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往巴黎的车已经到了，先生。”拎行李的雇员提醒道。“我不乘这趟车了，把这些东西全存到行李寄存处去吧，该死的！”德·夏吕斯先生嚷道，边把二十法郎递给了雇员，雇员为他突然变卦感到奇怪，又被那份小费给迷住了。如此慷慨的施予立即招来了一位卖花女郎。“请买石竹花吧，瞧，这朵美丽的玫瑰，我的好先生，它会助您交上好运的。”德·夏吕斯先生好不耐烦，给了她四十个苏，卖花女郎报以祝福，并再次送上花。“天哪，她让我们安静一下就好了。”德·夏吕斯先生像个神经质的人，用讥讽中含着哀叹的口吻对莫雷尔说道，觉得求助于他，倒有几分温馨的感觉，“我们要谈的事就已经够复杂的了。”也许那位铁路雇员还没有走远，德·夏吕斯先生不愿让很多人闻见底细，或者以这番附带的话可以容他不失既含蓄又傲慢的神态，免得过分露骨地提出相会的请求。军乐队员毫不客气地朝卖花女郎转过身去，显得态度果断，不可抗拒，朝她抬起手掌，将她推开，向她表示他们不愿要她的花，让她尽快滚开。德·夏吕斯先生出神地目睹了这只纤美的手所完成的威严而又充满阳刚之气的动作，也许对这只手来说，这动作还太笨重，太粗暴，但它带着早熟的坚毅和灵巧，给这位嘴上还无毛的少年陡添了年轻的大卫的威风，堪与歌利亚交锋。男爵在赞叹中无意伴着一丝微笑，我们感到好像在一位孩童的脸上发现了与其年龄很不相配的严肃神情。“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人，我多么喜欢由他作为旅伴，帮我做事！他该会给我的生活带来多少便利！”德·夏吕斯先生暗自说道。

        开往巴黎的车子（男爵未乘）离站了。我和阿尔贝蒂娜进了我们那趟列车，德·夏吕斯先生和莫雷尔后来到底忙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我们永远不要再斗气了，我再次请求您宽恕。”阿尔贝蒂娜影射圣卢那段插曲时又对我说。“我们俩什么时候都该亲亲热热。”她满怀深情地对我说道，“至于您朋友圣卢，如果您认为他会引起我什么兴趣，那您错了。他身上唯有一点惹我高兴，那就是他显得那么爱您。”“那是个好小伙子。”我尽量避免凭自己想象说罗贝身上具备多少优良品质，可要是换了别人，面对的不是阿尔贝蒂娜，我准免不了会出于友情，对他大加赞美：“那是个完美无瑕的人，直率，忠诚，正直，对他呀，什么都可以信任。”我说这番话时，妒心奋起阻挠，所以，只限于谈些圣卢的实际情况，再说，我讲的确也是实情。想当初我还没有认识罗贝时，曾想象他如何与众不同，如何傲慢不逊，心想：“大家都认为他好，那是因为他是位大老爷。”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跟我谈起他的情况时，用的正是我刚才讲的那番话。后来，我在旅馆前看见了他，他当时正准备驾车离去，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对我感叹了一句“他该是多么幸福”，我猜想他婶祖母说的纯粹是上流社会的客套话，目的在于奉承我。可事后，我想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想到了自己的读书爱好，我意识到她说的是由衷之言，因为她知道圣卢喜爱的正是这一点，就像遇到有人想撰写自己的祖辈《箴言录》的作者拉罗什富科的历史，希望去请教罗贝时，我也会真心诚意地说上一句：“他该是多么幸福。”这是因为我认识他也有个过程，不过，我初次与他见面时，真不相信一个与我的颇为相似的精神世界，竟会拥有如此风雅、做作的外表。我仅凭他的外表，便判定他属于另一类人。可是现在，也许多少由于圣卢出于对我的善良，待阿尔贝蒂娜冷冰冰的缘故，反倒由阿尔贝蒂娜道出了我以前的想法：“哼！他会忠心耿耿到这个程度！我发现只要是圣日尔曼区的人，人们总会把他们说得十全十美。”然而，这些年来，我一次也未曾想过圣卢是圣日尔曼区的人，他渐渐剥去了威望所构成的外表，向我展现了他内心世界的美德，审视人的角度常会变化，这在普通的社会关系与友好交往之间引起的差别就已经比较明显，在爱情之中就更为惊人了。在爱情中，欲望将细微的冷淡的表示置于极大的比例尺上，扩大得显著至极，以致即使阿尔贝蒂娜不像圣卢初次见面时那样冷漠，我开始时也几乎觉得自己为她所蔑视，想象她的那些朋友都是些不可思议的薄情女郎，当埃尔斯蒂尔怀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感叹圣卢时的同样情感，对我说那一帮女子“是些好姑娘”时，我觉得他这样评价只是出于宽容，人们普遍把宽容当作美，视作某种风雅。然而，当我听到阿尔贝蒂娜说：“不管忠诚不忠诚，我反正希望再也别见到他的面，因为他造成了我们俩之间的不和。我们俩再也不该生气。这不好。”我不是也情不自禁地对她作出同样的评价吗？既然她似乎渴望着圣卢，那么我感到自己过去以为她爱着女人的想法一时几乎消除了，因为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是不可调和的。阿尔贝蒂娜身着胶布雨衣，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在雨天里不知疲倦地游荡，而那身雨衣此时紧紧地贴在她身上，富有弹性，看去灰不溜秋的，似乎不是在保护她的衣着免受雨淋，而被雨淋之后，那雨服好像紧粘着我的女朋友的躯体，仿佛要为一位雕塑家取下她体形的印模，面对这身雨服，见它令人嫉妒地紧紧贴着一个渴望已久的怀抱，我猛地将它扒了下来，一把将阿尔贝蒂娜朝我拉了过来，用双手捧着她的脑袋说道：

        可你，麻木不仁的旅人，难道不愿

        把额头倚在我的肩上做份甜梦？

        同时，我让她细细观看窗外那辽阔的牧场，牧场水汪汪一片，静悄悄的，在夜色渐浓的黄昏中一直伸向天际，与远处高低起伏的黛色山峦连成一体。

        两天后，是非同寻常的星期三，我刚从巴尔贝克乘坐了小火车，去拉斯普利埃去吃晚餐，我在车上盘算着千万不要在格朗古尔圣瓦斯特错过与戈达尔见面的机会，维尔迪兰夫人在这之前曾又来电话，告诉我可在那儿与他见面。他该从格朗古尔圣瓦斯特登上我这趟车，指点我该在哪一站下车，去乘坐从拉斯普利埃派出接站的马车。格朗古尔是东锡埃尔过后的第一站，由于停靠时间很短，我没有到站就提前立在车门口，多么担心看不见戈达尔或他发现不了我。担心纯粹多余！我确实未曾想到小圈子根据同一的类型，把所有“常客”塑造到何等相像的程度；他们都身着气派的晚礼服，在月台等车时，只要凭着他们的某种神态和目光，很快就可认出他们，他们一个个都带着某种自信、风雅和随意的神态，那目光穿过平民百姓的拥挤人群，犹如越过一片旷野，任何东西都不屑一顾，但却密切窥视着某个在前一站上车的常客的到来，为即将开始畅谈而闪闪发亮。一起聚餐的习惯在小团体成员的身上打下了这一选择的标记，唯有在他们人数众多、济济一堂时，这一标记在他们身上才不怎么突出，他们在旅人的群体中——布里肖称之为“群畜”——只不过组成了一个较为明亮的光点，在这些旅人阴沉沉的脸上，看不出与维尔迪兰家发生过任何关系的表示，也见不着想去拉斯普利埃参加晚宴的意思。再说，若有人在他们面前提起那些信徒的大名，这些平平庸庸的旅客也许比我还更不感兴趣。据我的耳闻，早在我降生之前，那时代已经相当遥远，也较难以确定，我不禁夸大事实，说那个年代已经十分久远，反正，早在那个时期，那些忠实信徒中间就已经有数位常去城里聚餐了，如今，他们一如既往，还继续参加聚餐，令我见了好不惊诧。这些人不仅生命还在继续，而且始终体魄强健，但又有多少友人精力耗尽，在此处，彼处相继去世，为我亲眼所见，这两者之间适成鲜明的对比，给我造成了一种感觉，当我们在报纸的《最新消息栏》读到的正是我们最料想不到的新闻时，感受到的正是这种感觉，比如某人突然夭折，我们甚觉意外，因其致死的原因我们始终一无所知。这种感觉，就像死亡给人们的打击并非是均衡的，而像一排刀片，悲剧性地向前推进，其中一片较为凸出，夺走了某个生命，而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其他生命却幸免于难，还能长时间安然无恙。而且，我们在后面还将看到，死神四处游荡，来无影去无踪，形形色色的死恰正是报上的讣告具有特殊的意外效果的原因所在。我继而发现，真正的天赋有可能与交谈中最可恶的庸俗气味相并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渐渐露出峥嵘，令人敬服，不仅如此，连一些平庸之辈也会占据崇高地位，在我们儿时的想象中，如此崇高的地位只属于少数几位声名显赫的长者，想不到多少年过后，当这些长者的弟子成为师爷，像他们当年感受到的那样令人敬畏时，他们也会成为显赫的名人。但是，即使这些忠实信徒的大名不为“群畜”所知，他们的外表也可向平民百姓显示出自己的身份。哪怕在列车上（他们每天各自要做的事情把他们偶然汇集在一起），需在下一站接一位独行的同伴，他们全体乘坐的车厢也会远远地开花吐艳，有雕塑家茨基弯肘的标记，也有戈达尔《时代》杂志的装饰，如同一辆豪华轿车，在指定的车站接走姗姗来迟的朋友。唯一可能错过这些福地标志的只有布里肖，因为他眼睛几乎半瞎。但是，准会有哪位常客自告奋勇，为这位瞎子担当起观察哨的职责，一旦发现他的草帽，绿伞和蓝眼镜，就连忙轻轻地把他领向选定的车厢。因此迄今尚未有过先例，有哪位信徒在途中未能与其他信徒相会，要不准会引起他人极其严重的怀疑，怀疑那人是个矮小的畸形人，或者压根儿就没有“乘火车”来。偶尔也会发生相反的情况：某位信徒下午要去较远的地方，因此在小圈子的人汇合之前，不得不独自走一段路程；但是，即使他如此孤独，别无同类相伴，也往往少不了产生某种效应。他走向的未来使坐在对面座席上的旅客对他另眼相看，寻思“这恐怕是个人物”，而且通常会在戈达尔或雕塑家茨基的软帽四周发现一圈隐隐约约的光晕，因此，当下一站到达终点，一伙风雅之士在车门迎接这位信徒，簇拥着走向一辆已在恭候的马车，受到多维尔车站的雇员低声问候时，或在下一个中转站，一群雅士拥进车厢时，对面座位上的旅客就不那么大惊小怪了。停靠的列车就要离站，恰在这时，由戈达尔跑步率领的一伙人马朝我乘坐的车厢奔来，他刚从车窗发现了我的信号，由于好几位常客姗姗来迟，他们不得不快步奔跑。布里肖也在这批信徒之中，这些年来，不少人每次聚会必到的劲头渐渐低落，但他却有增无减。由于他视力不断减弱，即使在巴黎，他也不得不逐渐减少晚间的工作。再说，他对新索邦大学没有多少好感，那儿，德国式的追求科学准确性的思想已经开始压倒人文主义。现在，他仅限于授课和考试委员会的工作；这样一来，他用于社交活动的时间就更充裕了，所谓社交，就是参加维尔迪兰家的晚会或参加这位或那位信徒激动得浑身发颤地为维尔迪兰夫妇举办的晚会。确实，有过那么两次，爱情险些促成了研究工作难以办成的事：把布里肖拉出小圈子。但是，维尔迪兰夫人“时刻防备不测风云”，并为了她沙龙的利益养成了这种习惯，她精心筹划，最终从类似的悲剧和表演中获得了一种毫无利害关系的乐趣，不失时机地挑唆他与危险人物发生纠葛，拿她的话说，这种危险人物善于“把一切整治得秩序井然”，“用烧红的烙铁往伤口里戳”。最危险的人物中有一位普普通通，是布里肖的洗衣女佣，对付这种人，维尔迪兰夫人就更得心应手了。她经常光顾教授居住的六楼，每当她俯首拾级登楼时，总是洋洋自得，满面红光，她不费吹灰之力，便把那位无足轻重的女用人撵出了门外。“到底怎么回事，像我这样的女性来您府上是您的荣幸，可您却接待那种女人？”女护主责问布里肖。布里肖永远忘不了维尔迪兰夫人对他的帮助，使他的垂暮之年免于落个卑贱的结局，为此对她日渐情深，而与这种旧情复萌形成反差的是，很可能是他自己造成的，女护主对一个顺从有余，肯定会对她俯首帖耳的忠心男子开始感到厌倦。不过布里肖与维尔迪兰家过从甚密，从而满面生辉，在索邦的所有同事中显得引人瞩目。他常给同事们谈起晚宴的盛况，因为从未有人邀请他们参加过，所以他们一个个听得入迷，惊叹杂志中经常提到他的大名，赞叹某某作家或某某声名显赫的大画家为他写书作画，为他专作的画像在画展中展出，对画家的才华，连文学院其他系科的教授也给予高度评价，可却无望引起他的注意，这位时髦哲学家的优雅穿着也令同事们赞叹不已，开始，他们错把他的这种风雅视作衣冠不整，直到他们的这位同事后来善意点拨，对他们解释再三，说在一般造访中，高顶礼帽可随意放置在地上，可若参加乡村晚宴，不管晚宴有多风雅，戴高顶礼服也不适时宜，应换上一顶软帽，再配上无尾常礼服，那便大为增色。当小班人马钻入车厢之后，开始那几秒钟，我甚至都不能与戈达尔说话，因他透不过气来，这并非因为他快步奔跑以免错过火车的缘故，而主要是因为他惊叹自己竟如此恰巧地赶上火车。他从中感受到的不唯是成功的喜悦，而几乎像是经历了一场欢乐的闹剧那般快活。“啊！棒极了！”一俟透过气来，他说道，“就差一点点！哟，这才叫正赶巧呢！”他一眨眼睛，添了一句，这次眨眼睛并不是想询问用词是否准确，因为如今他已经自信有余，而是自鸣得意。最后，他终于能够开口，把我介绍给了小圈子的成员。见他们几乎全都一身被巴黎人称叫无尾常礼服的装束，我感到生厌。我忘了维尔迪兰夫妇正开始畏畏缩缩地向社交界靠近，曾因德雷福斯事件放缓了速度，又得益于“新”音乐加速了步子，而他们自己却矢口否认，看样子将继续否认，直至达到渐近的目的，就像那些军事目标，只有命中后，将军才会公布于众，以免万一错过目标，给人看到吃败仗的惨样。不过，就社交界这方面而言，已时刻准备向他们靠拢。目前在社交界看来，他们仍旧是那种虽无上流人士光顾，但却不引以为憾的人。维尔迪兰沙龙被公认为音乐殿堂。据说，正是在此殿堂，凡德伊才获得了灵感与鼓励。然而，如果说凡德伊的奏鸣曲完全不为人理解，几乎鲜为人知的话，那他的大名则是响当当的，就像当代最伟大的音乐家，拥有非凡的威望。巴黎市郊终于有了那么几个年轻人，意识到应像城里人那样富有教养，其中三位学过音乐，凡德伊的奏鸣曲在他们那儿享有巨大声誉。他们回到家中，跟督促他们读书学习的聪慧的母亲谈起了凡德伊的奏鸣曲。出于对儿子学业的关心，母亲们全都参加了音乐会，音乐会上，她们怀着某种敬意，看着坐在头等包厢观赏演奏的维尔迪兰夫人。迄今，维尔迪兰夫妇如此隐秘的社交生活唯在两件事上有所反映。其一，维尔迪兰夫人谈到加普拉罗拉公主时说：“啊！这个人聪明，是个令人愉快的女人。我受不了的是蠢蛋，碰到让我讨厌的人，简直会烦得我发疯。”只要有点聪明的脑瓜，谁都可以从中有所领悟，猜想出加普拉罗拉公主这个最上流社会的女人曾拜访过维尔迪兰夫人。斯万夫人的丈夫去世后，公主上门对斯万夫人表示慰问，当时还提到了维尔迪兰的名字，问斯万太太是否认识。“您说什么？”奥黛特黯然神伤地问。“维尔迪兰。”“啊！那我知道，”她伤心地继续说道，“我不认识，或者说我认识，但不熟悉，过去在朋友家见过他们的面，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们惹人喜欢。”加普拉罗拉公主一走，奥黛特恨不得当时说的全是实情。可是，那脱口而出的谎言并非她暗耍心计的结果，而是她内心恐惧与欲望的反映。她否认的不是机灵人理应否认的东西，而是恨不得它不存在的东西，哪怕一个小时之后，对方就可得知那东西事实上是存在的。片刻后，奥黛特恢复了镇静，甚至不问自答，以免显露出害怕他们的神态，说道：“维尔迪兰夫人，怎么了，我对她非常熟悉。”话中故意装出一种谦卑的口气，仿佛一位贵夫人在说自己乘过有轨电车。“近来，人们对维尔迪兰夫妇议论很多。”德·苏夫雷夫人说道。奥黛特露出十足公爵夫人派头的鄙夷的笑脸，说道：“可不是嘛，我确实觉得大家对他们议论很多。时不时总有些新人像这样踏入上流社会。”她压根儿没有想一想自己就是刚刚厕身其间的新人之一。“加普拉罗拉公主在那儿用了晚餐。”德·苏夫雷夫人继续说道。“啊！”奥黛特的笑脸又拉开了几分，答道，“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这等事总是从加普拉罗拉公主那儿开始，然后再轮到另一位，比如莫莱伯爵夫人。”说这话的时候，奥黛特似乎对那两位习惯在新开张的沙龙丢人现眼的贵夫人表现出深深的鄙视。听她的口气，感觉得出她言下之意是说她奥黛特跟德·苏夫雷夫人一样，别人怎么都无法把她们拉进那种鬼地方。

        除了维尔迪兰夫人亲口吐露加普拉罗拉公主如何聪慧之外，维尔迪兰夫妇意识到未来命运的第二个迹象，就是他们迫切希望（当然未明确提出）别人身着晚礼服上他们府上共进晚餐；如今，维尔迪兰先生也可以接受他那位陷入“困境”的表亲的敬意，而不感到屈辱了。

        在格兰古尔站上车进入我所在车厢的人中，有萨尼埃特，以前，他曾被其表兄福什维尔挤出维尔迪兰家，如今又回到了他们中间。用社交生活的观点看，他的缺陷——尽管也有一些优良品质——跟戈达尔过去的缺点有点类似，胆小怕事，渴望讨人喜欢，但却劳而无功，一事无成。可是，生活却给戈达尔披上了冷峻、傲慢、严肃的外表（在维尔迪兰家则不然，当我们置身于熟悉的环境，往昔的时光每每给我们起到暗示的作用，由于该作用的缘故，他几乎依然故我，至少在他的病人中间，在医院值班，在医学科学院工作时如此），当他面对俯首帖耳的弟子，滔滔不绝大做文字游戏，这种外表格外突出，倘若说生活在今日的戈达尔和往昔的戈达尔之间挖掘了一条真正的鸿沟的话，那么恰恰相反，萨尼埃特身上的诸多缺点始终存在，他越想改正，缺点便越明显。他感觉到自己经常惹人生厌，谁也不听他说话，遇到这种情况，他不是像戈达尔那样采取对策，放缓说话速度，显示出尊严的神态，以吸引注意力，相反，他不仅拿出一副打趣的口吻，极力想让人原谅他言谈过分一本正经，而且还加速语流，可有可无的话一带而过，满嘴缩略词，以便在说正经事时显得不那么唆，而是更亲切些，然而，最终却弄得谁也不明白他说些什么，像是唠叨个没完没了。他的自信也与戈达尔的有别，戈达尔的自信往往使他的病人不寒而栗，若有人当那些病人的面吹嘘戈达尔在社交场合如何彬彬有礼，他们便会回击：“当他在诊所接待您，您处在亮处，他逆光瞪着两只刺人的眼睛时，那可不再是同一个人了。”这种自信蒙骗不了人，人们感觉得出它遮盖着过分的怯懦，不费吹灰之力，就足以使之消失。而萨尼埃特呢，朋友们总责备他过分怀疑自己，确实，他常以小人之心揣度他人，看见他们轻而易举便可获得成功，而他却始终被拒之门外，因此，每当他开口说什么事时，总免不了要嘲笑一番，说这件事如何荒诞不经，担心一本正经的神态无助于自吹自擂。有时，他摆出一副样子，坚信自己要说的东西肯定滑稽，别人要抬举他，都作不得声。可他说的却平淡无奇。偶尔，哪个好心肠的宾客报以称道的一笑，给萨尼埃特私下送去几近秘密的鼓励，并偷偷地将此番鼓励送至对方，而不引起众人的注意，就像有人悄悄地塞给您一张票子。可谁也不去承担责任，哈哈大笑，冒险公开表示赞许。故事讲完后毫无反响，萨尼埃特甚为遗憾，过了很久之后，他还独自待在那儿对自己发笑，仿佛在为自己品尝故事中的喜悦之情，并装模作样，似乎感到获得了足够的乐趣，而其他人却毫无感受。

        至于雕塑家茨基，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的波兰名字难叫，也因为自他在某个上流圈子生活后，便假扮出一副样子，似乎不愿意与他的那帮亲戚混为一谈，他的亲戚都很有身价，但有那么点儿令人讨厌，而且也太多了。如今，他年纪四十有五，相貌丑陋，但却仍然保留着过去的某种淘气劲头和想入非非的任性，在十岁之前，他一直是社交界最为迷人的神童，为贵夫人们所宠爱。维尔迪兰夫人认定他比埃尔斯蒂尔更富于艺术才华。再说，他与埃尔斯蒂尔纯粹只是外表相似而已。但正因为这样，埃尔斯蒂尔一见茨基的面，便对他深为反感，就好比遇到了与我们有着相似短处的人，他们身上暴露出了我们早已改正的短处与缺陷，令我们很不愉快地回忆起昔日的模样，在我们以如今这种形象出现之前，在某些人眼里我们很可能是另一副模样，与那些与我们迥异的人相比，这种相似的人往往更让我们反感。但是，维尔迪兰夫人认为茨基比埃尔斯蒂尔更具个性，因为无论对哪门艺术，茨基都可轻易入门，她坚信如果他不那么懒惰，那就可将此能力发展成才华。即使懒惰，这在女护主眼里也成了一种天赋，因为懒惰是勤劳的对立物，而她认为勤劳是毫无才气之人的品质。茨基作起画来随心所欲，如在袖扣或门头饰板上画画。他唱起歌来，用的是作曲家的嗓子，到轻奏的乐段处，他给人以管弦乐队在演奏的印象，倒不是因为他唱功精湛，而是因为他用假嗓子唱出低音，表示手指弹奏减弱，从而指明此处为短号吹奏，且用自己的嘴巴拟音模仿。他说话时专捡让人好奇的词语，好比他发出的“嘭”的一声，延长用力弹奏的和弦，以使人感觉出铜管乐器；他自以为聪明过人，可他的种种思想归纳起来，实际上只有两三条，而且都极端肤浅。他对自己古怪任性的名声感到烦恼，拿定主意，要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实实在在、讲究实际的人，由此而自鸣得意地故作记忆准确，见多识广，但无不是虚假的，因为他没有记忆力，获悉的消息又总不确切，所以结果是糟上加糟。倘若他如今还只是九岁，满头棕色鬈发，开着花边高领，脚踏小红皮靴，那他摇头摆尾，伸脖投足，可能倒还可爱。他与戈达尔及布里肖到达格兰古尔车站后，时间还早，便让布里肖一人呆在候车室，外出转一转。戈达尔想回车站去，茨基回答说：“不急。今天不是地方小火车，是省里的火车。”见如此细微的准确性对戈达尔起到了作用，茨基高兴极了，随即自我表白，添上一句：“哎，因为茨基酷爱艺术，因为他搞泥塑，所以大家都以为他不实际。谁也不比我更了解这条线路的情况。”他们还是回头往车站走去，突然，戈达尔发现了正到站的小火车在冒烟，他“啊”的一声，叫嚷起来：“我们只得拼命跑了。”他们确实勉强才赶上，地方火车和省里火车的差别只不过存在于茨基的脑中。“公主不在火车里？”布里肖声音颤抖地问道，两片硕大的眼镜熠熠发光，像是喉科医生系在额头用以探照病人喉咙的反光镜，仿佛将自己的生命注入了教授的眼睛，也许是他极力协调视力与眼镜的缘故，哪怕在最微不足道的时刻，那两片眼镜似乎也极度聚精会神，坚持不懈地凝视着自身。再说，疾病渐渐夺去了布里肖的视力，从而向他展示了视觉的美，正如我们非得下决心扔掉某件物品，比如决意当作礼品赠与他人，方会好好看看这件物品，为之惋惜，赞叹。“不在，不在，公主送维尔迪兰夫人的客人到梅恩维尔去了，他们乘的是巴黎的火车。维尔迪兰夫人到圣马尔斯有事，也许就跟公主在一起，这并不是没有可能！要是她像这样跟我们一道走，大家在路上结伴同行，那该多诱人。到了梅恩维尔，可要留心，要好好注意！啊！这没关系，可以说我们险些没赶上火车。当我瞧见火车，都吓呆了。这就叫作在最适当瞬间赶到。要是我们错过了火车，您瞧会怎么样？要是发现接人回去的马车里没有我们，维尔迪兰夫人会怎么样？那场面！”激动得尚未静下心来的大夫又添了一句，“这可是一次非凡的游逛。哎，布里肖，您觉得我们刚才忙中偷闲，小游一番，怎么样？”大夫带着几分自豪感问道。“毫无疑问，”布里肖回答道，“若你们没赶上火车，那就会如已故的维尔曼所说，准是糟糕透顶，让人笑话！”开始几分钟，我被这些素未谋面的人分散了注意力，可突然间，我回想起了戈达尔在小娱乐场舞厅跟我说的那番话，仿佛一节无形的链环将某个器官和记忆中的形象连接在一起，阿尔贝蒂娜和安德烈乳房贴乳房的镜头刺得我心头剧疼。疼痛没有持续多久：自从前天我女友向圣卢主动献媚，在我心头激起新的嫉恨，忘却了先前的醋意之后，阿尔贝蒂娜可能与别的女人发生关系的想法在我看来似乎再也不可能存在了。我就像那些以为一种癖好必定排斥另一种癖好的人一样天真。在阿朗布维尔站，因车子拥挤不堪，一位身着蓝布衫、持三等车厢车票的农夫进了我们的包厢。大夫见已不可能让公主与自己同行，于是喊来了列车员，亮出一家大铁路公司的医生证，硬逼车站站长把农夫赶下车。萨尼埃特生来胆小怕事，这场面叫他不忍目睹，惊恐不安，以致刚见事情闹开，因站台上农民人多势众，他便担心事态发展，闹到扎克雷农民造反的地步，于是假装肚子疼，且为了避免他人可能谴责他在大夫的粗暴行径中负有部分责任，悄悄上了过道，佯装去找被戈达尔称为“les ers”的地方。那地方没找着，他便在小火车的另一尽头独自观赏风景。“先生，若您在维尔迪兰夫人府上是初次露面，”布里肖对我说道，极力想对一个“新成员”显示其才华，“那您准会发现世上再也没有别的地方比在她那儿更能感受到如同某个新词创造家所说的‘生活的温馨’，那些新词创造家创造了许多以‘主义’结尾的词，如涉猎主义，不在乎主义等等，这在我们那些专赶时髦的人中间十分流行，我是想指塔列朗亲王先生。”每当他提及过去的那些贵族大老爷，他觉得在他们的封号之后加上先生两字既风趣又独具“时代色彩”，于是便称呼什么拉罗什富科公爵先生，德·雷兹红衣主教先生，他时不时还称：“那个‘拼命鬼’德·贡迪，那个‘布朗热分子’德·马西亚克。”当他说到孟德斯鸠，那他决不会忘了称呼他为“德·孟德斯鸠‘次席院长’先生”。一个风趣的上流人士本应对这种散发着学究气的卖弄感到恼火。但是，在上流人士完美无瑕的言谈举止之中，当谈及某个亲王时，恰也有某种卖弄，显示出另一种等级的存在，如在威廉的名字之后必加“皇帝”两字，对殿下说话需用第三人称。“啊！这一位，”谈到“塔列朗亲王先生”时，布里肖继续说道，“必须向他脱帽致敬。他是位先辈。”“那是个诱人的圈子。”戈达尔对我说道，“您可以一饱眼福，因为维尔迪兰夫人并不唯我独尊：那儿有像布里肖那样杰出的学者，有显赫的贵族，如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她是一位俄国贵夫人，欧多克西大公夫人的好友，欧多克西大公夫人在不接待任何来访的时候，唯独接待她。”确实，谢巴多夫亲王夫人早已不受欢迎，欧多克西大公夫人不愿在府上有宾客的时候让她撞上门来，于是便允许她在大清早入门，此时，殿下身边没有别的朋友，不然，无论是她的朋友遇到亲王夫人，还是亲王夫人见到她的朋友，双方都可能会不愉快或尴尬。三年来，谢巴多夫夫人像个指甲修剪师傅，一离开大公夫人，便直奔维尔迪兰夫人府上，此时，维尔迪兰夫人醒后才不久，进了她家门，谢巴多夫夫人便再也不离她的左右，可以说亲王夫人的耿耿忠心远远超过布里肖，尽管布里肖每逢周三必到，从不间断，并自得其乐，以为自己在巴黎就像夏多布里昂在奥布瓦修道院，给自己造成一种印象，身置乡村，就好比“德·伏尔泰先生”（他称呼时总带着文人的狡黠与自得）生活在德·夏特莱夫人府上。

        正因为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别无交往，所以近年来因此而得以向维尔迪兰夫妇表现出耿耿忠心，借此成为了一位非凡的“忠实信徒”，一位典型的理想的忠实信徒，维尔迪兰夫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以为这种理想难以企及，可是到了更年期，终于发现它在这位新成员身上得到了体现。不管女护主经受怎样的嫉恨和折磨，即使最勤快的信徒也少不了“撂手”。最深居简出的动了心，要出游；最不贪心的发了大财；最身强力壮的感染了流行性感冒；最游手好闲的忙得目不暇给，最冷漠无情的也去给他们垂死的母亲送终了。这时，维尔迪兰夫人便会俨然一副女皇的派头告诫他们，说她是将军，手下的人马只能听她指挥，她就好比是基督或皇帝，说什么要是有人像爱她一样爱自己的父母，不准备为了她而抛弃父母，那就不配她，还说什么他们最好还是待在她身边，免得卧床伤了身子或被哪个荡妇勾引了去，因为她是唯一有效的良药和独一无二的享受，可说归说，总是白费口舌。但是，命运往往乐于给长寿之人的晚年带来美满幸福，使维尔迪兰夫人有幸与谢巴多夫亲王夫人相遇。谢巴多夫亲王夫人与家人闹翻，离开故国，流落他乡，如今只认识普特布斯男爵夫人和欧多克西大公夫人，因为她不愿遇见前者的朋友，而后者又不希望让自己的友人与她相遇，所以她总是趁维尔迪兰夫人还在睡觉的时候，一大清早到她们府上去；自从她十二岁那年得了猩红热之后，她记不得有过闭门不出的日子，十二月三十一日那天，维尔迪兰夫人担心身边无人陪伴，问她是否会突然改变主意，待在家中睡觉，然而，尽管翌日便是新年，她还是回答维尔迪兰夫人说：“不管什么日子，有什么能阻止我登门呢？再说，这一天，合家团聚，您的家就是我的家。”她一直寄人篱下，如今改换门庭，维尔迪兰夫妇到哪里度假，她就跟随到那里，确实，亲王夫人为维尔迪兰夫人实现了维尼的那一诗句：

        该诗句体现得如此完美，以致小圈子的女主人渴望拥有一位死心塌地的“忠实信徒”，要求她务必做到，两人中后离世者一定葬到先去世的那位墓旁。当着外来人的面——外人中，任何时候都应包括自己，因为我们还是对自己撒谎撒得最多，我们最忍受不了的，也是自己瞧不起自己——谢巴多夫亲王夫人总是挖空心思，炫耀她仅有的那三个交情——大公夫人，维尔迪兰家和普特布斯男爵夫人——之所以仅有这三个交情，并非降临了不以她意志为转移的灭顶之灾，摧毁了世间的一切，唯留下这三户人家，而是她自由选择，择优入选的结果，且她有着某种情趣，自甘寂寞，性喜简朴，使她一直只限于与这三家交往。“除此之外，我不见任何人。”她说道，着力渲染其不可更变的性质，仿佛涉及的是必须强迫自己遵守的规矩，而不是万般无奈的处境。她又补上一句：“我只与三家往来。”就好像那些剧作家，担心自己的戏演不了四场，于是便宣布只演三场。不管维尔迪兰夫妇是否相信这一假象，反正他们助了亲王夫人一臂之力，将她的这一形象灌输到了信徒们的脑中。信徒们深信不疑，在千万个主动与她接近的关系中，亲王夫人只选择了维尔迪兰夫妇，同时，他们也坚信，不管上流贵族如何恳求，也无济于事，维尔迪兰夫妇只恩准特殊照顾亲王夫人，下不为例。

        在他们看来，亲王夫人远远超越了她出身的环境，在那儿不可能不感到厌倦，她本来可有众多交往，可她觉得唯独维尔迪兰夫妇讨人喜欢，反之亦然，维尔迪兰夫妇对整个贵族阶层对他们的主动表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准许为比其同类要更聪慧的贵夫人谢巴多夫亲王夫人破例一次。

        亲王夫人极为富有；每逢首演，剧场楼下都有她的大包厢，经维尔迪兰夫人首肯，她携信徒们前往，从不带别人参加。人们纷纷指点这位脸色苍白的谜一般的人物，她人已老，但头发却未发白，反而渐添红色，看似历时经久、干瘪起皱的野果子。人们赞叹她的能耐，也惊叹她的卑谦，因为她身边总是跟着科学院院士布里肖，声名显赫的博学者戈达尔，当代第一号钢琴家以及后来的德·夏吕斯先生，然而她故意挑选了一个最不起眼的包厢，藏身匿影，丝毫不关心剧场里的一切，专为小圈子而活着，每当演出临近结束时，小圈子的人便尾随这位女君主退场，女君主虽说古怪，但却不乏羞怯、迷惑、陈腐之美。然而，如果说谢巴多夫夫人无视满堂观众，隐身于昏暗之中，那是为了尽量忘却存在着一个她无比渴望但却难以厕身其间的活生生的世界；“包厢”里的“小圈子”对她来说起着某种作用，就好比某些动物面临危险，便假装已经死去，几乎像僵尸一样一动不动。不过，猎奇的癖性作用于上流人士，致使他们反倒更关注这位神秘的无名氏，而不去留心二楼包厢里那些人人都可登门拜访的显赫人物。人们想象她与他们的那些熟人迥然不同；以为她独具惊人的智慧，并有先知的品质，因此身边只留下这一个由杰出人物所组成的小圈子。若有人向亲王夫人提起或介绍什么人，她必定装出十分冷漠的神态，以维持她厌恶社交界的假象。然而，在戈达尔或维尔迪兰夫人的举荐下，有几位新成员得以成功地与她结识，而她往往为认识一位新人而陶醉，把自甘寂寞的神话丢诸脑后，疯了般地为新成员尽心尽力。如果这位新人是个平庸之辈，那谁都会感到惊讶。“真怪，亲王夫人谁也不愿结识，竟破例跟一个如此缺乏个性的人交往！”不过，这种成功的结识机会相当难得，亲王夫人不越雷池一步，只在信徒们中间生活。

        戈达尔更是经常挂在嘴上：“等星期三到了维尔迪兰府上，我再看。”“等星期二到了科学院，我再看。”谈起周三的聚合，他简直像在谈论一种职业，举足轻重，不可推卸。再说，戈达尔属于不太受欢迎的人，若受到邀请，无异于受领了一道命令，如同接到军事号令或法庭传票，当作不可推卸的责任，前往赴约。非得有非同寻常的出诊任务，他才会“撂下”维尔迪兰府上星期三的聚会，至于出诊的重要性，是指病人的身份而言，而与病情的严重程度无关。尽管是个善心人，但戈达尔决不会为一个突然患病的工人放弃星期三的温馨，可为了某位部长的鼻炎，却可以忍痛割爱。即使遇到这种情况，他还要嘱托妻子：“代我向维尔迪兰夫人表示歉意。告诉她我迟一会儿到。那位阁下完全可以另择日子感冒呀。”一个星期三，戈达尔的老厨娘把手臂的静脉割破了，这时，戈达尔已经穿上无尾常礼服，准备去维尔迪兰府上，当妻子怯生生地问他能否给受伤的厨娘包扎一下，他一耸肩膀。“我不行，莱翁蒂娜，”他哼哼哧哧地嚷叫道，“你明明看见我身上穿着白背心。”为了避免惹丈夫恼火，戈达尔夫人差人以最快速度把诊所主任叫来。诊所主任想尽快赶到，便开了车子，可当他的车子进院子时，送戈达尔去维尔迪兰家的车子碰巧往外走，于是，倒进，倒出，整整失去了五分钟。戈达尔夫人知道诊所主任已看见丈夫身穿晚礼服，感到很尴尬。兴许是由于懊恼的缘故，戈达尔为推迟了出门大发雷霆，走时情绪极为恶劣，非得享受到星期三的种种乐趣，方能消除。

        若戈达尔的哪位病人问他：“您有时是否遇到盖尔芒特家族的人？”那教授便会拿出上流社会最为真挚的诚意回答道：“也许不仅仅盖尔芒特家族的人，我说不清楚。可在我朋友府上，我见的人何其多。您肯定听说过维尔迪兰夫妇。他们谁都认识。他们至少不是死要面子的人。他们有金钱作后盾。一般估计维尔迪兰夫人有三千五百万家资。天哪，三千五百万，那可是个大数目。她才不在乎什么呢。您跟我说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那我这就告诉您两者的差别：维尔迪兰夫人是位伟大的贵妇人，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则可能是个穷光蛋。您完全明白这之间的微妙差别，对吗？不管盖尔芒特家族的人是否去她府上，反正维尔迪兰夫人有宾客上门，这样反而更好，上门的有德·谢巴托夫夫妇，德·福什维尔夫妇，tuti quanti，都是最上流社会的人，法兰西和纳瓦尔的贵族都包括在内，您可以看到，我跟他们说话完全是以平等的地位。再说，这类人巴不得与科学王子结交。”他添了一句，露出自尊心得以满足的笑容，并洋洋自得，咧开了嘴唇，他如此得意，不只是因为“科学王子”这一只专用于博丹、钱戈等人的词语如今用到他的头上正合适不过，而是因为经过长时间的钻研，他终于彻底领会，且能恰到好处地运用语法准许运用的那些词语了。在维尔迪兰夫人接待的客人中，戈达尔跟我提到了谢巴多夫亲王夫人，紧接着一眨眼睛，补充道：“您明白那家的派头吧，您理解我说的意思吧？”他是想说那一家雅致至极。然而，接待一位唯独结识欧多克西大公夫人的俄罗斯太太，那太微不足道了。但是，即使谢多夫亲王夫人不认识大公夫人，那也丝毫影响不了戈达尔关于维尔迪兰沙龙当属最雅的看法，也丝毫破坏不了他受此沙龙接待所感受到的欢悦心情。在我们眼里，凡跟我们结交的人，身上似乎都光彩四溢，但是，这种光彩并不比舞台人物的辉煌外表更富有内在价值，舞台人物的服饰，实在用不着让经理花费数十万法郎，购置货真价实的服装首饰，一位伟大的布景师只需将一道虚光照射在饰满玻璃珠的粗布紧身短上衣或硬纸外套上，便可给人以华丽千倍的感觉，相比之下，真正的服饰反而黯然失色。就好比有人一辈子生活在世上最尊贵之人的圈子里，在他看来，那些亲朋好友无不让人生厌，令人乏味，原因在于打从孩提时代起，他对这一切便已习以为常，致使他们在他眼里失却了任何尊严的外表。与之相反，由于偶然的机遇，无名鼠辈得以身价倍增，女流之辈被封以爵位，于是，数不胜数的戈达尔之流便会被迷住心窍，认为只有她们的沙龙才是贵族优雅之所在，然而，这些妇人甚至都不及从前的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及其女友（全是些失势的贵妇人，多亏她们而得以起家的贵人们却与她们断绝了往来）；与这些妇人交往，曾是多少人的骄傲，倘若他们发表回忆录，列举这些妇人以及她们所接待的客人的名字，那恐怕谁也没有能耐弄清她们是否确有其人，哪怕德·康布尔梅夫人和德·盖尔芒特夫人亲自鉴别，也无济于事。可这无关紧要！戈达尔之流往往就是这样拥有了他的男爵夫人或侯爵夫人，对他来说，只有这位妇人才是“男爵夫人”或“侯爵夫人”，好比马里沃剧中的男爵夫人，从不提其姓名，弄不清楚她到底是否有名有姓。戈达尔更是认为他的这位妇人是贵族的化身——而贵族根本不知她为何许人——更何况，贵族封号愈是可疑，就愈是大肆粉饰，玻璃器皿上，银器上，信笺上，行李上，无不标上皇冠印记。无数的戈达尔，他们自以为生活在圣日尔曼中心区，鬼迷心窍，大做封建帝王之美梦，其迷恋程度也许超过真正在王公贵族之间生活过的人们，同样，一个小商贩有时在星期天去参观“古代”建筑，尽管这些建筑用的都是我们所处时代的石料，其拱穹也是被维奥莱勒迪克的弟子漆成了蓝色，饰满了金星，可小商贩却往往从中获得对中世纪最强烈的感受。“亲王夫人准在梅恩维尔。她一定会跟我们一起旅行。可我不会马上介绍。还是由维尔迪兰夫人来介绍为好。除非我找到了适当时机。请相信我一有机会，定会抓住不放。”“您在说什么呢？”萨尼埃特问道，假装走了神。“我在对先生说件事，”布里肖说道，“此事你们都很熟悉，与一个依我看来为‘世纪精英’（应理解为十八世纪）之首的人物有关，此人为德·贝里戈尔修道院院长，名叫查理莫里斯。他本来发誓一定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可是他阴差阳错，我是想说他最后却成了公使！生活就是这样充满不幸，他毕竟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虽然以高贵的大老爷自居，盛气凌人，但却毫无顾忌，时刻准备为普鲁士国王效劳，这样说他恰正合适，死时，他又是一个左翼的中间派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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