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

        人民解放军于4月21日横渡长江。23日，占领南京，降下了“总统府”大门上空飘扬多年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解放军官兵人不卸甲，马不离鞍，风卷残云般地扫荡长江下游三角洲上的残敌，迅速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

        4月下旬，陈光甫丢下了苦心经营多年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安乐舒适的家，匆匆逃到香港。一个月之后，上海解放。

        当时，像陈光甫一样逃到香港的上海资本家颇不乏人。蒋介石觉得这是一批可以争取的力量。于6月底派“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秘书长洪兰友携带他的亲笔信到港“慰问”。信谓：

        当北伐之时，上海工商各界一致拥护赞助，政府得力颇多，此次退出上海，政府未能为工商界安排，闻受损甚大，殊为抱歉，派洪来慰问。倘工商界有需政府协助之处，当为办理云云。

        7月2日晚，杜月笙为此在寓所设了两桌筵席，邀请潘公展、吴开先、宋汉章、钱新之、周作民、石凤祥、王启宇、唐星海、吴坤生、刘鸿生、杨管北、陈光甫等出席。大多是上海资本家，也有少数CC分子。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接到了请帖，但没有出席。席间，首由洪兰友致辞。他声称：

        蒋总统与李代总统意见已趋一致，颇为融洽。今后政治上有团结之重心，一切俱转好象。

        军事上现在中共供给线拉长极远，千里运粮，已背孙子兵法，为兵家所大忌。而且中共占领上海，问题甚多，背上此大包袱，足够其头痛。政府已拟有作战计划，切实布置，中共顿兵，所以不敢轻进。

        当时，蒋介石正在乞求美国出动兵舰封锁大陆各海口，因此，洪又称：

        外交上美国对于封锁共区海口一事，复文谓遇有损失，须照赔偿云云。彼既只谈赔偿，事即好办，封锁可顺利进行。英国态度虽然强硬，亦不至采取涉行动。

        洪并称：“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久必将发生，是以政府可得最后胜利。”洪兰友之后，原《申报》董事长、上海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原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开先接着讲话。由于蒋介石信中有上海工商界“受损甚大”一类的话，因此吴开先要求台湾方面“最好首先做几件事情，有所表现，不至像过去之徒托空言，方可告慰于在座诸位”。陈光甫觉得这一天晚上，只有吴开先的话“尚堪动听”。他最反感的是洪兰友说的一套，当日在日记中写了一长段驳论：

        政府向来予人以“空心丸”，不知已有若干次，受者深知其味，今又再来一次，未免难受。洪述各点，皆不符于实情，蒋、李（宗仁）两人之隔阂甚深，当竞选副总统时，蒋自居于家长身份，属意孙科，而李竞选成功，蒋极不满，从此即不融洽。蒋退位后，李出任代，毫无实权，蒋仍暗中指挥，例如白崇禧拟就防御计划，需要宋希濂部队合作，白亲到广州与何应钦面洽。何当与宋通电话，告以应遵照白之计划办理。宋答尚未接到彼之命令。何又告以此乃本人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之身份所发命令，宋仍答以须待彼应得之命令。何放下听筒，与白相对无言。又如胡宗南守西安有部队20万人，其时中共尚未向之进攻，胡接蒋令退守汉中，西安各界劝胡勿退，谓汉中缺粮，而西安可得供应，胡仍照撤。胡之撤防交由马步芳接收，马因不能及时赶到，告胡稍迟一星期再行，胡亦迫不及待，急遽撤守。迨马步芳与中共接战，共军后退时，胡部又复进驻。如此情形，何能抗共！兵法首重攻心，其次攻坚。今不闻筹谋如何攻心之法，而指挥更不能统一。退位者仍握权不放，使当政者莫能展布，实谈不到转好现象。

        这里所说的“退位者仍握权不放”，指的正是蒋介石。对于洪兰友所称“中共补给线过长”问题，陈光甫认为，“中共组织颇好，有其刻苦耐劳之精神，亦不难有克服之方”。这样一分析，陈光甫觉得洪所称军事上、政治上具有办法云云，实不足信，只有对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即”问题，陈光甫不能拿得很准，但他问过这几天正在香港的美国华人领袖李国钦，李称，纽约的看法，近20年间或不致发生。这样一想，陈光甫觉得，这不过是国民党人的幻想和期望而已。

        1948年9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强制收购金银、外币时，蒋介石也在南京发表过一次谈话，痛斥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只知自私，不爱国家”，严令各银行在两天内将全部外汇资产移存中央银行，不得稍有隐匿。对蒋介石的这次谈话，陈光甫记忆犹新：“辞令严厉，有若疯狂”，“令人难堪，亦令人不解”。但是，曾几何时，蒋介石又派洪兰友“慰问”来了。思前想后，陈光甫颇有啼笑皆非之感。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皆出于蒋一时之冲动。蒋于国事，无论懂与不懂，一切必须亲为裁决，不旁谘博询，不虚心下问，信任佞人，致成今日之局面。

        陈光甫这里偏重个人责任，并没有正确说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致成今日之局面”的真正原因，但是，江浙金融资产阶级长期支持、信任蒋介石，陈光甫的这页日记说明，蒋介石立脚的地块动摇了。

        在洪兰友抵港前后，北平方面也在争取陈光甫。

        和陈光甫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问题的李国钦原是长沙人，毕业于伦敦皇家矿业学校，获得矿冶工程师学位。1915年归国，在湖南从事采矿事业。其后，历任华昌矿务公司纽约总办事处经理、华昌贸易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北京政府财政部及农商部驻纽约代表等职，长期生活在美国，和美国官方及工商各界均有广泛联系。这时，正在香港通过章士钊的关系，想赴北平会晤毛泽东。章士钊积极为之联系，并拟动员陈光甫、李铭二人同行。7月1日，陈光甫日记云：

        昨天6点半左右，章士钊和我约定，他和他的第二个妻子一起来，问我是否准备和K. C. Li（李国钦）一起赴北平。他说，他已经向李提出建议，有李铭参加也很好。

        我告诉章，现在，我不能作这次旅行。他说，毛泽东正在等待他的关于我们三人能否北上的电报。我既已拒绝，章希望知道，将用什么理由回答毛。我解释说，理由很简单。我现在还有营业机构在尚未被共产党人“解放”的地区。如果我赴平，将被蒋主席理解为一种敌对行动，他将很可能对我们在重庆、成都、昆明、广州和台湾等地的分支机构搞点动作。章听了我的解释后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他将打电报告诉毛上述大意。我必须说，章的话听起来很像毛在香港的特别代表。

        我提醒章，此地天气过热，李铭和我，很可能去日本观光。

        尽管陈光甫并不热心前往北平，但他却很希望李国钦能够成行，并且希望通过李，在中国共产党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建立联系。他对章士钊说：

        李是一个充满色彩的人。他可能希望处于这样的位置——在他回到纽约之后，能告诉他的朋友们，他在中国见到了毛泽东，我更认为，比起李铭、侯德榜和我来，李是最适于和毛接触的人。我们在中国都有商业利益。不像李一样能够以中间派的身份说话。作为一个商人，他最能使毛认识到一项受到西方民主国家援助的工业化计划的重要，李可以告诉毛，如何实现这一计划。由于李在纽约和华盛顿的各种关系，如果共产党人希望和西方一起前进并且为得到他们的承认而进行谈判时，李最有资格成为新政权的代言人。

        陈光甫长期反对共产党，害怕共产党，但是，新中国的诞生已经如日之东升一样，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他又在为新中国设计了。陈向章士钊建议，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府如果名为联合政府，那就应该包括像李国钦这一类的人，以便驱散西方国家的怀疑。他可以担任外交部长或驻华盛顿的大使，这样，就会逐渐赢得西方国家的信任。章土钊同意陈光甫的意见，但认为李不会接受此类提议。陈光甫却不这样想。

        章士钊告诉陈光甫，毛泽东将乐于见到他。陈认为，这不会是毛的主意，而是章对毛的建议。这次谈话使陈光甫感到，章正在动员他认为有价值的人为共产党人效力。

        当晚，陈光甫举行家宴，参加者有李国钦、侯德榜、张嘉璈、李铭等。陈光甫听说，侯德榜第二天早晨就要乘轮赴津了。章士钊曾计划安排一架飞机，但未能实现。

        7月4日晨，陈光甫接到了留守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伍克家打来的电报，其中包含着黄炎培的电报，转述了周恩来对陈光甫的劝告，电云：

        归自北平。先悉兄已离沪。临行恩来兄嘱为劝驾早归，共为新中华努力，其意甚诚，特为转达，不久通航，亟盼握谈。炎培。东。家。

        同日，陈光甫复电伍克家，请伍代他表示对黄炎培的感谢，说明因健康原因不能归去。电文如下：

        上海家弟，接孝和兄转台电洽悉。兄因头晕，在港诊治，医嘱尚须长期疗养。任老盛意，极深纫感，即烦代为转申谢悃是荷。绶。

        此电说明，尽管陈光甫的思想感情发生了若干微妙的变化，但是，他对于回到大陆仍然顾虑重重。

        当时，北平方面正在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新中国建立的各项大计，中国共产党自然希望陈光甫这样有影响的银行家归来，共襄盛举。1949年9月12日，李济深派李绍程携函赴港，面见陈光甫，函云：

        迩近人民革命军事空前胜利，全国各地完全解放指日可期，百年来帝国主义所予中国经济发展之桎梏，已因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崩溃而告解除。今后新中国经济建设，将在中共毛主席领导之下，由人民共有的国家资本，和民族工商业的私人资本，分工合作，有计划有步骤地促进民族产业之发展，新民主主义之实现。

        新中国经济建设根本方针，系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达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凡有利国计民生之私营经济事业，均坚决保护，鼓励积极经营及扶助其发展。对于产业金融界诸耆宿及以往有经验的企业经营专家，光能望推诚合作，共策进行。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将集会于北京，商讨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并规划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案，久钦先生领导民族工商业界，夙著勋猷，今后国家经建大业，需助正殷。特就李绍程同志南来之便，略贡所知，祈能命驾北来，共商一切，则集思广益，众擎易举，未来经济建设进展之顺利，盖可预卜也。

        当时，中共的许多统战工作是通过民主人士来做的，因此，这封信不应该看作是一种私人行为，而是代表了中共方面对陈光甫的争取。函中所称坚决保护“有利国计民生之私营经济事业”，愿与“产业金融界诸耆宿及以往有经验的企业经营专家”推诚合作等，也正是中共的政策。这封信多少打动了陈光甫，10月31日，陈光甫复函李济深云：

        久别时念，居恒阅报，仰见勋猷懋著，弥切钦敬。日前李绍程兄来，交到惠函，详示各节，诸承盛意，纫感无既。弟与绍程兄晤谈一切，均经奉悉。惟以在港养疴，因失眠症颇觉严重，且耳鸣头晕，其病源尚未查出，仍在继续就医中，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北上聆教。辱荷垂注。除托绍程兄代为面达外，谨此布复。

        此函虽声明病源待查，继续就医，但表示“一俟健康稍复，即行北上聆教”，显然，在北京的邀请面前，陈光甫怦然心动了。原稿中还曾有“自维虽届衰年，顾一生致力于服务社会，此志不懈，自当为新中国效微劳以竭余力”等语，更表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在陈光甫心中所激起的波澜。但是，陈光甫考虑再三，还是把这几句话勾掉了。

        北京方面感到了陈光甫的变化。11月10日，章乃器致电林仲容，邀请陈光甫、李铭等人北上。11月11日，陈光甫复函云：

        弟年近七旬，精力就衰，4月间因疗养方便来港就医，头晕耳鸣之病源尚未查出，复有失眠，病态严重，是以逗留在港，未能即离。迭荷友好邀约，均无法应命，心中至为歉怅。惟望健康稍复，即行首途，届时自当访候聆教。

        这封信和复李济深函的态度一样，对于北上邀请，不拒绝，但也不准备在近期就道。

        就在此际，在上海的商业储蓄银行业务中发生了一些问题，和人民政府之间出现冲突。11月19日，陈光甫约李绍程吃饭，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事现在要通天，讲一个道理。我想共党人士的作风，亦是如此，但沪行人员已存恐惧之心而软化，迭次来电云：我方有责任，并意赔千数，冀可早日了事。具此心理，何能折服对方。可虑！

        从这段记载看来，陈光甫不满意沪行人员的“软化”对策，他要“通天”，据理力争。

        此事的具体情况及后来的发展，现在还不清楚，但陈光甫北上的念头，大概从此放弃了。

        1950年10月，有两个自称“潘忠尧、张惠农”的人来访，二人携带着具名周恩来的一封信，内称要在香港办一份报纸，希望陈光甫帮助。函云：

        久仰渠范，弥切钦迟。国步维艰，胥凭英杰作中流柱，共挽狂澜，翘首云天，咸盼出岫。潘忠尧、张惠农同志因公赴港，特着晋谒崇阶，希予延见，代为致意。伊等拟在港筹设日报一所。惟创办伊始，尚望海外贤达，时赐匡助，使此文化事业，俾底于成，党国前途，实深利赖。

        这封信所用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用笺”，共两页，手写，并有签名，但均非周恩来手迹；签名下盖有“周恩来”印章一方。其中“党国前途，实深利赖”等语，不像中共和周恩来的语言。现在看来，大概是台湾方面对陈光甫政治态度的一次试探。

        1954年，陈光甫在观望几年之后，终于去了台湾，在台北成立上海商业储银行，并于1976年7月1日病逝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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