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子挨个往后传。这就是高中的做事风格。第一个同学拿到卷子以后向后传，传到本列最后一个再传给邻桌，就这样慢慢以“己”字形传到全班同学的手中。那些加入了“拉丁语俱乐部”辩论队的优等生们，会舔一下手指，然后快速拿走自己那份。这已经成了他们固定的动作，像游泳运动员在折返时都会用半边嘴呼吸一样，他们则是舔手指。当卷子传到冰球运动员们时，都得把他们非常温柔地摇醒，而且态度必须恭敬——否则我们就会再一次失去地区冠军。他们从小憩中醒来，留下自己的卷子，剩下的向后传，然后打开一包薯片倒入嘴里，最后擦擦嘴唇上的盐，便又回到自己梦中的帝国。他们还能梦见什么别的？我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梦中的世界。我十五岁的时候便认识到了这点。他们让梦变成现实，所以老师们会因此原谅他们上交空白试卷，啦啦队队长会因此在赛前动员会上疯狂叫喊着他们的名字，磨冰机会在大片的结冰水面上，不停歇地为他们磨平目之所及的世界。那一年我们搬进了一栋新的教学楼，教室的砖墙是白色的，面积比之前的更大，不过外面依旧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样，并未有什么改变。又是一个冬天。

        教室外：闪闪发光的冰下封藏着四英尺的雪。

        教室里：欧洲历史，公民教育，三角学，英语。

        最后一节课才是生命科学，由我们之前八年级的体育老师莉斯·伦德格伦授课。傍晚时分，她会穿着她的抓绒外套和迷彩防雪背带裤从初中部跋涉而来。伦德格伦女士有个特点，只要她生气或激动，她会马上转入低语模式。她以为这会让我们更认真地听课，以为这会让我们专注学习原生生物和真菌，以为即使我们无法听懂她句子里的所有词汇，也会更努力地学习减数分裂。“孢子……缺少水和热……大量移动。”她轻声说着。而我们好像在听一些晦涩的传说，由于讲得太多，已经没有什么我们需要理解的了。

        在她的课上，你总能听到时钟滴答滴答的声音。透过每一扇窗户，你能看到一阵阵狂风席卷起积雪，第二天又把雪夹带回来，雪堆竟和房子一般高。进化论授课后期，有一天，晚季风暴刮来一段结了冰的巨大杨木树枝。透过窗户，我看到它被狠狠地摔到地上，并差点砸到一辆从学校对面的杂货铺刚开出来的蓝色小汽车。彼时，伦德格伦女士正在黑板上草书着自然选择的优缺点，粉笔在黑板上吱吱作响。当我向窗户探出身子时，玻璃起雾了，什么也看不清，我坐回座位。一个穿着连帽派克大衣的人从蓝色汽车里走下来，把树枝拖离马路，然后坐回车里。接着，那辆本田转了一个大圈，用轮胎压碎了几根小树杈。

        几分钟之后，太阳出来了：闪耀的光线，照得我们昏昏欲睡。由于寒风指数过高，我们提前半个小时放学也不奇怪了。从公交车站下车，我踩着前人留下的脚印往家走。脚印已经被新的雪填满，每踏一步，脚下的雪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感受着从湖面吹来的一阵阵风，听着松树在我头顶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走到半山腰的时候，我开始觉得肺部被冷风灌得皮破肉烂，脸也变得不是脸，好像被刮平了似的。当我终于抵达山顶，放慢脚步想要清理鼻子里的冰碴，一扭头发现湖对岸有一团从车的排气管排出的烟雾，我斜眼看着，必须要很努力才能从一片白色中辨认出它来。

        是镇上那辆蓝色本田小轿车。一对夫妻正从车上往下搬东西。

        那片湖瞬间变得非常窄，两岸间的直线距离不超过八百英尺。我盯着他们看了几分钟，手上则不停揉搓着手指，握成拳头的时候，关节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之前我见过这对夫妻。八月份的时候，他们来考察他们湖边小屋的工程进度。小屋是由一群德卢斯的大学生搭建的，他们用了一个夏天用挖沟机清理灌木、安置夹板墙、为拱形屋顶铺上屋顶板。完工后的房屋和漫河周边所有我见过的房屋都不一样。它的侧墙是用劈开的圆木制成，内嵌巨大三角形窗户，宽阔的金黄色前廊伸向湖面，看起来像某种船的船头。他们从那辆轿车里拖下几把阿迪朗达克椅子和几只温顺的小猫：黑色的那只体态肥硕，白色那只则趴在他的胳膊上，像个装饰品。八月某个傍晚，我曾看到他们——爸爸、妈妈和从头到脚包裹着毛毯的孩子——走上他们的新前廊。毛毯的一头掉在厚木板上，那对父母立刻不约而同地跪下身子将毛毯折叠起来。孩子像是一位非常受宠、被高举在空中的王子，而他们是他的随身侍从。孩子受到惊吓大声哭闹，声音响彻湖面，他们赶紧用一些很甜蜜的话安抚他。这便是我上一次看到他们时的情景。

        到了冬天他们再次回到了这间小屋。夜晚，小屋炊烟袅袅，我看到那位爸爸正用一把粉色的扫帚清扫前廊上的积雪。第二天下午，那位妈妈带着孩子穿着雪靴和防雪服蹒跚走了出来。小男孩在松软的雪里跌跌撞撞地走着，没几步就摔倒了。那位母亲赶紧把他抱起来，但他的靴子没在了厚厚的雪里，找不见了。于是，那位母亲犹豫着是该把他放下来还是就这么抱着他，无助地高举着她可怜的小孩子，让他穿着袜子悬浮在冰雪世界里。

        我轻蔑地想，当初他们就不该对这里有什么该死的期待。我也为他们感到遗憾，湖中几乎没有能移动或会呼吸的东西。这就是冬天最糟糕的问题所在，它肆意地用白色填补四周，不给小孩或城市人留任何余地。在厚度达一英尺的冰面下，玻璃梭鲈正浮在那里。它们并不想要游动，或者做任何需要费力的事。它们就这样徘徊着，和浮木一起等着冬季的结束，活着的证明只有跳动的心脏。

        我们得准备再过至少一个月的冬天。每天晚上，在顺着梯子爬上阁楼休息之前，我都要为火炉添足柴火；天蒙蒙亮时，我会把余火熄灭，再用冻僵的手指和一些雪松刨花点燃新的火种。我会以极慢的速度将绳索和木头分成几份，屋外就放一条绳子、一半木头。我们往窗框压条里塞入更多破布以保存热量，还在火炉上放了几个装着冰雪的大罐子，第二天早上便能用上罐子里的融水了。我父亲在冰面上钻了一个钓鱼洞，发现那层冰竟有近十八英寸厚。

        但接下来到了三月中旬，气温骤然升高至十摄氏度并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从南斜坡流下的水对石笋柱的侵蚀会持续几周。冰面上泛着湿润的光泽，傍晚时分，你能听到整片湖发出砰砰的声音——裂缝出现了——天气已经暖到不需要戴着手套劈柴了，也可以用温热的手指打开狗狗锁链上的插销了。湖对面的人家在他们的前廊上设了一台望远镜——长得像矛一样直指天堂。三脚架旁放置着一个脚凳，到了晚上，小孩有时会站在上面，用戴着手套的两只手紧紧抱着镜筒贴在自己的脸上。他戴了一条糖果手杖图案的围巾和一顶红色绒球帽，每当起风时，帽子上的毛球就会在空中跳跃，像个浮标一样。

        有时候，他妈妈会戴着一顶滑雪帽出门调整三脚架，提高镜筒高度并自己看进目镜里，那只戴手套的手会放在男孩的头上。然后，夜色完全降临，我看到他们再次走回屋子里；他们解开自己脖子上的围巾、逗逗猫咪、打开水龙头洗洗手、用水壶烧水。那些巨大的三角形窗户上似乎并没安装百叶窗。我像看着自己的晚餐那样看着他们的。我带着我爸爸的博士能双筒望远镜爬上我家小棚的屋顶，转动着有些僵化的镜筒，观察着他们家的一举一动，冷的时候就用脖子为手取暖。孩子跪在铺着坐垫的孩子椅上来回摆动；妈妈几乎很少有坐下的机会，先走到长桌处然后返回，把手里的食物切成片放到男孩盘子里，食物有绿色楔形的、黄色三角形的，还有棕色圆盘形的；她会吹凉孩子的热汤，孩子笑，她也会跟着笑；隔着一片湖，我都能看到他们的牙齿。爸爸好像不在家。他去哪儿了？

        早春时节，冰锥多了起来。屋顶上的冰锥最后会化成蓝黑色的水，每个下午都踩着时钟滴答的节奏滴落，后来它们滴落的频率变了，变得和我的手指按在锁骨处感受到的心跳频率一致。我的成绩一如既往的烂；当冰球手在梦中重返十二月的时候，辩手们正忙着记互易身份准备辩词。我看到莉莉·赫尔邦被她的朋友一个一个地抛弃。之前她在四人小组里是第二名发言的，但自从冬天开始，她变成第五个。很难说是哪里发生了变化，也很难弄清楚她和格里尔森先生的绯闻具体是何时产生的。但到三月份时，已经没人愿意坐她周围了，就像遭遇火灾后的森林。不过，她的沉默看起来也并不显得特别愚蠢了。她之前的朋友在她的背后压低声音嘲讽她丑八怪。曾经在放学后，她们也是用这个词当着她的面开她的玩笑，笑话她的破洞牛仔裤，以及她廉价的紧身毛衣。而如今，当她们不得不面对她时，她们的态度便会变得极其谄媚：她忘了带铅笔来学校，她们不会笑话她；她忘了带午饭，她们也不会摆出可怜她的模样；只要她开口借钱，她们就会借给她；上厕所的时候，如果没有厕纸，她们还会从隔板下的空隙处递给她，并且小声问道：“还需要吗？那些够吗？”

        但在大厅里，她们只会匆匆略过她。

        我有些话想告诉她，于是我写了张小字条，然后一天下午，当一摞工作表传我们这列时，把字条夹在其中递给她：关于她们说的有关你和格里尔森先生的事，我并不关心。这并不意味着我想为她辩护——我们从未做过朋友，也从未一起在一间屋子里独处过——她和格里尔森先生莫名其妙地被绑到了一起，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但莉莉没有回复我。她甚至都没回头看我一眼，只是扑到桌子上，装作在学习平方根。

        所以那天放学后，我很惊讶她居然在后门等我。她戴着一条红色做旧的围巾，穿着一件像极了海员雨衣的牛仔夹克，风格奇异，从膝盖到脖子都钉着纽扣。她的出现让我毫无防备。我尽可能地表现出随意，拿出一支烟，点燃——但我递给她时，她摇了摇头。她眼中似有潮汐，瞳孔注视着这个闪耀、灿烂、感伤的世界。

        “真是一团糟。”我说，想要打破这种尴尬。

        她耸了耸肩——典型的莉莉风格，非常甜美——恼火如电击般刺痛了我。

        透过她的层层红色，我能看到她修长而洁白的脖子。不过她的外套破败不堪，衣缘破损的部分落入她身后的水坑里，这些都让我心情还不错。一直以来，莉莉总是以其让人难以置信的天真打击着我，但现在的她充满了让人难以理解的高傲，与每个人擦身而过。一提格里尔森先生，她就起身离开，像个气球。

        我找准机会，向她耳语道：“他对你做了什么？”

        她睁大眼睛，又耸了耸肩：“在哪儿？”

        “什么在哪儿？”她看起来有些糊涂了。

        我向她走近了一步。“我知道之前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我本应该警告你的。”她并未看我，我看到她一侧的头发被条状发夹别起来，露出一只耳朵。那只耳朵被冻得通红——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和唇色奇妙地相似。我突然蹦出一个想法：“那一切都是你编的。”

        虽然她什么也没说，但直觉告诉我，我说对了。

        “关于你和他。”我咽了一口唾沫道。

        “嗯。”

        当时的我们大概只是肩并肩站在路边石上，等着开往不同方向的公交把我们带走；我们很努力地无视着对方：我静静地抽着烟，她则优雅地从外套口袋拿出一罐可乐喝。那个当下，我感觉自己离她很近，任何语言似乎都是多余的，流动在我们之间的沉默中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我们能听到目所不及之处的水流之声，那是流向街道和人行道的小溪；我们能听到晶体盐在车轮下嘎吱作响。然后，莉莉把可乐甩进雪里。在我看来，她对我非常随意地说了这件事；她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因为我没有其他人可以说，所以告诉我就像是把一个秘密扔进了雪堆里。

        我含着烟的嘴唇突然变得笨拙了：“都会过去的，你知道的，那些闲言碎语。”

        她第三次耸了耸肩：“你是这么想的？我可不这么觉得。”

        她用靴子踩碎一块烂泥，拉扯自己的围巾直到它让自己看起来美丽不可方物，修长而弯曲的胳膊将天空分割出不同的几何形状。

        她听起来很满足，甚至有些骄傲。

        第二天，我跟在她身后。我在厕所最后一个隔间吃完我的花生酱三明治，刚出门便看到莉莉走进指导老师的办公室，但我只看到了她的后脑勺和她鼓鼓的蓝色背包。下午的英语课她没出现，但后来我在自动饮水池处看到她，她弯着身子小口地啜着，长长的黑发被一只手握住。她上楼梯时，我悄悄尾随其后。走上最后一阶，她的眼睛看向二楼的窗户，从那扇窗户向外望能看到几只略显紫色的乌鸦正从学校垃圾桶里往外拣垃圾。她停下来略做思考，她转头的时候我能看到她的眼白。然后，最后一声铃声响起，我看到她走进那个空荡荡的亮着荧光灯的大厅。

        从外面看进去，莉莉并未有什么改变。她的衣服依旧花哨而鲜艳：无缝紧身毛衣搭配洗白磨损破洞牛仔裤。她的衣领还是开得那么大，露出大截乳沟；她还是喜欢用脚尖走路，像一只在地面觅食的小鸟。莉莉之前一直是每个人的宠物。她热切地想要愉悦众人。而如今，当她走过时，人们都不看她便转身离开，甚至她自六年级就开始交往的男朋友拉尔斯·索尔温在大厅里看到她都会生气，你甚至能看到他隐在金色胡须后面因愤怒而潮红的脸颊。他身高六英尺，是冰球队的候补前锋。他找到了一个躲她的绝妙办法，就是靠在教室附近的储物柜上看他的运动手表。当她靠近时，他的兄弟们会凑过来围在她周围，摸摸帽檐，提提牛仔裤。他们都会朝下看——把目光投向离莉莉的乳沟最深最深的地方——距离教室门最近的那个的家伙总觉得自己要有为她开门的风度。

        “谢谢。”她面无表情地说。

        我跟着她走进了生命科学课的教室；我是自己开的门。

        几年来我一直坐在离她较近的位置上课：姓名登记簿上，福尔斯顿和赫尔邦隔得并不远；几年来我一直对莉莉隐约有种抵触与愤恨情绪——她住在向北走过三片湖的一辆拖车里、每个人都爱她、她的父亲每周六都会在雁颈高速路上喝得烂醉，她必须要在去教堂之前把他带回家。如今我把桌椅向她那里挪了挪，我看到她毛衣袖子上的绿色毛线在她翻开笔记本的时候微微颤动。我注意到她不是在记录原生生物可被消费的短暂生命，也不是在学习细菌在食物链作为分解体的重要性图标。她用笔慢速画着蜿蜒曲折的螺旋线条，然后在形成的封闭区域内，画上许许多多个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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