要受封当爵士了——布拉迪太太对此心心念念，要是把一个号称在政坛上大约排名第十的大臣惹恼，那勋章岂不是要泡汤。于是乎，那些博士后就给发动起来忙活这件事，而该中心的第一个项目——设计一种适用于城市屋顶的风力发电机——因此被搁置数月之久。

        这样一来，别尔德就多出这么些时间来——当时他还没有被第五次婚姻那几近冷战的尾声逼成难民——研究那些“天才”（那些博士后就这么称呼他们）。吸引他的，是从这一堆堆信件上升腾而起的阵阵迷思、重重妄想，种种夜不能寐的困扰，以及最为动人的绵绵感伤。他怀疑，他是不是在某些信里找到了某种形式的自己，找到了与迈克尔·别尔德天资相仿的人——只因为酗酒、乱性或者干脆就是运气不佳，他们没有受到正规的物理和数学教育的训练？虽然错失良机，可他们仍然渴望思考，渴望弥补，渴望有所贡献。这些人里颇有些确实聪明的家伙，可他们受自己那天马行空的雄心驱使，企图重新发明轮机，接着，又要在尼寇拉·特斯拉发明感应电动机的一百二十年之后，再把那玩意发明一遍，他们不善研读，却抱着太大的希望一头钻进了量子场理论，想要在自己眼皮底下，在他们工棚里的一片虚空中，或者在闲置的卧室里找到那种属于他们的深奥的燃料——零点能。

        量子力学。这是怎样的一堆凝聚了人类渴望的宝藏和垃圾啊，在这条临界线上，数学的非凡气势击败了常识，推理与幻想荒诞地交融在一起。在这里，那些嗜好神秘事物的人想要什么就能找到什么，还能抬出科学来为他们作证。对于这些正在打发闲暇时光的聪明人而言，这想必是多么诡秘多么优美的音乐啊——，，——那诱人的远古气息，天体运行的和谐景象，也许会让一堵铅铸的墙幻化成金子，也许会生出一种无须其他、只靠“虚粒子”运转的引擎，它能为人类事业提供动力，还能存储这种动力。这些孤独者的渴望弄得别尔德心神不宁。他为什么会觉得他们都很孤独呢？他这么想，并不是，或者并不只是因为他们那股子傲慢的劲头。他们的知识虽然还不够多，却已经多到没什么人能跟他们聊聊的地步了。什么样的伙伴会等在酒吧里或者英国退伍军人协会里，什么样的妻子能同时背上工作、孩子、家务的重负，只为了追随他们穿过时空连续区里那些弯曲变形的“漏斗”，钻进“蠕虫洞”，抄上这条近道，找到解决全球能源问题的唯一的终极答案呢？

        受美国专利局的启发，别尔德定了一条规矩，他向这些天才建议，所有关于“永动机”和“超和谐”机器的计划都应该附上一个工作模型。可是没人做到。布拉迪一心惦记着自己的锦绣前程，紧紧盯着那些博士后处理那些文件。每项提案都得单独地、认真地、彬彬有礼地予以答复。可是，堆在那些厚木板上的并没有什么新玩意，或者说没有什么有用的新玩意。那个“前卫而孤独”的发明家只是流行文化——还有那位大臣——幻想的产物罢了。

        循着教人麻木的慢节奏，中心渐渐成型。先是泥地上盖好了遮泥板——真是一大进步——再是泥地被整平，里面撒上种子，一入夏，那里就长出了草坪，条条小径错杂其间，此地的面貌，终于跟世上其他无聊的机构差不多了。实验室得以整修改装，最后那些临时搭建的棚屋也给拖走了。附近的土地排干了水分，地基挖妥，大楼开工。上岗的雇员更多了——看门的，清洁办公室的，搞行政管理的，日常修理的，连科学家们也来了，还有一个人力资源团队负责寻找这各色人等。当人数达到一定规模时，一家食堂顺势开张。紧挨着红白条纹的栅栏门有个漂亮的小砖房，里头住了一打深蓝色制服的保安，他们彼此之间相处得颇为愉快，却对其余几乎所有人都横眉冷对，他们似乎相信这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地盘，剩下的人个个都是非法闯入者。

        在这段时间里，那六位博士后没有谁到加州理工学院或者麻省理工学院里找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在一个挤满了各种天才神童的领域里，他们的简历是格外优异的。有好长一段时间，一向有“认脸障碍”（尤其认男人）的别尔德无法，或者说故意无法将他们分辨清楚。他们都在二十六到二十八岁之间，身高都超过六英尺。两个扎着马尾辫，四个戴着一模一样的无框眼镜，有两个都叫迈克，两个都有苏格兰口音，三个在手腕上绑着彩绳，个个都穿着褪色牛仔裤、软运动鞋、田径服的上装。对他们一视同仁——多少带点冷漠，或者干脆把他们当成一个人，这样要好得多。最好不要把跟一个迈克说到一半的话，再拿去跟另一个迈克说，弄得后者下不来台，也别以为那个扎马尾辫、戴眼镜、苏格兰口音、手腕上不绑彩绳的家伙就是独一无二的，就不叫迈克了。即便是乔克·布拉迪，也把这六个人统称为“那些马尾辫”。

        对于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别尔德，这些小伙子都不曾抱有他认为他们应该抱有的敬畏。显然，他们知道他的业绩，可是开会时，他们一提到这个就是草草地、轻慢地，用那种附带说明的口吻咕哝一句，就好像这玩意老早就过时了，而事实恰恰相反，“别尔德—爱因斯坦合论”写进了所有教材，它是无懈可击的，就其实验性而言堪称坚实强韧。当年这些马尾辫念本科时肯定看过“费因曼格子图”的演示，它形象地阐释了别尔德的成果中最精彩的“风景”。不过，在食堂里私下聚会时，这些高高大大的孩子就成了理论物理的拓荒者，言谈间总是绕开“合论”，那架势就像是在打发亨弗莱·戴维爵士的某道积满灰尘的公式，他们晦涩地引用BLG或者M理论、“Nambu 3-李代数”里某些矫揉造作的行话，了无痕迹地转换话题。问题就在这里。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那些马尾辫把话说得飞快，总是带着一种质疑的升调，弄得别尔德一边听，喉头上不晓得哪块肌肉就一边紧张起来。他们根本没把话说清楚，最多只是提了个想法，就会有个同伴喃喃地说“没错！”随后，他们会径直跳到下一个话题单元——你简直没法说这是个完整的句子。

        更糟糕的还在后面。某些他们觉得不言自明的物理问题，他倒觉得挺陌生。等他回家一查，就被其中涉及的计算之冗长复杂给激怒了。他乐意把自己看成一个行家里手，对弦理论及其主要变量了如指掌。然而，这年头实在有太多太多的附属形式和变化形式啦。当年十二岁的别尔德念书那会儿，他的数学老师曾告诫全班，但凡在考试里算出十九分之十一或者二十七分之十三这样的答案，就该知道必错无疑。正确答案不可能如此杂乱无章。他的眉头皱了整整两个钟头（以至于第二天上午还能看见几道粉红色的纹路横卧在他额头上），通读近年成果，什么巴格尔、兰伯特、古斯塔夫松——没错！原来BLG不是一种三明治——他们还用“拉格朗日法”描述了极具偶然性的“M2膜”。上帝也许掷过骰子，也许没有，可他跟如此聪明的，或者说跟如此花哨的炫耀相距甚远。反正这个物质世界不可能搞得这么复杂。

        家里的世界却有这可能。在他删繁就简的婚姻账册上，还从来没有像这次，他的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婚姻这般，傻乎乎地拖泥带水——被他自己——也从来没有什么能把他弄得如此丢人现眼，折腾出如此荒诞不经的白日梦，干出如此不堪重负、悄无声息的傻事。在那漫长的几个月里，每时每刻，他都觉得无法完完整整地做他自己，非但如此，他很快就忘却了自己，陷入了某种不算激烈却不断延伸的精神错乱状态。不管怎么说，陷在这种情形里，他耳边有幻听，眼前有幻觉——比方说，帕特丽丝那突如其来的、柔媚光鲜的美——后来他断定，这种美其实并不存在。这条肉身的因果链具有某种教科书般的性质。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小恙微疾让本应护卫他的免疫系统倍受嘲弄。病菌结成游牧部落，浩浩荡荡地游过他身上的护城河，成群结队地翻过城墙，赖以攻城略地的武器是感冒咽炎、口腔溃疡、身心疲劳、关节炎、水样腹泻、鼻部痤疮，还有睑炎——这是个新玩意，先是眼皮感染发炎，弄得丑模怪样，然后愈演愈烈，白色尖顶呈“富士山”状的麦粒肿喷薄而出，压在他的眼球上，以至于视野模糊。失眠与偏执也扭曲了他的视野，末了，半梦半醒间，他听到一个类似新闻主播的声音，他其实听不清言辞，只知道那声音是在提醒他：如今他的状态实在可怜。除此之外，他还得承受一位绿帽老公（而且，虽说老婆的一只眼睛上有一块愈来愈淡的乌青，可她照样在房子里耀武扬威地走来走去，不合时宜地傻乐，每当他想挑起一场严肃的对话，她就一溜烟跑了）理该遭的那份罪。众所周知，嘴的状况常常被脑子过度诠释，他觉得自己下唇中央裂开一条看不见的伤口，略感疼痛，它标志着他的命运。她怎么可能再亲吻他呢？他不会再跟她作对了，不会再挑衅她了，不会再谴责她了，不会再爱她了。

        是啊，是啊，他撒谎成性，阅女无数，事情弄成这样是他活该，可是事已至此，除了接受惩罚，他又该如何是好呢？他到底该向哪路神仙道歉呢？他受够了。他愁眉苦脸地执着于愚蠢的希望，开始关注来信和电子邮件，看看有没有什么请柬能让他远离贝尔塞兹公园，能在他凄凄惨惨的身子骨里注入某种独立自主的生命力。一年到头，这样的请柬每礼拜都会来半打，可是迄今为止，对于那堆勾引他到某个富庶的意大利北部湖畔，或者去某个乏善可陈的德国城堡开讲座的邀请，他都提不起兴致，至于到新德里或者洛杉矶的一场挤满了更多同事的会上去探讨“合论”，他又觉得底气不足，颇为唐突。他不晓得自己到底要什么，不过他觉得，一旦看到它，他就会明白过来的。

        再说，通常情况下，每周坐一次脏兮兮的早班火车从帕丁顿赶到雷丁，抵达那个跟一排排敦实的公寓楼挤在一起的维多利亚车站，那几个长相分辨不清的“马尾辫”里会有一个跑来接他，坐上一辆“普锐斯”样车开几英里到中心，还真是挺惬意的。离家时，别尔德是一根绷紧的单音颤弦，随着把家抛得愈来愈远，离那圈昂贵的栅栏愈来愈近，颤弦的振动也愈来愈弱。当他抬起食指和蔼地向保安致意——他们是多么喜欢有个头儿啊！——那根红白相间的拦车杆随即升起，车从下面飞驰而过，此时震颤就彻底停下来。布拉迪通常会出来接他，甚至，带着一丁点官僚气的嘲讽，他会扶住打开的车门，因为到达此地的不是绿帽先生，而是尊贵的访客，是主管，他们指望他在媒体上为此地代言，指望他怂恿能源业对此产生一点兴趣，再从那位暴躁的大臣口袋里榨出二十五万英镑来。

        工作日伊始，两个人先一起喝咖啡。有多少进展，有多少延误，都被一一列出，别尔德记下他需要做什么，然后巡视工地。当初，他故意随口说起，如果他能代表中心宣布启动一个引人注目的、纳税人和媒体都能理解的项目，那么，想再捞点基金，就更容易了。为此，他们启动了“风涡机”，即“城市家用风力涡轮机”，住家可以将这种新发明的小玩意安在屋顶上，其产生的电力应该足以让家里的电费账单锐减。城里的屋顶不像乡间开阔地上那些高高的塔楼，风不会从一个方向径直吹来，所以物理学家和工程师们根据要求研究一种风力涡轮机叶片的理想设计方案，使其适合在湍流条件下运转。仗着法恩伯勒皇家航空公司的一个老朋友，别尔德弄到一个“风洞”，然而，要搞这个，首先得研究某些错综复杂的数学和空气动力学问题，某个让他本人兴味索然的混沌原理的分支。对于技术，他甚至比对气候学更不感兴趣。他本来以为，只要替这个设计案解决点数学问题，建立三四个模型，然后在风洞里做做实验，就能完事了。然而，渐渐地，需要在相关领域雇用的人手在工作计划上越列越多：振动，噪音，成本，高度，风剪应力，回转仪运动，轮转压力，屋顶强度，材料，传动装置，效能，高压输电网相位，计划许可证。原以为只是一条不费力气的妙计，结果成了一头将只造了一半的中心里所有的注意力和资源都蚕食殆尽的怪物。现在要回头已经太晚了。

        别尔德宁可独自在中心里转悠，不无歉疚地看着他那个“随口说说”的建议造成了怎样的连锁反应。截至2000年初夏，那些博士后每个人都已经有了一个小隔间。经过七八个月，这些小伙子每个人的特点都渐渐清晰，究其原因，这跟将他们分开、且在门上挂好名牌有关，可是别尔德认为，这多半还是因为他自己有所察觉。从雷丁站出发坐“普锐斯”的那段车程，他先前只跑过六趟，就在第七趟时，从当晚的牛津演讲稿上抬起头来，他意识到，没错，每回来接他的都是同一个司机。他是那两个真的扎着马尾辫的学生之一，一个身材高挑、脸庞瘦削的小伙子，一张嘴被硕大的牙齿和憨憨的笑容鼓得满满的。他来自诺福克的斯沃夫汉姆郊外——这话别尔德是在第一次毫不走神地跟他说话时听来的——先是在帝国理工学院念书，后来去剑桥，再到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待过两年，而这些富于传奇色彩的地方都没能冲淡他乡下口音里蕴含的纯洁的感染力，那无辜的转音和降调，那始终昂扬的声线，都让别尔德想起灌木丛和干草垛。他名叫汤姆·奥尔德斯。就在那头一回闲聊中，他告诉头儿，他之所以申请在中心工作，是因为他认为这座星球危机四伏，而他在粒子物理方面的学术背景也许能有点用，一看到这个团队将由别尔德本人——“别尔德—爱因斯坦合论”里的那位别尔德——领衔，他，汤姆·奥尔德斯，就兴奋地假设，这家中心会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太阳能，尤其是他称之为“毫微太阳能”的人工光合作用上，关于这一点，他相信……

        “太阳能？”别尔德不疾不徐地说。他很清楚那指什么，然而，这条术语上笼罩着一圈教人狐疑的意义光环，像是那些身穿长袍，在夏日黄昏中绕着“索尔兹伯里巨石阵”跳舞的“新时代德鲁伊特团员”念在嘴里的一道咒语。而且，任凭是谁，但凡老把“这座星球”挂在嘴边，好证明自己心存高远，他就不会信任他。

        “对呀！”奥尔德斯冲着后视镜一笑，露出好多牙齿。他压根就想不到，这位头儿在这个领域并不是什么专家。“到处都是阳光嘛，就等着我们弄懂怎么利用它，一旦我们懂了，我们就会大吃一惊，居然以前会去寻思烧什么煤呀石油呀，诸如此类。”

        奥尔德斯把“此类”说成“死累”的口音让别尔德颇为好奇。这听起来就像是在嘲笑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此时他们正沿着一条四车道的环行路开，山楂花在路中央的分车带上徒劳地盛开，香气弥漫到来往的车辆上。前一天晚上，她彻夜未归，而他则毫无睡意地披着睡袍躺在床上阅读。那是一捆未曾出版的保罗·狄拉克写给多位同仁的信，此人的一切都属于科学，连闲聊和发挥其他人类技能的权利都给剥夺了。六点三刻，别尔德放下文件，直奔浴室刮脸。此时，阳光已经透过窗前花园里的白桦树，斜斜地照进来，在他脚下的大理石地砖上落下一道道花纹。大清早就让太阳爬得那么老高——造物如斯运筹，真是够浪费、够失败的。他一边把剃须刀举到两根眉毛之间新长的杂毛，一边忍不住计算他当年曾经错过多少夏季的白昼时光。可是，对于任何年轻男子而言，一年到头，无论何时，早上七点除了睡觉或者工作以外，他还能干什么，还有什么可干呢？而此时此刻，他最近几周攒下来的睡眠赤字开始反弹。

        “你觉得我们能过得下去吗？”他一边问，一边努力不把哈欠打出来，“没有煤，没有石油，没有天然气？”

        奥尔德斯正把车开到一个巨大的环形交叉路口，其庞杂忙碌程度堪比环形赛车道，借着离心力，沿着下坡路，他们给抛到高速公路上，与骤然加剧的咆哮撞个满怀，发出这咆哮的，既有那些正在奋力飞奔的汽车，也有尺寸宽大得犹如五栋联体屋鱼贯排列、以每小时八十五英里的速度开往布里斯托尔的卡车，其他车辆则在挨个排队，伺机呼啸而过。千真万确——这样的情形能持续多久？被失眠折磨得有气无力的别尔德，只觉得自己是如此渺小。M4公路上演示的这种生活激情，他是再也消受不起了。他适合B级公路，马车大道，人行小径。他的身体在“哈里斯”花格呢上衣里缩成一团，听着汤姆·奥尔德斯说话，他那抑扬顿挫、踌躇满志的样子，活像是一个优等生正在拿出他以为老师想要的答案。

        “先是煤，再是石油，它们成就了我们，可是现在我们知道，燃烧这些玩意也会毁掉我们。我们需要另一种燃料，要不我们就完蛋了，就沉没了。这是一次新的工业革命。没有别的办法，将来是电和氢的天下，在我们已知的能源载体中只有这两种在使用时是不产生污染的。”

        “也就是说，要多用点核能。”

        男孩的目光从公路上移开，通过后视镜牢牢地盯住别尔德的眼睛——盯得实在太久了，这位长者只好在后座上坐直，扭头看别处，希望他的司机也能跟着把视线拉回到车外乱作一团的景象。

        “卑劣，危险，昂贵。可是您知道，我们本来就有那么一座‘核电站’，保持着伟大的安全记录，无须任何成本就能将氢转化成氦，从而制造出洁净的能源，它就赏心悦目地坐落在九千三百万英里之外。您知道我一直在想什么吗？别尔德教授。但凡有个外星人跑到地球上，眼里看见这么多阳光，耳边却听到我们说有什么能源问题，他会大吃一惊的。光生伏打效应！我读过爱因斯坦的说法，也读过您的‘合论’。真是才华横溢。毫无疑问，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最伟大的礼物，当一粒光子与一种半导体相撞，就能释放一粒电子。物理世界的法则是多么仁慈，多么慷慨啊。我打个比方。下雨天有个家伙待在森林里，他渴得要命。他有一把斧子，就抡起斧子砍倒树木，喝树里的汁液。每棵树喝一口。他身边成了一片荒原，野生动植物不复存在，他知道，拜他所赐，整个森林快要消失了。那么，他为什么不干脆张开嘴喝喝雨水呢？因为他很善于砍树，因为他向来就是这么干的，因为他认为那些提倡喝雨水的人都很古怪。那故事里的雨水就是我们的阳光啊，别尔德教授。它沐浴着我们的星球，改变着我们的气候和生活。那是点点光子构成的甜甜雨露，我们只要把自己的杯子伸出去接就行啦！您知道吗？我在哪里读到过有个家伙说，在不到一小时内将所有洒在地球上的阳光收集起来，就足够整个世界用整整一年。”

        无动于衷地，别尔德说：“那么这个家伙是用什么标准来计量阳光的辐照度呢？”

        “太阳常数的四分之一。”

        “太乐观了。你得再除以二。”

        “我的观点站得住脚，别尔德教授。如果收集全世界沙漠上的太阳能，只需要取出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们需要的所有能量就解决啦。”

        这位诺福克少年颇具田园牧歌风味的声调，与他正在说的内容格格不入，弄得别尔德越发坐立不安起来。他突然阴沉着脸，开口道：“那得看你能不能解决输送问题。”

        “对。要打造新的直流线路！只要花钱出力就能办到。值得啊，为了这座星球！为了我们的未来，别尔德教授！”

        别尔德噼噼啪啪地翻弄他的讲稿，暗示对话可以告一段落了。奇思妙想的精髓在于，首先，你得相信世上所有的问题都能简化成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其次，你得不停地唠叨这件事。

        可是，汤姆·奥尔德斯还不打算放过他。他们一到中心，拦车杆刚刚升起，他就说话了，那口气就好像他们的讨论从未中断过。“正因为如此——我并不想无礼，我是说，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台微型风力仪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技术已经够好的了。政府只要想办法让这个主意变得更诱人就行了——那就是耍耍笔杆子嘛，其余的事让市场接着干好了。能挣来那么多钱呢。可是，太阳能——前卫的人工光合作用——还得开展关于毫微技术的重大基础研究。教授，这就需要我们啦！”

        奥尔德斯扶住敞开的车门，别尔德精疲力竭地爬出来。他说：“谢谢你的设想。不过，说真的，你应该学会开车看路。”他边说边转身握住布拉迪的手。

        因此，在后来每周一次的巡视中，他都希望避开与奥尔德斯单独相处的机会，因为这个小伙子总是想让他相信“光生伏打”，或者相信他对于“光生伏打”的量子论解说，要不就是用友好热情的态度来折磨他，每次他重申应该放弃“风涡机”的时候似乎都对别尔德的阴郁表情浑然不觉。当然啦，这玩意是该放弃了，它几乎吞噬了所有的预算，事情越搞越复杂，效益却越来越低。但是，当初这主意是别尔德出的，现在如果推倒重来，那对他个人就是场灾难。所以他对这小伙子越来越不待见，不喜欢他那张骨架宽大、傻头傻脑的脸和张得大大的鼻孔，不喜欢他的马尾辫，他绑在手腕上的那条邋里邋遢、红绿绳交缠的链子，不喜欢他在食堂里吃的那些总显得“比你更圣洁”的食物——色拉加酸奶，不喜欢他端起餐盘不请自来、巴不得离主管越近越好的习惯，而他这位当主管的，听说奥尔德斯曾代表诺福克郡参加过拳击锦标赛、代表剑桥划过船，还在旧金山的一场马拉松比赛里得过第七名时，就只有郁闷沮丧的份。奥尔德斯想让他看看小说——小说！——渐渐吸收一些他认为别尔德应该涉猎的现代音乐，还有那些颇能扯上点关系的电影，讲述气候变化的纪录片，奥尔德斯本人至少已经看过两遍，不过如果有机会能把头儿请到他们中间来，他很乐意再看一遍。奥尔德斯生就这样一副死脑筋：操着诺福克口音，他能不知疲倦地提建议，做推荐，催改变，还会表达对某次旅行某个假日某本书某种维生素的强烈渴望。但凡再听到有人提议他去斯瓦特山谷住满一个月，别尔德的好脾气非崩溃不可。

        在这栋已经测试过砖灰和玻璃纤维绝缘体对人体的不利影响的大楼里，他穿梭在实验室之间，听取工程师、设计师和那些被神秘地称为“能源顾问”（他们负责撰写一份长长的名叫“发现微型风力4.2”的文件，他连第一段都看不下去）的人汇报进展。在那年夏天，人力资源部雇来了那么多人，而人力资源部本身也才刚刚上岗，以至于他只能每周都跟半打陌生人解释自己姓甚名谁。雇来的人几乎个个都忙着对付“风涡机”，别尔德越是四处转悠，心就越往下沉。尽管大伙在埋头苦干，法恩伯勒实验的准备工作却毫无头绪，没人真正忙着解决湍流问题，也没人好好想过，一旦风停下来会出现何种情形，因为，对于如何既便宜又高效地存储电能，谁都没有一丁点概念。如果能设计出一种功能强大的新电池用于家庭供电，那会是一项激动人心的工程，可是现在人人都忙着对付“风涡机”，再提这个建议为时已晚，何况，研制新电池也是汤姆·奥尔德斯一直在念叨的主意。比起用“剪应力”和“振荡”，用“反向力”和“扭应力”，外加某种毫无价值的小装置的力矩（通常的风力很难强到能用它激发一道有用的电流）来折磨一百万户的屋顶，那真还不如在多赛特侏罗纪海滩上鼓捣一座漂漂亮亮的核反应堆呢。

        怎么会呢？别尔德闷闷不乐地从一间办公室走向另一间，不无自怜地纳闷，他随口一说的事，怎么会弄得人人都为这个毫无意义的目标奔忙不息呢？答案很简单。为了回应他的建议，备忘录、长达一百九十七页的详细提案、预算大纲和电子数据表次第出笼，每一份他看都不看就签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帕特丽丝正跟塔平打得火热，他脑子里根本容不下别的事。

        他正沿着走廊往回走，要去找个材料专家谈谈，路上经过布拉迪的办公室，布拉迪本人正巧在门内侧候着他，兴奋地挥手示意他过去。在布拉迪身后，那个正在把一幅图贴上白色书写板的家伙，就是那两个都叫迈克的“马尾辫”中的一位。

        “我想咱们是弄到点有用的东西啦，”布拉迪一边关上别尔德身后的门，一边说，“迈克刚拿来的。”

        “您可别弄错，别尔德教授，”迈克说，“这个不是我画的。是我找到的。”

        布拉迪抓住别尔德的袖子，把他拽到书写板跟前。

        “快看看。我需要你的意见。”

        在一张硕大的纸上，有一幅格式正规的示意图，边上围着半打草图——尽是些简笔画，线条浓黑但有点发抖，就是那种你会在达·芬奇的笔记本上看到的图。在两人热切的注视下，别尔德盯着中间那一幅——一根包含着一堆线条和剖面图的粗粗的柱子，最终陡然转弯，顶端分成四个螺旋体，底部草草画着一个方块代表发电机。有一幅简笔画勾勒出一条屋顶轮廓线、一副电视天线和一根绑在烟囱边上的又短又直的杆子——根本就不是一套像样的装置。他默默凝视了两分钟。

        “嗯？”布拉迪说。

        “嗯，”别尔德嘟哝着说，“算是个有用的东西吧。”

        布拉迪笑了。“我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它怎么运转，可我就是知道它有用。”

        “这是达里厄风力涡轮机的一种变体，老式‘螺旋桨’。”很久很久以前，那时他的婚姻还比较愉快，或者说还没那么紊乱，他曾花过一个下午通读风力涡轮机的发展史。那时他认为物理是比较简单的事儿。“不过有一点不同，这里的叶片给斜切成螺旋形，扭转角六十度。四个叶片并置是为了扩大扭矩，可能利于启动。或许，在一股上升气流的作用下会产生良好效果。安在屋顶上没准不错，谁知道呢。那么，这玩意是谁搞出来的？”

        可他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便愈发觉得疲惫不堪。聆听“斯沃夫汉姆天鹅”庆贺一次突破，庆贺一个涡轮机设计新时代的黎明，这样的折磨他今天可受不了。这事得挪到下周去，因为此时此刻，他只想安安静静地坐下来想想帕特丽丝，漫无目的地自己找找乐子。事情居然糟到了这种地步。

        迈克搔搔马尾辫的发根，那里就像毯子上的针脚一样，露出些许叛逆的灰白色痕迹。“它就搁在汤姆的桌上。我们猜他肯定是故意留在那里让我们看的。然后我们就来劲啦，可哪里都找不到他。我们复印了一份给工程师们看，他们已经很喜欢这个主意了。”

        乔克·布拉迪在他办公室里激动地转了一圈，然后回到办公桌前，从椅背上抓起一件上衣。别尔德骨子里的势利总是让他涌起一阵冲动，想把这位公务员拉到边上，告诉他，自打“布莱切利时代”以来，或者至少自从别尔德本人进大学以后，就没人在上衣口袋里插一排圆珠笔啦。不过，这个建议只是在他脑子里转了转，他始终没说出口。

        布拉迪默默地兴奋着，他庄严地向他的同事俯下身子，哑着嗓子字斟句酌，就好像千钧一发之际，他刚好从皇宫里的软垫上直起了膝盖。“我要去跟奥尔德斯谈谈，然后把他带到设计部门。我们得把正规的设计图画出来。他们可以跟他一起坐下来，这就干起来，与此同时，迈克，你跟别的小伙子解决数学问题，你知道的，布莱希特定律，诸如此类。”

        “是贝兹定律。”

        “差不多吧。”说话间他已经走人了。

        别尔德巡视完毕，便独自跑到食堂后面空无一人的公共休息室——那是长期以来整个中心里唯一舒心惬意的地方，端上一盘巧克力饼干，再从一壶现煮咖啡里倒了一杯，任凭思绪转回到那些让他着魔的事情，四肢带着那种近乎愉悦的沉重感，他要将某些近来忽略的细节好好琢磨一番。不过，首先他得费尽气力从椅子上爬起来，横穿过房间关掉那台喃喃自语的、永远停留在新闻频道的电视机。又是布什与戈尔之争，全世界大多数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公民，都把珍贵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上面。他终于又坐下来，在盘子里抓了点东西吃。

        迄今为止，帕特丽丝是他历任妻子里最漂亮的一个，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现在看来，以她那副轮廓分明、金发碧眼的模样，应该算是他历任妻子里唯一的美人。其余四位都与“美人”差之毫厘——有一位鼻子太瘦，一位嘴巴太大，一位的下巴或者额头上有点瑕疵或者凹陷——这些“稍逊一筹”的太太，唯有从某个特定角度，抑或依靠意志或想象，凭借自欺欺人的渴望，才会显出魅力来。至于帕特丽丝，想想那些细节吧，比方说，她的臀部是多么小巧啊。张开一只大手就能横跨两头。在骨盆两头突起之间的皮肤如奶油般致密洁白。她那纤细的淡金色阴毛，姿态多样得教人讶异。这些稀世珍宝，他以后还能窥见一二吗？而此时此刻，他还得记挂着她眼睛下面的那块瘀青，尽管那一点儿都不性感。她不愿意跟他说话，他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他只能假设各种可能性。想想看，也许他的计划奏效了，也许那个在他房间里的“女人”——就是他在楼梯上用击掌来模拟脚步声的那个女人，并没有激怒帕特丽丝，反倒是在她心里激起了一腔柔情，对他生出一丝亲近，让她为了自己行将失去的东西心急如焚，从而促使她向塔平宣告，这场外遇该结束了，她就要回到丈夫身边了——于是，他勃然大怒。如果是这样，那么她那发青的颧骨就是个信号，表明她几乎又是他别尔德的人了。果真如此就太圆满啦。接下来会怎样？

        他机械地从盘子里拿起饼干往嘴里送。也许这一整团乱麻都会沿着一条匪夷所思的轨迹前进。这些事情多半都匪夷所思。那些给打得鼻青脸肿、断胳膊断腿的女人，离不开她们那些残暴的男人。妇女避难所的组织者往往对这种诡异的人性哀叹不已。万一她沉湎于自己的宿命，那她脸上就会挨更多的打。他那美丽的帕特丽丝。真是无法忍受。不可思议。会怎样？罗德尼的暴力也好，迈克尔的怜悯也罢，都会让她情何以堪，恨不得把他们俩都甩掉。也没准，哪天晚上他走进自己的卧室，赫然发现她已经在那里等他，一如往昔，她赤裸裸仰面躺在婚床上，分开双腿，而他会径直向她走过去，嘴里喃喃喊着她的名字，倏忽间他自己也脱光了。接下来易如反掌，刚碰到她的侧面，他便握住她左边的……可是转眼间他就不是一个人了，他连头都不用抬，就知道门口那人是谁。

        奥尔德斯没给自己倒一杯咖啡——他才不肯摄入任何兴奋剂呢，而且认为别尔德也不该这么做——他往头儿身边一坐，跳过开场白，单刀直入，“我向您郑重推荐，读一读下周《自然》杂志里那篇关于薄膜太阳能电池的论文。”

        本来应该输送到别尔德大脑的血液还有一部分留在他的阴茎里——尽管排放得飞快，要不然，他的脑子应该转得过来，那就能把奥尔德斯赶出门去了。

        相反，他说：“布拉迪正在找你。”

        “我听说了。您看过我的涡轮机示意图了。”

        “眼下他可能在办公室里。”

        为了表演他被工作折磨得精疲力竭，奥尔德斯脱下棒球帽，往扶手椅背上一靠，闭上眼睛。“我真该把它给毁了。”

        “它是颇有点前景的，”别尔德老大不情愿地说。他不相信任何一个离开棒球场还戴着棒球帽的人，不管是正戴还是反戴。

        “正是如此。更准确地说，它具有革命性。就说那绝妙的扭矩吧！湍流问题迎刃而解！别错会了我的意思，别尔德教授，它是很棒。可是，您知道吗，但凡中心采纳了这项建议，那就会有三年时光白白浪费在研发上，这样的活儿在一家盈利性的商业公司里就能干成。它不是什么重大课题，微型风力仪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教授。在大多数城镇，风都不够大。为了整个人类文明，我们需要一种新能源。说真的，没多少时间了。我们应该赶在德国人和日本人占得先机之前，赶在美国人醒来之前，马上从事太阳能基础研究。我已经有点主意了。尽管咱们的天气很糟糕，毕竟还可以利用红外线。不过，大伙儿都在，为什么我单单要跟您讲这事呢？我们得再研究研究光合作用，看看能得到什么收获。在这个问题上我也有几个绝妙的想法。我会汇总在一个文件里交给您的。可我刚刚看见布拉迪先生拿着我那张愚蠢的图直奔设计部。哦，基督！”

        他用一只手蒙住闭上的眼睛，又是一场表演——这场戏是忍辱负重地扛下枉受的冤屈。

        “我是个毫无心计的人，别尔德教授。我只是想做一点对这座星球有好处的事情。”

        “我明白，”别尔德说，突然觉得对自己手里抓起的最后一块饼干已经没了胃口。他把饼干放回到盘子上，费了点劲才从椅子上爬起来。“我现在得回去了。你得开车送我到车站。”

        “没问题，”奥尔德斯一边说，一边从椅子上站起身，三大步穿过房间，打开电视，转换频道，再调高音量。他就像是变了个戏法，变出这段新闻故事来为他所用——先把一对老年夫妇弄得穷困潦倒，再说服他们手拉手站在从伦敦到牛津的火车跟前。当地新闻并未过度渲染，只是打出几行字，说灰心丧气的乘客在雷丁站横遭拒绝，不得入内，其余乘客苦等特派大巴，却未见车来。

        那小伙子领着别尔德朝门口走，就像是领着个需要洗澡的精神病人。“我住得离贝尔塞兹公园不远，现在正要回家。我的车不是普锐斯，不过它能直接把你送到门口。”

        他不知道奥尔德斯是怎么知道他住在哪里的，不过也没必要追问。既然眼下别尔德打算回家，回到他的“苦难总部”去，那么他也没什么兴致打发奥尔德斯去见乔克·布拉迪了。

        没过几分钟，这位主管大人已经坐上了一辆生锈的“福特伊斯考特”，装模作样地听一个内行预测明年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报告可能会出现什么内容。眼下这位司机如果想把视线从马路上拉到他的乘客身上，就得转整整九十度，有时这样的凝视会持续好几秒钟，按照别尔德的计算，这几秒钟里他们的车又跑了好几百米。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没必要看着我，别尔德很想这么说，同时他一直在盯着前方的车辆，估算着他可能会在哪一刻去抓方向盘。可是，即便是别尔德，也觉得批评一个正在让你搭车的人（其实就是他的东道主）难度太大。宁可死，宁可下半辈子四肢瘫痪，也不能失礼啊。

        在简要描述了他期望在明年的第三份IPCC评估报告里看到什么内容之后，奥尔德斯告诉别尔德——近十二个月里，他已经是第五个这么说的人了——根据记录，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是最温暖的十年，也可能是九年。然后，他就开始絮叨气候是如何敏感，二氧化碳浓度比起前工业时代来已经翻番的事实与气温的升高之间有怎样的关系。他们进入伦敦市区时，他正说到“辐射强迫”，然后就是那些耳熟能详、冗长枯燥的论调，什么冰川在缩减，沙漠在扩张，珊瑚礁在溶解，洋流被阻断，海平面在升高，这个消失了那个不见了，等等等等，别尔德听着听着就陷入了心神涣散的忧郁中，这倒并不是因为“这座星球”危机四伏——又是这个愚蠢的词儿——而是因为居然有人把这些话说得如此激情澎湃。他之所以不喜欢那些政客，原因就在这里——天灾人祸总是能让他们神采奕奕，那是他们的牛奶，他们的救生艇，让他们。

        反正气候变化问题正在吞噬汤姆·奥尔德斯。他难道就没有别的话题了？没错，他有。他关注他那辆汽车的排放问题，还找了一位达格南区的技师，后者打算帮他把车改装成靠电能驱动。动力传动系统性能良好，问题是电池——他每开三十英里就要充一次电。他打算在时速不超过十八英里时再使用它。最后，别尔德为了把奥尔德斯的思绪拉回人间，就问他到底住在哪里。他住在汉普斯代德叔叔家花园底层的一个工作间里。每个周末他都会开车到斯沃夫汉姆去看望父亲，他染上了肺炎。而母亲早就去世了。

        关于母亲的故事刚刚开头，他们的车就在房子外面停下来。别尔德打断话题，道了声谢，迫不及待地要结束这场会面，可奥尔德斯已经下了车，匆匆绕过来，打开客位车门，扶他出来。

        “我能行，我能行，”别尔德急躁地说，可是他的体重最近又涨了，差点就爬不出来，这辆烂车的车身太低了。奥尔德斯陪着他走到路上，又是一副护士照顾精神病人的架势。走到大门口，别尔德伸手摸索钥匙，奥尔德斯问他是否能用用洗手间。那怎么能拒绝呢？就在他们踏进房门的一刹那，他想起今天下午帕特丽丝不上班，而她也确实在家，就站在楼梯口，戴着时髦的蓝眼罩，穿着紧身牛仔裤、淡绿色羊绒套衫、土耳其平跟软拖鞋，丈夫刚刚介绍完客人，她就带着迷人的微笑和“喝杯咖啡”的提议下楼来了。

        他们在厨房的餐桌边坐了二十分钟，她和颜悦色，甜甜地歪着脑袋听汤姆·奥尔德斯讲母亲的故事，提几个饱含同情的问题，然后讲了一通自己的母亲，她也是年纪轻轻就去世的。接着，话题越来越轻松，她每次笑起来都会与别尔德四目相对，她不排斥他，他开口说话，她便微笑着倾听，他开个玩笑，她似乎也跟着乐起来，有一回还碰碰他的手，让他打住。突然间，老天就把表现力和幽默感通通赐给了汤姆·奥尔德斯，他讲起父亲的轶事——他以前是个让人敬畏的历史教师，如今成了个任性的病人，把他的病号饭喂给一只贪吃的红鸢，逗得他们都笑起来。奥尔德斯不停地转过身，咧嘴笑，一只手神经质地在脖子上游走，摸摸他的马尾辫。这会儿他一点都没想起，这座星球正危机四伏。

        如此这般，这对已婚夫妇和谐融洽地款待了这位幸福的小伙子，待他起身离去时，显然，某种奇迹般的效应即告终止，帕特丽丝对丈夫的态度立刻彻底转变。别尔德目送奥尔德斯上车，他还不敢相信自己的计划——在楼梯上只凭着一双手就模拟出一个女人来——真能奏效，便匆忙赶回家里，想窥探个究竟。可是厨房里空无一人，盛着咖啡渣的杯子还搁在桌上，整栋宅子又没有一点响动了。帕特丽丝已经躲进了自己的房间，他上楼敲她的门，她干脆叫他走开。她之所以让他瞥一眼他们曾经共享的生活，只是想折磨他而已。她就想让他尝尝，失去她是什么滋味。

        直到第二天晚上，他才看到她离开家，留下一股陌生的香水味。

        几个星期过去了，局面几乎未见丝毫改观。在帕特丽丝的小学里，秋季学期开始了。她每天傍晚都会批改作业，再备点课，每周有三四次会在七八点钟离开家到塔平那里去。十月末，夏令时结束，她傍晚出行都是摸黑走上花园小径，她的“缺席”也显得越发毅然决然。她倒并不打算把情人弄到这里来吃晚餐，至少，别尔德在家时他不会来。偶尔他会因为开会到外地过夜，回来以后也没看见任何塔平来过的痕迹，只不过，餐厅橡木桌上的漆面愈发光亮了，厨房里愈发整洁了，大小锅具的收纳方式都有点异乎寻常。

        十一月初，他跑到房子后门附近的进入式贮藏室，找一只灯泡。那是个没有窗户、阴森寒冷的房间，屋里砖石砌成的架子上搁着各色各样的家用五金器具，垃圾废品以及派不上用场的礼物，这些东西把原先打算用来堆放食物储备的空间都给侵占了。对面墙上只有一个通风口，透进来细细几缕阳光，正下方的地板上搁着一只脏兮兮的帆布袋。他跨站在它两侧，任凭自己的怒火升起来，接着，他发现袋口是松开的，就用一只脚把它拨弄开。他看见了好些工具——各种尺寸的锤子、垫木和沉甸甸的螺丝起子，而躺在工具上面的，是一张条形巧克力的包装纸、一枚棕色的苹果核，一把梳子，除此之外，最让他反胃的是一张揉成一团的、用过的纸巾。这个袋子不可能是塔平装修浴室时留下来的，因为那都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了，而且别尔德知道，但凡真是那样，他会觉得眼熟。这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当他身在巴黎或者爱丁堡时，那位装修工一下班就直奔帕特丽丝而来，翌日早晨忘了带走工具，要不就是根本不需要这些工具，她就干脆把它们归置到这里来了。他想立马把这些玩意扔出去，可是袋子的拎手黑乎乎油腻腻的，而且，但凡是塔平的物件，别尔德一碰就想吐。他找到灯泡以后，走进厨房替自己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此时正是下午三点。

        第二天，一个寒冷的周日，他清早就发现有张发票上写着罗德尼·塔平的地址，当即决定不刮胡子，灌下三杯浓咖啡，套上一双能让他的身高提升一英寸的旧皮靴和一件厚厚的、使上臂肌肉显得更结实的羊毛衬衫，开车驶往克里科尔伍德。广播节目翻来覆去都是美国的那点事儿。虽然时事评论员们也在念叨上个月美军驱逐舰科尔号被一个名叫“基地”的组织轰炸的案子，但谈论最多的还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它已经从夏日伊始折腾到秋末将临，耗尽了他的耐心。布什与戈尔之争。别尔德不是美国公民，在这场战役里他没有投票的份，却还是有义务通过他被迫纳税供养的新闻社，参与此事的每一步乏味的进程。他一直盛气凌人地淡泊政治——到了“深入骨髓”的地步，他喜欢这么说。他讨厌那些被过分炒作、实则毫无价值的辩论，讨厌争辩双方故意误解和歪曲对方的意思，讨厌每个“议题”升起时萦绕在背后的健忘症。在别尔德看来，美利坚合众国是个迷人的实体，因为全世界四分之三的科学都在那里。至于其他，不值一谈，就拿这次选举来说吧，不过是一个精英集团的窝里斗罢了——肉搏双方，一位是前总统之子，特权在握，另一个是参议员之子，血统高贵。如今投票早就结束了，戈尔似乎给布什打了个电话，收回先前承认失败的言辞，佛罗里达实在是太近了，一通电话轻而易举，换个说法也无须深思熟虑——艾尔·戈尔用的遁词是“自我上次致电你以来，局势有变”。

        在办公室里，这二位想必都遭到同样的束缚，受制于同样的事实，他们的顾问毕业于同样的高等学府，接受过相差无几的正统教育——对这些细枝末节，别尔德兴味索然。当他驶过瑞士式农舍时，心里正在想，不管是布什还是戈尔，是半斤还是八两，在二十一世纪的头四年或者头八年当上总统，对整个世界大体而言是没有什么显著区别的。

        昨天午后直至晚上，那杯苏格兰威士忌弄得他不计后果，恍然彻悟，某种所向无敌的快意油然而生。现在他明白了，他把那些事情看得太重。老婆红杏出墙？再娶一个就是啦！克里科尔伍德看起来宿醉未醒，几无声息，街上没什么行人，这周日上午的静谧让他想起，他此行的使命只是为了平复一下自己的好奇心。他有权知道，帕特丽丝每周一半时间是在什么样的地方度过的，也想知道他的情敌到底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他又驶过一英里，经过一系列侧转，塔平家所在的那条马路伸展在眼前，原来是一条长达一英里的四车道市内高速公路，与两条干道相连，此地看起来草草落成、疏于养护，那些房子——战前建成的连体住宅看上去还在严阵以待，在风中岌岌可危。他把车停在紧挨车道的一条路侧停车带上，紧紧盯着这个他曾在照片上见识过的地方，注视着房子正立面上为了营造十六世纪风味而镶上的深色松木条，注视着那艘别别扭扭地斜架在拖车上的汽艇——它本来至少也该是一艘小划艇，躲在塑料顶篷下面——注视着乔治王时代风格的大门前那一盏黑柱马车灯，还有，在门侧的混凝土空地上，新近又多了一样醒目的玩意：在一圈除净杂草的花坛的簇拥中，一只红色电话亭赫然在目。在颜色深得近乎黑色的木材之间，房子的墙面被漆成炫目的白色，铅框玻璃窗后面的印花窗帘镶着整齐的褶裥饰边，拉开着。

        无论是对室内设计还是室外设计，别尔德都没有什么鲜明的见解，对于诸如花园马车灯之类的玩意，他并无偏见，在他看来，试图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建成的郊区住宅，打扮成伊丽莎白一世时的模样，是一种颇为天真的爱国主义行为。但凡他不那么恨罗德尼·塔平，会觉得这里能让人联想到的字眼是“正派得体，辛勤工作，单纯的乐观主义”。通过以前的几次聊天，他知道去年塔平太太带着三个孩子离家出走，跟一位威尔士施工技术评估员同居在西班牙布拉瓦海岸，所以罗德尼继续打理此地的方式，多少也含着某种凄凉的意味。尽管如此，这里毕竟是帕特丽丝定期跑来上床的地方，每一个细节，哪怕是那口小小的许愿井和那一列聚集在把手上的小矮人，看起来也充满敌意。他为此而仇恨它们。他把电话亭竖在这里，是为了庆贺得到帕特丽丝吗？他简直能听到她装模作样地表达对它的喜爱。，，……够了！他下了车。

        因为这一套花招太太在他面前耍过好多次，也因为他以前当过塔平的雇主，所以别尔德沿着私人车道往前走时，非但觉得自己具备这个资格，而且颇为怡然自得。某根漆得溜光水滑的下水管里传来清脆的、水垂直下落的声音，落到底部的排水沟以后又化作蒸汽升腾而起，融入十一月的空气中。这房子的男主人正在沐浴，好把粘在身上的那点别尔德太太的DNA冲刷干净。大门，连同帕拉第奥式门廊都是簇簇新的，就像是从来不曾用过，所以别尔德就挑了一条挤在房子和木篱墙之间的小道走到边门，再穿过一扇敞开的门进入后花园。他记得塔平炫耀过一只热水浴桶，他想亲眼看看。她也许进过那个浴桶，也许没进过，不过他现在正好有追根究底的兴致，他样样都得弄弄清楚。

        一块未曾栽树、疏于修剪的草坪，三道边都围着网状篱墙与邻家分隔，紧挨在篱墙外的是一座横跨在两座房子之间的凌乱地盘上的电缆塔，他能听见高压电线上发出亲切的噼啪声。电子——多么经久耐用，多么不可或缺呀。青年时代他花过大把时间琢磨这些问题。二十一岁那年他全文阅读了发表于1928年的“狄拉克方程”，叹为观止。这真是件纯美的作品，那道方程式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智力表演之一，正确地向自然界追索反粒子的存在，从而，在他这个年轻的读者眼前，“狄拉克之海”那宽阔的海平面豁然展开。那时他是个科学家，而今他成了一介官僚，再也不去想什么电子不电子了。九十年代中期，他曾经跟一小群人一起，站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听斯蒂芬·霍金在纪念石碑前发表演说，阐释这道方程式————是如何既精美又简洁。那是别尔德最后一次感受到昔日的兴奋再度涌来。这一切都过去了。

        再往房子凑近点，一方硬实的台座上竖着个衣帽架，若干冰箱零件，还有一堆白色的塑料花园家具，就在这堆杂物边上，搁着一只硕大的硬木箱，八英尺见方，挂着锁的箱盖上顶着一卷黑色橡胶软管。这只热水浴桶并不是他原先无意中设想的那种“加州梦幻”——没有红杉、鸣蝉，没有内华达山脉——这让他松了口气。可当他举步折回，朝边门走去时，他还是郁郁寡欢，因为如今这猜想算是坐实啦——关键还是性在作祟。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把她勾引到这个邋邋遢遢的地方来？话说回来，就他而言，他跑过来不就是为了找不痛快的？

        刚想到这里，他就听到头顶上有响动，一抬头，他看见二楼上有一扇蒙着水汽的钢窗给人推开，接着，窗口露出了罗德尼·塔平那张粉红色的、湿漉漉的脸。

        “喂！”

        突然间，那张脸就不见了，窗还开着，任凭淋浴的水蒸气涌出来，从房子里面还传出一阵闷闷的脚步声，显然是有人飞奔下楼，光着脚一下下砸在铺地毯的楼梯上。别尔德候在边门，双臂合抱于胸前，他没什么计划，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他把太多时间都花在沉思和等待上了，现在他就指望着能出点什么事。管它到底是什么事呢。

        两根门闩被人拉开，铝制把手往下一垂，门骤然向内打开，门槛上，他老婆的情人赫然站在他眼前。

        别尔德认为先发制人很重要。“塔平先生。早上好。”

        “我操，你想要什么？”他把质问的重音落在“你”字上。他那粗壮的腰上围着一卷硕大的红毛巾。水从他脑袋滴到肩膀上，像一枚弹球蜿蜒着穿过他的胸毛。

        “我想我是过来随便看看的。”

        “哦，是吗？那你就是到这里来散步啰。”

        “我太太就是这样。”

        这话直奔主题，似乎把塔平给惹毛了，他好像觉得这样说不公平，或者有点离谱。身上犹自冒着点热气，他跨出一步站到小路上，显然没把寒冷当回事——根据汽车上的数字显示器，气温是摄氏二度。别尔德站在七八英尺开外，胳膊还交叉着，穿着靴子有五英尺六英寸高，当塔平往他跟前一站时，他没让开。哪怕光着脚，这家伙也是个大个子，腰部以上当然颇为壮实，腰部以下的腿骨偏瘦——正是一个装修工人的体格——胸肌上新长的脂肪软塌塌地垂着，塞满啤酒和垃圾食品的肚子，其横向扩张的幅度远远超过别尔德。那条毛巾眼看着就要掉下来了。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一个完美无缺、合乎理想的丈夫的外形，那帕特丽丝为什么要跟这样的男人搅和在一起呢？塔平的那张脸堪称奇人异相。它看起来有点像老鼠，倒也不能说全无魅力，可这张脸安在他的脑袋上实在太小了。一个小男人胡子拉碴、透着好奇心的五官，在一块它们根本填不满的空间上，或凹陷或凸起。塔平那双深藏在头颅上的眼睛向外窥视，就好像他戴着一条尺寸太大的印度方披巾。自从别尔德上回见到他以后，这个装修工新掉了一颗牙，上门牙。让别尔德颇感失望的是，他没看到一点刺青，比如一条蛇，一辆摩托车，或者一句献给他妈妈的赞美诗。不过，物理学家本人——他心里飞快地承认——是个上了年纪的中产阶级，所以满脑子都是些程式化的念头。塔平已经过了在身上打洞的年纪，可是，就在他肩膀的轮廓线上，有足足半英寸的突起，那是扭成一团的皮肤赘生物，还贴着一块标签，看起来就像是一只微型人耳，或者是一位水手携带的迷你鹦鹉。他用洁牙线紧紧绑在上面缠了几圈，过一个礼拜就会取走，不过，没准女人就是会被这样的瑕疵——这样一个做着自家生意、雇了三个人手的高高大大的男人，居然这么容易受伤——给打动呢。其间的细微褶皱，帕特丽丝的舌头肯定都考察过了。

        塔平说：“我跟你老婆干什么，那是我自己的事，”他被自己讲的笑话给逗得笑出声来，“至于你，操你妈的滚开吧。”

        别尔德愣了片刻，因为那并不是一条糟糕的分界线，就那么一个间断的工夫，他突然发觉，他想干的，不，他干的，是照着塔平那光溜溜的胫骨，狠狠踢上一脚，狠到足以踢断一根骨头。这个设想让他很激动，心跳为之加速。他记不清了，好久好久以前扔掉的那些靴子，或者什么别的鞋子，是不是在鞋尖上包着一层钢皮。管它呢。这事儿真够古怪的，对于眼前的这个男人，这个用着各色钻头、吹着不成调的口哨、鼓捣着漫无节制的庸俗玩意、随身携带的小收音机整个下午都停在幼稚频道上叽叽喳喳的男人，他曾不太明智地不屑一顾，只把他当成一个破坏家庭和睦的入侵者，可这位雇工眼下却成了敌手，要跟他一对一决斗。多年来，他的同事们都发现（有时候这让他们颇为失望），每逢遭遇战——理论物理领域当然也未能免俗——别尔德便会表现出确乎鲁莽的天分。

        “你打了我太太，”他说，他的脉搏愈来愈快，嗓音都禁不住压低了。

        说话间他已经低头扫了一眼，看见塔平胫骨上那块弯曲的部分，皮肤苍白，稀疏地长着几根黑毛，活像是没把毛处理干净的火鸡。想当年别尔德的体育也算不错，此刻，尽管身高处于劣势，但他已经把重心移到了自己的左脚上。他会记得张开双臂保持平衡的，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他没准还会侧转身，用脚跟踩烂那家伙的一根脚趾呢。

        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发动进攻的企图是多么昭然若揭。他那圆鼓鼓的胸脯起伏明显，细细的胳膊已经抬起来，绷得紧紧的，他一脸紧张的表情，被一个激动人心的计划的“唯我论”弄得晕晕乎乎。而塔平则很可能在许多方面都不愧为一名老手。还没等别尔德躲开，塔平的胳膊已经往后一缩，随即张开手指，一个耳光猛地扇在这位长者的右颊和右耳上。别尔德只觉得自己的神智在双眼之后的部位炸开了花，几秒钟之后，整个世界成了一片嗡嗡作响的空白。这感觉渐渐褪去，塔平仍然站在原地，手里攥着他那条毛巾，经过刚才这么一动，毛巾松了。

        “下一拳可就疼了，”他说。

        这是那种老式电影里的男主角用在他们喜欢的女人身上，好让她们安静下来的招数。在装修工看来，对付别尔德，压根就用不着重拳出击。不过，显然，后面还有厉害的在等着呢。幸好，恰在此时，邻家传来孩子们沿着小路渐行渐近的话音，以及目击他们这位粗壮的、近乎全裸的邻居时压低嗓子发出的惊呼声和强自压抑的咯咯笑声。紧接着，三个不同身高的孩子的三张害羞的脸、三双棕色的大眼睛从篱笆那头露出来，窥视这边的景象。塔平匆匆进屋。他也许是去拿块更大的毛巾，要不就是一件上衣，别尔德觉得正好趁此机会走人。不过，他到底还是有尊严的人，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显得有多匆忙。当他沿着车道往前走，经过那艘侧翻在支船架上的船和斜躺着的电话亭时，他觉得脸上被冷风一吹，一阵阵刺痛，火烧火燎的——那一记耳光真——耳朵里有一个声音响个不停，像是电子仪器在嗖嗖低鸣，等他捱到车跟前时，已经头晕目眩，差不多要聋了。他发动引擎时朝对面的房子看了一眼，果然，塔平已经穿好了田径服和鞋带飘来荡去的运动鞋，正稳稳当当地迈着大步向他走来。别尔德看不出，在克里科尔伍德，他还有什么必要继续逗留下去。

        在那一年剩下的几周时间里，一切都在变。有一份请柬来自北极——至少，他跟自己、跟别人是这么描述的。实际上，目的地正好在北纬八十度以南，他将会住在一艘“设施完备、供暖舒适的船上，那里的走廊上铺着华美的地毯，墙上镶着橡木，挂着流苏缀饰的壁灯”，一本小册子上如此保证，那艘船会被平稳地冻结在一处“半离群索居”的海湾里，坐摩托雪橇还需要一长段车程才能到达斯匹茨卑尔根群岛的朗伊尔城北部。有三大难处，分别是他船舱的面积，无法随时收发电子邮件以及一张仅限于某种北非的产区餐酒的酒单。这个团队将包括二十名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艺术家和科学家，那里的便利之处在于：仅仅相隔十英里就有一条正在戏剧性后撤的冰川，其纯蓝色的冰崖每隔一段时间就崩裂成楼房大小的冰块，堆积在海湾沿岸。有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的意大利厨师将会随团服务，如有必要，导游将端起一挺大口径步枪，将食肉的北极熊当场击毙。此行无须开什么讲座——别尔德只要到场就行了——一切费用均由基金会承担，至于二十次往返航班、二十趟雪地车程以及每天六十份在北极气候条件下烹调的热菜热饭所造成的令人内疚的碳排放，则将通过到委内瑞拉栽种三千棵树的方式抵消——只要选定种树地点并向当地官员交上买路钱，即可实施。

        消息很快在中心里传开，说他即将启程奔赴北极，“亲眼见证全球变暖”，有人说他会让狗拽着跑，还有人说他得自己拉雪橇。连别尔德自己也不好意思了，到处澄清说他是“不可能”自己打点行程、一路跑到北极去的，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营地里”。别尔德的事业心让乔克·布拉迪颇为惊讶，主动提出要在公共休息室安排一场送别宴。

        就在北极传来召唤的那一周里，他在火车上认识了一个不那么年轻的会计，然后约她出去吃饭，就此得手。她笨头笨脑得讨人喜欢，在一家化肥公司上班，这段韵事只过了三礼拜就云收雨歇。关键是，无论如何，他对老婆的那股子迷恋被挫去了锐气——至少，尽管并非全无反复，他知道自己已经跨过了一道界线。他颇为伤感，知道用不了多久，就再也不会对她有一丁点渴望了，因为真相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一切都结束了，这栋舒适的房子和他们俩的共同财产都会给分成两半，再过上一两年，他就再也见不到她了。与塔平的那次遭遇，也是他心灰意冷的重要原因。这个女人居然会要这样的男人，他怎么能继续爱她呢？为什么她对自己的惩罚会如此彻底——难道就为了侮辱她的丈夫吗？

        她身上还有什么是他不曾了解的？就在圣诞节前，经过一席延宕已久的长谈——最终达成一个低调的、冷冰冰的结局，有一个答案随之浮现。那位洪堡大学的数学家苏珊娜·鲁本只不过是故事的十分之一，这一点她已经知道半年了。其余的真相，帕特丽丝大部分都清楚，她穿着细高跟皮鞋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又踩又跺，简明扼要地将那些名字、地点和大致日期一一列举，愣是把这份档案给背了出来，那股劲头就跟他一样鬼迷心窍。她之所以兴高采烈地满屋子转悠，她说，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的悲伤，跟塔平上床是为了把自己从羞辱中拯救出来。她想知道，别尔德在五年里搞了十一次外遇，对此他将作何解释。他正想提醒她，他的母亲曾经创造过更高的外遇记录，帕特丽丝已经夺门而出。她是来说的，不是来听的。这就是结局，这几个月来他一直都在等着这个当面了断的机会。现在他还没法去思考因果关系。他往沙发上一躺，双腿架在玻璃咖啡桌上，闭起双眼，对充盈在北极圈那片不毛之地上的冷冽空气，生出了最初的渴望。

        二月末，他准备从中心出发，直奔希斯罗机场，于是，公共休息室里的告别宴会刚刚开场，他的出租车就已经等在门外接他了，而他那个塞满了旧滑雪衫裤的包，就搁在门口。如今中心里已经有六十一名全职雇员，此刻他们大多都挤在一起聆听乔克·布拉迪的发言，因为这不仅仅是一次送别宴会，也是一场庆祝派对，主角是摆在屋子中央、支在两只板条箱上的闪闪发光的钢制物件——汤姆·奥尔德斯的“四叶螺旋风力涡轮机”，这款样机从设计到制造的时间之快，刷新了历史纪录，即将送到法恩伯勒的“风洞”接受检测。好多人都注意到，这玩意多么像是结构更为复杂的“克里克-沃森DNA模型”啊，只是去掉了底部的对称结构而已，有些人试图回忆并修改罗莎琳·富兰克林那句著名的评语——它漂亮得不像是真的，或者说，就眼下的情形而言，应该是：它漂亮得不像能派上用场。布拉迪在发言中提醒整个团队，现在大肆庆贺还为时过早，还有好多工作尚未完成，不过他想让大家都看到这个项目已经取得了多大的进展，将具有怎样革命性的意义。他用自己很不习惯的抒情诗体，勾勒出一幅城镇风景画，由临近的山丘上俯瞰，在落日余晖的映衬下，银色的“风涡机”在五千座房顶上熠熠闪光，他认为这景象将远比五十年代改变了城市前景的电视天线更壮美。

        自始至终，汤姆·奥尔德斯都躲在人群背后，似乎想故意避开别尔德，鉴于两个男人都知道这个项目注定失败，在大家如此兴高采烈的时候彼此“勾结”未免会显得尴尬失礼，所以见不到也挺好。此刻，布拉迪转过身，祝愿别尔德为期八周的旅程——他知道此行会有艰难险阻——圆满顺利。他还提醒团队，气候变化模型预示，在北极将能观测到全球变暖的最为激烈的迹象，还说，他有多么骄傲啊，因为本中心的领袖——这个词逗得好多人开心地吃吃大笑——为了亲眼见证这些迹象，将会在最严酷的环境中勇往直前。

        接着，别尔德往前跨出一步，说了几句。他搞不懂布拉迪怎么会认定他要出门八星期。他这趟旅程不过在外面住六晚而已，不过，当众反驳同事是很不得体的。他也没提那艘温暖舒适的船和流苏坠饰的壁灯，而是表示：能与一家以“伟大事业”（他可不想把这个词儿说得更具体）为己任的研究院共事，他感到既骄傲又兴奋，同时他预计，总有一天，他们的中心将会赶超美国科罗拉多州戈尔登市的那些竞争对手。祝一趟酒，鼓一轮掌，飞快地握一通手、拍几下背之后，别尔德朝着他的出租车走去，乔克·布拉迪亲自拎着行李箱跟在身边，车子开动起来，那些“马尾辫”一边热烈欢呼，一边拍打车顶，可是奥尔德斯不在其中。

        每次出行，自始至终，他都不是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旅客，这不是因为他行事混乱或者生性胆小，而是因为长途旅行总是会让他产生某种心智困乏的感觉，唤起某种空虚、某种绵绵不绝的厌倦感，他一边在飞机座椅上扣好安全带，一边想，这其实正是他真实状态的写照，只不过平时掩盖在日常事务和睡眠中罢了。坐在飞机上他没法正儿八经地看书。即便在坚实的平地上他也没有从头到尾看完过什么书。他是那样一种乘客：要么瞪大眼睛望向窗外，却对窗外的景物木知木觉，要么盯着前面的座位，要么拿起一本航空杂志往后乱翻。他顶多会看看大众科学杂志，好比他眼下就在读《科学美国》，通过外行的解说，让自己大致跟上物理界的潮流。可是，即便此时，他的注意力仍然倍受干扰，因为受毕生习惯的驱使，他总是在不辞辛劳地地寻找自己的名字。他总能看到它，就好像它是用黑体字写成的。它会从一张无人问津的跨页上的一堆小号印刷体字母中跳出来，有时候还没翻到这一页，他就能感觉到它即将出现。另一个让他心神不定的原因，是他对过道上饮料车的精确位置，对于那蒙在遮盖布底下的叮叮当当、渐行渐近的声音，实在是太神经过敏了。不管手里是不是端着一杯饮料，在高空中他总是动不动就神游温柔乡，时而色情幻想，时而风流回忆，要不就是将两者合为一体。

        然而，同事们的欢呼声毕竟还回荡在耳边，别尔德只能在飞机沿着航道北上时努力安定下来，从他带来的那本杂志上认真阅读一篇配着耸人听闻的插图、内容与光子和反物质有关的文章，果然，刚看了五分钟，他就感觉到心脏微微地、凉凉地一跳，一眼看到括号里的整条插入语——别尔德—爱因斯坦合论。不是“玻色—爱因斯坦统计法”，不是“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悖论”，也不是纯粹的爱因斯坦，就是“合论”本身，趁着这股单纯的高兴劲，他对还在两米半开外的饮料车愈发渴望起来。他很清楚，事情就是这么神奇：他的那点小小的才华——就好比是一部儿童自行车——挂在人们对一位名垂世界青史的天才的盲目崇拜之后，搭了一趟顺风车。爱因斯坦颠覆了人类对于光、重力、宇宙、时间、物质及能量的认识，构建了现代宇宙论，就民主政治以及上帝是否存在等问题发表高见，先支持、后反对原子弹，拉小提琴，驾驶帆船，生儿育女，把他的诺贝尔奖奖金赠予首任妻子，还发明了一台冰箱。而别尔德呢，除了合论，或者说除了半个合论，他一无所有。他就像是个沉船落水之人，紧紧抓住唯一的那块木板，认定自己得天独厚。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呢？没准评奖委员会对排名前三的候选人各有所好、相持不下，最后愤而决定抬出第四个选择。不管怎么说，别尔德的名字算是蒙混过关了，人们也普遍认为这一回是该轮到英国的物理学家了，不过，在某些高级的公共休息室里，有人在嘀咕，说评奖委员会这么做只是折中之举，他们还错把迈克尔·别尔德当成了迈克尔·伯德爵士——就是那位研究中子光谱学的天赋异秉的业余钢琴家。

        撇开这些心胸狭窄的传闻不说，想当年，那是一种多么短暂而优美的状态啊，在南丘的教区长老宅里度过的那些有如神助的、充满狂热的计算和反复修改的岁月里，他整个人都陷在由第一任妻子梅西的抱怨和房客的双胞胎婴儿的终日啼哭交织而成的声场中。而他居然还能全神贯注，真是功夫了得！好久好久以前啦，再要回忆当年他曾经是一个怎样孜孜不倦的人，或者回忆那些岁月的真实质地，是多么困难啊。别尔德有时候觉得，他将自己的整个人生都寄寓在一个尚未成名的毛头小伙子的工作上，那是一个更聪明更勤奋的理论物理学家，远远超出他的期望。他得承认这个事实——那个二十一岁的物理学家是个天才。可是他现在落到了什么地步？难道他跟那个用一纸论文就让理查德·费因曼兴奋地打断了1972年索尔维会议的迈克尔·别尔德，真的是同一个人吗？有谁还记得，还关心那个著名的“索尔维魔法时刻”呢？至于那对老爱尖叫的双胞胎，他去年在某某人的婚礼上亲眼见到了他们，他们如今年过三十，体重超常，一个是牙医，一个是对冲基金的经理人，一样傲慢一样浮夸。都跟“合论”一样古老了。

        喝完饮料、吃完午饭，又来了点饮料，然后他任凭杂志从大腿上滑落，双眼凝视着前方座位上那枚用来固定靠头枕的按钮（他的座位不靠窗），一头扎进老套的白日梦里，并且认为这象征着他的心志正在恢复健康，帕特丽丝不再是他心心念念的唯一主题了。同时受邀奔赴冰雪海湾的几位嘉宾送过他一些自传体札记和照片，其中有一位概念派艺术家（如今，他甚至对她的大名——斯黛拉·坡尔金霍恩，也已耳熟能详）的微笑还让他颇为心动。她近来在媒体上掀起的风暴涉及一场从未对簿公堂的侵权指控。早前应泰特现代艺术馆之约，她在卡特福德的一个运动场上仿造了一张按比例放大的“大富翁”棋盘，一百米见方，一律竖着木板，板上都画着与公园路和老肯特路上的住宅尺寸相仿的房子，此处可供人闲庭信步，你可以踱进来小憩，同时观摩财富的分配是如何不公。在梅费尔富人区那些空荡荡的宅子里，摆着挂毯、丢勒的版画和丢弃的香槟酒空瓶，而在老肯特街一带的城东贫民区，则随处可见垃圾食品包装袋、丢弃的套索，以及一台正在播放肥皂剧的电视机。骰子足有两米高，成堆的社区福利基金卡由起重机下放到位，用夹板做成的带卷角的“钞票”摇摇晃晃地在草地上堆起二十五米高。总而言之，造这个是为了控诉那种倡导“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文化。旅客们在飞机即将降落希斯罗机场时，都会在空中对着那块标着“不准穿越”的空地或啧啧称奇，或骂骂咧咧，或者拍一通照。孩子们喜欢成群结队地从板上踏过，爬进那个礼帽状的标志里。先是“大富翁”游戏的制作者发起了一场官司，可是，面对公众的嘲笑和节节上升的销量，他们没再追究下去。后来，老肯特路上的一家本地商业协会也闹了场官司，或者说宣称他们要闹，但再也没听到什么下文。

        坡尔金霍恩虚无缥缈的笑影驱散了别尔德对婚姻终结的感伤回忆。他体会到了某种可亲的，将哀怨、愤怒与怀旧（往昔时光真是极乐之境）交织在一起的情感，再加上某种温暖的，原谅自己的挫败感。又是老一套。五次足矣。他再也不会绕进去了，一想到这里，那种熟悉的、重获自由的感觉又在他心里油然而生。等诸般事宜尘埃落定，他就买一间小小的伦敦公寓，从此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他将誓死捍卫独立人格，治好这绵延一生的、动不动就结婚的古怪习气。他需要的是一堆情人，不是一堆老婆。

        木知木觉地，他跟着别人办完手续进入奥斯陆，继而抵达特隆赫姆。飞赴朗伊尔城的航班延误了两个半小时，候机时他坐在一张塑料椅子上，全神贯注地看《先驱论坛报》，没再去想以往的事。凌晨三点，他的出租车终于在他下榻的饭店门外的大雪堆跟前停下来。他已经连着好几个钟头没吃过东西了。他穿着套头毛衣、连帽夹克衫和长衬裤往床上一躺，身边三面都围着矮矮胖胖的床梁，他先把“迷你吧”里所有的盐渍零食都一扫而空，再吃完所有的小甜食，当他在翌日上午八点醒来并被告知大伙儿都在楼下等他时，一张“火星”巧克力的包装纸还攥在他手里呢。

        他迫切需要解渴，可是从他的台盆水龙头里放出来的水冰冷刺骨，他的嘴唇是那么火烧火燎，而他喝水时又灌得那么猛，以至于面颊和太阳穴上发出一阵阵剧痛，直到他拿着行李下楼到大堂来与团队会合时，剧痛还没退去——因为缺觉，他有点迷迷糊糊，而其他团员却已经吃完早饭，场面热闹非凡，而且他们都已经穿好了特制的摩托雪橇服。在大堂昏暗的太阳能灯光下，在那些穿得鼓鼓囊囊的身体的拥挤中，他没看到斯黛拉·坡尔金霍恩的身影。好吧，他现在回过神来了，但凡英国人跑到一大群人里，从来都是这样疯疯癫癫、吵吵闹闹的。从各个拥挤的角落里，不时爆发出和谐融洽的笑声。此时正是上午八点二十分。他挤出一丝笑容，英勇地装出一副并没被人挤来挤去的模样，握了好多手，听好多人报了名字，可他一个也没记住，因为他满脑子都惦记着那杯来不及喝的咖啡。他怎么能这样就开始新的一天啊？咖啡壶里空荡荡的，那个正在清理早餐桌的女孩不会说英文，即便他把地球人都知道的单词“咖啡”大声嚷出来，她也还是不懂，接着，来自主办方的一个名叫吉安的大个子男人告诉他已经过了能喝上咖啡的时间，然后把他领到属于他的那堆外衣跟前，要他赶快，再过两小时会有场雪暴，团队得马上出发。

        场地正在清空，而他还没准备妥当。有个胡子上挂着雪珠、下唇上叼着没点燃的香烟的老人走进来，气急败坏地嘟嘟囔囔，抓起别尔德的包就拿出去，扔到一架拖在摩托雪橇后面的雪橇上，随即开车走了。女服务生和吉安都不见了，大堂里只剩下别尔德一个人。自从告别学生时代以后，这样的经历他已经久违了——非但迟到，而且觉得自己无知无能，无依无靠，而别人却鬼使神差地都知道内情，就好像合起伙来算计他似的。胖子别尔德，老爱迟到，在集体游戏中百无一用。除了记忆中的形象之外，如今还得加上笨手笨脚和优柔寡断。虽然眼下已经穿着有好多夹层的滑雪衫，他还是得在外面再套上这层“皮”，甚至脚上穿的那双靴子外面还得再加上一双。里层手套外面得罩上硕大的外层手套，一件厚重的、用地毯衬垫做成的、带着巴拉克拉瓦盔式帽的大衣套在他自己那件外面，还得戴上护目镜和一顶摩托头盔。

        他穿上滑雪衫——肯定有二十磅重——再披上灰扑扑的巴拉克拉瓦大衣，好不容易才把头盔扣在脑袋上，接着又戴上里外两层手套，然后意识到他戴着手套的时候是没法戴护目镜的，只好脱掉手套，把护目镜夹到鼻子上去，重新戴上里外两层手套，这才记起隔壁座位上他自己的滑雪护目镜和手套、能放进身后裤袋的扁酒瓶和护唇油膏也得收进行装。他脱下里外两层手套，费尽力气拉开外面那层滑雪衫的拉链，把他的东西塞进夹克的内袋，再戴上里外两层手套，接着，他发现因为大堂里的空气潮湿温暖，自己又很不耐烦地直冒汗，护目镜已经蒙上了一层雾气。又热又累的滋味可真不好受，他突然火冒三丈地站起身来，一转身撞上一根不是横梁就是柱子的东西——他也看不清那是什么——只听到一声清脆的巨响。真是幸亏诺贝尔奖得主戴着一顶头盔啊。他的脑壳没受伤，但是护目镜左侧镜片的对角线上冒出一道裂痕，这道几乎笔直的裂缝将大堂里昏黄的灯光又是折射，又是漫射。为了脱下头盔、大衣和护目镜，擦掉上面的水汽，他就得再把那四只手套统统脱下来，而眼下他的两只手上已经沾满了汗水，再要脱下来就没那么容易了。一旦摘下护目镜，再把它们拿到基本清理干净的早餐桌上、拿起一张皱巴巴的（用过，不过没怎么大用过）餐巾纸擦拭镜片，就轻而易举了。这片受过刮擦的塑料上，现在粘上了一点也许是黄油，也许是粥，也许是果酱的东西，不过好歹水汽是擦掉了，穿回大衣之后，下面的事情就比较容易了：先把护目镜固定在头盔上，再把头盔往下扣到脑袋上，接着把四只手套全戴上，站起身，这下终于能见人了。

        新粘上的早餐残渍大大限制了他的视野，否则他就能早一点看到侧躺在椅子底下的靴子。再脱掉手套——他不打算发火了——他拨弄了一通鞋带，认定只有摘下护目镜才能看得更清楚。等到他看清楚了，发觉靴子果然是太小了，至少小了三码，不过他也松了口气，因为事情搞成这样，并不全是因为他无能。可他颇为英勇，打算最后再试一次，当吉安带着一股寒气走进大堂时，发现他正拼命要把已经穿着远足靴的脚塞进镶着毛皮的雪地鞋。

        “我的上帝，你发什么傻呀？”

        这个大个子男人往他跟前一跪，很不耐烦地三下两下就脱掉了他的远足靴，把两只靴子的鞋带系在一起，往别尔德脖子上一挂。

        “再试试吧。”

        他的脚滑进雪地鞋里，吉安飞快地替他系紧鞋带，站起身来。

        “行了，伙计。咱们走吧！”

        也许是因为难为情，他的护目镜上又起雾了，可他很清楚门在哪个方向，而且他还能依稀看见吉安的肩膀轮廓在前面给他带路。

        “你以前开过摩托雪橇吗？”

        “当然啦，”他说谎。

        “那就好那就好。我想赶上别人。”

        “离轮船有多远？”

        “一百十五公里。”

        他们迈出大门时，风在他脸上直扇耳光，不比塔平的手轻，过后也留下一样的刺痛。他护目镜内侧的水汽旋即结成了冰，但透过粘着“果酱装饰板”的那一小块地盘，他总算能辨认出吉安的身影退缩到蜿蜒在两座建筑之间的一条积着厚雪的小路上。十分钟以后，他们走到这个聚居区的边缘，眼前是一大片白茫茫的平原，渐渐延伸，融入一团迷雾。这里可能原先是座机场，因为附近有个橘黄色的风向袋在水平位置上受着力。两台摩托雪橇泊在一条水沟边，各自由内向外、隆隆作响地泵出一团蓝黑色的烟雾来。

        “我跟在你后边，”吉安说，“如果我们想赶在雪暴前抵达，那至少得开到时速五十公里。行不行？”

        “行。”

        可是其实不行。风很大，他们得顶着风开。头盔底下，他的耳垂已经在发麻，鼻尖和趾尖也不例外。为了看清楚，他只能歪歪脑袋调整角度，好让视线穿过那个正在越变越小的半明半昧的区域，同时又要避开左眼镜片上那道裂纹。不过这些都还不是大问题，视野受阻也好，疼痛也好，他都还能忍受。当他转身走向摩托雪橇时，面临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早上他匆匆忙忙、昏头昏脑，把平时那一套程序都省略了。他没刮胡子没洗脸，除了喝下一品脱冰冷的水之外，没有踏进洗手间一步。后来，他就抓起包匆匆走出了房间。现在的气温是零下二十六度，风力五级，他们时间很紧，一场雪暴眼看就要来了，吉安已经跨上了摩托，发动了引擎，而被错综复杂的衣物团团围困的别尔德，却需要撒泡尿。

        他尽其所能，环顾四周。最近的房子在四百米开外，露出硕大的光秃秃的墙壁，墙上只有一两扇小窗——肯定是厕所。哦，真想到那里去，走进一个有暖气的、贴着瓷砖的屋子里，穿着睡衣光着脚，慵懒地撒泡尿，然后爬回到鸭绒被窝里再睡一个钟头。但他也可以就在这里，在水沟边解决问题，背着风，脱掉手套，用裸露的手指紧紧抓住他那件连体雪地摩托服上冰凉的拉链，从夹克里一直伸到肩膀处滑雪衫的搭扣上，设法把拉链拉下来，又一路越过套头毛衣、衬衫、丝绸长汗衫、长衬裤、内裤，最终赢来他眼下想也不敢想的那个“释放时刻”。不，这样做难度太高，还是挨着吧，何况，他一跨上摩托雪橇的鞍座，就觉得好受了一些。

        这玩意其实就是把一辆动力不足的摩托架在滑动垫木上，很容易驾驶。先转转把手上的油门杆，这玩意往前一滑，操劳过度的引擎发出一声尖叫，喷出一团黑黑臭臭的气体。几秒钟之后，他就透过护目镜的那块视野，注视着其他团员留下的车辙——承蒙正在升起的太阳打上了斜斜的光——一颠一颠地穿行在平原上了。那风，倏忽间就达到了时速六十英里，径直穿透他身上的里三层外三层，把他的鼻毛冻成了钢针，而他的牙齿，所有的牙齿，都在痛，脸上像是给刮去一层皮似的，生疼。凭藉着某种匪夷所思的渗透性，他呼出的每一口气都钻进护目镜，凝成霜冻，十分钟以后，除了模糊的结晶体，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只好停下来。吉安在他边上停下来。真是不可思议，他居然有同情心。

        “你得这样。”

        他举起一只轻巧的铁皮壳子，把护目镜嵌在引擎上。他们正好位于两个湖泊之间的一片狭长陆地上，宽三百米左右，也可能这就是道海湾，也许大海就在附近。别尔德冷得都没法问了。雪下个没完，在上午的阳光下，雪花是橘色的，他们眼前的车辙径直通往一座海拔不高但绵延许多英里的山脉，而盘旋在山顶抑或是山后的，是一条狭长的乌云。他本来可以趁他们等在这里时去解个手，但此时风刮得更猛了，也可能他的需求其实没那么迫切。真是难以置信啊，他想，不，真是罪大恶极，斯匹茨卑尔根的居民竟然会认为，在这样的天气靠一种摩托车就能出行，但凡是坐在某种人性化的、全封闭带暖气的、装着合适的挡风玻璃、有靠背座椅的交通工具上——就是汽车嘛！——那没准还能救下一两条人命。这义愤填膺的一刻转移了他的注意力，直到跨回到鞍座上、戴上已经除去冰霜的护目镜，再度顶着恶劣的天气向前行驶时，他才意识到，眼下已经到了非得立马做出选择的境地：要么停下来立即撒尿，要么就任凭膀胱爆裂，让自己死于内部感染，或者浑身湿透，活活冻死。可他还是在往前开。他猜还得开上一百公里，而他现在的时速是四十公里。两个半小时。显然不可能。

        可他还是没停下来。为了分散注意力，他努力回忆上一次小便是在什么时候。一定是在前天半夜，朗伊尔城机场上，当时他正在等行李。三十五小时没撒过尿。只是因为他忘了吗？他真有这么忙吗？

        当他猛然省悟，他是被寒冷搞得晕头晕脑，以至于多算了一天时，他停下车，一激动几乎从摩托雪橇跌到雪地的车辙上。他听到吉安的车撞上了他的车尾，但没回头看，只顾着匆匆开走。眼下他们已经驶上了另一种地形。他们走的是一条细长的S路线，从溪谷中穿过，两边是岩石与冰组成的三十英尺高的山壁。某种一息尚存的讲究礼数的需求把他引到一侧山壁的“墙根”，就好像引到一座小便池似的，他背着风、弓着身子站在那里，用牙齿拽下右手的外层手套。他听到吉安在冲着他嚷嚷，但在这种情形里他实在没法再跟人对话了。他把指尖挨个咬了个遍，这才把手套给退下来。手套一脱，他的手就麻了，动作很慢。他花了两分多钟才把摩托雪橇服的拉链给解开，接着，他发觉，如果要从夹克衫里摸索到滑雪衫肩头处的搭扣，那非得两只手一起来不可，于是他用行动迟缓的右手脱下左手的两层手套。而他的护目镜又起了一层雾，随即冻结。不过，当他身上那点宝贵的热气外泄，成为邪恶的冷气时，当风抽打着他的脊背，灌进峭壁，钻到他脸上时，他真得佩服自己的镇定。直到最后几秒，当他那双笨拙的、粉红的、冷得已经不像是自己的手摸索到内裤时，他才觉得自己可能要失控了。然而，终于，随着一声欣喜若狂的、很快被大风吞没的呼喊，他冲着结冰的山壁喷出了汩汩水流。

        他的错，是尿到最后又等了几秒钟，这本是他那个年纪的男人习惯使然，总觉得没准还有更多。他本来应该转过头听听吉安到底喊了点什么。又或者，只要他当初接受了一份别处（塞舌尔群岛或约翰内斯堡或圣地亚哥）的邀请函，或者，就像他后来不无苦涩地想到的那样，只要气候变化、北极圈的急剧变暖真实存在，而不是激进主义分子的凭空想象，那么，他本来可以避开眼下这桩必将发生的麻烦。因为，就在他完事之后，他发现他的阴茎刚才碰到了摩托雪橇服的拉链，眼下已经从头到尾都冻得硬邦邦了，这种现象只有在血肉之躯碰到零下低温的金属时才会发生。他浪费了宝贵的几秒钟，只是惊恐地盯着这副惨状发呆。最后他试着想拉开，却感到一阵剧痛。而他身上本来已经冷得发痛了。

        他仍然叉开双腿站着，面孔朝着结冰的山壁。他不敢像人们对付一块橡皮膏那样猛地把自己给撕下来。他曾经读到过，有个美国人独自在野外远足，一只胳膊压在一块岩石底下动弹不得，只能用一把小刀愣是从手肘上把胳膊给锯了下来。别尔德可不是那种勇于献身的人，再说，一只手肘也好，一条前臂也好，一只手也好，毕竟原先都“成双成对”，它们只居其一，而且，某种程度上，它们也算可有可无。北极的风愤怒地撞在岩石表面，弹回到他瑟瑟发抖的身体上，他惊恐地看着阳物愈缩愈小，愈来愈紧地缠在拉链上。它非但在他眼前收缩，而且在发白。不是空白页面的那种白，而是圣诞挂件的那种闪闪发亮的银白。

        他快要惊慌失措了，却又喊不出救命来。他的脑袋被地毯衬垫和厚厚的头盔闷得透不过气，护目镜越来越模糊，在这种情形下，连惊慌都变得格外艰难。他实在找不到别的事可做，只好将一只手，一只活像一块冰的手，握成杯状盖住自己。他觉得自己开始迟钝，简直昏昏欲睡——那些处在极度寒冷中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反应，而他的思维就在慢腾腾地徘徊不定。他看见乔克·布拉迪在电视上宣读讣告，脸上还掠过一丝慈悲的微笑。。胡说八道，他当然能活下去。问题是，那将是没有鸡鸡的人生。他的前妻们，特别是帕特丽丝，该多高兴啊。不过这事他谁也不会告诉。他会守着他的秘密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他会住进一家修道院，行善积德，探望贫民。他站着直发抖，成年以后他还是头一回心生疑窦，寻思人生中究竟有没有刻意的设计，有没有希腊诸神那样的团体在冥冥中冷嘲热讽，在汲取因果报应，在实施他们那种大而化之的公正。

        但是迈克尔·别尔德身上的理性主义成分是冥顽不化的。现在出了一个问题，而他应该努力去解决。他正在可怜巴巴地把手探进夹克衫的内袋。攻读博士后的那几年，他曾研究过一阵低温物理，话说回来，即便是在念中学的时候，“游戏不在行、科学很精通”的胖子别尔德也已经知道其中的基本原理了。纯净乙醇在零下一百十四度时才会结冰，这个人人都知道。八十度白兰地中的酒精含量是百分之四十，那么它的冰点就是……零下四十五点六度。终于，他拿到了藏在后裤袋里的酒瓶，稍微使了点劲拧开盖子，然后他慷慨地洒下了他的“祭奠酒水”，过了几秒钟便获得自由。

        当他抽身而退时，他那不幸的鸡鸡已经硬得活像一块冰，不过再也不发白了。刺痛还在继续，一种恼人的、如滚烫的针扎般的剧痛减缓了他穿上衣服的速度。十分钟之后，他终于将自己拼成一个整体，转过身，跌跌撞撞地回到车辙上，发现他的向导正在等他。

        “真抱歉。憋不住了。”

        吉安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肘。“你的样子很糟糕，伙计。瞧，你还是把挂在脖子上的靴子扔掉吧。我们俩都上我的摩托。过会我们再来把你的车运过去就是了。”

        他跟着吉安走到他的摩托雪橇跟前，惨剧终于在那里上演。当他抬起一条腿跨坐到向导身后的位置时，他感觉到，甚至他觉得他能听到，腹股沟那里传出一种可怕的撕裂般的剧痛，犹如一次分崩离析，犹如一场分娩，犹如一次冰河开裂。他大喊一声，吉安回过头，让他坐稳别动。

        “就一个小时，就这么点儿。你就没事了。”

        好像有什么又冷又硬的东西从别尔德腹股沟上落下来，掉进他长衬裤的裤腿里，眼下就粘在他的膝盖骨上。他一只手到两腿之间摸了一把，那里空荡荡的。他又把那只手搁到膝盖上，那个可怕的物件不到两英寸长，硬得像跟骨头。他觉得它不像是，也许该说它再也不是，自己的一部分。吉安一踢腿发动了引擎，他们随即用发疯般的速度上了路，在结冰的、跟混凝土一样硬实的山脊上倾斜，在几乎垂直的河岸边急转弯，那姿势活像是豁出性命的老手在一家室内赛车场里驰骋。他干吗不待在家里，不躺在床上呢？别尔德缩在吉安宽阔的脊背后面，正好躲开风的侵袭。腹股沟火烧火燎的疼痛正在扩散，他的“鸡鸡”滑来滑去，此刻正偎依在膝弯下方，而他们俩正在沿着错误的方向加速，向北疾驰，直奔北极而去，越来越深入到旷野中，深入到冰冷的黑暗中，可照理说，他们现在就应该冲到朗伊尔城的某个照明条件良好的急诊室里去。当然啦，极度寒冷的天气对他有利，能让器官存活。可是显微外科呢？在人口只有一千五百的朗伊尔城吗？别尔德觉得自己快吐了，可他到底忍住了，只是拿一双手在吉安背部的夹克腰带上滑来滑去，把头垂下来贴在他的保护人的脊柱上，打起了瞌睡，直到摩托雪橇的马达突然静音，他才猛地醒过来，只见一条黑魆魆的船影在他头顶上方的冰河中若隐若现，在这条船上，他即将度过一周时间。

        到头来，别尔德居然是混在这一堆热忱的艺术家里唯一的科学家。大千世界及其种种荒唐——其中之一就是让这座星球越变越暖——此刻都在他们的南方，似乎遍及各个方向。当晚，晚饭前，食堂里，会议召集人巴里·皮克特——一个慈眉善目、满脸皱纹的家伙，他曾单手划桨横渡大西洋，后来又将毕生精力花在录下“自然之声”上（落叶窸窣，浪花拍岸）——向聚拢在一起参加“北纬八十度研讨会”的人们侃侃而谈。

        “我们是具有社会性的种群，”他一开口，就带着某种通常会让别尔德无法信任的张牙舞爪的肢体动作，“如果不站稳在某些底线上，那我们将无法生存。在这里，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些底线甚至更为重要。第一条涉及更衣室。”

        此事说来也没什么复杂的。舵手室下面有个既拥挤又昏暗的更衣室。所有登上船的人都得先停一停，把外层装备挂在这里。无论如何，那些湿漉漉的，积着雪结着冰的外衣是不能带进生活区的。禁止带入的物件还包括头盔、护目镜、带巴拉克拉瓦盔式帽的大衣、手套、靴子、湿袜子以及摩托雪橇服。不管它们是潮湿的，还是积雪的、结冰的抑或干燥的，都得留在更衣室里。一旦违反，那得到的惩罚就跟死差不多。那些有教养的艺术家，那些面色粉红、穿着肥肥短短的套头毛衣和工作衬衫的家伙，会宽宏大量地嘲笑你。别尔德给挤到一个角落里，手里端着他的第五杯利比亚产区餐酒，他已经吃过止痛片，却还是觉得痛，而且他生来就对任何团体怀有敌意，只好假惺惺地笑笑。他不喜欢加入任何团体，可他又不想让团员们知道这一点。还有其他规则若干条，以及关于保持室内整洁的种种说法，他听着听着就走了神。从皮克特身后，也就是橡木饰板墙的对面，传来煎肉和大蒜的气味，传来勺子敲打锅子的声音和国际级厨师虚张声势的抱怨。已经八点二十分了，有好几个钟头没吃过东西了，想对厨房视而不见有多难啊。想吃而能忍住不吃的自由，早就连同其他几种自由一起，被他扔在傻里傻气的南方了。

        一整天阳光与地平线都只成五度角，一到两点半，它就像是辞掉了一份烂工作，毅然落山。别尔德痛苦地躺在铺位上，透过舷窗目击日落时分。他看见白雪皑皑、宽阔平坦的海峡蓦地变成了蓝色，继而转黑。他先前怎么会以为，一天有十八个小时待在室内、跟二十个人挤在一个局促的空间里，就是打开了自由之门呢？一上船，他就穿过食堂去找自己的住处，而头一个映入他眼帘的物件，是支在角落里的一把木吉他，它肯定是在等着有人来随手乱弹两下，信口瞎唱一气。书架上大半地盘都给棋类占据，还有一副副旧纸牌。他简直觉得自己住进了一家养老院。这些棋类游戏里当然也包括“大富翁”，这就让他愈发觉得遗憾了。刚才吉安把他扶下摩托雪橇，几乎是架着他走上踏板，领着他走进更衣室。别尔德慢吞吞地行动着，咕哝着，呻吟着，他开始脱外衣，打开摩托雪橇服的拉链，心里惧怕着自己即将看到的景象。在此地极度昏暗的光线下，他花了好一阵子才找到一个空位，挂上他的行装，正当他在第二十八号衣钩前忙活时，他听到一个动人的、极富女性魅力的嗓音从他身后传来，她温柔地说：

        “这玩意刚从你的裤子底下掉出来。”

        他转过身。正是斯黛拉·坡尔金霍恩，她掏出一个细长而灰色的东西。它确实握在她手中，捏在她的食指与大拇指之间。

        “我想，这是你的护唇油膏吧。”

        她报了她的名字，他也说了他的，他们握手致意。她说能遇上一位伟大的科学家真是备感荣幸，而他说他对她的作品仰慕已久。说到这里，他们才放开握在一起的手。这并不是一张绝顶漂亮的脸，但温和友好，金发从一顶羊毛帽子里垂下来。他喜欢她好奇的目光直视他双眼的样子。她的门牙断了一颗，给人造成一种既勇敢又幽默的印象。她说她早就盼着结识他，而他讲他对她也是相见恨晚，然后，她略有踌躇，显然不愿离开，又想不出旁的话好讲，他也想不出，又被疼痛分散了注意力。

        后来她说“回头再见吧”，便向船舱内走去。

        整个下午他都躺在自己的铺位上胡思乱想，时而想点愚蠢的方案，勾起种种遗憾，时而一遍又一遍地查验皮肤上受的伤，时而琢磨想什么办法能马上离开，时而在心里重温刚才的邂逅。他可以发一封急召自己回英国的邮件。但要他坐摩托雪橇返回机场，他可受不了。必须从朗伊尔城弄架直升机来。这得花掉他们多少钱？也许每小时要一千英镑吧。那也值，每一分钱都值，免得落到大唱《十个绿瓶子》的地步。早就想见他。这话里的意思怎么理解都行。不，只有一种理解是对的。而且，多走运啊——他刚才在布告栏上看到了一张日程表，上面写他是唯一独享一间船舱的客人。可他现在不经用，这情形可能会持续几周。他又看了一眼。他的皮肤症状跟烫伤很像，又红又肿，需要一个人待着，他真想回家，今天晚餐时他应该试着坐到她身边去。可他不愿意待在这里。直升机会来的。可它不会在晚上飞。他们也能，或者说她也能，用别的方式做爱嘛。可那样还有什么意思呢？也许他会好起来的。他又往外看了一眼。

        最终，是饥饿和对饮料的渴望，把他从船舱里赶了出去。在皮克特的演讲结束之后，别尔德没法从角落里挤出去，及时坐到斯黛拉身边，反倒是被一位来自马略卡岛、名叫“耶稣”的著名冰雕家挤得紧靠在舱壁上，这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有一张悲伤的脸和鬈曲的、半黄半白的胡须，身上散发着一股浓浓的烟草味，喉咙里还发出一种呼哧呼哧、嘤嘤嗡嗡的声音，活像一只泰迪熊在怨天怨地。他们互相作过自我介绍之后，别尔德提到，要在巴利阿里群岛开展冰雕事业恐怕不太容易。耶稣解释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山上的制冰厂一直在夏季供应大冰块给帕尔马的鱼贩，他的祖父就是从这里学会了制冰技术，并传授给儿子，后者再一股脑儿传给了他。耶稣在世界各地城市举办的冰雕比赛里赢过大把大把的奖——最近一次在利雅得凯旋——他最拿手的就是雕企鹅。他不玩冰雕的时候就做威士忌的进口贸易，膝下有四个儿子、五个女儿，二十年前还在安德拉克斯港外开办了一座盲童学校。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在德拉蒙塔纳经营它的橄榄及葡萄种植园，就在波延萨十五公里以南的高高的海崖上，离著名的Cova de ses Bruixes——“女巫洞”不远。别尔德的痛感在加重，而止痛片具有强烈的令人情绪高涨的效果。他觉得眼前的牛排、薯条、蔬菜色拉和红酒，真是空前的美味。而耶稣——他以前从来没碰上过有人取这个名字的，虽然他知道这种情况在西班牙很平常——在他眼里，也成了这些年里他结识的最有意思的人。

        为了回答同样的问题，别尔德说自己是个理论物理学家。这说法听上去总像是在撒谎。冰雕家踌躇片刻，也许是在用英文打腹稿，然后他提出了一个让人惊讶的问题。别尔德先生先得宽宥一个缺乏教养之人的天真与无知，不过，量子力学所描绘的古怪现实，究竟是对真实世界的描述呢，还是一套偶然生效的系统呢？有感于这位马略卡人的优雅谈吐，别尔德便恭维他提了个好问题。他自己也不可能想出更好的措辞了，因为对于量子理论的拷问，不可能有比这更到位的了。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主宰着爱因斯坦的人生，引导他坚信量子理论是正确的，只是不够完整。出于本能，他不能接受这样的道理——没有旁观者就不存在“现实”，或者说，这种“现实”须由旁观者定义，波尔之流似乎就是这样说的。在爱因斯坦那些教人难忘的名言里，有一个词儿叫“真正的实情”。“当旁观者是一只老鼠时，”他曾这样发问，“那能改变宇宙的状况吗？”量子力学似乎在暗示，通过测量一个粒子的状况，就能立刻断定另一个粒子的状况，哪怕它们相距甚远。然而，所谓“远距离诡异运动”正是爱因斯坦的理论中具有唯心主义色彩的部分，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运动得比光速还要快。爱因斯坦与那些身为量子理论先驱的聪明的同仁们曾展开过漫长的、充满挫败的论战，现实主义者别尔德对此深感同情，但有一点必须面对：实验证据显示，确实存在远程的诡异相关性，而且“现实”的质地也确实在不同程度上挑战着常识。爱因斯坦也相信，最终的结果将会显示，那些描述宇宙时必不可少的数学公式应该是既优雅漂亮，又相对简单的。但是，即使在他的有生之年，也已经有两种新的基本力被陆续发现，自此以后，一堆乱糟糟的新出现的粒子和反粒子，外加各种各样的假想维度和凌乱芜杂的条件把这个观点搞得错综复杂。可是别尔德仍然满怀期待，相信但凡某些真知得以揭示，就会有一位天才横空出世，提出一个能将所有问题组接在一起的中心理论，它的公式将具有惊人的美感。多年以后（他推心置腹地将一只手按在耶稣瘦弱的胳膊上，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他终于放弃了这样的希望：自己就是那个命中注定将找到圣杯的伟人。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身边那二十个关心气候变化的艺术家的喧闹声越来越响，他们正坐定喝酒，侍者在撤盘。耶稣没有（也可能故意没有）觉察出话里的自嘲，他转过他那忧伤阴郁的脸，凝视着拥挤的生活区，庄严宣告：无论在人生的什么阶段放弃希望，都是个错误。他所有最棒的企鹅，那些最栩栩如生、单纯就其形式而言最有表现力的企鹅，都是他近两年里雕的，最近他开始涉足北极熊——气温升高让它们备受威胁，并且一度觉得这个题材溢出了自己的艺术水准所能驾驭的范围。按照他粗鄙的见解，重要的是永远不能失去信心，要相信深刻的“核心变革”有可能发生。显而易见，一位像别尔德先生这样的科学家应该为这种理论而奋斗，因为它是那么美，也因为如果没有最高远的志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别尔德该怎么才能悄悄地告诉耶稣，他这些年根本就没搞过什么正儿八经的科学，而且他也不相信什么深刻的核心变革呢？只有缓慢的、核心与表象的腐烂。他把话题引回到更安全的地带，比较雕企鹅和雕北极熊有什么不同，可是与此同时，他觉得自己的情绪又低落下去。止痛药的效力正在逐渐减弱，那酒，同样的酒，现在的味道变得又淡又涩，身边欢天喜地的氛围在提醒他，他的婚姻玩完了。他既倍感无聊，又觉得所谓“相依相伴”真是个讽刺。他先前高谈阔论时的那份活泼劲，原来只是个假象，是惊吓、药物与酒精的混合产物。

        他将对话告一段落，跟耶稣道了晚安，嘴里咕哝着抱歉抱歉，挤出人群来到过道上。他一路上听到别人的对话，不是谈艺术，就是说气候变化。邻桌有个舞蹈编导，他以前没见过这个女人，她能说会道，容貌姣好，亲切可人，正在操着法国口音描述她策划的冰上几何芭蕾舞表演。他听不下去，话里洋溢的乐观主义把他压垮了。除了别尔德之外，人人都在担忧全球变暖，却又个个幸福美满，只有他落寞寡合。他只惦记着黑暗和沉默。

        密不透风的船舱里，他在铺位上躺了好久也睡不着，因为腹股沟那里一跳一跳的——他的心跳似乎往下移居到了这里——一边听着人们说说笑笑，一边寻思自己这种愤世嫉俗的心态，会不会持续整整一周。如今他已经明白，指望直升机从天而降是个荒唐的念头。远离自己在贝尔塞兹公园的人生，跑到这荒无人烟的野外，让他感觉到自己的生活真是愚不可及。帕特丽丝，塔平，中心，所有其他种种，都只是他拿来掩盖自己空虚寂寞的障眼法。没有最高远的志向，人生还有什么意义？答案就在这里，又要度过一个不值得纪念的不眠之夜了。

        两小时之后，他眼看着就要睡着，突然传来调吉他的声响，他不禁呻吟起来，气呼呼地侧转过身。然而，他隔着木板听到的并不是那种胡乱弹唱，而是一段轻柔奏响的旋律，听起来像是西班牙曲子，深沉委婉，一丝轻灵，几许精准，有那么点莫扎特的意思。明天早上他会发现那是费尔南多·索尔的练习曲。但此刻，躺在他那狭窄的床铺上，一团漆黑中，他毫不怀疑弹琴的人一定是耶稣，好像就是弹给他听的，于是，在这忧伤的气氛里，他终于睡着了。

        上午，时间已经不早，太阳升起来，豪情万丈地斜照在瑰丽的海湾上，此时别尔德已经艰难地挪进了昏暗的更衣室里，正在努力找他的东西。站在十八号挂钩的对面，他清楚地记得前天自己就是把摩托雪橇服挂在这里的。紧挨着挂钩下面的一只金属篮里搁着他的护目镜、头盔和一些小物件，再往下是一张板条椅，他在椅子底下的隔板箱里塞进了自己的靴子。即便是在这么低的地方，紧挨在舵手室下面，他也能听到许多摩托雪橇在咆哮——显然，在上午发动这些玩意是一桩苦役。一行六人，外加扛着步枪的吉安，正准备出发到海湾上去调查冰川状况。五个人和向导已经出门站在了冰上，又是跺脚又是挥手地取暖，别尔德照例落在最后。有人拿走了他的装备，或者部分装备。他的雪橇服没挂在钩子上，金属篮给人推到边上，好给十九号腾地方，只有他的靴子——如果那是他的靴子的话——还在老地方。他那双谁也懒得要的破护目镜躺在地板上。

        他从十七号挂钩上——没准儿就是他自己那件呢——拿起一件雪橇服。结果发现这件的尺码至少大了两号，不过一穿上身他就懒得脱下来了。而那双靴子却小了一号。金属篮里的小物件里只丢了一只手套的衬垫，他就从二十三号那里拿了一只闲置的衬垫，并且暗暗发誓一定有借有还。护目镜上的裂缝也不会再让他烦恼了。他走出去，站到甲板上，迎面而来的是下面等在冰上的人们不无嘲讽的掌声，为了跟大伙打成一片，他鞠了个躬。即便如此匆忙，他还是匀出时间来从轮船跳板平缓的斜坡顶端将眼前的景色尽收眼底。轮船周围的冰原上散布着许多人。头盔改变了他们的头部比例，摩托雪橇服让他们的臀部显得鼓鼓囊囊，所以远远地看，他们就像是托儿所操场上的婴儿。舞蹈编导和她的三个朋友正在演示她的几何芭蕾舞；两个人正在塑造一个看起来像雪人或者雕像的玩意；有个人形单影只，可能是皮克特，正在两座小冰山之间架起一支麦克风；一个拿着链锯的家伙正在帮着另一个——肯定是耶稣——把四块冰推到一副雪橇上；有人跪下来擦拭一块一米宽的冰透镜。还有一个人正在转着圈子挥旗子，吹口哨，好让支在三脚架上的电影摄像机便于取景。

        这么快就主动请缨再来一次雪橇之旅，这一点让他自己都很惊讶。是幽闭恐惧症把他逼出了门，因为从食堂的窗户望出去，海湾上笼罩着茶色的日光，而没有带枪导游的陪同，他们是哪里都不准去的。他刚跨坐到最后一台摩托上，整个团队就出发了，排成一列在冰原上向东驶去，驶往海湾的更深处。沿着一条宽阔的冰雪长廊飞驰，次第掠过两边的巍峨群山，本来倒也是件有趣的事。然而，再一次，风穿透了每一层衣服，破护目镜起了水雾，几分钟以后就冻成了冰，除了摩托前方有一块发灰的东西，别尔德什么也看不见。他直接处在六个排气口的“洗礼”中。在十公里路程中，吉安一直保持着狂野的速度。在那些风将雪刮走的地方，海湾表面就像是隆起的铁，磕得摩托雪橇咔哒咔哒地直打趔趄。

        二十分钟以后，他们就突然在一片死寂中站在了距冰川尽头仅一百米的地方，山谷上横亘着绵延十五公里的蓝色城墙。看起来这像是一座城市的废墟，邋邋遢遢，颓唐不羁，到处都是碎石、残破的塔楼和巨大的裂缝。今天零下二十八度，吉安解释说，因为天气太冷，所以无法展示由于北极变暖导致的冰川面积锐减。他们花了一个钟头拍拍照片，四处走走。接着，有人看见雪地里有脚印。他们先是围成一圈挤在脚印边上，再后退一步，让肩上扛着步枪的向导进来展示其专业素养。一只北极熊的脚印，毫无疑问，而且非常新鲜。他们脚下的积雪很稀薄，也很难找到别的什么脚印。吉安用他的双筒望远镜朝地平线方向扫了一通。

        “啊，”他平静地说，“我想我们得马上离开。”

        他伸手指了指，开始他们什么也没看见。可它一旦动起来，就足够清晰了。在大约一英里开外，一头熊正冲着他们的方向漫步走来。

        “他饿了，”吉安慈悲地说，“该上雪橇了。”

        尽管想到有可能被活活吃掉，尊严还是占了上风，他们只是小跑着赶到机车边。当别尔德赶到他那辆跟前时，已经明白会发生什么事了。此番出行，诸事不顺，桩桩件件都合起伙来算计他。此时此刻又凭什么时来运转？他揿了下按钮。没动静。好吧。那就让熊把他的肌肉从骨头上撕下来吧。他又试了一次，两次。在他四周，升起大团大团的蓝色烟雾，响起尖锐刺耳的呼啸，用来烘托这最后时刻的极度惊恐真是恰如其分。团队里半数人马已经向轮船方向迅速进发了。真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别尔德可没精力诅天咒地。他一把将吸气阀杆拽出来，可他不晓得这样做是在犯错，因为引擎还热着。他再来一次，两次，都没用。他闻到了汽油味。他已经弄得引擎上全是汽油啦，活该送命啦。现在别人都走光了，连向导也闪了，如此玩忽职守的行径，别尔德非要向皮克特或者干脆向挪威国王报告不可。他这么一激动，又把护目镜弄得雾气腾腾，然后，水汽照例结成了冰。此时再回头看已经毫无意义，可他还是回了头，透过一大团水汽的边缘瞥见海湾上的冰。顺理成章地，他估计熊正往这里走来，但他显然低估了它在地面上的行进速度，因为恰在此时，他的肩膀挨了重重的一下。

        他没有转身让熊撕烂他的脸，只是弓起肩膀准备迎接最坏的结局。果真如此，那他最后一个念头堪称凄惨：在那份他一疏忽就忘了修改的遗嘱上，他把一切都留给了帕特丽丝，全凭塔平处置，然而，此时在他耳畔响起的却是向导的声音。

        “让我来吧。”

        诺贝尔奖得主刚才一直在按车头灯的开关。现在机车一碰就动了起来。

        “走，”吉安说，“我断后。”

        尽管身处险境，别尔德还是又回头瞥了一眼，出于猎奇心理，想看看那头将要被他甩在身后的动物。透过护目镜上环绕在结冻雾气周围的半明半昧的狭窄边界，他看见有东西在动，但那也可能是向导的手或者他自己的巴拉克拉瓦盔式帽。终其余生，他都将如此描述——渐渐地他自己也信以为真——眼看着仅隔二十米外的一只北极熊就要张着血盆大口向他冲来，他终于将摩托雪橇发动起来，他这么说并非因为，或者说并非仅仅因为他是个骗子，而是因为出于本能，他知道不能让一个好故事白白贬值。

        他一边在摇摇晃晃的冰面上飞驰而去，一边发出一声欢呼，欢呼声立刻就被劈头盖脸砸上来的冰冷的飓风所淹没。这是多么舒解身心的一幕啊：当此摩登时代，他这个城市居民，这个整日只跟键盘和屏幕打交道的宅男，居然也能被追逐被劫掠，被当成一顿大餐，为别人提供营养。

        或许这是他这一周来最精彩的时刻。看起来，好像他们没过几分钟就回到了基地。一点四十五分，空气里已经又添一层寒意，橙色的夜灯照亮了那区区几个还没躲进船里的艺术家。他的腹股沟实在太娇嫩了，只能等到别人都进船以后，才沿着踏板往回走。这样疼痛能减轻点。他在更衣室门口停了停，好让眼睛适应昏暗的光线，不久视野就足够清晰了——有人把自己的物件一股脑儿堆在别尔德的地盘上。怀着某种积极乐观的情绪，他把这一堆靴子之类的玩意统统挪到角落里的一块空地上。他脱下羊毛盔式帽，它滑落到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似乎瞪起眼睛，张大嘴巴，一脸狐疑地看着他。他到底来这里干什么呢？他把自己的装备放好，走进食堂，对着半打人喊了一圈你好你好，然后端起一杯热饮走进自己的舱位，躺在床铺上。

        南极屈居北极之下，只是地理绘图的随机事件，可他怎么也挥不去这样的念头：他紧挨着世界之巅，其余各色人等，包括帕特丽丝在内，都待在他下面。于是他开始思前想后，这渐渐成了他这个星期的保留节目，在北极圈这些状如黄昏的午后，他一边喝着可可，一边提醒自己，生活即将清空，他得从头来过，对自己负责，减减肥养养身，把日子过得简简单单、有条不紊。最后，还要认真工作，尽管他不知道该从事怎样的工作才能超然于、或者说不受制于他的赫赫声名。他总不能一辈子都开同样的系列讲座，把他那唯一的功绩翻炒冷饭，坐镇各类委员会，永远当个“会油子”吧？他想不出答案，但如此沉思默想，倒是颇为惬意的，他常常在下午三点天一片漆黑时睡着，然后饿着肚子醒来，又有了喝产区餐酒的胃口。

        自从逃脱北极熊之口以后，他整个礼拜都没干什么惊险的事儿。那些胆子更大的家伙或是跟着向导去山里远足，或是砌一个雪洞，或是坐着摩托雪橇沿着海湾远端陡峭的岩层山谷一路勘探。每天他都要在船外待两三个钟头，跟别人一起无所事事地闲逛。他总是被人摆到助手的位置，攥住一根绳子的一头啦，替耶稣切割冰块啦，帮着皮克特捣鼓麦克风啦，跟着大伙一起跳跳舞啦。后者意味着跟在十几个人背后沿着一条直线以整齐的步伐行进两百码，然后转个直角再走两百码，再转，整个过程都摄像。这样也挺舒心的，什么都不用想，别人说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很满意。碰上天气暖和点，身体受用点的时候，他没准会试着跟那个来自蒙彼利埃的舞蹈编导，身材苗条的艾罗迪套套近乎，尤其是当她的丈夫——一个曾代表法国踢过橄榄球的、圆头圆脑的摄影师——不在她身边的时候。斯黛拉·坡尔金霍恩也有个丈夫——就是那个会议召集人，巴里·皮克特。

        别尔德的生活，就这样，被简化了。他对艺术和气候变化都兴味索然，对于反映气候变化的艺术就更没什么兴趣了，他始终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一直都是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可他惊讶地发现，别人并不怎么喜欢他。当他在冰原上跑腿打杂时，脑中就一片空白，某天的午餐时间，他从船里拿出几杯西红柿汤，结果一走到踏板尽头汤就冻住了，于是这些汤就成了一座冰雕的组成部分。他的精神高昂起来，或者说不再继续低落。他又想起修身养性那回事了。仅仅在十一二年前他还打过一场煞有介事的网球赛，个子不够高，就用刁钻的网前正手截击来弥补。以前他的滑雪水平也跟网球差不多。八年前他俯下身还能碰到脚趾。毫无疑问，他也并不是非得走这条体重逐月增加直到猝然离世的不归路吧？他安排每天到海湾一带散步，绕船一周步行两英里，身边有吉安端着枪保护他。第二次远足归来的那天下午，他躺在铺位上，腿上阵阵作痛，脑中列出一张自己再也不能碰的食物清单。他已经超重十五磅了。如果现在不马上行动，就会早早一命呜呼。他发誓戒掉所有日常食品——奶制品，红肉，油炸食品，蛋糕，盐渍果仁。还有薯片，这玩意可是他特别钟爱的。另有其他种种名目，他还没等列完清单，就睡着了。最近三天他都按照新戒律过日子。

        从第二天开始，更衣室里的混乱失控就显而易见，连别尔德都注意到了。他怀疑自己连着几天穿的根本不是同一双靴子。尽管他在第三天把护目镜（这一双没坏）包进内层的巴拉克拉瓦大衣，到第四天还是不见了，而那件大衣就扔在地板上，浸透在水里。那天早上他还看见几件摩托雪橇服，也扔在地板上。这两件看起来已经给踩得乱七八糟，他没等看个真切，就已经打定主意，没有一件是他的。他和皮克特一起出门记录船上帆缆的风声数据时，皮克特向他承认，一连两天他双脚穿的都是左脚的靴子。可他是那种吃苦耐劳的家伙，看起来一点不介意。别尔德是介意的。他不是那种很有公众意识的人，但有几项礼数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他这样要求自己，因而也这样要求别人。他总是把自己的物件挂在同一个挂钩——十七号上，要不就搁在它下面，结果却失望地发现，别人往往连这样简单的规则都很难遵守。手套问题尤其突出，因为不戴手套根本没法出门。为了预防万一，他就把手套及其衬垫一起塞进自己的靴子。第二天，连靴子也不见了。

        他喜欢夜晚。晚餐前他们开始聚拢在食堂之前，天已经黑了五个小时。上第一道菜之前先有两个小时喝几杯。葡萄酒来自利比亚的某个不为人知的地区。他一般先来点白葡萄酒，再来点红酒，一直喝到晕乎乎再回过头来喝白的，通常，上床睡觉之前，他有充裕的时间可以换回来。晚餐之后，无疑就只有一个话题了。大部分时间里，别尔德都是听别人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如此集中地遭遇过一批理想主义者，他先是好奇，再是尴尬，最后浑身不自在。第三天晚上，皮克特邀请他谈谈自己的工作，他便站起身，开始讲。他描述了中心的大体情况，还讲到“四叶螺旋屋顶风力涡轮机”，煞有介事地强调这玩意出于他自己的创意。这是一项革命性的设计，他告诉屋里的人，然后他画了张草图四处传阅。它能让家家户户的电费账单减少百分之八十五，节省下来的费用可用来建造——怀着七八分醉意，他调用了一个数字——座中型发电站。有人恭敬地提问，他机智作答，条理清晰。既然围在他身边的是一群“科学盲”，那他尽可以信口开河。斯黛拉·坡尔金霍恩热情洋溢地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她说别尔德是这里唯一在从事“真实”事业的人，为此，整个房间里的人对他顿生好感，掌声如雷。以前他从来没怎么在意过别人的想法，可是现在——多俗气啊——他成为整艘船上的宠儿，尽管只有短短几分钟，也让他无法掩饰心中的感动。

        其余时间，他都是一边听，一边喝酒。有两三杯白葡萄酒开道，红酒下肚就如同喝水一般顺畅自如了，至少开始是这样。讨论分各种主题——有的宛若卡农曲，疯狂地互相追逐；其余的则像赋格曲，同时奏响，正如失望总是与苦涩如影随形：上世纪已然告终，气候变化问题受到的关注却仍停留在边缘地位，布什已经撕毁了克林顿那些谦逊得体的提案，联合国将会对京都置之不理，布莱尔看起来对这个问题根本没有控制力，多年以前在里约热内卢升起的希望终归破灭。如卡农曲般先追逐再压倒失望情绪的，是恐慌。墨西哥湾流会消失，欧洲人会冻死在自家床上，亚马孙河会变成一片沙漠，某些陆地会燃起大火，而某些会给淹没，到2085年夏天，北极的冰就会融化，于是北极熊跟着完蛋。别尔德以前就听过这些预言，他一条都不信。即便他信了，也不会恐慌。一个年纪一大把、膝下无子女且刚刚结束第五次婚姻的男人，是消受得起一点点虚无主义的。没有帕特丽丝和迈克尔·别尔德的地球照样玩得转。假如它耸耸肩膀，把其他各色人等都报销了，那么自然生物圈还会撑下去，只消短短一千万年，地球上就会冒出千奇百怪的新物种，也许它们没有一种是像类人猿这般以犯傻的方式聪明的。既然如此，那谁还会遗憾莎士比亚、巴赫、爱因斯坦，或者别尔德—爱因斯坦合论被彻底遗忘呢？

        孤独的、封冻的海湾上，当黑暗与愈发深重的寒意将这艘船团团裹住时，当舷窗处英勇的、昏黄的微光成了唯一的光源，成了这冰面劈啪作响的荒原上、方圆百里内唯一的生命表征时，其他主题如同交响乐一般如火如荼地奏响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在那些争端频仍的国家之间应该签订什么协议，为了自己的利益，富豪世界应该向贫民作出怎样的让步，献出怎样的礼物？在食堂潮湿而温暖的餐后气氛中，这些胃里灌满了酒的人觉得只有理智才能战胜短期利益和贪欲，只有理性才能与之抗衡，通过警告，通过勾勒多灾多难的未来的朦胧漫画像——人人免不了在其中被火烤，被水淹，瑟瑟发抖——就能奏效。

        比起国家地位、条约签署之类的话题，另一项中心议题就不那么俗气了，后者需要调动一曲艰忍克己的素歌的清冷节拍，调动来自古老保守时代的清教气息，调动对科技定论秉持的怀疑，并一口咬定：每个人都需要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少践踏一点弥足珍贵的、生态系统的“精巧工艺”，以一种近乎宗教的情怀关注衡量人类成果的新准则，遵循这些准则，是为了让超市、机场、钢筋水泥、交通甚至发电站以外的领域欣欣向荣——这是少数派观点，却让所有这些曾驾驶着一辆发出臭气的摩托雪橇穿越净土的听众，生出不无愧疚的敬意来。

        像往常那样，别尔德在听，耶稣在他身边，再过去是食堂的转角，别尔德只插过一次嘴，那是最后一夜，一位名叫梅瑞狄斯的高高瘦瘦的作家似乎忘了在场的还有一位物理学家，他说海森伯的测不准原理——规定对一个粒子的位置所知越多，则对其速度所知越少，反之亦然——浓缩了我们失去“道德罗盘”、难以下绝对判断的时代病。别尔德怒气冲冲地打断了他。你总得花点工夫得到正确的概念吧，他告诉这位理着平头、戴一副无框眼镜的家伙。拿不准的不是速度，而是动量，换句话说，就是质量与速度的乘积。他这番“吹毛求疵”，引来一片窃窃私语。别尔德说这个原理在道德领域根本用不上。相反，对于物理状态的统计学可能性而言，量子力学是一种绝好的预测器。小说家脸一红，却不肯认输。他难道不知道在跟谁对话吗？很好，没错，行啊，统计学可能性，他硬撑着往下说，可是那并不确定啊。而别尔德刚刚喝完第八杯酒，他觉得自己的鼻子和上唇都在往上翘，以示对一位擅自闯入他地盘的家伙是何等不屑，他大声说，这条原理与精确知晓——好比说，一个光子的状态——并不矛盾，只要你能反复观测。如果非要作道德领域的类比，那么，也许应该是：唯有经过多次评估，才能对一个道德问题作出结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除非正确与错误之和除以根号二之后得到的数字能有任何意义，否则海森伯的原理就没有用武之地。

        房间里鸦雀无声，与其说是震惊，不如说是尴尬。梅瑞狄斯无助地瞪大眼睛，看着别尔德挥起一拳重重砸在桌上。“那么来吧。跟我说说。让我听听你怎样把海森伯原理应用到道德规范上。正确与错误之和再除以根号二。那他妈的有什么意义？没有！”

        巴里·皮克特岔开话题，好让讨论继续下去。

        这是一个孤立的不和谐音符。每天夜里教人难忘、让人吃惊的时刻，通常会在较晚时出现，有时如同一列正在行进的铜管乐队奏响嘹亮的音调，有时则宛若众声合唱弥撒曲，怀着共同的目标提高声调，一时间，所有的失望，所有的苦涩都一扫而空。别尔德先前绝对不会想到，他居然会在一间房里跟那么多抱定了同样假设的人喝酒，他们的假设是：最高级形式的艺术，如诗歌、雕塑、舞蹈、抽象音乐、观念艺术，将会提升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给它镀金，为它触诊，揭示所有的恐慌、所有消逝的美好、所有教人敬畏的威胁，然后鼓励公众深入思考、采取行动，或者要求别人这么做。他默默坐着，暗自吃惊。理想主义与他的本性实在相去甚远，以至于他连一句异议都提不出来。他身处全新领地，身边是一个充满奇人异事的友好部落。“雪人哨兵”站在踏板末端站岗，人们将穿过帆缆的风声录下来，用擦得锃亮的冰盘折射一天中的落日余晖，还有耶稣雕的三十只企鹅，三只北极熊，在船头前的冰原上一字排开，某夜，梅瑞狄斯朗读，或者说大声呐喊了他的一部小说中的片段，时不时地夹杂着几个感叹词——所有这些示范表演，或如祈祷，或如围着图腾柱舞蹈，都被刻意用来影射通往一场灭顶之灾的过程。

        如此种种，都是困在船上大谈气候变化时催生的“音乐”和魔力。与此同时，在墙——他已经学会管它叫舱壁了——的另一面，更衣室的情形越来越糟糕。到礼拜三为止已经丢了四顶头盔、三件重重的摩托雪橇服外加好多小配件了。同时待在外面的团员再也不可能超过三分之二了。要想出门就非偷不可。更衣室里的情形，这愈演愈烈的混乱局面成了巴里·皮克特晚间通告的主题之一。别尔德已经忘却了他的重大使命——为使其回复原状而慷慨相助，面对这已然失控的一团乱麻，他忍不住思前想后，天马行空。四天前，这个房间本来秩序井然，所有的装备不是挂在编过号的挂钩上，就是堆在挂钩下面。在那个并非很久以前的“黄金时代”里，资源有限，人人平分。如今成了一片废墟。等到房间里到处散布着被多余的手套、围巾和巧克力条塞得半满的背包、旅行袋和超市塑料袋时，就更难在屋里立什么规矩了。没有人——他一边想一边赞赏自己的宽容——的行为是卑劣的，每个人都是出于眼前形势的考虑，急着想出门到冰原上去，于是，他们以绝对理性的态度在出人意外的地方“发现”了他们遗失的“巴拉克拉瓦”或手套。这想法让他乐在其中，多少有点幸灾乐祸、愤世嫉俗，可他就是忍不住。他们怎么才能拯救地球呢——假设它真的需要拯救的话，对此他深表怀疑——地球可比这更衣室大好多好多啊。

        最后一天早晨，他们一边吃早饭，一边听着整个“摩托雪橇舰队”在外面轰隆隆地预热。他们出门走上冰原时，好多人都有几件装备不翼而飞。别尔德没有头盔。一接到出发信号，他就把自己的护目镜搁在引擎上暖了暖，然后在头上缠了条围巾。低低的橙色的日光没遮没挡，正赶上顺风行驶，很有好处，看起来，回朗伊尔城的路甚至可能颇为愉快——如果能穿上全套装备的话。甲板上传来一声喊。在他们中间，巴里·皮克特和一位船员正在狠狠地将一只硕大的、通常被建筑工人用来装沙子的塑料纤维袋从踏板上推下去。那是先前丢失的财产。他们围拢在“财产”周围东翻西找。别尔德找到一只大小合适的头盔，他知道这肯定是自己的。没人觉得惭愧，连一点点尴尬都没有。这不就是他们的东西嘛。之前都到哪里去了呢？

        他们纷纷跟船员说再见，然后排成一列纵队，一路释放着巨响和毒气，穿过海湾向朗伊尔城进发，他们庄严地将速度保持在每小时二十五公里，好避开刺骨的逆风。别尔德弓着腰趴在机车上，努力让脸上吸点热气，他觉得自己的状态倒是颇为惬意——这样的情绪在早晨很少见。他甚至连一点隔夜的醉意都没有。在结冰的海湾沿岸，他们放慢到步行的速度，以便在深深的车辙、沟渠、冰地里行驶。他不记得之前有哪次外出时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过，当然啦，那回他毕竟靠着吉安的后背睡着了嘛。接着，他们驶上了一条又长又直、堆满积雪的路，从一处棚屋前经过，向导以前跟他们说过，曾有一位伟大的怪人在这里度过孤独的一生。

        假如，别尔德想，他坐宇宙飞船到另一个星系旅行，他心里很快就会升起致命的乡愁，想念他前面的这些兄弟姐妹，想念每个人，前妻们除外。他心里充满了愉悦的、“我爱人人”的幻想。他们所有人，都能被彻底宽恕。他们多少有点合作精神，也多少有点自私，有时候蛮无情，最重要的是，都很好玩。摩托雪橇穿过狭窄的、两边围着高高山壁的溪谷，他想起那耻辱的一幕，那个已经被好好埋藏的时刻。他宁可回忆自己从一只凶残的北极熊嘴边冷静逃脱的故事。不过，没错，他眼下对人类怀着非同寻常的温情。他甚至觉得人类也会对他满怀温情。每个人，我们所有人，都要各自面对被遗忘被湮没的命运，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但没人为此抱怨个不停。作为一个种群，人类并不是想象中最好的，但毫无疑问，它是现有的种群里最好的，不，最有趣的。可是更衣室里的种种丢人行径又怎么解释呢？显然，这是一个关乎人性的问题。我们能从中学到点什么呢？科学当然不错，谁知道呢，艺术也一样，但也许说自知之明有点离题。更衣室需要有良好的体制，这样一来，有瑕疵的物种才能正确地使用它们。别尔德决定，不把任何希望寄托在科学、艺术，或者理想主义上。只有良好的法律才能拯救更衣室。还有尊重法律的公民们。

        这些愉悦的、关于宽宥他人与原谅自己的思绪支撑着他，一直挨到他们抵达饭店用午餐为止。他们上一次到这里似乎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他们上交了摩托雪橇服和其他装备，向吉安道别，一小时后就登上了去特隆赫姆的飞机。给别尔德预定的航班与别人不同，紧接着就飞往奥斯陆。别人还得再等四小时。在小小的机场上，他们似乎谁也不愿意离开彼此的陪伴。他们占领了酒吧，很快又开始玩自己的音乐，他们就着午餐啤酒和热狗吟唱歌曲，向地球将要遭受的灭顶之灾，致以哀悼。反正别尔德就是在那里找到他们并且道别的。他花了二十分钟交换电子邮件地址，一一拥抱。斯黛拉·坡尔金霍恩吻了他的嘴唇，耶稣给了他一张名片。别尔德离开酒吧时，人群中涌起一声响亮的欢呼。总而言之，他想起，通过在冰原上跑过几次腿——虽然没帮上多少忙，通过假装对风力涡轮机心心念念，在某种程度上，他赢得了这些外行眼里的名望。即便是那位身量如纺锤般修长的作家，也紧紧攥住他的手，搁在他那窄窄的胸前。三十分钟之后，当他仍在兀自微笑时，双螺旋桨飞机沿着结冰的跑道一路弹颠，然后侧身向南转，载着他回到那一团他几乎已经忘却的乱麻中。

        他在奥斯陆过了一夜，转签了早上六点的航班，抵达希斯罗机场时比预定的早了三小时。当他的飞机靠近温莎公园上空时，天正在下大雨，黎明时分的天空呈灰绿色，沿路所有的车头灯都亮着。航站楼外，排在等出租的队伍里时，他发现四号公路上堵得厉害，排起了两英里的长蛇阵。于是他折回到机场里，往下跑了几层，搭上列车直达帕丁顿，然后在那里叫到一辆出租车。等他抵达自家门外时，雨已经停了，人行道上发黑的花楸树枝正在狠命往下滴水。他的出租车一停下，他就拎着行李站到花园门口四下打量，颇为吃惊：在人口如此稠密的建筑群，某个工作日的上午十点，居然一个人都看不见，连别人说话的声音、收音机里传来的声音都没有。贝尔塞兹公园看起来就像北极一样荒无人烟。这里有他的家，那是属于他自己的、载满烦恼的方匣子，这里很整洁，建成于早期维多利亚时代，以灰色伦敦砖砌成，楼下的窗框都是石头打造的，在冬意盎然的花园里，它矗立于自己的领地，与一棵光秃秃的桦树站在一起，边上还有一棵古老的苹果树。没有多少伦敦的房子能拥有一百英尺宽的花园前门，一条用碎砖砌成人字形图案的花园小径勾勒出平缓的曲线，直通宅门，爬满苔藓的砖墙圈出边界。就建筑质量而言，这房子要比他前几次婚姻时住的地方都优越，现在只能把它卖了，将里面的物件一一分割，两位户主都是一样的打算，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习惯性地互相厌恶——尽管她也许是挺厌恶他的，而是因为他五年里牵扯了十一桩风流案，而她只有一次外遇。既然比分悬殊，他们就得遵从这心照不宣的规则，并为此饱受折磨。

        推开花园前门时，它像往常一样吱呀作响，听起来更像是唧唧呱呱地在念告别词。他很伤感，却再也不会痛彻心扉。火车上那位他再也想不起名字的可爱女人，去塔平家的遭遇，以及他在北纬八十度地带度过的清心寡欲的人生插曲（他几乎已经痊愈了），如今构成了几道崭新的保护层。无论变化如何微小，他毕竟已经是另一个人了。他心里满怀遗憾，悔恨居然不知道用点什么手腕好让帕特丽丝爱上他，可他终究还是抽身而退了。他现在进门，就是为了着手拆掉他这场婚姻的舞台布景。他打算今天就开始打点行装。那些在四周封冻的船上度过的昏暗的午后，他盘算良久，决定只把自己的私人物品带走。其余的可以归她，沙发、地毯、油画、刀叉，假如她能说服她那位商业银行家父亲买下他那一半份额，整栋房子都能给她。别尔德会尽量了断得有效率、不伤神。他才不管那么多呢，她尽可以让塔平吃饱软饭。前院草坪上有的是空间，搁上一艘船，一根灯柱和一个电话亭不在话下。

        行李箱的轮子在小径上碾出切切哀告，滴答，滴答。他最后一次回家。他庆幸自己到得早，这样就不会碰上帕特丽丝待在家里“欢迎”他，对他的归来不闻不问，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整整一天她都要教课，下午会有几十个孩子盘着腿跟着她的钢琴伴奏唱歌，照例唱得荒腔走板。很快，诸如此类与她相关的生活细节，他将会要么忘记，要么否认。

        他来到大门口，努力跟腰上新近长厚的一圈脂肪斗争，俯身在他的行李箱里搜寻钥匙，此时他注意到有个变化。那只漆成奶油色、装着牛奶瓶、配有刻度盘，并用红箭头向送奶工指示当日定量的金属篮不在原来的地方。它给挪了位置，要不就是挨了踢，被一脚拨到右侧，于是石头门阶上就空出来一块用粗砂岩框住的脏兮兮的矩形印迹。现在那个篮子就歪立着，呈斜角面朝墙，像在跟墙壁亲切交谈。他没有把它摆到原来的位置去。有什么意义呢？不久他就会搬进一处新居——他设想是一套小小的、四面白墙的公寓，没有一丁点杂七杂八的东西，他要在房子里营造一个“斯匹茨卑尔根”，从此地开始替自己规划一个崭新的未来，减肥瘦身，让自己轻巧灵活，坚韧地向新目标挺进，至于新目标到底是什么，他还没谱。

        他找到了钥匙，打开宅门，在把行李拖进客厅的过程中又发现了一处变化：空气像是被人重组过，微调过。这气息潮湿，抑或温暖，抑或二者兼有，掺着那么点陌生的香味。更明显的是，镶木地板上有水，一溜野蛮的湿脚印，或者说是一串脚丫子大小的水坑，从楼梯底部一路延伸到起居室。有人——肯定是塔平，这家伙动不动就往浴室跑——冲完澡就粗枝大叶地走出来，全然把这里当成自家地盘。

        别尔德没考虑会有什么后果，他只想把这个擅自闯进门的家伙扔出去，于是沿着水迹大步进屋。事情再清楚不过了，那人就在沙发上，头发还在滴水，他身上穿着件睡袍，就是别尔德那件印着佩斯利螺旋花纹的黑丝绸睡袍，帕特丽丝送的情人节礼物，那人猛地坐直，大吃一惊，腿上还摊着报纸。可他不是塔平——要调整这个概念可不容易，别尔德花了好几秒钟才回过神来。坐在沙发上的人是奥尔德斯，汤姆·奥尔德斯，那个博士后，斯沃夫汉姆的天鹅，两个男人面面相觑，汤姆的马尾辫梢上流下一滴水，正落到一只靠垫上。

        别尔德想好的那一套“款待客人”的步骤，被几个无关紧要的自问自答搅得七零八落。他以后还会再穿那件睡袍吗？他想不会了。他撞上帕特丽丝的两个情人，都是在他们浑身湿透的时候，这样巧的事能有多少？时间真长啊。可想而知，这段沉默持续的时间，似乎比实际上要长很多秒，最后被奥尔德斯的一声傻笑，一声紧张的、他试图用手捂住的嘶叫给打破。他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当别尔德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时，或许有那么一刹那的工夫，他以为这只是幻觉，是自己太过发达的大脑得了妄想症之后的产物。现在他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在这段短暂的幕间休息中，在他们俩开口之前，他也许已经看见，在他眼前出现了另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幻觉——他的职业前景被撕成碎片。理论物理学界不过是个小小村庄，站在村里的绿地上，紧挨着村里的抽水机，别尔德仍然具有影响力。难道奥尔德斯，这个由中心一手培养的天才，以为自己能在这种局面里自圆其说吗？那个他刚才用来堵住傻笑的手朝沙发跟前的玻璃矮桌伸过去。一堆杂志边上搁着一只咖啡杯子——杯身挺长，薄胎白瓷，这是当初帕特丽丝从纽约亨利·本德尔商店买的六件套之一。奥尔德斯端起杯子送到唇边。如果这个手势的目的是为了表演他的淡定自若、全无愧意，那么，紧接着报纸从他腿上滑到地板上，正面朝下拱成一团，就让他露了馅。他的眼睛仍然盯着这栋房子的主人，同时粗鲁地啜了口咖啡。别尔德朝他走近了一步。

        “放下杯子，伙计。起来。”

        还好奥尔德斯乖乖听话了，否则，就凭别尔德矮了七八英寸的身量，大了三十岁的年纪，再加上胳膊又没什么力气，根本就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办法，能将他的意愿强制执行。他只会义正词严、怒火中烧，外加一个绿帽丈夫所能掌控的一切。他双手撑在后腰上，挺直背脊，好把他那五英尺五英寸的身高撑撑足，他看着奥尔德斯费力地站起身，慌乱地重新系好睡袍带子，刹那间，别尔德看见他袍子里什么都没穿。

        “说吧，奥尔德斯先生。”

        “瞧，”奥尔德斯的两只手掌往下压了压，像是要安抚平息什么，“这事我们可以谈谈。别尔德教授，我能叫你迈克尔吗？”

        “不能。”

        “您瞧，我们不应该硬要钻到别人替我们写好脚本的角色里去吧……”

        别尔德又前进了一步。他一点都不相信会有什么暴力上演，但他不介意给对方造成这样的印象，以为他想采取行动。“你在我房子里干什么？”

        乡气十足的诺福克口音似乎一下子就转成了某种特殊的哀求。想当年时世艰难，佃农没准就是用这样的口气哀求庄园主少收点租子的。“我正打算喝完这杯咖啡，您瞧，穿上衣服，整饬干净，然后就走。我打算按照吩咐从外面给门锁好双保险，然后把钥匙扔进信箱。但凡您不是这么早回来，就不会……”

        “我说，你在我房子里干什么？”

        奥尔德斯又借用了一下手掌，双手一摊，空空如也，表示自己胸怀坦白，他说：“我跟帕特丽丝共进晚餐，然后过夜。您瞧，别尔德教授，我这样坦率可以吗？”

        他稍停片刻，好像真的以为能等到一个答案似的。没什么答案，他只能往下说，“我们都重视理性。我们的职业就是从理性出发的。所以我们就不要让自己卷到那种不适合目前局面的反应中去吧。我们都知道您的婚姻完了。从法律意义上讲，您和帕特丽丝还是夫妻，可你们俩已经连话都不说了，而且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很久，现在，您在这里准备扮演受害方，扮演当场抓住老婆奸夫的怒火中烧的丈夫，而实际上，您本来可能已经在盘算怎么搬出去住了。您给帕特丽丝的就是这样的印象，那当然也是她的愿望。”

        别尔德等着他说下去。

        “我的意思是，别尔德教授——我希望您能允许我叫您迈克尔——如果我们能够跳过所有的愤怒和心痛，就能把这事儿办得更有效率，我们甚至可以交个朋友。”

        “我懂了。”紧接着，他没怎么考虑，就随口向奥尔德斯提了个问题，他一边问，一边想也许这样能搞个行之有效的恶作剧，或者至少也能让他琢磨琢磨。“那么，罗德尼·塔平怎么样了？他出什么事了？”

        奥尔德斯的模样，让人觉得他是在努力装得英勇无畏。缓缓地，他再次把别尔德那件睡袍的带子系系好。“我不怕塔平。我已经录下了他的两个电话，他写的一张明信片如今在警察手里。那人是个疯子，可至少他没掩饰。”

        别尔德说：“他打了帕特丽丝。”

        “他还攻击我。打我耳光。”

        “他该进监狱。”

        “至少现在他要找你的茬，不是找我的。警察有没有把你保护起来？”

        “唔，您知道，他们说他们眼下很忙。”

        想惩罚他的冲动促使别尔德温和地一笑，看起来倒是不无爱意的样子。他说：“我猜他想杀了你。但凡我是你，就会随身带把刀子，话说回来，不管你出什么事，我才无所谓呢。”

        不管别尔德怎么使劲，奥尔德斯似乎对来自塔平的威胁无动于衷。他简短地说：“他没吓着我，别尔德教授。”

        “我想帕特丽丝跟他讲过你在哪里工作——我是说，你曾经在哪里工作。”

        倏忽间，小伙子的冷静荡然无存。他又开始苦苦哀求，他的工作摇摇欲坠。

        “哦，您瞧，别尔德教授。您这话说得太远了。我们还是回到中心问题吧。理性……”

        “最不理性的，”别尔德说，“就是跟老板的老婆上床。”

        “说实话，问题比你说得还严重。我很愚蠢，我知道我得吸取一大堆教训。可是我们在讨论的事，与一种具有强大逻辑的基本属性有关。”

        别尔德朗声大笑。基本属性！这就好比目睹一位棋手眼看着自己要给人将死，奋力杀出一条血路。他记不清到底是在哪个场合，但他知道他自己也陷入过类似的处境，可能是面对一个火冒三丈的妻子，正当她揭穿他最后一个借口时，灵光一闪，汹涌如潮，他的脑海里乾坤挪移，在第十一维空间里将“骑士”动了一格，这个炫目的招数顿时从凡俗游戏的扁平世界里脱颖而出。没错，他喜欢“一种具有强大逻辑的基本属性”。他听下去。

        奥尔德斯气喘吁吁地说开了。“三星期前，我无意中听到您跟我们组里的一个同事说，您相信除了广义相对论之外，狄拉克方程是人类文明所创造的最美丽的人工制品。我不同意。您将您自己置于何地？‘合论’是无与伦比的，它对光生伏打的精妙阐释是无与伦比的——没有比它更优雅、更真实的东西了，别尔德教授。不管在哪里，不管是谁，都对它敬畏有加。然而，没有人从实用科学，从气候变化危机的角度去通盘考虑过这个问题。我考虑过，我发现一旦将您的作品与光合作用挂钩，就有潜力可挖。事实上，没有人对植物如何工作有详细的了解，虽然他们假装懂行。没有人真正省悟，光子转变成化学能量，其效率是如此之高。经典物理是无法解释这个现象的。这样讨论光子的转化是胡说八道，无法言之成理。一片普普通通的叶子如何将能量从一种分子体系转化成另一种，绝对不失为一个奇迹。可是，关键在于——‘合论’恰巧打开了这扇门。量子相干性是导致高效率的关键，您瞧，这套系统能同时检验所有的能量路径。沿着纳米技术指引的方向，我们就能将这套系统应用到合适的材料上，以低廉的代价分解水，以家用量或工业用量储存氢。多美啊！可我无足轻重。我是个无名小卒。我想把我的主意演示给您看，一旦您看到了，我知道您会喜欢的。人们会听您的话。光合作用中的量子相干性不是什么新玩意，可是现在我们知道应该将目光投向哪里，应该看什么。您能主导这项研究，您能凭一个模型得到基金。捐弃前嫌真是太重要了，我们的未来，整个世界的未来都危如累卵，所以，互为仇敌的代价，我们都承受不起。”

        近来这些“整个世界”的大道理，别尔德实在听得太多了。他从来没想过将量子力学用于生物学。而且对那些“叛逃”到生物学界的物理学家，比如薛定谔、克里克之类——他们相信凭着他们那套才华横溢的简化论，一切成果都唾手可得——他都有点莫名其妙的偏见。事实上，凡是与绿色植物有关的东西——什么园艺啦，乡间悠游啦，抵抗运动啦，光合作用啦，色拉啦——都不合他的胃口。

        “你操我老婆有多久了？”

        奥尔德斯叹了口气，似乎想张口反驳。接着，他的肩膀垂下来，还是顺从地回答了。“一个月左右，在我第一次遇见她之后。”

        “在我介绍你们认识之后。”

        “是这样，教授。那天你在外面过夜，伯明翰还是曼彻斯特来着。我回家路上顺道过来，看看帕特丽丝需要点什么……”

        “果然有需要。”

        再一次，乡下佃农开始花言巧语。“真的，别尔德教授。我对您太太没有预谋。她跟我完全是两种路数的人。我这人其实连个‘路数’都没有。她请我进门，然后邀我留下共进晚餐——事情就是这么开始的。后来她告诉我你们之间是如何如何全完了，于是我就多少有点说服自己，我想您，嗯……”

        “不会介意？”

        这一点他早就知道，可是，通过奥尔德斯的转述，听到帕特丽丝亲口说她认为他们的婚姻完蛋了，还是让他很生气，或者更严重点，让他很痛苦。从夏末开始，她就一直在见奥尔德斯，而不是塔平。也可能两个都见。八月的某个傍晚，这个傻呵呵的博士后出现在她门口，于是她又抓住了一个惩罚她丈夫的机会。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有多么幼稚，奥尔德斯？”

        小伙子兴高采烈地抓住这个词儿不放。“我很幼稚啊，别尔德教授！除了搞科学，我什么都不干。我幼稚，是因为我不去见人，我不出门。我一回家就躲进叔叔花园里的工作室，常常一口气干到凌晨。我向来是这样。可我的工作由您说了算。我已经替您做了个文件。只给您，没有别人的份。请您保证您会读的。这太重要了。”

        直到此时，两个男人一直都面对面站着，中间相隔几英尺远，奥尔德斯靠近沙发，双臂交叠在胸前，似乎要抵挡某种命运的侵袭，要不就是生怕别尔德的睡袍散开。别尔德开始往后退。他已经厌倦听奥尔德斯唠叨了，他想一个人待着。

        他说：“现在你可以走了。我明天去中心，十一点在乔克·布拉迪的办公室里见你。”

        正当别尔德斜穿过房间时，奥尔德斯苦苦哀求，几乎大喊大叫。“没人再会雇我了。您知道的，不是吗？这样公报私仇太严重啦。”

        别尔德走到起居室门口时，转身说：“走之前，先把客厅收拾干净。”

        “别尔德教授！”

        奥尔德斯弹起身，向他跑过去，他张开双臂，摇晃着脑袋想阻止，他的嘴唇咧开，露出硕大的牙齿，他的本意也许是想冲过去抱住别尔德双膝，求他开恩。毫无疑问，他本来可以如愿的，因为别尔德并不想把自己在家里蒙受的羞辱暴露在布拉迪，进而是整个中心眼前。主管大人居然被马尾辫之一扣上绿帽，闹出了天大的笑话。可是奥尔德斯永远也够不到别尔德了，他只跑出去两米。那条铺在抛光地板上的北极熊地毯在等着他。它活了。他的右脚一踩上北极熊的背，地毯就往前一跳，北极熊张开的嘴巴和黄黄的牙齿腾空而起。奥尔德斯的双腿也跟着腾空飞起，上半身却没来得及跟上，有那么一瞬间，他高高的身量与地面平行，虽然他的胳膊本能地向下挥舞，不想让自己跌倒，可他的后脑还是率先——不是触地，也不是碰到玻璃桌的一边，而是砸到了它的圆角，玻璃生硬地刺穿了他的后颈。

        一片深深地、叫人窒息的沉默凝固在房间里，就这样过了几秒钟。

        “不，不，请别，”别尔德喃喃自语着穿过房间。

        奥尔德斯整个人伸展开躺在地板上，就好像被一个殡仪工人扔在那里似的，胳膊和躯干之间的空间很小，眼睛睁得老大，嘴唇分开，睡袍合体地盖住他的身躯。别尔德在他肩膀旁边跪下来。没有呼吸，没有脉搏。他的脑袋下面有一摊直径九英寸左右的血，不知为何它并没有四下扩张。接着，别尔德发现这摊血在渗透，不，在像一小股瀑布一样往下流入两层地板间的空隙里。单单失血这一项就足够要了奥尔德斯的命。

        “哦，操……哦，操……”别尔德一遍遍地喃喃自语。出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而他在竭力使之逆转，让它重来，等它颠覆，仅仅因为“事情不可能是这样”。太令人难以置信了。然而，时间每过一秒钟，就会有一层新添的现实感向他压过来，将他的徒劳推到一边，牢牢驻扎在这里。这是真的。他也想到自己本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想到心脏按摩术，想到口对口人工呼吸。就像所有的实验室工作者一样，这些技能都是他必须掌握的。可是有某种镇定的、权威的东西，与其说是声音，不如说是超脱于他的痛苦之外的一缕幽魂，提示他不应该去碰那具尸体。

        他站起身，走到电话旁。他在发抖。当他的手犹犹豫豫地伸向听筒时，整个贝尔塞兹公园显得越发寂静了。还是那一缕理智的幽魂，提议他拨号前应该三思而行。他不是那种生来就犹豫不决的人。这回到底是怎么了？他的手就好像僵死了。他过了好一会才抓住自己的理智，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眼下的局面。事情看起来是这样：一个男人从海外归来，发现老婆的情人待在房子里。他滑倒了，我告诉你，他斜穿过房间向我跑过来，滑倒在地毯上。？，？为了张开双臂抱住我的膝盖，求我别解雇他，求我跟他一起拯救世界免遭气候变化的灾难啊。会有人怀疑的。，，？，？为了求得一个清白，就得付出高昂的代价。得去赢取，去抗争。媒体的关注会把人撕碎的。性，背叛，暴力，美女，著名科学家，死去的情人——真是完美啊。帕特丽丝，不管是发自真情还是出于险恶用心，都会带头指控。会搭上两年时间，什么也别想干了。诺贝尔奖得主，谢顶的科学家，受命于政府，如今却站上被告席，拼尽全力挣脱牢狱之灾。

        想到这里他只觉得腿上一软，膝盖后的筋腱用不上劲，可他没坐下来。明摆着的事。只有爱他的人才会相信他。可没人爱他。他应该生孩子的，若是有长大成长的女儿，就会义愤填膺地替他出头，忙着捍卫他的名节。他穿过房间，向客厅走去，接着又折回来。他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他回过神来。他走出起居室，进入客厅，小心翼翼地跨过那一溜小水坑，走进厨房，来到那只装着锡纸、保鲜膜和防油纸卷的抽屉跟前。那只抽屉里还装着一盒透明的一次性手套。

        他拿出一副手套。这举动并不犯法，可是，手一伸进手套，他就觉得某种遁形匿迹、可以为所欲为的感觉悄悄地在全身蔓延。这是一种精神状态，毫无疑问，不过，在其他方面，他又呈现怎样的状态呢？他并没有制定什么计划，就直接干起来。他的身体自有计划。于是他信步“走台”，似乎只是试探而已，相信不管走到哪一步都能推倒重来，回到原点，没有损失，无所妥协。他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只用于预防法则。他可以回到电话跟前，他可以启动急救措施。但是，万一不做这些事，他就得有所准备。他以某种轻浮的态度，清醒地思考着。他穿过厨房，向后门走，进入没有窗的地下室，那里放着灯泡和家里的杂物。恰巧，就在那里，抵着墙根放着那只脏兮兮的帆布工具包。他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出来，从几把锤子里找出一把尖头的，大体合适。翻箱倒柜之际，他也看见一些别的也许能派上用场的东西。梳子，用过的纸巾，干枯的苹果核。他理好工具袋，让它看起来像没给翻动过，然后把这四件东西拿进厨房，放进一只塑料购物袋。他拿了几叠厨房纸巾，取几张在水里浸湿，正准备折回起居室时，又改变了主意。他回到地下室，拿起工具袋，带进客厅，搁在大门边上。

        汤姆·奥尔德斯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可是，当别尔德跪在尸体边时，他觉得凝固在地毯上的笑容看起来很险恶。从北极熊那两只凶狠的、透明的眼睛看出去，起居室的窗户成了一个变形的平行四边形，这双眼睛闪烁着致命的气息。对于这些死掉的北极熊，你一定得警惕。他从购物袋里拿出那四件东西，排成窄窄的一行，盯着那粒干枯的苹果核，琢磨这玩意对他能有什么用处。可他实在想不出办法，就把它放回袋子里，一旦把锤子攥到手里，他就醒悟过来，他刚才盘算的什么预防法则啦，什么回到原点、回到电话前啦，全都错了。他准备做的事情是覆水难收的。从此以后，他将不再清白无辜。他将锤子头浸到血泊中，把血抹在把手上，然后搁在一边晾干。接着，他拿起那张用过的纸巾，也沾上血，再塞到沙发底下，正好在视野之外。梳子更费周折，这点不出他所料。他从梳齿间拽下一点头发，设法缠到奥尔德斯的手指间。有些头发粘在手套上，可是别尔德也顾不上了。锤头现在已经半干，轻易便能缠上一根头发，把手也一样。他又在一把椅子的扶手上缠了一根。然后，他用厨房纸巾把玻璃咖啡桌边沿和角落擦净，让它干透，尽管那里用肉眼是看不出血迹的。

        他最后站起身，踌躇片刻，担心自己是不是正在犯什么低级错误。应该还没有。他把锤子、梳子和厨房纸巾塞进袋子，走到前门口。他仍然戴着手套，不慌不忙地沿着花园小径走过去，在宅门前停下，四下张望。周围一个人都没有。他掏出锤子，扔进前门围墙边的灌木丛，然后回到房子里，脱掉手套，连同苹果核、梳子和厨房纸巾一起装进袋子，再小心翼翼地将它折拢，好把那副沾上血迹的拎手藏起来，最后把袋子塞进行李箱的一个外层拉链袋里。

        就他目之所及，他身上、衣服上或者鞋子上没有血迹。他拿起行李和工具袋走出去，抬脚关上大门。贝尔塞兹公园无休无止的“中产化”进程，使得他在几百码之内就找到一辆建筑垃圾车。他把工具袋扔到车上。几分钟之后，他已经在“海福斯托克山”打到一辆出租车，直奔波特兰广场。

        他估计目前自己这种浑然天成的冷静是给吓出来的，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在它消失之前，他希望撞上一个能指认他的熟人。出租车把他载到物理研究所门外——他曾经在那里挂过副院长的头衔——进门之前他找到一只垃圾桶，扔掉那只塑料袋。研究所里的情形可以算是正中他的下怀。他在那里正好有一点公务，就跟一位认识他的行政官员说了几句。别尔德提到他刚去过斯匹茨卑尔根，一回到希斯罗机场，就打车直奔此地，路上堵得厉害。那位官员颇为同情。他答应替别尔德看着行李箱，让他先去大英图书馆跑一趟。

        在去往尤斯顿路的出租车上，他的腿——似乎独立于身体的其他部位——开始颤抖。可他就像其他学者一样经过图书馆前庭，径直穿进大楼，找到一个小单间。他调出几份文件——一场他将要发表的演讲的相关史料——然后苦苦挨上几个小时，等到大概四点一刻，他就能感觉到手机在他口袋里震动了。

        他俯下身看着文件，什么也读不进去，可他逼着自己写几条笔记。发生的一切让他震惊。他每次想到这件事，都好像是第一次想起。他惊叹自己居然会这么干，行事居然能如此冷静，像杀人犯一样不假思索地掩盖自己的罪证，同时也抹去原本可能拯救他的真相。现在他已经深陷其中，唯有他自己才目击了自己的清白。当时尽管他自以为头脑清醒，其实是处于极度恐慌中。对于法医鉴定他有多少了解呢？至少有这个可能：今天的新鲜指纹，那些属于他的指纹，与他几周前几月前留在宅子里的旧指纹有显著差异。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就能推断出今天早上他在房子里待过，那他就会成为嫌疑犯。

        他还犯过什么错吗？有没有什么躲在暗处的邻居透过窗户看到他来过又走了？或者看到他把什么东西扔进了建筑垃圾车？他把工具袋随身带走，这样做对不对？他跪在奥尔德斯身边时，纷纷扬扬的皮屑、毛发以及其他能用显微镜看到的化合物没准已经洒到这个小伙子的身上，洒到睡袍上。可那件睡袍是他的，那上面本来就洒满了属于他自己的生命痕迹。如此说来还不算糟。如果整个房子里充满了他的印记，那它们就能为他提供伪装。不过这只有在指纹无法追溯时间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在这幢大楼的某个地方，在成排成排的书架上，有上千本书能告诉他答案，可他一本也不敢调出来。即便他敢，已经发生的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三点五十分，他双膝僵硬地从他的小单间里站起身，去图书馆的咖啡座里等那个他知道一定会打来的电话。在等待的时间里，他让自己做好准备，试着回想他如果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是怎样的情形：不知道奥尔德斯在他的房子里，不知道他是帕特丽丝的情人，不知道他死了。也许还有第四个他必须装作不知道的细节，可他实在是心烦意乱，懒得去回忆了。甚至还可能有第五个。想要集中思想，真是不太容易，因为这座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及其周边环境已经不像当年那样庄严肃静了。咖啡座里有好几十个孩子，是大学生。他们的外衣和背囊堆在桌子之间，他们本人就在公用空间里，在那些宽阔的楼梯阶层上游来荡去，以一种轻松而正常的音调发出欢声笑语。也许今天是某种形式的面向学校的开放日。周围洋溢着一种现代大学学生会大楼中常见的气氛——如果在这里开一个酒吧，搁一台弹球机、桌式足球机，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那种湮没于人群中毫不显眼的感觉倒是挺适合别尔德的需要，可电话来的时候他差点错过，因为比他预想的要晚了一小时，至于第四件和第五件他应该假装蒙在鼓里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他还是没想起来。他只能相信自己，假设它们压根就不存在。

        帕特丽丝说，“你在哪里？”她的声音很平静，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他心里还是忍不住升起一点傻乎乎的希望：归根结底，她还是关心他的行踪的。

        他告诉了她，然后说：“怎么了？”

        “警察在这里。你得回家来。”

        他说：“帕特丽丝，出什么事了？”

        她用手捂住话筒。他听见一个男人的低语，然后她说：“反正你马上回来。”

        “我们家有人入室盗窃吗？”

        她身边响起了更多的说话声。屋子里有几十个人。她开始用同样平静的声调反复说那句话，说着说着突然大叫一声，仿佛胳膊上被人刺了一下，她半喊半哭着说：“是罗德尼，他杀人了……”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她：“别尔德太太……”接着电话线就断了。

        别尔德回到他那个小单间里，把他费力做好的笔记收拢在一起，然后快步穿过图书馆前庭，穿过鲍洛奇雕的牛顿像，直到走上街、抬起胳膊扬招出租，他才记起几个小时前自己的决定：拎着行李箱到家，看起来会好点。他让出租车等在波特兰广场，自己走进研究所，谢过那位行政官员。回贝尔塞兹公园的路上，别尔德在琢磨，这件事——不是直接冲回家，而是先绕道去拿行李——是不是属于那些细节，是不是第四件或者第五件他应该记得的事情。他已经没法想透彻了。

        他接受了四次详细的讯问，而他最后一次的叙述也没有偏离第一次的说法。在警方持续盘问的压力之下，坦诚是一种优雅的、无法攻破的东西，作为一位科学界人士，别尔德天然具有一种保持内在一致的能力。真相不可动摇。他既然总能回到原点，就没必要去回忆上一次自己说了什么话。所以，没错，他搭乘来自奥斯陆的早班飞机，八点抵达希斯罗机场。他直接排上了等候出租的队伍，然后——只有在这里他虚构了一把，其余部分只是省略而已——他在四号公路上耽搁良久，直到中午才赶到波特兰广场。话说回来，他以前多次从希斯罗打车，也遭遇过多次交通堵塞，那些记忆如蜡般柔软，他建立起来的结构很快就在他脑海中像其他回忆一样货真价实，既暧昧又确凿。他真的觉得自己在堵车中耗掉了一个小时。在这段漫长的出租旅程中，他干了些什么呢？他在读报纸上同行的评论。聚精会神。他都顾不上抬头看看中车道、快车道或者不管什么道上，堵成了什么样。其余的都是确凿事实——他在研究所里的公务，当天在图书馆里的工作，他正开始小憩就被帕特丽丝的电话打断。怀着痛苦的坦诚，他承认自己被妻子与塔平先生的外遇弄得心烦意乱。不过他，别尔德自己，也有过好多好多外遇，令人遗憾，他们的婚姻就是这副样子，也许行将告终。说起帕特丽丝眼睛上的瘀青，他周日上午到克里科尔伍德的造访，那场遭遇战和那记耳光，说起他向来不习惯暴力，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只能落荒而逃，他都没有说一丁点谎。尽管有点尴尬，他还是向探案人员详细描述了他把汤姆·奥尔德斯介绍给妻子的那天下午，哦不，他没注意到他们俩有什么眉来眼去，不，他从来没怀疑过，当他，别尔德，身在北极时——而且，谁知道呢，也许几个月前就已经开始了——帕特丽丝会跟奥尔德斯风流快活。是的，他当然认识这个小伙子，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科学家，以前经常到雷丁站来接他。不，并不怎么讨人喜欢。太自恋了，太狭隘了，跟他做伴太没劲了。可是，在他这一行里，有好多人都是这副德性。

        尽管这些都是实话，讯问还是很累人，特别是第一场让他吓得不轻，因为他不敢肯定没有人看到他在十点到达寓所，四十五分钟之后离开。可是恐惧很容易被人理解，因为备受压力，所以情有可原。后三轮的情势逐渐缓解，因为此时塔平已经被捕，不过仍然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集中精力去应付。别尔德一周的时间全耗在这件案子上，他在报上看到——不出所料，此事掀起传媒风暴，所有的白天以及大部分夜晚，花园大门口都守候着摄影师——奥尔德斯之死的那天上午，没有人看到塔平。大雨使得这位装修工只能独自待在家里，见不到工友，找不到一个能证明他不在作案现场的人。至少这一点能让人提提神。接着，警方向新闻界透露塔平曾以明信片威胁过奥尔德斯，还有两个被小伙子明智地录下的电话。别尔德的最后两次讯问基本上是例行公事，把原先松散凌乱的材料收集整理一下而已，因此他面带微笑，胜券在握。事情看起来已经一清二楚，警方抓到了他们想要的人。别尔德在自己的陈述上签了花体字。

        然而，他去中心时，乔克·布拉迪不太高兴。别尔德是在出事后第八天，刚接受完第三次讯问时去找布拉迪谈话的。他决定开车去，因为他不乐意被狗仔一路跟踪到雷丁站的火车上。他现在成了焦点人物，被塑造成一个倒霉的牺牲品，不谙世事的傻瓜和梦游者，身边有个放荡的老婆不服管。中心的栅栏门口聚拢着一群摄影师和记者，此情此景让戴着鸭舌帽的保安印象深刻、满怀同情，他们排成一列，以最漂亮的姿势向别尔德致敬，目送他从门口驶过。

        两个男人在布拉迪的办公室里喝茶，别尔德把整个故事娓娓道来，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就像跟警察招供似的。

        布拉迪皱起眉头，越皱越紧，他做了个手势，如果循着手势的方向穿墙出去大致就是朝着中心的大门。“这样不好，”他至少说了两遍，然后开始一段冗长而含糊的演讲，吞吞吐吐，反反复复地提及“基金”和“名誉”，说到“不介入纠纷”，还要“提供帮助”，十分钟之后，他的意图越来越明显，或者说不明显的成分越来越少，他似乎是想让别尔德辞职，直到连说了两遍“家庭阵线”之后，他才明白，布拉迪太太给激怒了，如今危在旦夕的除了爵位，还有某种程度上的“家庭和美”。理论上，这家伙是他的下级，而他居然在要求别尔德下台！他老婆的一个情人杀了另一个，难道非得算是他的错吗？可他藏好了自己的怒火，装着误解了他的话。

        “乔克，不管他们在内阁办公室里嚼什么舌头，你若辞职都会变成一个大傻瓜。我会去说句好话的。你就低头沉默一两个月好了，一切都会平息的，你瞧着吧。”

        面对这这般情形，布拉迪别无选择，只能换个话题。谈起奥尔德斯时，他们发觉彼此能达成共识：他们都不喜欢他，不过也承认他的死是中心的损失。警方已经彻底搜查过他的隔间，没发现任何与本案有关的物件。几件私人财物已经送往诺福克，给他那位悲痛欲绝的父亲。

        布拉迪说：“迈克尔，有一份文件上标明只能由你过目。我大致看了看。一大堆无机化学、数学，还有些漫无边际的玩意——依我看是这样，也许是在上班时间干的。”他把一个重重的文件夹递过来。别尔德接住它，然后站起身表示谈话应该告一段落了。无论如何，他仍然是这里的主管。

        布拉迪陪着他沿着走廊走了一小段。“我想，为了纪念他，我们可以将他的风力涡轮机发扬光大。我们都全力以赴。”

        “哦，没错，”别尔德说，“当然。那会成为他的丰碑。”

        他们握手，分别。

        那场婚姻又当如何？尸体运走以后，尸检小组跟着撤了，屋子里看不出一点犯罪现场的痕迹，大门口的狗仔队也走了，至少会消停到塔平受审为止，别尔德雇的工人带着磨砂机和抛光器上门，把渗入起居室地板深处的血迹弄干净，于是迈克尔和帕特丽丝从各自暂租的房子回到他们的婚房里，把自己的东西统统带走，再把清空的房子拿去卖掉，从此分道扬镳。这些正是三月里大风频仍、阳光普照的日子，风力强劲得将那些没修剪过的草都吹得向一侧倒伏，露出银灰色的另一侧。一堆堆去年没有扫走的落叶紧靠着长满苔藓的墙根。这正是那种鼓舞人心、荡涤污浊的天气，至少别尔德这么看。

        为了忠实执行自己的计划，也为了让帕特丽丝心满意足，他放弃了对宅邸中所有设备家具的所有权——那单子真是长得让人压抑啊——只带走了他的书、衣服和几件私人物品。他不仅打算减肥，打算变成一个整洁健康的人，而且下决心要搬进一套目前他还在积极物色的简朴公寓房里，过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既然他对妻子的爱，或者说迷恋已然消逝，那么事情当然可以化繁为简。在他们俩屈指可数的几次交流中，他告诉她，她的爱情生活毫无裨益，只会造成破坏，既给一位斯沃夫汉姆的病弱的父亲带来悲伤，也使得国家失去了一位最有潜力的科学家。让别尔德甚感惊讶的是，如今，对于那个人人都信以为真的故事，他自己也深信不疑，不费吹灰之力，他就能唤起恰如其分的记忆与情绪。如果帕特丽丝没有跟汤姆·奥尔德斯勾搭成奸，他到今天还会活得好好的，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塔平没准是想要奥尔德斯的命，这难道不是真的吗？别尔德本人并没有什么装腔作势的地方，塔平的所作所为确实让他饱受折磨，把帕特丽丝扯进这笔账里来，也是理所应当。她还欠她丈夫一声道歉呢。

        照例，她才不会这么看问题。她陷入深深的哀伤，悼念那份如今她认定是“毕生至爱”的感情。她的歉意只应该向那个再也听不到的人表达。让她既伤心又愧疚的是，她不应该把塔平带进奥尔德斯的生活，她没能保护好这个小伙子，她本来应该把那些威胁更当回事的。另外，打包装箱之类的事情由她一人承担，谁让她想要那些东西呢——这其中恰巧包括要了她情人一条小命的地毯和咖啡桌。她静静地、哀伤地在房子里走动，处理清单的效率低下，动作木讷。相比之下，她的丈夫顶多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不过他猜想，现在她一定在恨他，出于某些无可名状的理由，抑或压根就没什么理由。最后他想明白了，她的沉默，总比她在“塔平时代”为了蹂躏他而拿出一副要命的狂欢做派好一点。

        他不打算帮着她整理那些如今已经属于她的东西，可他用别的方式帮上了忙。既然他们俩之间现在没有什么法律纠纷，别尔德提议他们共用一个律师就够了。他认识一位好律师。他还认识合适的中介，能把他们的房子卖掉。对于这一套安排，他经验丰富。他先搬出去，搬进多赛特广场玛丽勒伯恩街北侧一套租来的地下室公寓里，三个月之后，正是在那里，他摊手摊脚地躺在一张污渍斑斑、散发着狗的气味的印花沙发上，开始读那个标明“仅限于M·别尔德教授亲阅”的文件夹。这份材料很是花哨，有机化学与无机化学共存，某些量子论的概念以及“合论”中较为晦涩的段落穿插其间。这些元素渐渐推进，组合成对于光合作用中能量交换的理论描述。也许，其主旨——文件后半部分有所提及——是建议通过某种方式对这一过程加以仿效和转化，可读到这里，别尔德就开始走神，首先因为这份材料很费解，其次是因为他需要买一套公寓，接着，汤姆·奥尔德斯死后五个月，对罗德尼·塔平的审判就开始了。

        他没有翻案的希望，而他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带着某种近乎遗憾的口气，控方将事情一股脑儿摊开：塔平的显而易见的动机，电话及书面威胁，已经证实的暴力行为，扔在灌木丛中的凶器上粘着他的毛发，死者手里也抓着两根，那张既有他干透的鼻涕也粘着奥尔德斯血迹的纸巾，而且他也拿不出不在案发现场的旁证。轮到别尔德出庭时，他句句点中要害。难道他不是一位素来遵纪守法的公民吗？他先是详细叙述了自己在案发当日上午的一系列行动，再是讲到他妻子的熊猫眼，讲到他对被告寓所的造访，以及自己挨的那记耳光。对塔平不利的证据本来已经够糟糕的了，可是真正让他不得翻身的是帕特丽丝，她也代表控方作证。站在证人席上，她被报刊描写成“美丽而致命”，对于杀害她情郎的男人不屑一顾、冷酷无情。作为证人，别尔德不能获准进入法庭聆听妻子的证词，只能看看新闻报道。他从来不知道她的言辞能如此优秀，如此清晰，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她将塔平的咄咄逼人、粗野残忍，以及妒火中烧的样子一一道来，弄得整座法庭、整个国家都神魂颠倒。他是个神经病，她说，一个妄想狂，还曾经怂恿她一旦找到机会就要在奥尔德斯的睡梦中干掉他。他不肯放她走，于是，她本来以为这只不过是一次转瞬即逝、纯属偶然的外遇，后来却演变成一场持续数月的噩梦。她被他的暴力所挟持，不敢拒绝跟他上床。他们做爱的时候，他揍她。

        “你不喜欢这样吗，别尔德太太？”盘问环节时，塔平那位风度翩翩的辩护律师问她。

        “不喜欢，”她回答得干脆利落，“你喜欢吗？”旁听席上响起一阵笑声。

        她那句最脍炙人口、最遐迩闻名的警句一定事先在镜子前面操练过很多遍。“当他杀了我的汤米，这个国家便失去了一位天才，”她说，“而我失去了我唯一爱过的男人。”

        陪审团只在外面讨论了三个钟头，没有人——哪怕是塔平自己——会对判决结果感到惊讶。

        就在陪审团主席宣布结果之后、法官宣判之前的六天时间里，别尔德又拿起了奥尔德斯的文件。至少他能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他嘛，更何况眼下他心浮气躁，需要分散一下注意力。第二遍读下来，他理解得更透彻了，而且开始感兴趣，甚至有点兴奋。奥尔德斯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先发现，再照搬植物的方式——历经三十亿年的尝试和纠错，这些方式已经完美无瑕。其理念是要调用至今仍然只在纳米技术领域谈及的技术与材料，用特殊的感光染料代替叶绿素和含有锰和钙的催化剂，从阳光中直接摄取能量，将水分解成氢和氧。他在每一页上都标好去年的某个时间，然后开始写自己的批注，直到周二开庭前一天才停下来——明天被告就要听到自己的命运去向何方。塔平听法官宣判的时候，既专注，又恍惚——他跟着所有这些程序一路走来，脸上始终都带着这样的神情，然后他有气无力地表示抗议，声称自己清白无辜。根据新闻报道，他一直在往帕特丽丝的方向看（别尔德可以想象那种探询的、如同某种啮齿类动物的眼神），可她的脸始终都背着他。

        在法庭外的台阶上，她告诉新闻记者和电视摄像机，鉴于他造下的孽，给他的刑期还不够长。此后一周的时间里，某些评论员赞同她的说法，而另一些则认为，对于这宗法国人可能会称之为“激情之罪”的案子，如此判决未免太过严厉。不管怎么说，判决当晚，置身于单身公寓里那种异常肮脏的氛围中，穿着袜子躺在臭烘烘的沙发上，大腿上摊开着奥尔德斯的文件，别尔德觉得十六年刑期堪称“大体公正”。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966xs.com。966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wap.966x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