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那盲人的特征,你傻到了自投罗网,不切实际的幻想的糟粕,是破碎思维的残渣,所有的邪恶,是无故烦恼的温床;你意向的网,永远没有尽头:渴望!渴望!我用绞尽脑汁的代价,换来了你这一文不值的东西。
哈丽雅特·范内坐在她的写字台前,眼睛盯着外面的梅克伦堡广场。在广场花园里,最后的几株郁金香顽强地绽放着;早起的四名网球练习者高喊着比分,像清晨一场激情四射的四重奏,正在进行着这场不专业的糟糕比赛。但哈丽雅特既不在意郁金香,也不在意网球练习者。一封信正躺在她面前的吸墨纸上,眼前的画面渐渐从她的脑子里淡出,她要腾出空来想些别的。她看见一个石砌的四方院,由一个现代建筑师设计,风格既不古老也不摩登,却仿佛正伸出双手要把过去和现在调和在一起。在深墙大院里,是一块被石台包围的、修整过的草地,花朵零星散落在草地的四角。在“科茨沃尔德”式水平板岩屋檐的后面,一些更古老、更悠闲的建筑物伸展着它们的砖砌烟囱——那也是一个四方院,依然存留着维多利亚时期古老住宅区的风貌,那里曾经是什鲁斯伯里学院第一批惴惴不安的学生的栖息地。前面,是乔伊特小路上的树,再往前,是一片古老的院墙以及新学院的塔楼,寒鸦逆风扇动着翅膀。
记忆一如移动着的人影,充满了这个四方院。学生成双结对地闲逛。她们飞奔到讲堂,袍子仓促地沾在了里面轻柔的夏裙上,方帽被荒谬的风扯得像小丑的鸡冠帽。自行车垒叠在看门人的小屋里,车架上堆满了书,长袍绕在车把上。一个面色灰白的教师正穿过草地,她眼神迷离,出神地想着那迷人的十六世纪哲学。她的袖子在飘动,肩膀微斜着,恰好平复了后襟起皱的丝绸。两个男生在寻找一辆马车,他们头上没戴帽子,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大声地谈论着有关船只的话题。面色严峻、神情庄重的督学和身材结实、情绪欢快的院长在通往旧四方院的拱道下面热烈地讨论着什么。高高的星星点点的飞燕草映衬着那些颤动的灰蓝色长袍,像火焰一般——假如火焰会是蓝色的。学院里的猫是那么地全神贯注、若无其事。它们冲着藏酒室的方向昂首阔步,高傲地竖起尾巴。
那是很久以前的记忆了;它似乎包含了一切,像是从后来的苦涩岁月里伸出的一把剑,干脆利落地割断了时间的联系。她现在能面对吗?那些女人会对她说什么?哈丽雅特·范内,这个第一学位是英语文学的学生,后来去了伦敦写侦探小说,还没结婚就和一个男人住在一起,而且还身陷谋杀罪名的谣言之中。对于什鲁斯伯里学院来说,这可不是他们对毕业生们的期望。
她从来没有回去过。最初,是因为她太爱这个地方了,一次决绝的离别仿佛比漫长而痛苦的依依不合要好;接下来,她的父母去世了,留下她孤身一人、穷困潦倒,为生计奔波已经耗费了她所有的精力和时间;再后来,绞刑架那荒凉的阴影把她和那个被阳光浸染成灰绿色的四方院隔开。但是,现在呢?
她又把信拿了起来。这是一封急件,邀请她去参加什鲁斯伯里的年度宴会——这种恳请让人很难置之不理。她有一个朋友,分开后就再也没见过面。现在她结婚了,也与自己疏远了,但如今她生病了,希望在去国外动手术之前再和哈丽雅特见一面,据说那手术难度大,也很危险。
玛丽·斯托克斯。那么优美精致,就像二年级戏剧里的帕蒂小姐回那样。她优雅迷人、举止得体,是社交圈里的焦点。然而奇怪的是,她竟然很喜欢哈丽雅特·范内,范内是那样一个粗糙笨拙、永远都不受人欢迎的人啊。无论玛丽干什么,哈丽雅特都跟着做;她们带着草莓和热水瓶去谢尔河划船。她们在五一节的日出前爬上玛格达林塔,感受钟就在她们身下摇摆;她们一起坐在炉火边一直聊到很晚很晚,就着咖啡和姜饼。玛丽总是要开始一段长长的对话,谈论爱和艺术,宗教和民权。所有的朋友都说,玛丽天生就是第一。所以当哈丽雅特的名字在头等学生名单里,而玛丽却在二等时,除了那些老眼昏花的老学究导师外,所有的人都很惊讶。自那以后,玛丽结婚了,很少再听到她的消息;不过她一次不落地参加每年的校友聚会。但哈丽雅特打破了所有的传统樊篱,甚至打破了一半的戒律,名誉扫地,一心赚钱。富有而迷人的彼得·温西勋爵拜倒在她脚下,只要她愿意,随时都可以嫁给他;她精力充沛,生活满是苦涩,名声也不大清白。似乎普罗米修斯和厄毗米修斯罾颠倒了角色;对一个人来说,那是一堆的麻烦,对另一个人来说,那不过是光秃秃的岩石和秃鹫;而且,在哈丽雅特看来,她们永远都不可能再有任何相似之处了。
“但是,上帝啊!”哈丽雅特说,“我不想成为一个胆小鬼。我要去,一定要去。已经经历过那么痛苦的折磨,还会有更糟的吗?再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她填好了邀请表,写上了地址,啪的一声粘上邮票,然后飞快地跑下楼,在她改变主意之前把信丢进了信筒。
然后,她慢慢地走过广场花园,上了亚当石阶,回到她的公寓。在彻底翻查碗橱却一无所获之后,她又慢慢爬上顶层的楼梯平台。她拽出一只颇有年头的大皮箱,打开锁,掀开盖子,一股陈旧又寒冷的气味扑面而来。书,被遗弃的衣服,旧鞋子,旧手稿,一条曾属于她死去情人的领结——已经退色了。她把箱子翻到底,拽出一包厚厚的黑色的东西,在布满灰尘的阳光里抖开。这是一件她只穿过一次的长袍,那还是在她被授予文学硕士学位的时候。这漫长的隐居生活仿佛并没有让它遭什么罪:把叠得很紧的袍子抖搂开来,竟然没有什么褶子。只有方帽显示出一些被蛀虫侵犯过的痕迹。就在她拍打帽子上沾的绒毛时,一只在衣箱盖下面冬眠的花斑蝴蝶飞了出来,飞向明亮的窗户那边,不料却被蜘蛛网缠住了。
这些日子里,哈丽雅特很高兴她终于能够买得起一辆车了。这让她和以往那些搭乘火车来的经历有了不同。在短暂的几个小时里,她可以暂时忽视她那如同呜咽的鬼魂般死去的青春,告诉自己,她只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旅居者,一个在世界上有地位的富裕的女人。滚烫的马路在她的身后延伸,城市从绿色的风景线上升起,旅馆的牌子、加油泵,商店、警察和路人越来越拥挤地迎面而来,接着又向后退去,然后被忘却。六月的时光在玫瑰丛中渐渐逝去,篱笆渐渐变为灰蒙蒙的墨绿色。红砖在高速公路上蔓延,像是一种炫耀,又像是一种提醒,提醒人们现在永远建立于过去之上。她在威科姆吃了午饭,吃得很饱,很舒服,还点了半瓶白葡萄酒,并给了服务员慷慨的小费。她渴望能将现在的自己和那个大学时代只能坐在路边吃三明治喝咖啡的自己彻底区分开。当你长大、肯定自己之后,你对快乐便也有了一种新的定义。她挑选了参加花园派对的礼服裙,选择了一件既适合自己又富有学者正统风范的,把它放平整,整齐地叠放在手提箱里。那件衣服很长,很端庄,质地是朴素的黑色乔其纱,正统得无懈可击。在这件衣服下面,是一条为学宴之夜准备的晚礼服,饱满的深紫红色面料,式样非常保守,绝不会不合时宜地露出后背或胸口;所以不会冒犯那些已故督学们的肖像。那些肖像画上的眼睛会从大厅的柔和橡木墙壁上悠然地俯视着你。
赫廷顿。她现在很近了,胃里有些不安地痉挛。上了赫廷顿山,她过去常常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到这里。眼下,四个车轮有节奏地跳动着,山似乎没有从前陡峭了;但每一片叶子、每一块石头似乎都在欢迎这位熟悉的入侵者——学院的学生。接着就是窄窄的街道,凌乱的商店使它更加狭窄了,像乡村的主街;虽然一两段路面被拓宽和修整过,但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
玛格达林桥。玛格达林塔楼。没有丝毫的改变——有的只是人类建筑杰作那冷漠、宁静的持久。在这里,你必须硬起心肠。长墙路。圣克洛斯路。那代表过去的铁手正向你抓来。这是学院的门;现在,你要准备迈进去了。
圣克洛斯门卫室那里来了一个新门房,他听到哈丽雅特的名字后,就把她的名字在名单里核对了一下。她把行李箱递给了他,开车去了曼斯菲尔德小街的车库,然后把袍子搭在手腕上,穿过新四方院,往旧四方院走去,经过了难看的砖石门厅,进了波列大楼。
无论在过道还是在楼梯口,她都没有遇到一个同届的人。在学生会的门口,三个高她好几届的人在互相寒暄着,热情洋溢,那种年轻的举止谈吐已然不再合时宜;不过三个人里她一个都不认识,没有人跟她说话,她也没有开口,像幽灵一样经过她们身边。她只看了一眼就认出,这个分配给她的房间从前属于一个她特别不喜欢的女人。那个女人后来嫁给了一个传教士,去了中国。房间现任主人的短袍子挂在门后;从书架上陈列的书判断,她是学历史的;从私人物品判断,她是一个一味赶时髦的新生,没有什么自己的品位。哈丽雅特把自己的东西放在那张窄床上。床罩是那种绿色的打着褶的粗糙布料,上面是很不协调的未来主义图案,一张新古典风格的难看的图片挂在床的上方;一只镀铬的台灯被设计得都是尖角——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满心怨气地站在桌子上。学院提供的衣橱原与托特汉姆法院路很协调,而现在抽屉柜上摆着一个奇怪小雕像或者说是铝质的三维图像,像一个扭曲的螺旋形物体,底座上还标有“向往”二字,这些给房间的不和谐感又添上了重重的一笔。哈丽雅特意外地在衣柜里找到三个衣服架子,这还稍许有点安慰。按照学院的规定,这里还有一面梳妆镜,大约只有一英尺见方,挂在房间光线最暗的角落里。
她把自己的行李箱打开,脱下外套和裙子,穿上了睡袍,出门寻找浴室。她还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可以梳洗,什鲁斯伯里学院的热水系统总是最让人赞不绝口的。她忘记这层楼上的浴室究竟在哪里了,但很确定是在左边。第一间是洗漱室,第二间也是洗漱室,门上还有通告:
二十三点后禁止洗东西;第三间是卫生间,门上也有通告:离开时请熄灯;现在,她在第四问——浴室,门上有通告:二十三点后禁止洗浴,下面还有一条严厉的附加说明:如果有学生坚持要在二十三点后洗浴,那么浴室将在二十二点三十分上锁。在集体生活中必须为他人着想。签名:院长,L·马丁。哈丽雅特选了一间最大的隔间,里面又有一条通告:防火须知。还有一个用大写字母印成的卡片:水资源有限,请勿浪费。在这种熟悉的被人管制的感觉下,哈丽雅特塞上塞子,拧开水龙头。水很烫,浴缸显然需要新的瓷釉外漆,软地毯也比以前寒碜了。
沐浴完毕,哈丽雅特感觉好了一些。她回到自己的房间,再次幸运地没有遇到一个认识的人。她可不想穿着睡袍跟别人闲聊叙旧。她看见和她房间隔一间的屋子门上有“h·阿特伍德夫人”的字样。看到门是关着的,她很高兴。再下一间房间的门上没有名字,但当她经过的时候,有人从里面转动门把,慢慢地打开了门。哈丽雅特迅速跳了过去,闪进自己的那间避难所。她发现自己的心跳得很快,真是可笑。
那件黑色礼服裙很适合她的身材,完美地贴伏在身上,就像一副总能贴着手的手套。裙子的肩上有一小块方形的垫肩,袖子长长的,手腕处的褶边饰一直坠到指关节,让整件礼服显得温婉动人。这礼服很好地突显了她的腰身,裙子曳地,款式像中世纪的长袍。那灰暗的表面已经退色,但并没有影响学究气的绸缎那暗淡的光泽。她把袍子上的褶皱往肩膀处提,这样胸前就会很平展。围巾费了她不少工夫,开始她不知道脖子那里该怎么打结才可以把丝绸的亮面翻出来。她把围巾别在胸口,基本看不出来接口,这样就能显得平衡些——一边黑色、一边深红。她在那面不大的梳妆镜前弯下腰——住在这里的学生显然是个很矮的姑娘——把软帽调节得更平更直一些,再把额头中央翘起的部分按了下去。镜子里映出她的脸,很自,两条黑色的眉毛从硬挺的鼻子两侧拘谨地伸出去,间隔有一点太宽了。她看着镜子里自己的眼睛——疲惫而倔犟——那双直视恐惧的眼睛依然那么谨慎。嘴巴是属于那种慷慨之人的,并且很为自己的慷慨而后悔;嘴角向后扯着,似乎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那波浪形的浓密头发拢在脑后,用黑帽子压好。这让她的脸完全露了出来。她对自己皱了皱眉,将袍子上上下下摸了摸;然后,开始对梳妆镜不耐烦起来,她转向了窗户,从那里可以看见内院,也可以看见外面的老四方院。这其实不像一个四方院,而更像一个长方形的花园,四周被学院的建筑物围了起来。四方院的一边,树荫下的草地上放着桌子和椅子。远远的那边是新图书馆楼,已经快要完工了,脚手架里露出光秃秃的橼子。有好几个女人结伴穿过草地;哈丽雅特有些不满地发现,她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帽子都没戴好,而且有个人更加愚蠢——穿了一件淡黄色的、饰有平纹棉布褶边的礼服裙,这穿在袍子里面显然很不合适。
“不过,”她想,“那鲜艳的颜色已经显得很中世纪风格了。不管怎么样,女人不会比男人更糟糕。我有一次看到音乐学博士哈蒙德先生在一个落成典礼上,袍子里面露出灰色法兰绒的西装,穿着棕色的靴子,系着一条蓝色圆点的领带,即使这样也没有人说什么。”
她突然笑了,第一次感到信心十足。
“不管怎样,她们不能否认事实。不管我后来做过什么,那些事实永远存在。学者、文艺硕士、导师、这所大学的资深成员、一个应该享有至高尊敬的人。”
她坚定地走出了自己的房间,敲了敲隔壁的门。
四个女人一起向花园走去——走得很慢,因为玛丽病了,不能走快。就在她们漫步的时候,哈丽雅特在想:
“这是一个错误,一个天大的错误——我不应该来。玛丽是个可爱的人,和过去一样。她见到我高兴得几乎可怜,但我们却没有什么可谈的。我会永远记得她,现在这样,就是今天这个样子——枯萎、挫败的脸。她也会记住现在的我——冷酷、坚韧。她告诉我,我看起来很成功。我知道她的意思。”
贝蒂·阿姆斯特朗和多萝西·科林斯一直说个不停,这让她很庆幸。她们一个现在是位努力工作的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