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篇末论到白话文学 的成绩，第三项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 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 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 “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举了四项。第一项白话诗，他说，“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项短篇 小说，他说“也渐渐的成立了”；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他说“成绩最坏”。他没有说那 一种成绩最好；但从语气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现在是六年以 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但是太需缓了；文 坛上对于它，已迥非先前的热闹可比。胡先生那时预言，“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 光明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把握。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长篇差不 多和从前一样。戏剧的演作两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兴。最发达的，要算是小 品散文。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 更多。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东方杂志》从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语 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刘薰宇两先生编的《文章作法》，于记事文，叙 事文，说明文，议论文而外，有小品文的专章。去年《小说月报》的“创作号”（七号）， 也特辟小品一栏。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复胡适的信” （《真美善》一卷十二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 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说。……第三是诗。

        ……”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但有举出“懒惰”与“欲速”，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那却是不够的。现 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与“欲速”，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 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①为正宗；散 文的发达，正是顺势。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 罢了。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为准，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都 有许多小品文字；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入，那就未免太广泛 了。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胡先生说，周 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他说的那种“迷信”的 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这也就是说，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 话去做罢了。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

        ①读如散——文学与纯文学相对，较普通所谓散文，意义广些——骈文也包括在 内。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 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 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 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 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 说是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 ——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 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颇为扼要，且极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 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 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 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至多“情趣” 有一些相似罢了。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 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 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但你要问，散文 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我想那也许 是一种反动。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 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 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件 批评的大业，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 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抒情 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 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 （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 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 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 体制。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 文学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 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 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 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 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 什么好东西。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 竭，搁笔已久。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 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短篇小说是写过 两篇。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 柜；《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我觉得 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 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我所写的 大抵还是散文多。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 着；凭你说“懒惰”也罢，“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这本小书里，便 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像小说；但你最好只当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 益的。至于分作两辑，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怎样不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 关于这两类文章，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郢看过《旅行杂记》，来信说，他不大喜欢我 做这种文章，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这其实有些冤枉，我实在没有一 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后来看了《飘零》，又来信说，这与是我的另一面，他是 喜欢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踪迹》，说只喜欢《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 杂记》一类的东西。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 写，便怎样写了。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朱自清

        １９２８年７月３１日，北平清华园。

        （原载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２５日《文学周报》第３４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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