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汉民晚年往来函电考释之二

        我在哈佛燕京学社阅读胡汉民档案时，特别注意收集有关张学良的资料，在这方面颇有收获。

        1932年12月19日胡汉民复张学良函云：

        陈言同志来港，奉到手示，备悉种切。弟历来主张，想经察及。比月以来，外侮日深。晏处覆巢，宁有完卵。所期兄以决死之精神，为民族求生路。桑榆之失，断可收于东隅。至于内政意见及南中同志意，经与陈同志详谈，俱托归报，希深察为幸。附赠拙著《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一部，并乞检收，顺颂近祺。

        陈言，张学良秘书。所称张学良“手示”，未见。1932年9月，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与日本驻伪满大使武藤信义签订《日满协议书》，日本外务省宣布承认“满洲国”。10月，国联调查团提出国联共管东三省的主张。11月，日本侵略军大肆进攻东北抗日救国军马占山、苏炳文等部。胡函所称“外侮日深”，当指上述史事。对于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时放弃东三省，胡汉民是极不满意的，曾在诗中尖锐抨击：“去年寇来袭，带甲一宵靡。奇辱古无闻，丧地从此始。”但他仍希望张学良能奋然振作，坚决抗击日本侵略，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重写自己的历史。函中所云“以决死之精神，为民族求生路”，“桑榆之失，断可收之东隅”云云，均是这一意思。

        日军在侵占东三省后，即积极准备侵略热河。1933年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及临榆县城，华北门户洞开。2月4日，胡汉民派陈中孚北上，携函面见张学良，函云：

        自榆关陷落，即得陈言同志来电，谓兄已决心抵抗。顾荏苒经月，未见有实际之表观。弟谓日之于中国，其侵略方式为蚕食而非鲸吞，故经一度之攻城略地，即出之以延宕和缓之手段，巧为解脱。当局受其愚蒙，国联被其欺骗，而日人之计乃大售。苟不能窥破此点，积极抵抗，并进而收复失地，则日人本此政策进行，华北终必沦亡，中国且为日有。兄前以不抵抗而丧失东北，兹又以不抵抗而丧失榆关，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虽示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顾兄身当其任，究何以自解于国人？纵不为个人计，独下为数万万人民之身家性命计耶？西南持抗日、剿共之旨，戮力经年，限于地域，效命无所，然所以期望于兄者，至极殷厚。切盼毅然决然，先求华北将领步调之一致，振奋一心，与日抗战，使中国不致自此而亡，则绵薄所及，必当力为应援也。兹以陈中孚同志北上之便，顺致拳拳，尚希审察而笃行之。

        当时，胡汉民一面成立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在内的国防委员会，准备抽调部队北上抗日，一面积极推动华北将领成立类似的军事组织。张学良坐镇北平，掌握着原东北军的大量兵马，自然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函中，胡汉民剖析了日本侵华的特点，情词恳切地要求张学良抛弃不抵抗主义，“先求华北将领步调之一致”，团结抗日。胡汉民表示，西南方面自当“力为应援”。

        同月25日陈中孚南归，张学良复函胡汉民云：

        违教驰企。适陈君仲孚莅平，藉聆宏旨。承于近日抗日之举，关注至殷，兼示力赐赞助，高怀至谊，佩感极深。良以不才，遭值多难，只思少裨艰局，庸敢计及一身。御侮决心，誓当不二。所有一切情形，统挽仲孚兄代为罄陈，尚祈时锡明教，于精神、物质两方面，并予惠赐鼎助，俾得循率，兼利进行。引睇崇标，曷胜盼荷！

        山海关失陷后，张学良曾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各国之和平运动今已无效，我们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性命来维持和平，来保障中国，再无别法了”。2月18日，张学良又在承德与张作相等27名将领联名通电，电称：“时至今日，我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当时，张学良受到全国各界抗日情绪高涨的感染，确有奋力反击日本侵略的打算，复胡汉民函就是在这一心情之下写的。

        大概在这以后，张学良又派何世礼到香港与胡汉民洽商，胡汉民复函云：

        日前何世礼兄来港，获诵手书，并聆缕述近旨，至以为慰。目前要务，首在对日抗战，国际形势转佳，日寇之侵亦必加甚。惟能对日抗战，庶能运用此国际现势，进求独立。今举国人民咸属望于兄，能振衰起靡，御盛张之寇，保障华北，收复失地，幸兄勿以大言忽之。自救报国，端在此举，盼有以慰国人之望。何世礼兄北返，即嘱代白近意，即希详察。

        何世礼，广东宝安人，毕业于英国皇家军事学院，曾在东北军内任营长、团长等职。此函仅知为1933年作，未署月日，中云：“国际形势转佳。”按，这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通过《国际联盟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声明不能承认“九一八”以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为自卫手段，不能认为伪满洲国是“自动及真实之独立运动”，仅日本1票反对。据此，知此函当作于当年2月末或3月初，当时日军正分三路大举进犯热河，因此，胡汉民在信中再次鼓励张学良抗击日本侵略，“保障华北，收复失地”。

        这一次，张学良确实有所行动。他成立了两个集团军，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以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分兵守卫长城及热河。然而，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根本无心抗战，于3月3日撤出承德，日军仅用13天时间就占领热河全省。3月9日，蒋介石召张学良在保定会晤。1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并于次日飞抵上海，准备出洋。同月25日，胡汉民派何世桢（思毅）持函赶到上海，劝阻张学良出洋，函云：

        自热河沦陷，吾兄去职，华北局面，日趋混沌。兄典军东北，久历岁时。今为人所乘，有怀莫白。闻将有远适异国之志，弟以为个人权力为轻，党国安危为重，恝然远行，似非其时；即不得已而行，亦须力策善后，挽回危局。是非所在，天下不乏同情，此间同人正具决心为兄后盾也。兹遣何思毅同志趋陈近意，至盼延洽。

        张学良通电下野的第二天，南京国民政府即宣布准免张学良各职，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取得了东北军的控制权，所以胡汉民信中说：“兄典军东北，久历岁时。今为人所乘，有怀莫白。”

        张学良的出洋实际上是蒋介石的要求。保定会晤时，张学良曾向宋子文表示，愿意率领东北军收复承德，但宋却转达蒋介石的意旨，要他辞职出洋。4月8日，张学良复函胡汉民云：

        何思毅同志携示琅翰，捧诵一一，辰维勋履绥和，式符私颂。良乍息薪劳，闭门自讼，乃蒙远垂记注，勖以方来，高谊殷隆，曷胜感奋！抚时多艰，耻痛毋忘，苟图少补涓尘，敢委匹夫之责！引詹榘范，弥切心驰，尚祈时锡教言，俾其待罪之身，多叨宏益。

        在这封信里，张学良只表示了他不敢忘记耻痛，不敢抛弃个人ｗｗ责任，但关于是否出洋问题，却没有正面回答。他真是“有怀莫白”，不便也不能说什么。

        张学良于4月11日出国，先后游历意、德、丹麦等国。1933年11月，福建事变发生，同时又因蒋介石函召，张学良决定归国。动身之前，他电派陈言赴港，向胡汉民致意。12月23日，胡汉民派刘显丞持函赴欧洲迎接。函云：

        闻兄东归，至为欣慰。显丞兄前来相迓，并将国内政情有所陈述，藉备参证，因嘱奉候兴居。弟意种种，兄可并询之，能得其详也。

        1934年1月6日，张学良到港，登岸访问胡汉民。8日，张学良抵达上海。12日，陈言北返，邀刘显丞同行，胡汉民托二人带了一封信给张学良，中云：

        在港晤叙，甚慰，北行后起居佳胜为颂。报载宁闽之战，据此间确讯，不如宁方宣传之甚。两粤以闽有辅车之势，虽闽中措施悖谬，而济困扶危，于义不能坐视，故于保存十九路军全力并办理善后各事，经在积极布置中。至对大局主张，亦不以环境之转变而有所移易也。国事至此，有救亡之责者，不当狃于目前之小利，惟宜澈底做去，则中国庶有可为，想存亡绝续之间，先生必能熟之。

        胡汉民本来企望以广东、广西、福建三省的联盟为基础，联合北方冯玉祥等部的力量，共同以军事行动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但福建一系列政策超出了胡汉民所能允许的范围，因此，胡汉民在信中指斥“闽中措施悖谬”，但他又告诉张学良，正在努力保存十九路军实力。当时，南京政府已下令“讨伐”，福建人民政府处于劣势，但胡汉民仍力图掀起反蒋高潮，函中所称“不以环境之转变而有所移易”，正是含蓄地告诉张学良，他的反蒋之志不变。至于“有救亡之责者，不当狃于目前之小利，惟宜澈底做去”云云，则是对张学良的劝告，希望他和自己共同反蒋，不要被蒋介石拉拢。

        刘显丞到沪后，与张学良密谈，达成初步协议，旋即回港向胡汉民报告。同月，胡汉民致“松兄”函云：

        刘显丞自沪归，言阎、韩各派其兄弟到〔沪〕与小张深相结纳，小张已下决心为将来北方主动，目前则仍与汪、蒋敷衍，免其猜忌。其计划须与两广互为呼应，故嘱刘即归，谒商当局，如我人之主张仍前不变，则东北当密派军事代表来粤密商。且谓蓝衣社四布，电话、通函皆所不便。渠之见刘，乃夜半约在一外国〔人〕家中，事有端倪，仍嘱刘返沪密商也。请兄密呈伯南兄，看作何应付？弟意我人此时宜厚结两广，而密与北方联络，沉机观变。如伯兄意亦谓然，弟当令刘秘密上省，以备伯兄面询一切，四工再拜。

        松兄，指胡汉民的妻兄陈融，陈济棠与胡汉民之间的联系人；四工，胡汉民自署。从本函看，张学良准备联络两广反蒋，而胡汉民也准备依靠张学良，联络北方力量，待机而动。

        胡汉民自身没有实力，要反蒋不能不依靠地方实力派，因此，上函中，他要陈融探询陈济棠的态度。2月底，胡汉民又亲函陈济棠，报告刘显丞与张学良的谈判经过。3月，胡汉民再函陈融，中云：

        以某兄态度推之，不为戎首，或事势使然。故宜以此事暗推桂为前方，而为之后盾。

        某兄，指陈济棠。陈济棠对反蒋事一直优柔犹疑，患得患失，因此，胡汉民有推动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打头阵的想法，同函又云：

        我已嘱刘显丞可即与小张切商军事之联络。小张就剿匪职，其部队将来必调长江上下游。此点利害参半。利在与南方联络，而害在分割分化也。

        胡汉民很积极，张学良一有反蒋念头，就立刻命人与之“切商”。显然，在胡汉民此时的反蒋计划中，张学良占有重要的位置。当年3月1日，张学良受蒋介石委任，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胡汉民权衡此事，认为“利害参半”，这里的“利害”也是从对反蒋军事行动的影响考虑的。

        胡汉民联络张学良的计划得到李宗仁的积极赞同。陈融致“延兄”函云：

        此间联小张亦政策之一变。此事不孤亦甚著力，言非合南北之力以挟门神不可。

        延兄，胡汉民的化名；门神，借指蒋介石。3月27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会在广州召开联席会议，李宗仁自广西前来参加会议。此函当作于会议期间。在西南实力派中，李宗仁反蒋最坚决，因此也很容易和胡汉民形成共同的战略计划——“合南北之力”痛打“蒋门神”。

        不过，在哈佛燕京学社所藏胡汉民档中，此后就再也没有和张学良进一步联系的材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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