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0月5日，最高统帅部转告：“斯大林同志将同方面军司令员直接通话。”
我在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电话室用“博多”机通知最高统帅部：“朱可夫在听电话。”
最高统帅部回答：“请等一下。”
过了还不到两分钟，最高统帅部守机员说：“斯大林同志在这里。”
斯大林：“你好！”
朱可夫：“您好！”
斯大林：“朱可夫同志，你能不能立即乘飞机来莫斯科？鉴于尤赫诺夫地区的预备队方面军左翼情况复杂，最高统帅部想和你商谈一下。让谁代替你呢！让霍津代替你吧。”
朱可夫：“请允许我10月6日早晨起飞。”
斯大林：“好。明天我们在莫斯科等你。”
但是，由于第54集团军地段上出现了某些重要的情况，10月6日我未能起飞，并报告了最高统帅。
傍晚，斯大林又向列宁格勒打电话问：“你们那里情况怎样？敌人有些什么新的行动？”
我报告说：“德寇的攻击减弱了。据俘虏的供词，德军在9月的战斗中遭受严重损失后，在列宁格勒附近转入防御。现在敌人用炮兵和飞机对城市进行射击和轰炸。我航空侦察查明，敌人摩托化纵队和坦克纵队正在从列宁格勒地区向南大规模运动。看来，可能调往莫斯科方向。”
报告情况后，我问最高统帅，关于飞往莫斯科的指示是否仍然有效。
斯大林回答说：“有效！留下霍津或费久宁斯基将军代替你，你自己明天迅速乘飞机来莫斯科一趟。”
告别列宁格勒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我飞往莫斯科。因为必须紧急把М·С·霍津将军派往第54集团军去，列宁格勒方面军的临时指挥就转交给了И·И·费久宁斯基将军。
到了莫斯科，卫队长迎接我并通知我说，最高统帅病了，在他住所里工作。于是，我们立即到那里去。
斯大林感冒了，面色不好，冷淡地接待我，点头表示回答我的问候，然后走到地图跟前指着维亚济马地区说：
“你看，这里的情况很严重。我无法从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得到有关真实情况的详细报告。由于不了解敌人进攻的地点和部署以及我军的状况，我们不能定下任何决心。现在请你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一趟，详细弄清那里的情况，并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将等着。”
告别前，斯大林问：“你认为德国人最近期间会再次进攻列宁格勒吗？”
“我想不会。敌人损失惨重，又把坦克和摩托化部队从列宁格勒地区调到了中央方向某地。敌人无力以列宁格勒地区现有的部队实施一次新的进攻战役。”
“你认为希特勒将把从列宁格勒地区调出的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用在哪里？”
“显然，用在莫斯科方向。自然是在补充人员和维修兵器之后。”
谈话时，斯大林站在桌旁。桌上放着标有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情况的地图。他看着西方方面军的地图说：“看来，他们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行动了。”
告别了最高统帅，我到总参谋长Б·М·沙波什尼科夫那里去，向他详细报告了列宁格勒地区12月6日的情况。
他说：“最高统帅刚打电话来，命令给你准备好西部方向的地图。地图马上就准备好。西方方面军首长就在8月份叶利尼亚战役时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驻过的那个地方。”
沙波什尼科夫向我详细介绍了莫斯科方向的情况。他向我传达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兹派朱可夫大将到预备队方面军作战地区为最高统帅部代表。
最高统帅部希望你们向朱可夫同志介绍情况。今后，朱可夫同志有关各方面军部队使用和指挥问题的一切决定，必须执行。
在我们等待地图时，Б·М·沙波什尼科夫用浓茶招待我。他说，疲倦了。真的，他显得很疲倦。离开Б·М·沙波什尼科夫那里，我直接乘车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了。
途中在手电筒光下，我研究了前线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行动。想睡觉，但为了不打瞌睡，我不得不时常将车子停下来，进行短距离的跑步。
我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时已是夜间。值班员报告说，所有的领导人员都在司令员那里开会。司令员屋子点着蜡烛，有点昏暗。桌子旁边坐着И·С·科涅夫、В·Д·索科洛夫斯基、Н·А·布尔加宁、Г·К·马兰金。每一个人都是极疲劳的样子。我说，我受最高统帅的委托来了解情况，而且要直接从这里用电话向他汇报。
方面军作战部长Г·К·马兰金中将所谈的一些最新情况，使现有的材料更加充实和明确了。
西部方向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到德国法西斯军队在莫斯科附近开始进攻的时候，担任首都远接近地防御的有三个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是И·С·科涅夫上将），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是С·М·布琼尼元帅），布良斯克方面军（司令员是А·И·叶廖缅科中将）。截至9月底，三个方面军的作战部队总共约有125万人，990辆坦克，7,600门火炮和迫击炮，677架飞机。其中以西方方面军的兵力和兵器为最多。
敌人调整了莫斯科方向上的兵力部署后，其兵力超过了我三个方面军的总和，军队超过0.4倍，坦克超过0.7倍，各种火炮和迫击炮超过0.8倍，飞机超过1倍。
9月30日，德军根据代号为“台风”的战役计划，以古德里安的坦克集群和第2集团军向茹科夫卡至绍斯特卡地段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的部队实施突击而开始了进攻。10月2日，敌人向我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实施猛烈突击。接着，敌人又从杜霍夫希纳以北和罗斯拉夫利以东地区实施了特别有力的突击。敌人突破了我军防线。敌人的突击集团急速地向前推进，从南北两面包围我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在维亚济马的所有部队。
布良斯克以南的情况也极其严重，布良斯克方面军的第3和第13集团军面临被合围的危险。古德里安的部队未遇到严重抵抗而向奥廖尔突进，这里我们没有力量来击退敌人的进攻。
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指示，10月2日建立了Д·Д·列柳申科少将指挥的加强的近卫步兵第1军。军的任务是滞止敌军前进，保障布良斯克方面军部队后撤。
古德里安的部队继续进攻，于10月3日占领了预有防御准备的奥廖尔，摩托化第24军前出到了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后方。近卫步兵第1军在姆岑斯克地区展开后，进入与敌摩托化和坦克集团的战斗。敌军在此被阻达数日之久，兵力兵器遭受重大损失。第4和第11旅的坦克兵首次使用设伏的方法击毁敌坦克。布良斯克方面军的部队利用近卫步兵第1军的胜利，退到了指定地区。
德军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古德里安将军在回忆这里的战斗时写道：“10月2日……在坦克第24军的作战地区姆岑斯克附近、奥廖尔东北同时展开了激烈战斗。坦克第4师投入了战斗……俄国的大量t-34坦克参战，使我军坦克遭受巨大损失。我坦克部队以前享有的兵器上的优越性，从此丧失了，现在敌人占优势了。因此，迅速的不断取胜的前景消失了。”
他进而说：“预定迅速向图拉的进攻不得不暂时拖延。”
事实正是如此！古德里安不仅推迟了迅速对图拉的进攻，而且总的讲未能占领它。然而布良斯克方面军被分割了。方面军的部队受到很大损失，边战边向东撤退。图拉方向也出现了危险情况。
按照西方方面军司令员И·С·科涅夫上将的命令，在维亚济马以北对迂回我军的敌北部集团进行了反突击。可惜，这次反突击未能成功。10月6日日终时，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相当一部分部队在维亚济马以西地区被合围。
通过在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座谈和对情况的分析，我的印象是，维亚济马地区的惨重失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尽管敌人在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上占优势，但是我军还是可以避免被合围的。为此需要及时而正确地判定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并从次要地段抽调兵力，集中我主力对付敌人的突击。但当时没有这样做，致使我军的防御未能抵挡住敌人的集中突击。当出现了缺口时，因指挥员没有控制预备队而无法予以封闭。
10月8日2点30分钟，我给斯大林打了电话，他当时还在工作。我向他汇报了西部战线情况。我说：
“现在主要的危险是莫扎伊斯克防线的掩护兵力薄弱。因而敌人的装甲坦克兵有可能突然出现在莫斯科附近。应尽快设法从别处抽调部队增强莫扎伊斯克防线。”
斯大林问我：
“西方方面军的第19和第20集团军以及博尔金指挥的集群在什么地方？预备队方面军的第24和第32集团军又在哪里？”
我回答说：“被合围在维亚济马以西和西南地区。”
“你打算做些什么？”
“现在我要去找布琼尼。”
“你知道预备队方面军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吗？”
“我到小雅罗斯拉韦茨地区某个地方去找。”
“好，你去找布琼尼，并从他那里立即打电话给我。”
下着小雨，大雾弥漫，能见度很差。10月8日早晨，来到奥博连斯科耶车站，我们看见两个从普罗特瓦河桥的一侧拉着电线的通信兵。我问他们：
“同志们，你们给哪里拉线？”
一个大个子战士毫不在意地回答说：“命令我们给哪里拉就给哪里拉。”
我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姓名，并讲我们要找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
还是那个拉电线的战士回答我说：
“大将同志请原谅，我们不认识您，因此那样回答了您。您已经走过了方面军司令部。它在两小时前从这里已经转移到森林的小屋子里去了，你看就在那里山上。在那里警卫人员会告诉您往那里走。”
汽车向后调了头。我很快来到了最高统帅部代表Л·З·梅赫利斯（正集团军政委级）的屋子里，方面军参谋长А·Ф·阿尼索夫少将也在那里。Л·З·梅赫利斯在电话上严厉地申斥某个人。
我问司令员在哪里。参谋长回答说：
“不清楚。白天他到第43集团军去过。我担心С·М·布琼尼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
“你没有设法去找他吗？”
“是的，已派出联络军官去找，他们还没有回来。”
Л·З·梅赫利斯转向我问道：
“你来我们这里有哪些任务？”
“我是作为最高统帅部成员受最高统帅的委托来了解情况的。”
“你看，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状况。现在，我正在收拢无组织地退却的人员。我们将在集合地点给他们补充武器并编成新的部队。”
从同Л·З·梅赫利斯和А·Ф·阿尼索夫的谈话中，我对于预备队方面军和敌人的具体情况知道得很少。于是，我乘车去尤赫诺夫方向，希望在现地迅速察明部队情况。
在经过普罗特瓦河时，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时代。我对这个地区的全部地形都非常熟悉，因为在青年时代这一带我纵横都走遍了。在距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奥布宁斯克10公里远的地方，是我的故乡斯特列尔科夫卡村。现在我的母亲、姐姐和她的四个孩子还留在那里。他们怎样？能否乘车去一趟？不，不能去，时间不允许。如果法西斯来了，他们会怎样呢？如果法西斯知道他们是红军将军的亲属，又会怎样对待他们呢？大概会枪毙他们。一有可能，一定要把他们送到莫斯科。
两星期后，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和整个乌戈德斯科—扎沃德区都被德军占领。幸而我已把母亲、姐姐和她的孩子送到莫斯科。
我的同乡们对敌人进行了坚决抵抗。在该地区组织了一支游击队。队长是边防军人共青团员维克多·卡拉谢夫。他是一位保卫祖国的英勇战士和聪明的组织者。游击队的政委是联共（布）乌戈德斯科—扎沃德区委书记亚历山大·库尔巴托夫。英勇无畏的人民复仇者——乌戈德斯科—扎沃德区执行委员会主席М·А·古里亚诺夫也在这支游击队里。
乌戈德斯科—扎沃德游击队对德军的司令部、后勤机关和独立分队进行了多次大胆的袭击。
1941年11月，共产党员М·А·古里亚诺夫被俘，德寇野兽般地拷打他并对他处以绞刑。我的同乡们永远怀念着无畏的英雄。德寇退却时烧了斯特列尔科夫卡村和许多其他村庄，我母亲的房子也被烧掉了。
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另一支强大的游击队，是В·В·扎博指挥的游击队。这支游击队在对德军准备进攻莫斯科的第12军部队的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1941年11月29日，苏联新闻局对其中的一次作战报道说：
“据悉，某地区的游击队取得了重大战果。11月24日，数支游击队袭击了一个大居民点。摧毁德军的军司令部。缴获了一些重要文件”。
В·В·扎博1909年生于顿涅茨克。他是一位基于边防军官，非常英勇果敢。人们向我介绍说他是一个执行任务坚决的指挥员。我亲自接见了他。我喜欢他随时准备执行任何重大任务的精神。我是游击队活动地区出生的人，很了解敌12军兵团配置地区的地形，对如何更好地完成受领的任务向他提了一些建议。作战任务胜利完成了。1943年8月8日，В·В·扎博在奥廖尔州霍特涅茨区杜布罗沃村附近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当时他是近卫机械化第6军机械化第49旅旅长。
1941年12月，Д·М·谢瞄尼奥夫将军指挥的步兵第17师解放了乌戈德斯克—扎沃德地区。
1941年先是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以后又是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的皮亚特基诺村（德军撤退时也烧了该村），战后变成了奥布宁斯克市。该市在国内外都是众所周知的。在这里建成了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现在奥布宁斯克市成了规模巨大的科学研究中心。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谈谈当时的情况。
当我到达小雅罗斯拉韦茨市中心时，没有碰到一个人。城市好象荒废了的样子。在区执行委员会大楼附近，我看到两辆小汽车。
我把司机叫醒后问道，“这是谁的汽车？”
“大将同志，这是布琼尼元帅的汽车。”
“С·М·布琼尼在什么地方？”
“在区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室里。”
“你们在这里很久了吗？”
“我们待了三小时。”
我走进区执行委员会，见到了С·М·布琼尼，他正在看地图。
我同С·М·布琼尼互相亲热地问好。看来，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他老多了。
С·М·布琼尼问我：“你从哪里来？”
“从И·С·科涅夫那儿来。”
“他那里的情况怎样？我两天多同他没有任何联系了。昨天我到第43集团军司令部去了，方面军司令部在我不在时已经转移，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我找到了方面军司令部。它设在森林左边、普罗特瓦河铁路桥的后面。他们在那里等着你。遗憾的是，西方方面军有相当大一部分军队被敌人合围。”
С·М·布琼尼对我说：“我们这里的情况也不比其他地方好，第24和第32集团军已被切断。昨天我在尤赫诺夫和维亚济马之间差一点落到敌人手里。敌人向维亚济马方向调集了大量坦克和摩托化部队，看来是想从东面迂回包围该城。”
“尤赫诺夫现在在谁手里？”
“现在不知道。在乌格拉河附近发现敌人约有两个步兵团的兵力，但没有炮兵。我想尤赫诺夫现在已落入敌人手里。”
“谁担负掩护从尤赫诺夫到小雅罗斯拉韦茨的道路？”
“当我来这里时，除了在梅登看到三个民警外，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地方政权机关已从梅登撤走。”
我对С·М·布琼尼说：“你去方面军司令部弄清情况，并报告最高统帅部。我继续往前去。请将我们的会见情况报告最高统帅，并说我去尤赫诺夫地区，尔后去卡卢加，因为需要弄清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在梅登真的没有看到一个人。只有一位老太太在被炸弹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寻找什么东西。
我问她：“老太太你在那里找什么？”
她抬起头来，用两只睁大的、迷惘的眼睛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下。
“老太太，你怎么啦？”
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就又重新去挖。从废墟后面什么地方又来了一位妇女，手里提着半袋子什么东西。
“请不要问她。她因为悲伤而发疯了。前天德国飞机袭击了这个城市，从飞机上轰炸和扫射。这位老太太和几个孙子就住在这个房子里。敌人空袭时，她站在井边打水，亲眼看到炸弹落到了房子上。孩子死了。我家的房子也被炸毁了。想尽快离开这里，因此在废墟下面寻找东西，也许能找回点鞋袜衣服之类东西。”
她的面颊上淌着眼泪。
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前往尤赫诺夫。我不得不时常将车停下来仔细地观察，以免车开到敌占区去。
走了10-12公里后，突然从森林出来几个身穿工作服，头戴坦克帽的武装士兵阻止我前进。其中一个走到我汽车跟前。
他说：“不许再往前走，你是谁？”
我说了自己的姓名，问他们的部队在哪里。
“坦克旅的司令部在相距100公尺的森林里。”
“很好，你把我带到旅司令部去。”
坦克旅在这里，我很高兴。前来迎接我的是一位身材不高、外表整洁身穿蓝色工作服、头戴坦克帽的坦克兵。我立刻想到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
“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坦克旅旅长特罗茨基上校向您报告。”
“特罗茨基！我真没有想到在这里会遇到你！”
我想起了在哈勒哈河见过И·И·特罗茨基。他在那里担任坦克第11旅参谋长，就是苏联英雄М·П·雅科夫列夫指挥的旅。当时日本人很害怕这个旅。
“大将同志，我也没有想到在这里会见到您。我知道您在指挥列宁格勒方面军，可是没有听说你从那儿回来。”
“你报告一下你们现在在做什么。首先谈一下敌人在什么位置？”
И·И·特罗茨基上校说：
“敌人占领了尤赫诺夫。他的先头部队占领了乌格拉河桥。我已向卡卢加方向派出侦察。城里暂时还没有敌人，但在卡卢加地区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在那里作战的有步兵第5师和第43集团军的一些撤退的部队。我所指挥的旅归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我在这里已第二天了，尚未得到任何指示。”
“派联络参谋到奥布宁斯克车站地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去。方面军司令部位于普罗特瓦河那边皮亚特基诺村。向С·М·布琼尼通报情况。将坦克旅展开，组织防御，以掩护去梅登的方向。通过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将我给你的命令报告总参谋部，并说我要到卡卢加步兵第5师去。”
后来我才知道，乌格拉河上的桥梁被西方方面军伞降勤务主任И·Г·斯塔尔恰科少校指挥的支队炸毁了。这个400人的支队是于10月4日根据斯塔尔恰科的倡议由那些准备在敌后作战的边防战士编成的。
在炸毁桥梁以后，И·Г·斯塔尔恰科指挥的支队在乌格拉河一线占领了防御阵地。该支队很快就得到了Л·А·马姆奇科上尉和Я·С·罗西科夫大尉所指挥的波多利斯克军事学校学员支队的支援。敌军强渡乌格拉河和向梅登推进的企图被这些支队的英勇作战粉碎了。
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支队人员死伤惨重，但是他们以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打破了敌人企图迅速占领小雅罗斯拉韦茨的计划，并为我军在莫斯科接近地上组织防御赢得了必要的时间。在此期间，在小雅罗斯拉韦茨的筑垒地区上开进并展开了波多利斯克炮兵学校和步机枪学校的学员队。
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络参谋在卡卢加地区找到了我，并交给我一份总参谋长来的电话记录，最高统帅命令我于10月10日赶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
10月8日日终前，我又回到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
迎接我的方面军参谋长报告说，已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召回С·М·布琼尼，任命我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可是很快又把10月10日到达西方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给了我。
我给Б·М·沙波什尼科夫打电话，问究竟执行哪个命令。沙波什尼科夫回答说：
“事情是这样的：国防委员会现在准备撤销预备队方面军，把它的部队和防御地段交给西方方面军。准备任命你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10月10日前你要弄清预备队方面军的情况，并尽一切力量不让敌人突破莫扎伊斯克—小雅罗斯拉韦茨地区以及谢尔普霍夫方向的阿列克辛地区。
10月10日我来到位于克拉斯诺维多夫的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后，斯大林给我打来电话说：
“最高统帅部决定任命你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И·С·科涅夫做你的助手，你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我想，应让И·С·科涅夫去指挥加里宁方向的军队集团。这个方向离得太远，那里应该有方面军的辅助指挥机关。”
斯大林同志说：“好！预备队方面军的剩余部队和莫扎伊斯克战线上的部队也归你指挥。赶快把一切都抓起来干吧！命令我已签发方面军。”
“我着手执行你的指示，但请求赶快把较大的预备队调到这里来，因为最近希特勒军队可能增强对莫斯科的突击。”
很快我就接到了最高统帅部的如下命令：
直发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预备队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同志、莫洛托夫同志、伏罗希洛夫同志
为了统一指挥西部方向的军队，最高统帅部于1941年10月10日17时命令：
1．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合并为西方方面军。
2．任命朱可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
3．任命科涅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副司令员。
4．任命布尔加宁同志、霍赫洛夫同志和克鲁格洛夫同志为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5．朱可夫同志于1941年10月11日18时开始指挥西方方面军。
6．撤销预备队方面军指挥机关，用以补充西方方面军和莫斯科战线的预备队。
同И·С·科涅夫讨论完情况后，我们首先决定将方面军司令部转移到阿拉比诺；И·С·科涅夫携带必要的指挥工具和几名指挥员立即前去协调在加里宁方向上军队的行动。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要到莫扎伊斯克去找莫扎伊斯克筑垒地域司令С·И·波格丹诺夫上校，以便在现地弄清该方向上的情况。
方面军司令部向阿拉比诺转移，我同军事委员会委员Н·А·布尔加宁两小时后来到了莫扎伊斯克。在这里炮声和炸弹的爆炸声听得很清楚。С·И·波格丹诺夫报告说，在博罗季诺附近，我加强有炮兵和坦克的步兵第32师正在同敌人先头摩托化部队和坦克部队进行战斗。指挥该师的是一位有经验的指挥员В·И·波洛苏欣上校。这个师是可以信赖的。
我们给С·И·波格丹诺夫作了必要的指示后，出发去方面军司令部。
方面军司令部临时设在几个帐篷里，并立即投入了战役的组织工作。工作是很多的。
应该立即在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扎伊斯克—小雅罗斯拉韦茨—卡卢加一线建立牢固的防御。必须加大防御纵深，建立第二梯队和方面军预备队，以便实施机动来加强薄弱的防御地段。必须组织地面侦察和空中侦察，加强对方面军务部队的指挥；必须安排好军队的物质技术保障。主要的是需要展开政治工作，提高军队的士气，增强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和在莫斯科附近一定能够粉碎敌人的信念。
军队日日夜夜在紧张地工作。由于疲乏和缺少睡眠，人们几乎站都站不稳了。但是，在对莫斯科命运和对祖国命运的个人责任感推动下，完成了大量的工作，以期在莫斯科附近建立方面军稳定的防御。
1941年夏秋两季，党中央、国防委员会和最高统帅部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来加强首都的防御，组建了大量预备队，给作战的集团军补充了新的部队、兵团和技术兵器。为了阻止住敌人，现在又采取了一些补充措施。
10月7日开始从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和友邻方面军向莫扎伊斯克防线调动部队。调到这里来的共有14个步兵师，16个坦克旅，40多个炮兵团和其他部队。重新组建了第16、第5、第43和第49集团军。到10月中旬大约已有9万人。当然，如要建立一道绵密而坚固的防御，这些兵力显然是不够的。但是最高统帅部已无能为力，而从远东和其他较远地区调遣部队，由于一系列原因而耽搁了。因此，我们决定首先占领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扎伊斯克、小雅罗斯拉韦茨和卡卢加等几个最主要的方向。炮兵和防坦克兵器的主力也集中在这些方向上。
我们派以К·К·罗科索夫斯基、А·А·洛巴切夫和М·С·马利宁为首的第16集团军司令部和首长去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第16集团军的编成内编有新的兵团，因为它的转隶给第20集团军的各师已在维亚济马以西地区被敌人包围。Д·Д·列柳申科少将指挥的（他负伤后由Л·А·戈沃罗夫将军指挥）第5集团军向莫扎伊斯克方向集中；第33集团军集中在纳罗福明斯克地区，М·Г·叶夫列姆中将很快被任命为该集团军的司令员。К·Д·戈卢别夫少将所指挥的第43集团军在小雅罗斯拉韦茨方向展开。И·Г·扎哈尔金中将所指挥的第49集团军在卡卢加方向集中。
我们很熟悉这些司令员，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军事首长，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我们知道，他们及其所指挥的军队将竭尽全力阻止敌人向莫斯科逼近。
我应当指出，由В·Д·索科洛夫斯基中将和作战部长Г·К·马兰金中将领导的方面军司令部的工作组织得很好，方面军通信兵主任Н·Д·普苏尔采夫少将为了保障同方面军部队有顺畅的通信联络也作了很大的努力。
为了增大防御纵深，在西方方面军第一梯队的后方完成了大量的工程作业，在所有坦克危险方向上设置了防坦克障碍物。方面军预备队也调到了主要方向上。
方面军司令部很快就转移到了佩尔胡什科沃，并由此地向方面军地面部队和空军部队架设了电话电报线。最高统帅部的电话线也拉到了该处。
这样一来，实质上重建了西方方面军。它担负的历史使命是防守祖国的首都。
在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以说明所形成的严重局势和莫斯科所面临的直接危险。党号召苏联人民光荣地完成自己对祖国所担负的义务，不许敌人闯进莫斯科。
在敌军后方维亚济马以西和西北地区，我被围部队这时仍然在英勇地与敌人搏斗，企图突围与红军会合，但未获成功。方面军首长和最高统帅部为了援助被围部队，对德军战斗队形进行轰炸，并用飞机空投粮食和弹药。但是，方面军和最高统帅部当时想要采取更多的措施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掌握足够的兵力和兵器。
我被围各部队在敌人后方没有放下武器，而是继续英勇战斗，箝制了敌人大量兵力，使其无法向莫斯科方向发展进攻。
10月10日和12日，我们两次向被围各部队司令员发了无线电报。电报里扼要地通报了敌情，规定了突围的任务，并委派第19集团军司令员М·Ф·卢金担任总指挥。我们要求他们迅速将突围的计划和军队的部署情况通知我们，申请在什么地段需要组织方面军航空兵的支援。但是，我们的两份电报都没有得到答复。可能是电报到了被围部队手里已经晚了。看样子，军队已失去指挥，不得不以单独的集群进行突围。
前骑兵第45师师长А·Т·斯图琴科后来告诉我说：
“我们与师的剩余部队努力突围以便同方面军会合。我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德寇，共消灭敌人一千多。10月中旬，几乎没有一天不同敌人进行激烈的白刃格斗。战斗中，有许多优秀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牺牲了。”
А·Т·斯图琴科在谈到师政委А·Г·波列欣英勇牺牲时心情很激动。波列欣政委不顾生命的危险，亲自负责侦察。
“虽然我师大部分指战员牺牲了，但剩下的人仍然坚持战斗。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同方面军部队会合，为保卫莫斯科共同战斗。当我们突围出来、重新加入方面军队伍，对敌人予以回击的时候，那是最幸福的日子……”
由于在维亚济马地区被围的我军部队的坚忍不拔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来组织莫扎伊斯克战线的防御。被围部队的流血牺牲是有意义的。在维亚济马附近英勇作战，从而为保卫莫斯科的共同事业做出伟大贡献的苏联军人的功绩，应当得到应有的评价。
从10月13日起，在通向莫斯科的所有重要作战方向上都开始了激烈的战斗。
在这些严酷的日子里，党中央和国防委员会决定将部分中央机关和所有外交使团从莫斯科紧急疏散到古比雪夫，同时从首都把那些特别重要的国家贵重物品运走。
敌人对莫斯科的狂轰滥炸日甚一日。几乎每夜都有空袭警报。但是，在此以前党已做了大量工作来加强地方对空防御。千百万公民积极参加了防空训练。“燃烧弹”对莫斯科人来说已不再是可怕的了。
最高统帅部在莫斯科地区集中了大批的歼击航空兵、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
根据国防委员会的决定，从10月20日开始，在莫斯科及其附近地区宣布戒严。在保卫首都的所有部队中都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制度。对任何严重破坏纪律的行为都必采取坚决的措施。莫斯科居民回击了敌人的帮凶——惊惶失措者。
苏联首都勇敢地迎接了面临的危险。党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市委员会发出的保卫苏联首都和消灭敌人的号召，为每一个莫斯科人、每一个军人和全体苏联人所理解。莫斯科人把首都及其接近地变成了不可逾越的堡垒，而把莫斯科保卫战绘成了一部英雄的诗篇。
当我们谈到莫斯科保卫战中的英勇战绩时，我们所指的不仅仅是我军英雄的战士、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战绩。10月份在西方方面军以及在尔后各次战役中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完全是首都及莫斯科州军民团结一致和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全国、全体苏联人民对军队和首都保卫者进行有效支援的结果。
还在7月初，就在市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了12个民兵师。参加民兵师的有各种专业人员：工人、工程师、技师、学者和艺术工作者。当然，这些人员不是都具有军事技能，很多东西必须在战斗过程中才能熟悉。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很多自动编成的民兵在取得必要的战斗经验以后组成为出色的战斗兵团，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民兵组成了侦察、滑雪等很多专业分队的核心，并积极参加游击队的行动。西方方面军在作战中依靠了莫斯科居民的这种宝贵支援。
几十万莫斯科人不分昼夜地构筑环绕首都的防御工事。10月和11月，仅构筑防御内线就有约25万人参加，其中四分之三是妇女和少年。他（她）们构筑7.2万纵长米的防坦克壕、约8万米的崖壁和断崖，设置52,500米桩砦和许多其他障碍物，挖掘近12.8万纵长米的战壕和交通壕。这些人用自己的双手挖出300万多立方米的土！
留在莫斯科工厂里的工人和工程师表现了英勇无畏和自我牺牲精神。他们用旧的设备生产，因为全部贵重设备都搬迁走了。人员少，而军工产品需在最短期限内完成。莫斯科汽车厂生产什帕金7.62毫米冲锋枪。这种枪的枪机则由第一轴承厂和奥尔忠尼启则厂生产。
12月份，要求这些工厂生产的产品比11月份多34倍。任务完成了！第二钟表厂生产地雷的引信。列宁格勒区的无轨电车修理厂制造手榴弹。“镰刀与锤子”工厂和“红色无产者”工厂修理坦克，还生产弹药。
汽车修理厂修理战斗车辆。“罗特—弗龙特”糖果点心厂生产浓缩食品。原生产居民服饰用品的小厂，现在为前线生产反坦克手榴弹和炮弹引信。
前线指战员知道，全国都在保卫首都。这种全民的支援是我们取得莫斯科保卫战胜利的鼓舞力量和可靠支柱。
为了响应联共（布）中央的号召，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数千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作为政治战士来到了前线，他们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在1941年10月艰难的日子里，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发出了告军队书，其中写道：
“同志们！在我国面临危险的严酷时刻，每一个军人的生命应该属于祖国。祖国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发扬英勇顽强、英雄主义和坚忍不拔的精神。祖国号召我们要成为无法摧毁的铜墙铁壁，堵住法西斯匪帮去莫斯科的道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加强警惕性，铁的纪律，组织性，坚决果断的行动，必胜的信心和随时准备自我牺牲的精神。”
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来到了。
由于沃洛科拉姆斯克—莫扎伊斯克—小雅罗斯拉韦茨—谢尔普霍夫防线我军的兵力薄弱和个别地方被敌人占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选定诺沃扎维多夫斯基—克林—伊斯特拉水库—伊斯特拉—红帕赫拉—谢尔普霍夫—阿列克辛一线作为主要防线。
鉴于战线拉得太长和不便于对加里宁集团实施指挥，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请求最高统帅部缩短方面军战线并把该军队集团转隶给其他方面军指挥。最高统帅部10月17日命令将第22、第29和第30集团军划归重新组建的加里宁方面军指挥。И·С·科涅夫上将被任命为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Д·С·列昂诺夫（军政委级）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И·И·伊万诺夫少将被任命为参谋长。加里宁方面军的组成缩短了西方方面军的防御地带，并且便于对军队实施指挥。
А·И·叶廖缅科中将指挥的布良斯克方面军的处境也极端困难。方面军的大部分部队被围，艰难地向东突围。经过英勇奋战，直到10月23日他们才突破了包围。尾追布良斯克方面军剩余部队的敌古德里安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占领奥廖尔后，于10月29日逼近图拉。
10月间，图拉除了第50集团军正在组建的后勤机关外，没有能防守该市的部队。在10月下半月，有3个遭受严重损失的步兵师撤退到图拉地区。这些兵团仅有500-1,500名士兵，炮兵团总共剩下4门火炮。撤出的部队已精疲力竭。
图拉市的居民大力帮助我军赶制被服，修理武器和技术兵器。在市党组织领导下，他们日日夜夜地辛勤劳动，以便使我部队恢复战斗力。
州委书记В·Г·扎沃龙科夫领导的城防委员会在短期内就组建了工人队伍，并给他们装备了武器。这些工人队伍同布良斯克方面军第50集团军的部队一起在图拉的近接近地上英勇战斗，阻挡住了敌人向该市推进。
А·П·戈尔什科夫大尉和Г·А·阿格耶夫政委领导的图拉市工人团表现得特别顽强和勇敢。该团同撤出的部队一起在科萨亚戈拉地区占领了防线。为了在城市接近地上消灭德军的坦克，图拉防御司令员В·С·波波夫将军还使用了高射炮团。所有防御图拉的部队同敌人打得非常顽强。
古德里安打算一举攻占图拉，尔后从南面迂回莫斯科。但他的这个企图未能得逞。敌人10月30日发起的进攻，被图拉的保卫者所击退，并受到严重损失。
11月10日，最高统帅部决定撤销布良斯克方面军，把图拉的防御任务交给西方方面军。
敌人无论怎样企图在1941年11月份占领图拉，从而打开通往首都的道路，但未能得逞。图拉市象一个无法攻克的堡垒一样屹立着！图拉捆住了德军整个右翼集团的手脚。当时敌人决定迂回图拉，但为此不得不把自己军队的部署拉长，因而使古德里安集团军失去了应有的战役战术密度。
在歼灭莫斯科附近的德军过程中，图拉及其居民起了卓越的作用。
我想没有必要重复叙述战斗行动的整个过程，因为在许多历史著作中已不止一次地详细谈过了。莫斯科附近10月防御战的战果是众所周知的。在一个月的浴血搏斗中，德国法西斯军队总共前进了230-250公里。然而，希特勒统帅部打算在10月中旬攻占莫斯科的计划破产了。敌人被拖得精疲力尽，其突击集团也拖得很散。
敌人的进攻能力一天天在消失。截至10月底，敌人的进攻被阻止在图尔吉诺沃—沃洛科拉姆斯克—多罗霍沃—纳罗福明斯克、谢尔普霍夫以西和阿列克辛地区。这时，加里宁方面军在加里宁地区的防御也得以稳定。
1941年10月保卫首都过程中涌现的英雄人物的名字简直是数不胜数。不仅是个别军人，而且是整个兵团表现出集体英雄主义精神，以自己的丰功伟绩为祖国博得了战斗荣誉。在各个战斗地段，都有这样的部队和兵团。
在沃洛科拉姆斯克方向上，敌人先是加强的第5军后又增加2个摩托化军实施进攻。筑垒地域各分队和重新组建的第16集团军各部队进行了顽强的防御。И·В·潘菲洛夫少将指挥的步兵第316师表现得特别突出。
由莫斯科步兵指挥学校学员组成的混编步兵团调到第16集团军最重要的防御地段。该团的行动由3个反坦克炮兵团支援。
学员开往指定的防御地区前，校长兼团长С·И·姆拉坚采夫对他们说：
“凶恶的敌人要闯入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我们应该阻断它的道路，保卫可爱的首都。我们的职责是，象我们老大哥、光荣的克里姆林宫学员那样战斗。现在没有时间进行你们的毕业考试了。你们将在前线，在与敌人的战斗中经受考验。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会光荣地通过这次考试……”
该团从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出发，急行军85公里，于10月7日晚到达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校长没有看错自己的学员。他们不怕危险、不怕牺牲，牢固地扼守着他们所防守的地段。该团的友邻是潘菲洛夫的步兵第316师。这个师由于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表现出的集体英雄主义精神，以后改编为近卫步兵第8师。
由于总的兵力兵器不足，营防御地域正面宽达7-10公里，纵深达3公里。在整个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当时还未建立绵亘的防御。仅构筑有支撑点，支撑点之间的间隙地由炮兵火力，有些地方还由远射机枪火力控制。
在莫扎伊斯克方向上，В·С·波洛苏欣上校指挥的步兵第32师同敌人由空军支援的摩托化第40军作战，打得特别英勇顽强。自1812年卫国战争以来近130年后的今天，在博罗季诺平原上——在这已成为俄国军人获得不朽荣誉的纪念碑的地方，又爆发了激烈战斗。
在小雅罗斯拉韦茨方向进攻的是敌人步兵第12军和摩托化第57军。在小雅罗斯拉韦茨接近地上，А·Ф·瑙莫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312师以及波多利斯克步校和炮校的学员进行了英勇的搏斗。在梅登地区，我已谈过的И·И·特罗伊茨基上校的坦克兵死守着阵地。在古老的俄国城市博罗夫斯克附近，步兵第110师和摩托化步兵第151旅的指战员使他们的战斗旗帜增添了光荣。坦克第127营的坦克手同他们肩并肩地打退了敌人的攻击。敌人以很大的代价才把我部队击退到普罗特瓦河边，然后到纳拉河边，但它再未能继续前进。
第33集团军在纳罗福明斯克地区，在第5和第43集团军之间占领防御阵地。第43集团军在纳罗福明斯克以南，沿纳拉河东岸占领防御阵地，第49集团军在谢尔普霍夫以西——塔鲁萨以东、阿列克辛一线占领防御阵地。
方面军部队在这一线修好工事后，决心迎击敌人的冲击。
我方面军的部队在3个星期的十月会战中学会了很多东西。部队中开展了大量的政治教育工作，其中心是推广好的歼敌方法，提倡个人的扣集体的英雄主义以及部队和分队的英勇战斗精神。
我想特别强调指出西方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师级）、优秀的共产党员、英勇无畏的军人Д·А·列斯捷夫在安排军队政治工作上所起的重大作用。
1941年11月1日，我被召回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对我说：
“今年十月革命节，除了开庆祝大会外，我们还想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你认为怎样？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这样做吗？”
我回答说：
“敌人在最近几天内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前一阶段的作战中，敌人遭到了严重损失，不得不重新补充兵力和调整部署。为了防备敌人可能进行的空袭，需要加强对空防御，把歼击航空兵从友邻方面军调到莫斯科来。”
众所周知，节日前夕在首都“马雅科夫斯基”地下铁道车站举行了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24周年庆祝大会，11月7日在红场上举行了传统的阅兵式。战士们直接从红场开赴前线。
这件事对于巩固军队和苏联人民的士气起到了巨大作用，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斯大林的演说重申了党和政府有信心一定能够消灭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同时，在受威胁的地段上设置了纵深梯次配置的对坦克防御，构筑了防坦克支撑点和防坦克地域。军队补充了人员、武器弹药、通讯工具、工程器材和其他物质技术器材。从11月1日至15日，西方方面军共补充了10万名官兵、300辆坦克和2,000门火炮。
这些从内地调来的步兵和坦克补充兵团是最高统帅部组建的预备队，集中使用在最危险的方向上。其中大部分集中使用在敌人装甲坦克集团可能实施主要突击的沃洛科拉姆斯克—克林方向和伊斯特拉方向。向图拉—谢尔普霍夫地区也调来了预备队：在这里德军坦克第2集团军和第4野战集团军可能实施再次突击。
11月初，我同最高统帅作了一次不很愉快的通话。
斯大林问我：“敌人现在情况怎样？”
“敌人突击集团的集中接近完成，看来很快就会转入进攻。”
“你认为敌人会在什么地方实施主要突击？”
“从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古德里安坦克集群看来可能绕过图拉向卡希拉实施突击。”
“我同沙波什尼科夫认为，应先敌进行反突击以粉碎敌人正在准备的突击。应向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实施一次反突击，从谢尔普霍夫地区向德军第4集团军的翼侧实施另一次反突击。看来，敌人在那里集结大量兵力，准备向莫斯科突击。”
“最高统帅同志，我们使用哪些兵力实施这些反突击呢？西方方面军没有机动的兵力。我们仅仅有防御的兵力。”
“在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可以使用罗科索夫斯基集团军的右翼各兵团，以及坦克师和多瓦托尔指挥的骑兵军。在谢尔普霍夫地区可以使用别洛夫的骑兵军，格特曼的坦克师和第49集团军的部分兵力。”
“我认为现在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把方面军最后的预备队投入到没有把握取胜的反突击中去。当敌人的突击集团转入进攻时，我们将无法巩固各集团军的防御阵地。”
“你方面军有6个集团军，难道这还少吗？”
“但是，要知道西方方面军的整个防线大大加长了，加上弯曲部目前长达600多公里。我们的纵深内，特别是防线中央的预备队很少。”
斯大林生气地说：“关于反突击问题就这样决定了。今晚就将计划通知下去。”
15分钟后；Н·А·布尔加宁来到我这里，并且一进门就说：
“刚才我受到了斥责。”
“什么斥责？”
“斯大林说：‘你同朱可夫骄傲了。但我们将设法管束你们！’他要求我立刻来找你，迅速组织反突击。”
“请坐下，我们把В·Д·索科洛夫斯基叫来，并预先通知集团军司令员К·К·罗科索夫斯基和И·Г·扎哈尔金。”
两小时后，方面军司令部命令第16、第49集团军司令员和各兵团指挥员实施反突击，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最高统帅部。但是，这些主要由骑兵实施的反突击，未能取得最高统帅所预期的效果。敌人兵力还相当强大，他的进攻气焰还很嚣张。我们只在阿列克辛地区取得了较大的效果：敌第4集团军的部队在这里遭到了巨大损失，未能参加对莫斯科的总攻。
为了继续向莫斯科进攻，希特勒统帅部增调了新的部队。截至11月15日，在西方方面军正面集中了51个齐装满员的师，其中31个步兵师、13个坦克师和7个摩托化师。
在沃洛科拉姆斯克—克林方向和伊斯特拉方向，К·К·罗科索夫斯基集团军的正面上，敌人集中了第3和第4坦克群（编有7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师和4个步兵师），并有将近2,000门火炮和强大的航空兵群支援。
在图拉—卡希拉方向，第50集团军正面上，敌军突击集群由摩托化第24、第47军和步兵第53、第43军编成，总兵力为12个师（其中4个坦克师和3个摩托化师）。它们还得到强大的机群支援。
由6个军编成的敌第4野战集团军展开在兹韦尼戈罗德、库宾卡、纳罗福明斯克、波多利斯克、谢尔普霍夫等方向上。该集团军奉命实施正面突击以牵制和削弱西方方面军的防御部队，尔后向防线中央莫斯科方向实施突击。
德军统帅部于11月15日向我加里宁方面军的第30集团军（该集团军在伏尔加河水库以南的防御阵地很薄弱）实施了突击，从而开始了进攻莫斯科的第二阶段。与此同时，敌人还向西方方面军部队，即向绍沙河以南К·К·罗科索夫斯基集团军的右翼实施了突击。敌人向该集团军地带内的捷里亚耶瓦—斯洛博达地区实施了辅助突击。
敌人投入了300多辆坦克来进攻加里宁方面军第30集团军，而该集团军总共只有56辆武器较差的轻型坦克。防御抗击不了敌人攻击，很快被突破了。
从11月16日早晨起，敌军开始从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向克林急速发展进攻。我们在这个地区没有预备队，因为预备队按照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已调到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实施反突击，并在那里被敌人牵制住了。
在同一天，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实施了强有力的突击。在伊斯特拉方向上，敌人2个坦克师和2个步兵师实施进攻。敌人为了对付我150辆轻型坦克而投入了400辆中型坦克。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第16集团军的各步兵师（即И·В·潘菲洛夫将军的第316师，А·П·别洛博罗多夫上校的第78师，П·Н·切尔内绍夫将军的第18师，С·И·姆拉坚采夫的独立学员团，近卫步兵第1师，独立坦克第23、27、28旅和Л·М·多瓦托尔少将的骑兵集群）打得特别顽强。
11月17日23时，最高统帅部命令把加里宁方面军第30集团军转隶给西方方面军，因此方面军的防线又重新向北伸延到伏尔加河水库。Д·Д·列柳申科少将被任命为第30集团军司令员。
11月16日到18日的战斗，对我们来说是很困难的。敌人不顾一切，不惜一切代价，用坦克在先头开路，妄图冲进莫斯科。
但是，我纵深梯次配置的炮兵和坦克防御，以及组织良好的各兵种的协同动作，使敌人无法突破第16集团军的战斗队形。该集团军缓慢地但很有秩序地撤退到事先准备好的并为我炮兵所占领的地区，在那里又重新英勇顽强地战斗，打退了希特勒匪帮的冲击。
编入第16集团军的近卫坦克第1旅在作战中表现得无比英勇。在10月，该旅（当时为坦克第4旅）曾在奥廖尔和姆岑斯克附近英勇战斗，为此得到了崇高的荣誉，被命名为近卫坦克第1旅。现在，在11月保卫莫斯科接近地的战斗中，近卫坦克兵又以新的功绩更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光荣的战斗声誉。
国防委员会、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部分领导人员仍留在莫斯科。莫斯科的工人们为保证保卫莫斯科的部队得到武器，弹药和技术兵器，每天劳动12-18小时。
然而对首都的威胁并未消失。敌人虽是缓慢地，却是日益逼近莫斯科。
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德军在加里宁方面军的第30集团军的地段取得了战术突破后不久，斯大林打电话问我：
“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力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
“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2个集团军和200辆坦克。”
“你能有这样的信心，这不错。你打电话到总参谋部去接洽一下，看把你所要的2个预备队集团军集中到哪里。它们在11月底将准备好，但是坦克现在还不能给。”
经过半小时后，我同А·М·华西列夫斯基已商量好，第1突击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以及第20集团军的所有兵团将转隶西方方面军。新编成的第1突击集团军将集中于亚赫罗马地区，第10集团军将集中于梁赞地区。
在图拉-莫斯科战役方向上，敌人于11月18日转入了进攻。在第50集团军步兵第413和第299师担任防御的韦尼奥夫方向上，敌人坦克第3、第4和第17师实施进攻。该集团突破我防线后，占领了博洛霍沃-杰季洛沃地区。为了抵抗敌人，我们将步兵第239师和骑兵第。41师仓促调到乌兹洛瓦亚地区。在这里激烈的战斗日夜不停，我军表现了集体英雄主义。步兵第413师各部队打得特别顽强。但是，11月21日，乌兹洛瓦亚和斯大林诺戈尔斯克被古德里安坦克集团军的主力所占领。在米哈伊洛夫方向上，敌人摩托化第47军实施进攻。在图拉地区造成了非常复杂的情况。
在此种条件下，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用А·Л·格特曼上校（现为大将）指挥的坦克第112师加强卡希拉战斗地段；用坦克旅和其他部队加强梁赞战斗地段；用坦克第9旅、独立坦克第35和第127营加强扎赖斯克地段；用步兵第510团及1个坦克连加强拉普捷沃地段。
11月26日，敌人坦克第3师迫使我军后撤，并在图拉以北地区截断了图拉-莫斯科铁路和公路。但是，在卡希拉地区的П·А·别洛夫将军指挥的近卫骑兵第1军，坦克第112师以及方面军其他许多部队，阻止了敌人在该地段继续前进。为了支援在那里作战的部队，我们又增调了步兵第173师和火箭炮第15团。
11月27日，П·А·别洛夫骑兵军在坦克第112师、步兵第173师和其他部队协同下，向敌古德里安部队实施了迅猛的反突击，在韦尼奥夫方向把敌人向南击退了10-15公里。
11月30日以前，在莫尔德韦斯以南的这一地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敌人在这里未取得胜利。德军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官古德里安确信在卡希拉-图拉地区不可能粉碎苏军的顽强抵抗和从这里冲向莫斯科。希特勒匪帮被迫在该地段转入防御。
在这一地区作战的苏军，打退了敌人的所有突击，使敌人受到了很大损失，阻止住了敌人向莫斯科推进。
在方面军右翼伊斯特拉、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地区情况仍很糟。
11月23日，敌人坦克冲进了克林。为了不使我军部队有被围的威胁，在23日夜里不得不把它们撤到下一个后方地区。第16集团军经过激烈的战斗后，撤出克林。由于失去了克林，在第16和第30集团军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仅由我军一个薄弱的集团掩护。
11月25日，第16集团军又从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撤退了。这里出现了极严重的局势。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从方面军其他地段向这里抽调了一切可能的力量。独立的坦克群、防坦克枪组、炮兵连和从防空司令员М·С·格罗马金将军那里抽调的高炮营，都调到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地区。无论如何必须把敌人阻止在这个危险地段上，直到谢尔普霍夫地区的近卫步兵第7师和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2个坦克旅及2个反坦克炮团开到这里为止。
我军的防线弯曲成了弓形，出现了很多薄弱的地方，似乎可能发生无法补救的事件。但是没有！军队死守阵地，而在得到增援部队后又重新建立了敌人无法攻破的防线。
11月29日傍晚，敌人坦克部队利用我亚赫罗马地区莫斯科伏尔加运河桥上的防御薄弱，攻占了桥梁，越过了运河。在这里敌人的坦克部队被В·И·库兹涅佐夫中将所指挥的第1突击集团军开来的先头部队所阻止，经过激战后被击退到运河那边去了。
前线的状况确实非常复杂。因此有时发生一些事情只能用局势太紧张来加以解释。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
最高统帅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获得的情报说，我军放弃了纳哈宾诺西北的杰多夫斯克城。这里离莫斯科非常近。
斯大林自然对这样的消息感到非常不安，因为11月28日和29日，А·П·别洛博罗多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9师还是比较顺利地打退了敌人在伊斯特拉地区多次疯狂的冲击。可是只过了一昼夜，杰多夫斯克据说落入了希特勒匪帮的手中……
最高统帅打电话问我：
“你是否知道杰萝夫斯克被敌人占领了？”
“斯大林同志，不知道。”
所大林立刻生气地说：“司令员应当知道在他的前线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赶快到现地去亲自组织反冲击，收复杰多夫斯克。”
我试图予以反驳说：“在这样紧张的情况下，离开方面军司令部未必慎重。”
“不要紧，我们会想办法应付，在这期间由索科洛夫斯基暂时代替你。”
放下听筒后，我马上同К·К·罗科索夫斯基联系，要求他说明为什么方面军司令部对于放弃杰多夫斯克一点都不知道。但立刻就弄清楚了，杰多夫斯克城未被敌人占领，可能指的是杰多沃村。在霍万斯科耶—杰多沃—斯尼吉里及其以南地区，近卫步兵第9师正在进行防御战斗，不让敌人沿沃洛科拉姆斯克公路向杰多夫斯克和纳哈宾诺实施突破。
我决定给最高统帅打电话说明是弄错了。斯大林大发雷霆。他要求我立刻出发去К·К·罗科索夫斯基那里，并设法把这个最不幸的居民地一定从敌人手里夺回来。还命令我带上第5集团军司令员Л·А·戈沃罗夫，并说：“他是炮兵，让他帮助К·К·罗科索夫斯基组织炮兵火力，以支援第16集团军。”
在这种情形下，反对已没有意义。当我把Л·А·戈沃罗夫叫来并给他规定了任务时，他完全有理由地试图证明没有必要去这一趟：第16集团军有自己的炮兵主任В·И·卡扎科夫炮兵少将，集团军司令员К·К·罗科索夫斯基也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为什么在这样紧急的时刻让戈沃罗夫离开自己的集团军。
为了不再对这个问题进行争辩，我不得不向Л·А·戈沃罗夫将军解释说，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
我们去К·К·罗科索夫斯基那里，然后又同他一起去到А·П·别洛博罗多夫的师。师长对于我们来到他部队驻地未必高兴。因为他当时正急得要命，又不得不向我们说明关于敌人占领杰多沃村深谷那边几幢房子的情况。
А·П·别洛博罗多夫汇报了情况，并令人十分信服地说明了，从战术考虑夺回这几幢房子是不合适的。可惜我不能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我绝对不能根据战术上的考虑来行动。因此我命令А·П·别洛博罗多夫派1个步兵连和2辆坦克把占领那几幢房子的德军一个排驱逐出去。这一任务完成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一些严重的事情。
12月1日，德军突然在战线中央，在第5和第33集团军接合部突破了我军防线，并沿公路向库宾卡推进。但是，在阿库洛沃村附近，步兵第32师挡住它的去路。该师以炮兵火力消灭了敌人部分坦克。敌人不少坦克在地雷场被炸毁。
当敌坦克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撤回到戈利齐诺后，在这里被方面军预备队及第5和第33集团军开来的部队彻底粉碎。12月4日，敌人的这次突破已被全部粉碎。在战场上，敌人丢下了1万多具尸体，50辆被击毁的坦克和许多其他技术兵器。
12月底，根据德军各个集团行动的特点和突击的力量判断，敌人已精疲力竭，已再没有力量来实施进攻行动。
在莫斯科会战过程中，敌人将各突击集团展开在宽大的正面上，并以装甲坦克部队作为拳头实施深远的突破，从而使自己军队的正面铺得太宽，以致在莫斯科近接近地的最后战斗中失去了突破能力。希特勒统帅部没有料到会遭受如此重大的损失，而且无法弥补这些损失和加强自己在莫斯科附近的军队集团。
从俘虏的供词中察明，敌人某些连队仅剩下20-30人，德军的士气急剧下降，对攻占莫斯科已失去了信心。
西方方面军的部队也蒙受了很大损失，精疲力竭，但仍坚守防御阵地，而且由于得到预备队的加强，在同敌人的战斗中成十倍地增加了自己的力量。
在进攻莫斯科第二阶段的20天中，德军伤亡155,000官兵，损失约800辆坦克、数百门火炮和大量飞机。严重的损失和战略计划的破产，使广大德军士兵对整个战争的结局发生了怀疑。在世界舆论中，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了。
前希特勒的将军和元帅们企图把攻占莫斯科计划的破产以及整个战争计划的破产归罪于希特勒，似乎希特勒没有听他们的建议，在八月份停止了“中央”集团军群向莫斯科挺进，而将其部分军队调回到乌市兰。
例如德国将军F·梅伦丁写道：“对莫斯科的突击，古德里安是赞成的，可是八月份却停止了这一突击，决定首先攻占乌克兰。如果它始终被看成决定整个战争结局的主要突击的话，可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俄国的心脏会受到创伤。”
古德里安将军、霍特将军以及其他人认为，除了希特勒的错误外，他们军队在莫斯科附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俄国的气候寒冷。
当然，天气和自然条件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起作用。所有这些虽然都在同样程度上对作战双方起作用。但希特勒匪徒身上穿着从居民那里抢来的御寒衣服，脚上穿着简陋的自制稻草套靴。短皮大衣、毡靴、棉背心、防寒衬衣，所有这一切也都是武器！我们国家保证自己的战土穿得很暖和。而德军却没有过冬的准备。
这是由于希特勒统帅部打算轻装走遍俄国，计划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内就结束整个战争。就是说，问题不在于天气，而在于法西斯上层领导集团政略和战略上的过失。
另一些将军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把一切都归罪于道路泥泞。这种说法并不新奇。断送了80万军队的拿破仑也归罪于俄国的天气。
但我亲眼看到，在同样的道路泥泞中，成千成万的莫斯科人，主要是妇女进行他们并不习惯的艰苦的工程作业，挖防坦克壕、堑壕，设置桩砦，修筑障碍物，搬运沙袋。泥泞粘住了他们的脚和运土的手推车的轮子，使本来对妇女不适用的铁锹大大加重了。
我还想对那些企图用天气不好来掩盖在莫斯科附近失败的真正原因的人补充说一句，1941年10月，道路泥泞时期是比较短的。11月最初几天比较冷，下了雪，道路到处畅通无阻。在希特勒军队发赶“总攻”的11月份，在莫斯科方向作战地区内，气温稳定在零下7°-10°。大家知道，在这样天气条件下，是不会有泥泞的。
不！不是雨和雪在莫斯科附近阻住了法西斯军队，而是受到苏联人民、首都和祖国支持的苏军的不届不挠、坚忍不拔的精神和英雄主义打败了德军百万以上精锐部队。
至于谈到暂时不进攻莫斯科和将部分兵力调到乌克兰的问题，可以说，如果不进行这次战役，德军“中央”集团的情况会更糟。因为，在9月被用以填补西南方向上缺口的最高统帅部预备队，在12月反攻时，可以在敌人“中央”集团军群进攻莫斯科时用来向其翼侧和后方实施猛烈的突击。
由于第二阶段进攻莫斯科的完全失败和闪击战计划的破产而发疯的希特勒，为自己找到了“替罪羊”，撤销了陆军总司令布劳希齐元帅、“中央”团军群司令冯·博克元帅、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古德里安将军和几十名其他将军的职务。而在一个半到两个月前，希特勒还慷慨地授予这些人以十字勋章。希特勒宣布自己为陆军总司令，看来，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对军队起到魔术般的作用。
1941年12月11日，希特勒德国政府宣布对美国作战。显然，希特勒想以此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他想表明，德国虽然遭受了损失，仍然是强大的，不仅能够同苏联、英国作战，而且能够同美国作战。第二、他想加速推动日本对美作战，以避免美国在欧洲参加对德战争。斯大林得知这一消息后，笑道：
“有意思，希特勒德国准备用什么力量同美国作战？它既没有能进行这种战争的远程航空兵，也没有相应的海上兵力。”
有人不止一次地问我，苏军在莫斯科附近怎样粉碎了强大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以及如何把敌人残部赶到西边去的？
关于在莫斯科附近粉碎德军的问题已有过不少记载，而且在我看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曾作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的我也想对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意见。
众所周知，法西斯德军统帅部在莫斯科方向上实施代号为“台风”的战役，企图在维亚济马—莫斯科方向和布良斯克—莫斯科方向上消灭苏军，然后从南北两面迂回莫斯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占领莫斯科。敌人打算用两次包围的方法逐次达到这一战略目的。首先计划在布良斯克和维亚济马两地区内实施第一次包围，消灭苏军；为了实施第二次包围和攻占莫斯科，敌人企图用装甲坦克部队经克林和加里宁从西北，经图拉和卡希拉从南面对莫斯科作纵深迂回，以求在诺金斯克地区完成战略合围。
但是，希特勒最高统帅部在计划实施这样复杂的战略性战役时，在兵力和兵器的估计上犯了很大错误。它过低地估计了红军的力量，而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
法西斯德军统帅部集结的兵力只能够在维亚济马和布良斯克地区突破我军防线，把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部队击退到加里宁—亚赫罗马—红波利亚纳—克留科沃—纳拉河和奥卡河—图拉—卡希拉一线。
因此，在10月初，敌人达到其当前目标后，不可能开始“台风”战役的第二阶段。
为了实施“台风”战役的第二阶段而建立突击集团时，敌人同样犯了严重的错误。敌人的翼侧集团，特别是在图拉地区作战的翼侧集团，力量很薄弱，其编成内没有足够数量的诸兵种合成兵团。在那种条件下，对装甲坦克兵团的指望落空了。它们受到很大损失，丧失了突破能力。德军统帅部未能同时向西方方面军的战线中央实施突击，尽管他在那里有足够的兵力。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从次要地段上把所有的预备队（包括师的预备队）自由地从中央调往两翼，来抗击敌人的突击集团。
某些军事历史著作断言，莫斯科会战的战役中不包括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10月份进行的战斗；说什么敌人起初在莫扎伊斯克防线完全受阻，尔后希特勒统帅部似乎才不得不准备新的“总攻战役”。
以上所谈的关于“台风”战役破产的情况，就驳倒了这种说法。关于德军在11月份大量补充兵员、物质器材和对其左翼坦克兵团的部署作某些调整的引证，同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众所周知，在每一次战略性进攻战役中，通常都采取这些措施，因而也不能成为决定此次战役开始和结束的因素。
主要的是，11月初，我们成功地及时察明了敌人突击集团向我防线的两翼集中，因而正确地判定了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为了对付敌人的突击，我们建立了拥有大量反坦克兵器和工程器材的纵深梯次配置的防御。在这里，在最危险的方向上，集中了我们全部坦克部队的主力。
敌人长达1,000公里以上的交通线经常受到游击队的破坏。游击队经常以自己的英勇行动破坏敌军的供应及其指挥机关的工作。
希特勒军队的严重损失，“台风”战役的旷日持久，苏军的顽强抵抗，所有这些都大大地削弱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战斗力，使之张惶失措，丧失了胜利信心。
在莫斯科会战过程中，苏军同样受到很大损失，但他们直到防御战役结束时仍然保持着应有的战斗力和必胜的信心。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
红军粉碎了希特勒企图攻占列宁格勒并使德国法西斯军队同芬兰军队会合的计划。红军在季赫温地区转入反攻，消灭了敌人，占领了城市。与此伺时，南方方面军也转入反攻，占领了顿河畔的罗斯托夫。
在此条件下准备了莫斯科附近的反攻。这一反攻的思想早在11月就有了。它是在防御战役的过程中最后形成的，是苏联最高统帅部一切企图和计算中最重要的一个不变要素。
由于当时情况极其复杂，不可能为组织实施反攻创造比较有利的条件，我们不得不在艰难的防御战役过程中准备反攻，其实施的方法是在一切征候表明希特勒军队已不能抗击我军反突击时才最后确定的。为防御战斗的胜利所鼓舞的我军，没有任何间歇地转入了反攻。
11月29日，我给最高统帅打电话，汇报情况，请求他下令开始反攻。
斯大林很认真地听，然后问我：
“你确信敌人已接近危机状态而没有可能投入新的重兵集团吗？”
“敌人已极端虚弱。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消除敌人楔入的危险，敌人将来可能从其‘北方’集团和‘南方’集团抽调强大的预备队来加强在莫斯科地区的军队，那时局势可能严重复杂化。”
斯大林说，他同总参谋部商量一下。
我请方面军参谋长Б·Д·索科洛夫斯基（他也认为，是把各预备队集团军投入战斗的时候了）打电话同总参谋部联系，说明我们的建议：立即开始反攻是合适的。
11月29日晚上，我们接到通知，最高统帅部已决定开始反攻，并要我们呈报反攻战役计划。11月30日晨，我们把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反攻计划的意见，标绘在地图上附以最必要的说明，报告了最高统帅部。我们没有必要详细报告，因为所有主要内容早已亲自与斯大林、Б·М·沙波什尼科夫和А·М·华西列夫斯基商量过了。我呈送计划时只给А·М·华西列夫斯基一封简短的便函：“清急速向国防人民委员斯大林同志报告西方方面军的反攻计划并下达训令，以便开始准备战役，否则，可能延误战役准备的时间。”
计划图的说明首先指出，根据情况，方面军内各集团军不能同时转入反攻。进攻的时间规定如下：
“1．进攻开始的时间，根据部队卸载、集中和补充武器的时间，规定为：第1突击集团军、第20集团军、第16集团军和戈利科夫集团军——自12月3日晨至4日；第30集团军—-12月5-6日。”
在说明的最后一点规定，各集团军的编成与最高统帅部的训令完全符合。我们规定西方方面军的任务是：
“……当前任务：向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和伊斯特拉方向实施突击，粉碎方面军右翼的敌军主要集团，向乌兹洛瓦亚和博戈罗季茨克古德里安集团的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粉碎方面军左翼的敌人。
“为了在其余战线上牵制住敌人兵力，使其不能机动部队，方面军第5、33、43、49和50集团军于12月4-5日转入进攻，完成有限的任务。
“航空兵主要集团（四分之三）用来与右翼突击集团协同动作，其余部分用来与左翼戈利科夫中将集团军的协同动作。”
斯大林在计划上简单地写“同意”，并签了字。
至于西方方面军编成内各集团军部队的任务，规定如下：
В·И·库兹涅佐夫中将指挥的第1突击集团军应在德米特罗夫-亚赫罗马地区展开自己的全部兵力，并在第30和第20集团军协同下向克林方向实施突击，尔后向捷里亚耶瓦-斯洛博达的总方向进攻；
第20集团军从红波利亚纳-白拉斯特地区出发，与第1突击集团军和第16集团军协同，向索耳涅奇诺戈尔斯克总方向实施突击，从南面迂回该市，尔后向沃洛科拉姆斯克实施突击，此外，第16集团军应以其右翼向克留科沃实施突击，尔后依据情况行动；
第10集团军与第50集团军协同，向斯大林诺戈尔斯克-博戈罗季茨克方向实施突击，尔后继续向乌帕河以南进攻。
因此，完成在西方方面军两翼反攻的当前任务后，我们就可以粉碎敌“中央”集团军群的突击集团，排除对莫斯科的直接威胁。要想给方面军部队规定比较长远的和决定性的目标，当时我们还没有力量。我们只是想把敌人击退到距莫斯科尽可能远的地方，并使之遭受尽可能大的损失。
尽管给我们增调了3个集团军，但西方方面军在数量上并没有对敌人占优势（除航空兵外）。在坦克和炮兵上，敌方占优势。这是我军在莫斯科附近反攻的一个主要特点。
1941年11月30日夜，最高统帅部在全面分析了加里宁方面军战斗的进程和结果之后，得出结论：该方面军11月27-29日在各个方向实施的局部进攻的方法，在此具体情况下是无效的。
最高统帅部命令加里宁方面军在近2-3天内集中兵力不少于5-6个师的突击集团，向图尔吉诺沃实施突击，前出到敌人克林集团的后方，以协助西方方面军部队歼灭该集团。
方面军司令员И·С·科涅夫将军接到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后，报告说，他因兵力不足、缺少坦克不能执行这一命令。他建议，实施夺回加里宁的局部战役，以代替最高统帅部预定的深远而强大的突击。
最高统帅部完全正确地指出，加里宁方面军司令员的建议不仅不符合，而且直接违背在莫斯科附近实施坚决的反攻这一总目的。
斯大林委托副总参谋长А·М·华西列夫斯基将军（他与斯大林共同签发了上述建立加里宁方面军突击集团的训令）与И·С·科涅夫将军谈谈，说明他的错误和事情的实质。华西列夫斯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他详细地了解了方面军的战役态势、编成和能力后，于12月1日通过“博多”机告诉И·С·科涅夫：
“只有积极的行动和坚决的目的才能破坏德军向莫斯科的进攻，从而不仅解救莫斯科，而且为重创敌人奠定基础。如果我们近日内不这样作，那就会延误战机。加里宁方面军在达成这一目的上占有极为有利的战役态势，不能袖手旁观。你必须集中一切力量打击敌人，你当面的敌人是不强的。请相信，胜利是有保证的。”
然后，А·М·华西列夫斯基详细地了解方面军的兵力，建议从哪里抽调哪些师，如何用方面军预备队的炮兵加强这些师。
他强调说：“现在每一小时都是宝贵的，所以，必须采取一切措施，不迟于4日晨开始战役”。
方面军司令员只好承认最高统帅部的计算正确，并保证他将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实施突击。И·С·科涅夫在最后却说：“我冒险去干”。
12月4日深夜，最高统帅打电话问我：
“除了已给你们的以外，方面军还需要什么？”
我回答说：“需要得到最高统帅部预备队航空兵和国土防空军航空兵的支援。此外，还需要至少200辆坦克。方面军没有坦克就不能迅速地扩大反攻的战果。”
又同上次谈话一样，斯大林说：“现在没有坦克，不能给你们，航空兵可以。请你同总参谋部接洽一下，我立刻打电话去。我们已下令12月5日加里宁方面军转入进攻。12月6日西南方面军的右翼战役集群在叶利齐地区转入进攻。”
从总参谋部进一步明确：
“加里宁方面军的部队协助西方方面军反攻。其任务是，在西南方向上实施突击，前出到敌克林—索尔涅奇诺戈尔斯克集团的后方，以协助西方方面军部队消灭该集团。
“西南方面军对敌叶利齐集团实施突击，协助西方方面军消灭莫斯科西南的敌军。”
12月初下的一场大雪给军队的集中、变更部署和前进到所准备的战役出发地区带来了一些困难。在克服这些困难后，各兵种于12月6日清晨前已作好转入反攻的一切准备。
1941年12月6日晨到来。西方方面军的部队从首都南北两面开始了反攻。在加里宁和叶利齐地区友邻方面军也向前推进。敌我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
进攻的第一天，加里宁方面军就突破了敌人防御前沿，但未能击退敌人。只是经过10天的顽强战斗和改变进攻战术后，方面军部队才开始向前推进。这发生在西方方面军右翼消灭了罗加切沃—索耳涅奇诺戈尔斯克地区德军集团并包围了克林以后。
12月13日，西方方面军Д·Д·列柳申科指挥的第30集团军和第1突击集团军部分兵力逼近克林。苏军从四面包围了该城，并攻入市内，经过激战，于12月14日夜肃清了克林之敌。
第20和第16集团军的进攻很顺利。12月9日日终前，第20集团军粉碎了敌人的顽强抵抗，逼近索耳涅奇诺戈尔斯克，并于12月12日将敌人驱逐出城。第16集团军12月8日解放了克留科沃，并向伊斯特拉水库发展进攻。
Л·А·戈沃罗夫将军指挥的第5集团军右翼部队也在向前推进。第5集团军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第16集团军的胜利。
我们解放克林后，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到了那里。
12月底，我们在《真理报》上看到了艾登返回伦敦后的声明。他在谈到访苏的印象时说：“我有幸看到了俄国军队的某些功绩，真正伟大的功绩、”
12月19日，近卫骑兵第2军军长Л·М·多瓦托尔少将和骑兵第20师师长М·П·塔夫利耶夫中校在帕拉什基诺村地区（鲁扎西北12公里处）阵亡，对我们是很大的损失。根据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追授Л·М·多瓦托尔以苏联英雄称号。
西方方面军右翼的反攻一直在不间断地进行，他们得到方面军航空兵、国土防空军航空兵和А·Е·戈洛瓦诺夫将军指挥的远程航空兵的积极支援。航空兵对敌人炮兵阵地、坦克部队和指挥所实施了强大的突击，而当希特勒军队开始退却时，还对敌步兵、装甲坦克和汽车运输纵队进行了扫射和轰炸。结果，敌人撤退后，往西去的全部道路被他们的技术兵器和汽车所堵塞。
方面军首长向敌人后方派出了滑雪部队、骑兵和空降兵，以消灭退却的敌人。游击队同各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配合行动，也展开了对敌斗争。它们的行动使德军统帅部的处境更加严重了。
12月3日，在方面军的左翼，第50集团军和П·А·别洛夫将军指挥的骑兵军开始消灭图拉地区敌古德里安坦克集团军。古德里安集团军的坦克第3和第17师以及摩托化第29师损失了70辆坦克后，向韦尼奥夫方向仓惶败退。
12月6日，第10集团军在米哈伊洛夫地区投入战斗，该地区的敌人企图固守防御阵地，以掩护正在退却的坦克第2集团军的翼侧。12月8日，第50集团军的其余部队也从图拉地区转入进攻，使敌人从韦尼奥夫和米哈伊洛夫撤退的道路有被切断的威胁。
方面军和最高统帅部航空兵不间断地支援第10和第50集团军的行动以及П·А·别洛夫将军指挥的骑兵军的突击。
古德里安集团军被从两翼深深包围，没有力量击退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战役集群的反攻，开始向乌兹洛瓦亚、博戈罗季茨克、苏希尼奇总方向仓惶撤退，丢弃了重武器、汽车、牵引车和坦克。
经过10天战斗，西方方面军左翼部队使古德里安坦克第2集团军遭到了严重损失，并向前推进了130公里。
在西方方面军左侧，重建的布良斯克方面军各兵团也在顺利地向前推进。当我军进抵奥列什基—斯塔里察—拉马河和鲁扎河—小雅罗斯拉韦茨—吉洪诺瓦普斯滕—卡卢加—莫萨利斯克—苏希尼奇—别廖夫—姆岑斯克—诺沃西利一线后，苏军在莫斯科附近反攻的第一阶段即告结束。
对图拉的威胁被最后解除了。在反攻中，А·Л·格特曼的坦克师和П·А·别洛夫的骑兵军起了主要作用。В·С·波波夫中将指挥的第50集团军快速战役集群在解放卡卢加城时对敌实施了决定性的突击。
在战斗中极度削弱和疲惫不堪的德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并在我军压力下向西败退。我们认为，对于西部方向（西方方面军、加里宁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方向），反攻的下一阶段应当是加强以相应的兵力兵器，继续进行反攻，直到取得完全胜利。也就是说恢复这些方面军在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进攻战役之前所占领的态势。
如果当时我们能从最高统帅部得到4个集团军的加强（加里宁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各加强1个集团军，西方方面军加强2个集团军），那末我们就有实际可能对敌人实施更强有力的突击，把他们驱逐到离莫斯科更远的地方，甚至有可能进抵维捷布斯克—斯摩棱斯克—布良斯克一线。
苏军12月份在中央战略方向上反攻所取得的胜利，具有很大的意义。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突击集团损失惨重，并向后退却。
但是，从整个来说，敌人仍然是有力量的。在我战略战线的中段，敌人进行了顽强抵抗。我军在罗斯托夫和季赫温附近顺利开始的进攻战役也未取得预期的战果，而处于僵持状态。
但是，由于受到在莫斯科附近歼灭德国法西斯军队以及在反攻中取得胜利的影响，最高统帅过于乐观，认为德军在其他战线上也将抵挡不住红军的突击，只需组织对其防御的突破就行了，因此产生了在全线（从拉多加湖至黑海）尽快开始总攻的思想。
1942年1月5日晚，我作为最高统帅部的成员被召到最高统帅那里商讨红军的总攻计划草案。
在Б·М·沙波什尼科夫通报了前线情况和谈了计划草案以后，斯大林说：
“德军由于在莫斯科附近的失败而惊慌失措，而且他们过冬的准备很差。现在正是转入总攻的最好时机。敌人企图把我们的进攻拖迟到明年春季，以便他春季集中力量再转入积极行动。他想赢得时间，获得喘息的机会。”
根据我的记忆，在座的人没有反对的意见。斯大林进一步发挥自己思想。他象往常一样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继续说：“我们的任务是，不给德寇喘息的机会，不停顿地把它向西驱赶，迫使它在春季以前就消耗尽自己的预备队……”
他特别强调“春季前”三宇。停了一下，他解释说：“到那时，我们将有新的预备队，而德国人将不会有更多的预备队了……”
最高统帅谈过战争可能的前景之后，转入各个方面军的实际行动。
最高统帅部的企图是这样：考虑到西线各方面军反攻的顺利进展，总攻的目的是消灭各个战线的敌军。
计划向敌人“中央”集团军群实施主要突击。预定粉碎该部敌人的方法是，以西北方面军左翼部队、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从两面迂回并随后围歼勒热夫、维亚济马和斯摩棱斯克地区敌人主力。
列宁格勒方面军和沃尔霍夫方面军部队、西北方面军右翼部队的任务是：粉碎“北方”集团军群。
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的任务是粉碎敌人的“南方”集团军群，解放顿巴斯，而高加索方面军和黑海舰队的任务是解放克里木。
预定在最短时期内转入总攻。
说明计划草案后，斯大林让在座的人员发表意见。
我报告说：“在西线，这里条件比较有利，敌人还未来得及恢复部队的战斗力，应当继续进攻。但是，为了取得进攻的胜利，必须补充人员和技术兵器，增加预备队首先是坦克部队。如果得不到补充和加强，进攻就不可能胜利。
“至于谈到我军在列宁格勒附近和西南方向上的进攻，我军将遇到敌人顽强的防御。没有强大的炮兵支援，他们不可能突破敌人防线，而本身会弄得疲惫不堪，遭受不应有的重大损失。我主张加强西线各方面军，在这里实施强大的进攻。”
Н·А·沃兹涅先斯基支持我的意见说：“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足以保障各个方面军同时进攻用的物资。”
斯大林说：“我同铁木辛哥商量过，他主张还在西南方向进攻。应当尽快消灭德寇，使之不能在春季进攻。谁还想讲话？”
没有人回答。对最高统帅的意见也就没有讨论下去。
走出办公室后，Б·М·沙波什尼科夫对我说：
“你的意见白提。这个问题最高统帅早已决定了。”
“那为什么当时还要征求我们的意见呢？”
Б·М·沙波什尼科夫说：“不知道，不知道，老兄！”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1942年1月7日，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接到进攻的训令。为了执行这一训令，军事委员会给方面军部队规定了以下继续反攻的补充任务：
方面军右翼部队（第1突击集团军、第20和第16集团军）继续向瑟切夫卡总方向进攻，并在加里宁方面军协同下粉碎瑟切夫卡—勒热夫集团；
中线部队（第5和第33集团军）向莫扎伊斯克—格扎茨克的总方向进攻；第43、第49和第50集团军向尤赫诺夫实施突击，粉碎敌人尤赫诺夫—孔德罗沃集团，向维亚济马发展进攻；
П·А·别洛夫将军指挥的加强骑兵军向维亚济马地区前进，同С·В·索科洛夫少将指挥的骑兵第11军（属加里宁方面军）会合，以便共同对敌人维亚济马集团实施突击（在同一时期，在维亚济马地区积极行动的还有强大的游击队）；
第10集团军向基洛夫进攻，并掩护方面军的左翼。
右邻加里宁方面军的任务如上所述，是向瑟切夫卡、维亚济马的总方向进攻，并以部分兵力迂回勒热夫；其第22集团军应向别雷发展进攻。
西北方面军应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实施进攻。М·А·普尔卡耶夫中将指挥的第3突击集团军向大卢基总方向进攻；А·И·叶廖缅科上将指挥的第4突击集团军向托罗佩茨-韦利日展开进攻。
西南方面军右翼集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各集团军的任务是钳制当面之敌，不让他把部队调往中线和顿巴斯。
西南方向的军队应攻占哈尔科夫，夺取第聂伯罗彼德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两地区内的登陆场。
总攻的计划很大，然而在许多方向上，其中包括主要的西部方向上的兵力兵器却没有足够的保证。最高统帅当然非常了解这一情况。但他认为，如果严格执行把兵力集中用于突击集团的原则，善于实施炮兵进攻，就是用各方面军现有的能力才能摧毁德国法西斯军队的防线。
1月10日，各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接到最高统帅的指示信，其中包括斯大林1942年1月5日在上述会议上讲的对军事形势的判断，以及对各方面军建立突击集团和组织炮兵进攻的具体指示。
现摘引指示信中最重要的段落如下：
“为了取得1942年的胜利，我军必须学会突破敌人的防线，学会组织对敌防御全纵深的突破，从而给我们的步兵、坦克兵和骑兵开辟前进道路。德军不是只有一道防线，他们正在构筑并很快建成第二道和第三道防线。如果我军不学会迅速而准确地摧毁和突破敌人防线的本领，我们就不可能前进……”
尔后，指出斯大林所说的取得战斗胜利必须遵守的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以突击集团进攻。“……我军通常是以独立的师或旅沿正面成一线进攻。显然，这种组织进攻的方法是不会有效果的，因为它不能在某一地段造成兵力优势。这样进攻必遭失败。只有在某一地段上形成巨大的对敌兵力优势，进攻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为此，就必须在担负突破敌人防御的每个集团军内建立一个由3-4个师组成的突击集团，集中在某一地段实施突击。这是集团军首长的首要任务，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一定地段上造成巨大的兵力优势和突破敌防御的胜利……”
第二个条件是关于“炮兵进攻”的指示。
“……我们常常让步兵在没有炮兵、没有任何炮兵支援的情况下进攻敌人的防线，尔后又埋怨步兵不去攻击预有防御准备的占领阵地的敌人。显然，这样的‘进攻’不会取得预期的结果的。这不是进攻，而是一种犯罪行为，对祖国、对遭受无谓牺牲的军队的犯罪行为……
“这就是说，第一，炮兵不能只限于进攻前1-2小时内的一次行动，而应与步兵一起进攻，应在整个进攻期间不断地进行射击，直至突破敌防线的全纵深。
“这就是说，第二，步兵进攻不是在炮兵射击停止后，即常说的‘炮火准备’之后，而应同炮兵进攻一起，即在炮兵射击的轰鸣中、炮火的乐曲下进行。
“这就是说，第三，炮兵不应是分散地、而是集中地行动，它不是集中用于战线的任何一个地方，而应集中用于集团军、方面军突击集团行动地域，而且只能集中于这一地域，因为没有这个条件，炮兵进攻就没有意义了。”
最高统帅部的指示应五条件地执行。但是，我想再次说明，1942年冬季我们还不具有足够的兵力兵器，来实现所有这些总的看来都正确的广泛进攻的思想。而没有兵力，军队就不能建立必要的突击集团，不能实施有效的炮兵进攻，在1942年粉碎象希特勒德国这样强大的有经验的敌人。
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对的。只有西北方面军前进比较顺利，因为敌人在那里没有绵密的防线。
1942年2月初，该方面军第3和第4突击集团军前进到大卢基，杰米多夫和韦利日附近，推进了约250公里。这时加里宁方面军第22集团军正在为夺取别雷市而战斗，而骑兵第11军已前进到维亚济马西北地区。加里宁方面军第39和第29集团军在勒热夫以西进展迟缓。加里宁方面军左翼部队未获胜利，因为他们遇到了敌人坚固的防御。
这个时期敌人作战总的特点是由希特勒1942年1月3日的命令决定的。命令中特别强调说：“要死守住每一个居民地，绝不许后退一步，要一直防守到最后一颗子弹和最后一枚手榴弹，这就是当前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德军步兵第23师师长在命令中写道：“诸位指挥官先生！总的作战情况庄严地要求我部队停止向拉马河一线的迅速退却，并要求我师占领坚固的防御阵地。拉马河一线的阵地必须防守到最后一个人。这是关系到我们生与死的问题……”
希特勒统帅部要求自己军队坚决守住拉马河一线是为了什么？
它考虑在那里有苏军在10-11月份构筑的防御阵地，可以凭借这些阵地暂时固守一阵。这些阵地位于拉马河两岸，自北向南与鲁扎河和纳拉河岸的阵地相衔接。
在1941年12月中旬，敌人从后方调来了各种各样的师，混成师、预备师以及从其他占领国新运来的师，加修这些阵地，使之适于防御。因此，到执行上述命令时，这些防御地区已能局部地为德军撤退的部队占领。
我认为有必要扼要地向读者介绍一下1942年初苏军在莫斯科附近进攻的过程。
1942年1月10日，西方方面军部队（第20集团军、第1突击集团军部分兵力、И·А·普利耶夫指挥的近卫骑兵第2军、坦克第22旅和5个滑雪营）经过一个半小时炮火准备后开始进攻，以求突破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的防线。经过两天的激战，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防御。И·А·普利耶夫少将指挥的骑兵军同5个滑雪营和坦克第22旅进入了突破口。
1月16日和17日，方面军右翼部队在游击队的协助下占领了洛托希诺和沙霍夫斯卡亚，并切断了莫斯科到勒热夫的铁路。看来正是需要在这里增加兵力，以扩大战果。但结果却相反。
1月19日，最高统帅命令我们把第1突击集团军撤出战斗，编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我和В·Д·索科洛夫斯基都请求总参谋部把第1突击集团军留下。但回答只有一个，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
我直接给斯大林打电话，申述说，撤出该集团军会削弱突击集团。
回答是：“无条件地撤出。你那里军队很多，算算有多少集团军。”
我试图反驳说：“最高统帅同志，我们的正面很宽，在所有方向上都正在进行激战，没有可能变更部署，因此请求在已开始的进攻结束前不要把第1突击集团军从西方方面军右翼调走，以免减弱在这一地段上对敌人的压力。”
斯大林没有回答而放下了电话。同Б·М·沙波什尼科夫在电话上商谈同样没有结果。
Б·М·沙波什尼科夫说：“老兄！我什么办法也没有，这是最高统帅亲自决定的。”
结果我们只好加宽第20集团军的进攻正面。由于我西方方面军的右翼被削弱，当逼近格扎茨克时就被敌人的防御所阻挡，不能继续向前推进。
1月20日前，在中线进攻的第5集团军和第33集团军解放了鲁扎、多罗霍沃、莫扎伊斯克和韦列亚。第43和第49集团军前进到多马诺夫地区，并同敌人尤赫诺夫集团打响了。
这里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谈我军在维亚济马地区的行动。从1月18日到22日，我们向维亚济马以南40公里处（热拉尼耶地区）空投了空降兵第201旅的2个营和空降兵第250团，以截断敌人的后勤补给线。М·Г·叶夫列莫夫中将指挥的第33集团军奉命扩大突破口，并在П·А·别洛夫指挥的近卫骑兵第1军、空降兵、游击队和加里宁方面军骑兵第11军的协同下攻占维亚济马。
1月27日，П·А·别洛夫将军指挥的骑兵军在尤赫诺夫西南35公里处突过了华沙公路，经过3天后在维亚济马以南同空降兵和游击队会合。2月1日，第33集团军的3个步兵师（第113、第338和第160师）在М·Г·叶夫列莫夫中将亲自指挥下前进到该地区，并在维亚济马的接近地进入战斗。为了加强П·А·别洛夫将军指挥的近卫骑兵第1军和同加里宁方面军骑兵第11军保持协同，最高统帅部命令把空降兵第4军空投到奥泽列奇尼亚地区。然而，由于缺乏运输机，实际上只空投了空降兵第8旅，共2,000人。
第33集团军从纳罗福明斯克地区向维亚济马的总方向发展进攻，于1月最后一天迅速到达尚斯基扎沃德和多马诺夫地区，这里敌人防御存在很大的无法填补的缺口。敌人没有绵密的正面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德军在该方向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可靠地防守维亚济马。因此我们决定：在敌人调来预备队之前，从行进间攻占维亚济马，那时敌人全部维亚济马集团将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
М·Г·叶夫列莫夫中将决定亲自率领集团军突击群，向维亚挤马急速推进。
2月3日到4日，当这个突击群的主力3个师到达维亚济马附近时，敌人向我突破口根部实施突击，切断了突击群，并沿马格拉河一线恢复了防御阵地。这时集团军第二梯队被阻滞在尚斯基扎沃德地区，而左邻第43集团军被阻滞在梅登地区。第43集团军未能及时完成方面军司令部赋予的援助М·Г·叶夫列莫夫将军指挥的突击群的任务。
在维亚济马方向作战的П·А·别洛夫骑兵军，到达维亚济马地区并与М·Г·叶夫列莫夫指挥的军队会合后，自己的后方道路却被敌人切断了。
这时德军统帅部从法国和其他战线抽调了大量预备队到维亚济马地区来，从而得以稳定那里的防御，使我们无法突破。
因此，我们不得不把我军的这个集团留在敌后维亚济马西南的森林地区，在那里驻有很多游击队。
在敌后时，П·А·别洛夫指挥的骑兵军、М·Г·叶夫列莫夫指挥的突击群和空降兵部队同游击队一起，在两个月当中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
2月10日，空降兵第8旅和游击队占领了莫尔尚诺沃—佳吉列沃地区，消灭了德军坦克第5师司令部，同时缴获了大量战利品。当天我们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П·А·别洛夫将军和М·Г·叶夫列莫夫将军，命令他们同该旅旅长协调自己的行动。空降兵旅司令部位于佳吉列沃。
方面军首长同П·А·别洛夫和М·Г·叶夫列莫夫建立了无线电通信联络，并在可能范围内安排了向其部队空投弹药、药品和给养的工作。大量伤员由空中运出。方面军作战部部长В·С·戈卢什克维奇少将以及联络军官曾多次飞往该部队。
4月初，维亚济马地区的情况大大复杂化。敌人集结了大量兵力，开始扫荡该突击群，企图在春季到来之前消灭这个危险的“刺”。4月底的解冻天气，使突击群无法进行机动和同游击区保持联系，而他们的粮秣也同样是从那里得来的。
根据П·А·别洛夫将军和М·Г·叶夫列莫夫将军的请求，方面军首长允许他们突围同我主力部队会合。同时严格规定他们从维亚济马地区经过游击区和森林向基洛夫的总方向突围，在那里第10集团军将在敌人防线中打开突破口，因为该处敌人防御比较薄弱。
П·А·别洛夫将军指挥的骑兵军和空降兵部队准确地执行了命令，在走完了马蹄形的长途路程后，于1942年7月18日到达第10集团军地段。他们巧妙地绕过敌人重兵集团，消灭途中的小股敌人，大部分部队经过第10集团军打开的突破口而到达方面军的配置地域。在敌后作战时期，有很大一部分重武器和技术兵器失掉了。但大部分人员仍然归队了。从敌后突围出来的人和从正面保证他们突围的人的会师是多么令人高兴啊！战士和指挥员不禁热泪盈眶，但这是欢乐的眼泪，生活中最真诚的友爱的眼泪。
遗憾的是，不是所有部队都突围成功。М·Г·叶夫列莫夫中将当时认为，经基洛夫的路线对于他那疲惫不堪的突击群来说是太长了，因此他直接用无线电向总参谋部请求允许他沿最短的路线二—经过乌格拉河突围。
斯大林打电话问我是否同意М·Г·叶夫列莫夫的建议，我的回答是绝对不同意。但最高统帅说，М·Г·叶夫列莫夫是一位有经验的集团军司令员，应当同意他的建议。最高统帅部命令方面军组织相向突击。第43集团军准备并实施了这一突击，但М·Г·叶夫列莫夫将军指挥的突击群方面却没有实施突击。
后来才知道，在向乌格拉河运动时德寇发现并打散了突围部队。М·Г·叶夫列莫夫司令员英勇作战，负了重伤，但他不愿落入敌人手中而自杀了。这位天才的、果敢的军事首长的生命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同他一起牺牲的还有一批英雄战士。
М·Г·叶夫列莫夫中将是1941年10月25日担任第33集团军指挥工作的，当时德军正在向莫斯科逼近。在莫斯科会战中，他所指挥的集团军打得很英勇顽强，没有让敌人通过自己的防线。由于在莫斯科会战中作战勇敢，М·Г·叶夫列莫夫将军被授予红旗勋章。
同М·Г·叶夫列莫夫一起牺牲的还有集团军炮兵司令员П·Н·阿夫罗西莫夫少将（他胸怀开阔，是一位很有才干的炮兵指挥员）以及其他很多在保卫莫斯科战斗中立过功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
现在在批判地评价1942年的这些事件时，我认为我们当时在估计维亚济马地区的情况上犯了错误。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军队的能力，而过低地估计了敌人。这个“胡桃”比我们事先设想的还要坚硬……
1942年2月和3月，最高统帅部要求在西部方向上加强进攻行动，但这时各方面军的兵力和兵器已大大地消耗了。
总的来说，当时我国的资源极其有限。军队的需要尚得不到满足，距任务和形势的要求差得很远。事情竟弄到这种地步，每当我们被召回最高统帅部时，我们就央求最高统帅发给我们反坦克枪、ППЩ式自动步枪、10-15门反坦克炮以及最低需要数量的炮弹和迫击炮弹。我们把通过这种方式所得到的一切，立即装上汽车，运往最需要的集团军。
弹药的供应情况尤为糟糕。例如，1月上旬，同计划的弹药供应量相比较，我们西方方面军实际得到的供应量是：82毫米迫击炮弹为1％，炮弹为20-30％。而在整个1月份，50毫米迫击炮弹为2.7％，120毫米迫击炮弹为36％，82毫米迫击炮弹为55％，炮弹为44％。2月份的供应计划一点也没有完成。2月上旬原计划提供316节车皮作战物资，结果一节车皮的物资也没有得到。由于火箭炮兵缺乏弹药，因此不得不把部分火箭炮兵撤往后方。
也许，很难使人相信，但当时我们不得不规定弹药的消耗标准是：每门炮一昼夜为1-2发。请注意，这还是在进攻阶段！方面军1942年2月14日向最高统帅的报告中说道：
“正如战斗的经验表明，缺乏炮弹就不可能实施炮兵进攻。结果敌人的火力配系没有被消灭，而我军在向未被很好压制的敌人防御阵地冲击时就受到很大损失，不能取得应有的战果。”
1942年2月底到3月初，最高统帅部决定加强西线作战的各方面军的兵力和兵器，但是已经迟了。因形势发展弄得惶惶不安的敌人已经大大加强了其维亚济马集团，并凭借预先构筑的阵地，开始对我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采取积极行动。
部队虽已精疲力竭和大大削弱，但仍然不得不艰难地克服敌人的抵抗。我们不止一次地报告和建议停止进攻，巩固已夺得的地区，但这些报告和建议都被最高统帅部拒绝了。相反，1942年3月20日，最高统帅又发出训令，要求我们竭力去完成先前交给的任务。
3月底到4月初，西线诸方面军努力执行这一训令，粉碎敌人勒热夫—维亚济马集团，但是我们的努力未能奏效。
最后，最高统帅部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建议，在大卢基—韦利日—杰米多夫—别雷—杜霍夫希纳—第聂伯河—涅利多沃—勒热夫—波戈列洛耶戈罗季谢—格扎茨克—乌格拉河—斯帕斯杰缅斯克—基洛夫—柳季诺沃—霍尔米希—奥卡河一线转入防御。
西方方面军在冬季进攻中仅向前推进70-100公里，但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部方向上的战役战略总态势。
伟大的莫斯科会战总的结果如何？
德国将军韦斯特法尔在描写莫斯科会战时被迫承认说，“以前认为不可战胜的德军处于灭亡的边缘。”希特勒军队的其他将军如K·蒂佩尔斯基尔希、G·布吕曼特里特、F·拜耶尔林、F·曼托菲尔以及其他很多人也承认这一点。
在莫斯科会战中，德军总共损失了50多万人，1,300辆坦克，2,500门火炮，15,000多辆汽车和很多其他技术装备。德军被从莫斯科向西击退了150-300公里。
1941至1942年的冬季反攻是在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特别是如我所述在兵力上不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的。此外，各方面军都没有掌握真正有用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而战争的实践证明，没有它们，要想实施坚决和规模巨大的进攻战役是不可能的。要超过敌人的机动能力，迅速迂回到敌人翼侧，切断其后补给线，包围和割裂敌军集团，这些都只能借助于强大的坦克和机械化兵团。
红军在莫斯科会战中，在战争的6个月中第一次使希特勒军队的主要集团遭到巨大失败。在这以前，苏军已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战役，减缓了德国法西斯军队在其三个主要突击方向上前进的速度。但是，这些战役无论就其规模或战果而言，都不能与伟大的莫斯科会战相比拟。
巧妙地进行防御战，顺利地实施反突击，迅速地转入反攻，这二切使苏联军事学术的内容更加丰富了，表明苏联军事首长在战略上和战役战术上不断成熟，说明苏联军人军事技能的提高。
莫斯科会战的结局和红军的冬季进攻都表明，如果前线情况复杂，德军就不能取胜。
在莫斯科附近粉碎希特勒军队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在反希特勒同盟各国中，人民群众怀着很大的热情迎接苏军这一辉煌胜利的消息。进步人类把自己摆脱法西斯奴役的希望也同这一胜利联系在一起了。
德军在列宁格勒、罗斯托夫和季赫温地区的失利以及莫斯科会战，对日本和土耳其反动集团也起到了清醒作用，迫使它们对苏联奉行比较谨慎的政策。
德国法西斯军队转入了防御。为了恢复军队的战斗力，希特勒的军政首脑被迫采取了一系列全面的措施，从法国和其他被占领国把大量部队调往苏德战场。他们不得不向仆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向苏德战场输送新的兵团和补充物资，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内政情况更加恶化。
在莫斯科附近粉碎德军后，不仅德军的士兵，而且德军的许多军官和将军都确信苏维埃国家的强大，确信苏军是希特勒军事当局达成其既定目的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人们经常向我提出关于斯大林在莫斯科会战期间的作用问题。
在整个会战期间，斯大林一直在莫斯科组织人力和物力，以粉碎敌人。应该给他以应有的评价。他领导了国防委员会并依靠了各人民委员部的领导成员，在组织必需的战略预备队和物质技术器材以保障莫斯科附近的反攻方面做了巨大工作。由于他要求非常严，所以他使得可以说几乎做不到的事情都做到了。
每当有人问我以往战争中记忆最深的是什么，我总是回答：“莫斯科会战。”
在严酷的、往往是极其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我军锻炼得更加壮大，积累了经验，在掌握了最低限度所必需的技术兵器和物质器材后就由退却的、防御的力量变成了强大的进攻的力量。知恩的子孙后代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党在这一最困难时期的巨大组织工作、苏联人民劳动的英雄业绩和军人们（不仅是单个军人，而且是整个兵团）的战功。
我谨向所有参加莫斯科会战还活着的人表示深深的感谢，向那些宁肯站着死而不让敌人逼近我们祖国的心脏、首都、英雄城市莫斯科的死难者致哀。我们所有的人都无法报答他们的恩情。
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那些在严峻的1941年与强大敌人进行残酷战斗并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人们的功绩，给予高度的评价。
在莫斯科附近的反攻和红军冬季进攻期间，3.6万名指战员因战功授予勋章和奖章。在莫斯科会战中110名战功突出的军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00多万人授予“保卫莫斯科”奖章。
为表彰我们的这一伟大胜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65年5月8日发布命令，授予莫斯科城以“英雄城市”的光荣称号，并授予列宁勋章和“金星”奖章。在保卫首都时牺牲的无名战士的遗骨现在仍埋在灰白色的克里姆林宫墙旁。墓石上刻着：
在保卫首都中牺牲的英雄们的光辉永存。它将永远使我们记着苏联人民奋不顾身保卫自己社会主义祖国时的英勇精神和集体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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