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什么也没有听见，因为我陷入了万丈深渊的睡眠中，幸亏我不久逃了出来，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但我脑袋沉甸甸的，塞满了东西，要把那些灵活的植物性神经系统——它们很像喂养的赫丘利的仙女——在我睡觉时加倍活动带给我的东西全部消化掉。

        我们把这种睡眠叫作铅睡，也就是沉睡，因为这样的睡眠中止后，甚至过了很长时间，我们还会感到浑身死沉沉的像个铅人。我们不再是什么活人了。可是，为什么当我们像寻找遗失的物品那样寻找自己的思想和个性的时候，最终找回来的总是“我”，而不是别人呢？为什么当我们重新开始思考时，在我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仍然是以前的个性呢？我们看不出是什么在支配这种选择，为什么在成千上万个可能的候选人中，偏偏选中了昨天的“我”。当思想确实被阻断的时候（或者一觉睡到天亮，或者梦的内容与清醒时意识中的印象完全不同），究竟是什么在给我们引路呢？也确实有过死亡，例如当心脏停止了跳动，而舌节律性牵引法使我们苏醒的时候。一个房间，哪怕我们只见过一次，也可能会唤醒我们的记忆，而在这些记忆上面，还悬着更悠久的记忆；或者它们中有的会被埋在我们的思想深处，我们毫无意识。经过睡眠这个大有好处的灵魂脱窍，觉醒时的情景实际上应该和我们回忆起遗忘了的名字、诗句或副歌时的情景一样。如果把灵魂的死而复生当做记忆的一个奇特现象，那倒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我醒了。阳光灿烂的天空要拉我起床，但是初冬那明媚清寒的早晨却透着凉气，使我不敢离开被窝。我仰起头，伸长脖子，一半身子仍藏在被窝中，我瞪大眼睛，望着窗外的树木。树叶一改平时的模样，犹如画在一块看不见的画布上的一两团色块，金灿灿，红艳艳，悬挂在空中。我就像一只正在变态的蝶蛹，具有双重性，一种环境很难适应我身体的各个部分：我的视觉只要求色彩，不在乎温暖，相反我的胸脯却只需要温暖，不在乎色彩。我等火生好后才起床。金灿灿和紫莹莹的早晨宛若一幅透明悦目的图画。我凝视着这幅晨景图，刚才我拨了拨火，人为地在这幅寒冷的图画上增添了一层它所缺少的暖色。火像烟斗一样，欢快地燃烧，冒烟，使我产生了一种既粗俗又微妙的快感。说粗俗，因为快感建立在肉体舒适的基础上，说微妙，因为快感使我产生了一种朦胧而纯洁的幻想。我的盥洗室里糊着一张刺眼的红纸，上面印满了黑花和白花，我的眼睛很难适应。但是这些花在我面前不停地以新的姿态出现，迫使我同它们接触而不是冲突，使我起床时的充满歌声的欢快气氛发生了变化；这些花迫使我站在红色的海洋中去看我这个新住所，这个不同于巴黎的世界。这个新住所是一块愉快的屏风，新鲜空气源源流入，跟我父母的房子朝向完全不同。有几天我心神不定，或者渴望见到我的外祖母，怕她在家生病，或者想起了撂在巴黎的一件正在进行的工作，眼下进展并不顺利。（即使在这里，有时候我也有办法故意给自己找点别扭。）这些忧虑，不是这个便是那个会冒出来扰乱我的睡眠，我无力驱散我的忧愁，我觉得顷刻间我的整个生命都笼罩了愁云。于是我从旅馆找了个人，让他去军营捎个口信给圣卢，告诉他如果有可能——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希望他到我这里来一趟。一小时后他来了。一听见门铃响，我感到我的一切忧虑顿然烟消云散。我知道，忧虑在我面前是强者，但在圣卢面前却是弱者。他一来，我的注意力就抛开了我的忧虑，转移到他身上，期待他作出决定。他刚进来，就把一清早他充分展现的活力带到了我的周围，创造了与我房间的气氛迥然相异的朝气蓬勃的环境。我一下就适应了这个新环境，并且作出了恰如其分的反应。

        “对不起，打搅您了。我心里烦得很，您想必猜到了。”

        “不，我只以为您想见我，我感到这很好。您叫人去找我，我很高兴。怎么啦？哪里不舒服？我能为您做些什么？”

        我向他直抒胸中的忧虑。他倾听着，直言不讳地回答我的问题。但是他还没有讲话就已经把我变成和他一样的人了。他工作繁重，这使他整天匆匆忙忙，思维活跃，心情舒畅。我也像他那样感到，刚才使我心绪纷扰的那些烦恼与他繁重的工作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我就像一个病人，好几天睁不开眼了，人们请来了大夫，大夫轻轻地、灵巧地把病人的眼皮分开，从中取出一颗沙子；病人治好了病，心也就安定了。我所有的烦恼化作一份电报，圣卢自告奋勇，承担了发电报的任务。我仿佛觉得生活完全变了，变得那样美好，我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真想做些事情。

        “您现在干什么？”我问圣卢。

        “我马上就得走，一刻钟后部队要去操练，要我去。”

        “把您叫来，让您为难了吧？”

        “没什么为难的，上尉很客气，他说既然是您叫我，就应该来，但我不想耽搁太久。”

        “要是我赶快起床，到您操练的地方去，这会使我很感兴趣的，说不定在您休息的时候还可以同您聊上几句呢。”

        “我劝您别这样。您一宵没有合眼，为了一件小事（是小事，我敢向您保证！）愁了一夜，现在您刚平静下来，还是把头放回到枕头上去吧，好好睡上一觉，这对您的身体大有好处，您的神经细胞排出的无机盐太多了。不要马上就睡着，因为我们讨厌的军乐又要从您窗前经过。不过，我想，军乐过后您就会清静的。晚饭见。”

        但是不久，我对军事理论开始感兴趣了（圣卢的朋友们在晚饭时经常谈论），于是我就常去看骑兵团演习。我头脑中整天想着要从近处看看他们的各级长官，正像那些把音乐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整天生活在音乐会中的人一样，会兴致勃勃地出没于咖啡馆，投入到乐师的生活中去。到练兵场要走好多路，累得我吃罢晚饭就想睡觉，脑袋晕晕乎乎，不时地东歪西倒。第二天，我发现我没有听见军乐声。在巴尔贝克海滩也是这样，每当圣卢带我到里夫贝尔去吃晚餐，第二天也总听不见海滩的音乐会。我想起床时，感到动弹不了——这是一种十分舒适的感觉。我仿佛被肌肉和滋养侧根紧紧地缚在一块深不可测的看不见的土地上，疲劳使我的关节变得异常敏感。我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前面的生活道路似乎变长了，因为我又退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那时在贡布雷，每次我们到盖尔芒特村边去散步，第二天我总会累得起不了床。诗人们总说，当我们回到童年时代生活过的一幢房子，一座花园，刹那间就会找回从前的我们。像这样的旧地重游全凭运气，失望和成功的可能各占一半。固定的地方经历过不同的岁月，最好还是到我们自己身上去寻找那些岁月。因此，极度的疲劳再加上一宵的沉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们寻回我们过去的岁月。疲劳为使我们沉入睡眠最深的地道（那里，昨天的回光返照，记忆的微弱光线再也照不亮内心的独白，即使独白本身不想停止也不行），孜孜不倦地翻掘着我们身体这块土地和岩层，使我们在肌肉插入和扭曲它们的侧根、吸入新生命的地方，找回孩提时代玩耍的花园。用不着长途跋涉去寻找这个花园，而是应该深入地道。覆盖大地的东西不再覆盖在大地身上，而是铺在底下；要参观一个古城的遗迹，光长途跋涉是不够的，还应该在地下发掘。但是，我们也会发现，有时候某些偶然的瞬间的印象，比这种身体的疲劳更容易使我们回忆起往事，使往事好像长了翅膀在我们眼前轻轻掠过，形象更加逼真，更加令人心旷神怡，令人耳晕目眩，令人终生难忘。

        有时候我累得快要散架了，因为连续几天看演习，没能睡觉，我多么希望能回到旅馆去啊！上床时，我感到如释重负，庆幸终于摆脱了魔法师和巫婆，这些术士充斥于人们喜闻乐见的十七世纪的“小说”中。睡眠和第二天早晨的懒觉不只是一则迷人的童话故事了，不仅迷人，也许还有好处。我思忖，任何痛苦都可以找到避难所，好的找不到，至少可以得到休息。这些想法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

        有时假日圣卢不能外出，我便常去军营看望他。军营离旅馆有好一段路，必须出城，穿过一座旱桥。我站在旱桥上极目远望，感到视野非常宽广。大风在这些高地上刮个不停，军营院子三面的房屋都灌满了风，仿佛成了风魔窟，不停地在咆哮怒吼。如果罗贝有事，我就在他的房门口或在饭厅里等他，同他的朋友聊聊天。他把他的朋友都介绍给我了，有时他不在军营时我也会来看他们。我从窗口俯视底下一百米的田野，田野光秃秃的，但是点缀着一块块绿油油的新苗田，常常被雨水淋得湿漉漉的，在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给田野铺上了一条条光辉灿烂的像珐琅那样透明的绿带。我在等他的时候，常听到有人议论他。我很快就了解到他的人缘很好，大家都喜欢他。有几个士兵，不和他一个中队，出身于富裕的中产阶级，只能从外部看见贵族上流社会，从没能涉足其间，对圣卢的性格略知一二，因此对他产生了好感，同时还夹杂着对这个年轻人的羡慕，因为他们到巴黎过周末时，总能看见他在和平咖啡馆同于塞斯公爵和奥尔良亲王一起消夜。正因为这样，他们从圣卢英俊的脸庞，从他走路和同人打招呼的笨拙姿势，从他不停地甩动单片眼镜的动作，从他高高耸起的军帽和质地太细、颜色太红的军裤，引进了“帅”的概念。他们确信，骑兵团最优雅的军官，即使是那个批准我在军营留宿一夜的威武的上尉，都缺少这种“帅”劲。与他相比，上尉显得过于庄重，可以说有点庸俗。

        其中有一个人说：“上尉买了匹新马。”“他可以把想买的马都买下来。星期天上午，我在槐树路遇见了圣卢，他骑的那匹新马那才叫帅呢！”另一个反驳说。说这话的人看上去很内行，因为这帮年轻人所属的阶级，即使与上流社会不常有来往，但有的是金钱，也有空闲，凡是可以用金钱买来的风雅，他们都买来了，在这一点上，与贵族阶级别无二致。他们的风雅，例如衣着，比起圣卢的那种不拘小节、漫不经心的风雅来（我外祖母就特别欣赏他这种风度），最多带有一种更加刻意追求完美的意味罢了。对于这些大银行家或证券经纪人的儿子，当他们看完戏去吃牡蛎的时候，能在他们的邻桌看见圣卢士官，这不能不说是令人激动的事。每星期一，当人们休假归营，谈起各种见闻，其中一个人是罗贝那个中队的，他说罗贝“十分亲切地”向他问好了；另一个不和他一个中队，但他确信圣卢认出他来了，因为他不止一次地用单片眼镜朝他的方向张望。

        “真的，我兄弟在‘和平’咖啡馆看见他了，”还有一个在情妇家里待了一天的人说，“他穿的礼服看上去又长又肥。”

        “他穿什么样的背心？”

        “他没有穿白背心，而是淡紫色的，佩戴着各式各样的棕榈叶状的勋章，有趣极了！”

        至于那些老兵（他们都是些平民百姓，不知道有赛马俱乐部，只是把圣卢归入非常有钱的士官之列。大凡生活相当阔绰、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或债务、对士兵慷慨大方的士官，也不管有没有破产，都被他们归入此类），圣卢走路的姿态，单片眼镜，军裤和军帽，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即使说不上有什么贵族特色，却别有一番风味。他们认为圣卢的这些特征，随和的举止风度，不迎合长官的意图的个性，完全符合他们为骑兵团最受欢迎的士官规定的性格和风度。他们认为，对士兵好，就必然不迎合长官意图。当人们早晨在寝室里用咖啡，或者中午躺在床上休息时，如果有个老兵向既馋又懒的骑兵班讲一段关于圣卢一顶军帽的饶有趣味的故事，人们就会喝得更香，或者休息得更好。

        “跟我的背包一样高呢。”

        “得了吧，老兄，你想诓我们哪，怎么可能跟你的背包一样高呢？”一个年轻的文学院毕业生打断他说。他用“诓”这个方言是想不露出自己是个新兵，而他敢于这样反驳老兵，是为了证实一个使他非常感兴趣的事实。

        “什么！没有我的背包高？你量过呀？我跟你说吧，中校的眼睛老盯着他看，像要把他关禁闭似的。可别以为我那个大名鼎鼎的圣卢会大吃一惊，他走来走去，低头抬头，不停地甩动他的单片眼镜。不过，要看上尉怎么说。啊！他很可能什么也不会说，但可以肯定，他是不会高兴的。那顶军帽才算不了什么呢。据说在他城里家中还有三十多顶哪！”

        “你是怎么知道的，老兄？又是从我们那位该死的下士那里打听到的吧？”年轻的文学士咬文嚼字地问道，卖弄着他刚学来的新的语法形式，为能以士兵用语来装点自己的谈话而洋洋得意。

        “我怎么知道的？当然是听他的勤务兵说的！”

        “你说的那个人日子肯定过得不错吧！”

        “那当然！他钞票比我多，这是肯定的！再说德·圣卢还送衣服给他，什么都送给他。他在食堂总吃不饱肚子。我的德·圣卢到食堂来了，炊事兵听见圣卢说：‘我要他吃得好，吃多少钱都不打紧。’”

        老兵有力的声调弥补了平淡的言谈，他的模仿尽管不很高明，但却十分成功。

        离开军营前我转了一圈。夕阳西下，我就朝我的旅馆走去，休息两个钟头，看看书，等时间到了，我就到圣卢和他那伙朋友包膳的饭店去和他共进晚餐。广场上，残阳给城堡那宛若火药筒的屋顶蒙上了一朵朵与砖色相协调的玫瑰红的云彩，同时通过反照使砖色变得柔和，从而使砖和瓦的色调和谐一致。一股生命流注入我的神经，我的任何一个动作不能使生命衰竭；我每走一步，脚踩在广场的铺路石上都会弹起来，仿佛足跟上长了墨丘利的翅膀。有一个喷水池闪烁着淡红色的光辉，另一个在月光的照耀下泛出乳光。一群顽童在两池中间嬉戏，尽情地欢叫，由于天色已晚，只能像雨燕或蝙蝠似的转着圈子。旅馆旁边是故宫和路易十六的橘园，现在已被储蓄银行和兵团占用。故宫和橘园内已点燃了煤气灯。煤气灯散发出金黄的微光，在这仍透着亮光的薄暮中，与残留着落日余晖的十八世纪式的高大窗扉十分协调，犹如一枚金黄的玳瑁首饰戴在闪着红光的头发上。看到这幽幽的灯光，我恨不得马上能重新看见我的炉火和我的灯光。在我下榻的旅馆正面，只有我房内的那盏灯在同黄昏进行着搏斗；为了能早点看到灯光，我饶有兴致地就像要赶回家去吃晚点心似的赶在天黑前回到了旅馆。在我的临时住所中，我的感觉还像在外面一样敏锐饱满。这种敏锐感使那些平时看来平淡无奇、毫无装饰的表面，例如昏黄的火光，天蓝的糊墙纸（黄昏像一个中学生在墙纸上面画着图画），玫瑰红的开瓶塞钻子，铺在圆桌上的印有奇异图案的桌毯和正在眼巴巴地等着我的一沓小学生用纸，一瓶墨水和一本贝戈特的小说，都变得那样充实饱满，我仿佛感到它们从此蕴含着一种特殊的生命，只要我能够再看见它们，就能从它们身上提取这种生命。我愉快地回忆着我刚离开的军营，军营的风标随风旋转着。就像潜水员常用一根露出水面的管子呼吸那样，对我来说，把这个军营，这个居高临下、鸟瞰纵横交错的绿色苗带的望台作为停泊的港口，就如同把我和有益于健康的生活和自由的空气联系在一起；什么时候愿意，什么时候我就能到军营的库房和宿舍去，并且每次都能受到热情接待，我把这些看作是我希望永不丧失的宝贵特权。

        七点钟我套上外衣又出门了，到圣卢包膳的饭店和他共进晚餐。我喜欢走着去。天黑漆漆的。从我到这里的第三天起，天一黑就刮起了凛冽的寒风，好像要下雪似的。按理说在路上我应该时刻思念德·盖尔芒特夫人，因为正是为了接近她我才来到罗贝的驻地的。但是人的记忆和忧虑是变幻莫测的。有时候它们走得远远的，我们几乎看不见，以为它们从此离开了我们。于是我们开始注意起别的东西。在我们住惯了的城市中，街道仅仅是沟通两地的简单工具，但我刚到这个城市，街上的一切都使我感到新奇。我觉得这个陌生世界中的居民，他们的生活是奇特而绝妙的。一所住宅透着灯光的玻璃窗常常向我展示出一幅幅我无法深入了解的神秘而真实的生活画面，我会收住脚步，伫立在黑暗中久久凝望。这里，火神用一幅染成紫色的图画展出了一个栗子商人的小酒店，有两个士官在专心致志地玩纸牌，椅子上放着他们的腰带，他们万万没有想到魔法师使他们从黑暗中冒了出来，就像使剧中人物登台一样，把他们此时此刻的形象赤裸裸地暴露在一个停下来张望而他们看不见的行人眼前。在那边一个小旧货铺内，一支烧剩半截的蜡烛把荧荧红光投在一块版画上，把它变成了红粉笔画，而那盏大灯在与黑暗搏击，把亮光洒向周围，把一块皮革染成了棕色，使一把匕首发出闪闪的银光，给几张不过是拙劣的复制画涂上了一层珍贵的金色，就像是旧铜器生了锈或者旧木器涂上了漆一样；最后，把这个充斥着赝品和面包皮的肮脏不堪的陋室变成了一幅极其珍贵的伦勃朗的杰作。有时我甚至会抬头仰望一套没有关上百叶窗的古色古香的大房间。那里面，一群水陆两栖的男女一到晚上就要使自己重新适应与白天不同的生活环境，在油腻腻的液体中缓缓游动；一到傍晚，这种油状液体就会从灯的蓄油池中源源流出，流满各个房间，一直漫到房间的石头和玻璃内壁的边沿；那些男女在液体中移动着躯体，传播着金黄油腻的漩涡。我继续往前走。在教堂前那条黑的小街上，难以抑制的情欲使我迈不开脚步，就像从前在去梅塞格利丝的小路上一样。我感到将会有一个女人突然出现，来满足我的情欲。在黑暗中，如果我突然感到有一条裙子从我身边轻轻掠过，我会快活得全身战栗，竟不相信这的声音完全是萍水相逢，我禁不住张开双臂，想去拥抱一个惊慌的过路的女人。这条中世纪式的小街在我看来是那样真实，如果我真能在这里抱起一个女人并且占有她，我不能不认为是古老的情欲将我们两人结合（哪怕这个女人不过是每天晚上站在街上拉男人的娼妓）。而冬天，黑暗，人地生疏感和中世纪式的街道，又给这古老的情欲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我思考着未来：试图忘记德·盖尔芒特夫人对我来说是可怕的，但也是理智的，我第一次感到这可以做到，而且也许不难做到。街上寂静无声。突然，我听见前面传来了说话声和笑声，想必是喝得烂醉的行人在回家去。我停下来看他们，眼睛盯着传出声音的方向。我等了很久，也没有看见一个人影，因为周围静得出奇，老远的声音也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清楚地传进我的耳朵里。最后，那些人出现了，但不像我猜想的那样在我前面，而是在我后面，离我很远。或许因为街道交叉，中间隔了一座座房屋，声音的折射引起了听觉的差错；也可能因为我不熟悉这个地方，很难判断声音的方位。反正我搞错了。距离和方向全都搞错了。

        风越刮越大，好像就要下大雪似的，冷得使人毛骨悚然，浑身长起鸡皮疙瘩。我又来到了大街上，跳上一辆小无轨电车，一个军官从车厢外的平台上爱理不理地向在人行道上对他敬礼的士兵还礼。士兵们看上去笨头笨脑的，脸上像是被冷风涂了层刺目的红颜色，这使人联想起老布勒盖尔画上的快活而贪吃的农民冻得发紫的脸孔；秋天突然一下子变成了初冬，似乎把这个城市向北拉过去了许多。

        我来到了我和圣卢以及他的朋友碰头的饭店，隔壁展览馆就要开始的庆祝活动把许多乡邻和外地人都吸引到这里来了。旅馆的院子通向厨房，厨房里呈现出淡红色的反光，人们在烤鸡烤猪，把活蹦乱跳的龙虾扔进旅馆老板所谓的“不熄的炉灶”中。我直接穿过院子时，看见人群拥了进来，这种景象真可以同佛兰德斯老画家们的作品（例如《伯利恒的人口调查》）中所描绘的景象相比；他们问老板或他的一个助手接不接待顾客，让不让住宿；老板见有些人看上去不像好人，宁愿把他们打发到城里别的旅馆去。一个小伙计拎着一只家禽走了过去，这只被他揪住脖子的雏鸡在他手中乱扑腾。在到达我朋友等候我的那间小餐厅之前，先要穿过大餐厅。我是第一次从这里经过。我看见侍者气喘吁吁地端来鱼、肥嫩的小母鸡、大松鸡、山鹬、鸽子等，五颜六色，热气腾腾，丰盛的菜肴使我联想到那些洋溢着古代纯朴风格和佛兰德斯夸张风格的圣餐画。为了跑得更快，侍者在镶木地板上滑行，把那些鸡鹬之类的东西都放到一张装在墙壁上的蜗形腿的大桌子上；它们刚放上桌就立即被剁开，但都原封不动地堆在那里（因为我进来时许多人都快吃完了），似乎菜肴的丰盛和端菜人的匆忙不是为了满足顾客的需求，而是一丝不苟地遵照圣经中的描述（但一举一动的素材却又取自佛兰德斯的真实生活），或是出于美学和宗教的考虑，想用食物的丰盛和侍者的殷勤向人们展示节日的热烈气氛。有一个侍者站在饭厅一端的餐具柜旁沉思。我想向他打听我们的餐桌安排在哪间屋子，因为只有他似乎看上去镇静一些，能够回答我的问题。我朝他走过去，隔几步就有一个暖锅，是为了给晚来的人热菜用的。尽管如此，在餐厅中央，仍然有一个巨大的塑像手中托着甜点心，有时塑像还要用冰雕水晶鸭的双翼来支撑，而鸭子是每天由一个手艺好的厨师按照地道的佛兰德斯风格用烧红的烙铁刻成的。一路上我几次差点被人撞倒。我发现这个侍者很像那些传统宗教画中的一个人物，惟妙惟肖地再现了画中人的面容和表情：塌鼻子，相貌平淡，但纯朴憨厚，耽于幻想，并且在别人还没有猜想到时，他已经隐隐预感到会有神灵降临。此外，或许是因为庆典活动即将来临之故吧，餐厅中除了这个塑像外，又增加了一个天神，完完全全是从天上的小天使和最高天使的队伍中描摹下来的。一个少年音乐天使，一头的金发，一张十四岁孩童的嫩脸，其实他不是在奏乐，而是面对着一面锣或一沓盘子在出神，那些比他年长的天使在宽敞的饭厅里穿梭般来回走动，挂在他们身上的像原始人的翅膀那样的尖形拭巾，随着他们的走动不住地弹奏出颤抖的乐曲。我避开那些被棕榈树帷幔隔开的界线不明的地区——从那里走出来的仆人犹如从遥远的九霄云外下凡的神仙——辟开一条道路，来到圣卢餐桌所在的小餐厅。我看见圣卢的朋友已经来了几个。这些向来都和圣卢共进晚餐的朋友，除了个别人是平民外，其他都出身于名门望族。而这几个平民子弟，在中学时代就被贵族子弟当做朋友，贵族子弟主动和他们来往，证明原则上贵族并不与平民对立，哪怕平民是共和国的拥护者，只要双手干净，到教堂去做弥撒，就能得到他们的信任。我初次来这里晚餐，没等大家入席，就把圣卢拉到小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当着大家的面，但不让大家听见，悄悄地对他说：

        “罗贝，选择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地点给您讲那件事是不合适的，但一会儿就讲完了。在军营里我总忘了问您，您桌上的那张照片不是德·盖尔芒特夫人吧？”

        “怎么不是？就是我的好舅妈呀。”

        “瞧，可不是吗！我真傻，我早就知道了，可就是没往那上面想。我的上帝，您的朋友们该不耐烦了，咱们快讲吧，他们在瞧我们呢，要不等下次再讲吧，反正没什么大事。”

        “不，您尽管讲，让他们去等好了。”

        “不能这样，我得有礼貌，他们太客气了，再说，您知道，那件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您认识她，那个老实的奥丽阿娜。”

        就像他说“好奥丽阿娜”一样，这个“老实的奥丽阿娜”并不表明圣卢把德·盖尔芒特夫人看得特别好。在这种情况下，“好”，“杰出”，“老实”仅仅用来加强“那个”，指一个双方都认识的人，但因对方不是你圈子里的人，不知道该同他说什么。“好”充当冷菜，可以让人思考片刻，以便找到下文：“您经常看见她吗？”或“我有好几个月没看见她了”或“我星期二去看她”或“她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

        “您说那张照片是她的，我太高兴了，因为我们现在住在她的公馆里，我听到许多有关她的闻所未闻的奇事（我不便公开讲出来），因此我对她发生了兴趣。这是从文学角度讲的，您明白这个意思，怎么说呢，是从巴尔扎克的角度讲的。您绝顶的聪明，用不着我细说。不扯远了，我问您，您那些朋友对我的教养有什么看法？”

        “什么看法也没有。我对他们说了，您是高尚的人，因此他们比您更受拘束。”

        “您太好了。啊，下面就谈正题，我问您，德·盖尔芒特夫人不会知道我认识您吧，是不是？”

        “我什么也不知道。从夏天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她呢。从她回巴黎以后，我一直没有休假。”

        “因为我要对您说，有人肯定地告诉我，她认为我是个大傻瓜。”

        “这我可不相信，奥丽阿娜虽算不上才智出众，可也算不上愚蠢。”

        “您知道，在一般情况下，我是不希望您把您对我的好印象讲给别人听的，因为我不是爱虚荣的人。您在您朋友面前讲我的好话，我感到于心不安（两秒种后我们就能回到他们身边去）。但是，对于德·盖尔芒特夫人，如果您能把您对我的印象讲给她听，哪怕有点言过其实，我也会感到高兴的。”

        “乐意效劳。如果您求我做的就是这么点小事，那不费吹灰之力。不过，她对您的印象如何，这同您有什么关系呢？我想您对别人对您的印象是不在乎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件事，我们完全可以当着大家的面讲，或者等我们单独在一起时讲也不迟呀，我是怕您这样站着太吃力，太不舒服，而我们有的是单独在一起的机会。”

        殊不知正是这个不舒服才给了我同罗贝谈这件事的勇气。有别人在场，我就有了借口，措词就可以简短，不连贯；当我对我朋友说我忘记了他同公爵夫人的亲戚关系时，我可以用这种简短和不连贯的话来掩饰我的谎言，同时也为了不让他有时间盘问我为什么想让德·盖尔芒特夫人知道我同他的联系，为什么一味强调他是聪明人，等等。如果他盘问我这些问题，我实在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因此会使我陷入困境。

        “罗贝，您那么聪明，竟不明白对朋友的请求只应该从命，而不应该提出疑问，这实在太叫我吃惊了。要是我，不管您要我做什么（我甚至希望您叫我帮您做些什么），我向您保证，我绝对不会要您作任何解释。其实我也是言过其实。我并不想结识德·盖尔芒特夫人。但为了考验您，我原想对您说我要和德·盖尔芒特夫人共进晚餐，我知道您是不会帮忙的。”

        “不仅会，而且一定照办。”

        “什么时候？”

        “等我回到巴黎再说，可能还得过三个星期。”

        “到时候看吧。再说，她也不一定愿意。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您！”

        “不用。这没什么。”

        “不要这样说，这就很了不起了，因为我已看到您确实够朋友。我求您做的事，不管重要不重要，是不是令人愉快，不管我真有这样的想法还是为了考验您，这都无关紧要，您说您一定照办，这就证明您是一个聪明人，一个重感情的人。只有蠢人才会提出疑问。”

        刚才他恰恰向我提出了疑问。不过，我这是为了将他一军，但我也真是这样想的，因为在我看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唯一的试金石，就是看他愿不愿意为我唯一看重的东西——我的爱情尽心效劳。接着，也许是由于表里不一，或者是由于感激，由于同情或是看到血缘关系使罗贝的面孔同他舅妈十分相像，我的柔情被激发起来了，我又对他说：

        “啊，该回到他们那儿去了，我刚才只求您做了两件事中的一件，不重要的一件。另一件对我更重要，但我怕您会拒绝：我们相互以‘你’相称，您会感到不方便吗？”

        “有什么不方便呢！这太好了！快乐！快乐得哭泣！从未有过的快乐！”

        “太感谢您……你了。当您开始用‘你’称呼我时，我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如果您愿意的话，德·盖尔芒特夫人的那件事您都可以不做，只要您称呼我‘你’，我就满足了。”

        “两件事都做。”

        “啊！罗贝！听我说，”在餐桌上我又一次对圣卢说，“啊！刚才那场前言不接后语的谈话太富有喜剧性了，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您知道我刚才同您讲的那个夫人是谁吗？”

        “知道。”

        “您真知道我想说谁吗？”

        “您怎么啦？！您把我当成瓦莱的呆子啦，当成傻头傻脑的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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