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末匈奴、鲜卑等部落先后入主中原，文化中心随着晋室南迁移到了长江流域，原来文化中心的黄河流域成了烽烟不断的战场，长期的战乱使汉魏故地深厚的文化积累破坏殆尽，飘荡在大漠荒野的只有那些鼓角横吹的歌声。历史上所说的“南北朝”始于宋武帝代晋建宋（420），终于隋文帝杨坚平陈统一全国（589）。“北朝”包括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北魏统治者鲜卑拓跋氏先世久居塞北，直到道武帝统一北魏前还处在游牧状态，由于久“不交南夏，是以载籍无闻”（《北史·魏本纪》一）。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的文学创作才进入一个新阶段，《北史·文苑传序》说：“及太和在运，锐情文学，固以颉颃汉彻，跨蹑曹丕，气韵高远，艳藻独构。衣冠仰止，咸慕新风，律调颇殊，曲度遂改。” “颉颃汉彻，跨蹑曹丕”自是溢美之词，但也只有这时才真正有值得称述的“北朝文学”，其中北朝诗歌的情况当然也是如此。

        北朝文学由于历史、社会和地理的原因，呈现出与南方文学某些不同的特色，《隋书·文学传序》曾比较过南北文学的不同风格：

        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这则评论常常被引用以证南北文风的差异。其实，这种不偏不倚的持平之论并不准确，江左“贵于清绮”倒不错，河朔“词义贞刚”则未必。除北朝自发的民歌外，文人自觉的文学创作“词义贞刚”还不明显，有些修辞较为质朴的作品并不是“北朝文人舍文尚质”，像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所说那样，而是北朝作家希望“清绮”却不能，多半是“北学南而未至”的结果，其差别只在“五十步之于百步”，“盖南北朝文同风合流，北士自觉与南人相形见绌，不耻降心取下，循辙追踪，初非夷然勿屑，分途别出”（钱锺书《管锥编》卷四）。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载：“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宴，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北朝著名诗人彼此攻击对方剽窃南朝作家的作品，至少说明了南朝作家在北朝人心目中的地位，北朝诗人都以南朝同行为模仿的典范。这种同化过程开始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史·柳庆传》载：“苏绰谓庆曰：‘近代已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未已。’”当然整个南北朝文学的影响是相互的，一方面，北朝诗歌的发展过程，是受南朝影响越来越深的过程，是北朝诗风不断为南朝所同化的过程；另一方面，随着南朝诗人的北迁或滞留北方，他们的诗歌创作也受到北朝人文、地理的深刻影响，又出现了南北诗风融合的现象，从北朝作家身上可以看到文风的“南化”现象，庾信后期的文学创作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产物。

        十六国和北魏初期没有留下像样的文学作品，到北魏中后期才产生了像温子升（495—547）这样较著名的作家，北齐时又有邢邵和魏收，他们三人被后世合称为“北地三才”。温子升自称祖籍太原，晋大将军温峤的后裔，他本人生长于济阴冤句（今山东菏泽西南）。历仕北魏、东魏，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子升有很浓的政治兴趣，也有一定的政治智慧，为人“不妄毁誉而内深险” （《魏书·温子升传》），多次参与北齐的政治阴谋，最后因事败露下狱而死。《魏书》说他的诗文“足以陵颜轹谢，含任吐沈”，虽然是北方人的“硗确自雄”（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但说明他文学成就在北朝享重名，不失为土著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现存的诗歌仅十一首，有些诗篇明显有借鉴或模仿南朝诗歌的痕迹，如《从驾幸金墉城诗》“御沟属清洛，驰道通丹屏。湛淡水成文，参差树交影”与齐梁诗风毫无二致。倒是少数短诗仍表现了穷塞那股粗犷、倜傥与豪放之气：

        前诗通过纵马放荡的行为表现狂放豪爽的少年意气，后首则直抒远行征戍的豪迈情怀，尽管其情稍失粗豪，其语也略嫌粗糙，但二诗都能以简劲之语写高亢之情，不失北朝诗歌那种雄豪的本色。他的《捣衣诗》虽广为人们传诵，可诗情、诗意、诗境和诗语都不脱南朝诗歌的痕迹：

        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香杵纹砧知近远，传声递响何凄凉。七夕长河烂，中秋明月光。蠮螉塞边绝候雁，鸳鸯楼上望天狼。

        北齐作家邢邵（496—？）与温子升齐名，《北齐》本传称其“词致宏远，独步当时，与济阴温子升为文士之冠，世论谓之‘温邢’”。邢邵，河间（今河北任丘）人。北魏明帝初除奉朝请，迁著作郎，累迁中书侍郎，入北齐历任骠骑将军、太常卿兼中监，加特进。他早年即以文学才能倾动京师。他之所以将沈约作为自己取法的典范，是因为他认为“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引自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沈约本人同样也强调文章的“三易”：事易见，字易识，音易诵。在审美趣味上他的确与沈约十分“投缘”，他也主张尽可能少用典故，尤其是少用僻典，诗文语言应尽可能平易自然。当然他并非对沈约亦步亦趋，认为诗文的风格应因人、因时、因地而变化，他在《萧仁祖集序》中说：“昔潘陆齐轨，不袭建安之风；颜谢同声，遂革太元之气。自汉逮晋，情赏犹自不谐；江北江南，意制本应相诡。”文学不仅因时代而“情赏”不同，也会因地域而“意制”有别。可惜在他现存的八首诗中大多是南朝诗歌的仿制品，像他的《思公子》一诗就酷肖谢朓的小诗：“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其中唯有《冬日伤志篇》算是“情赏”和“意制”都别具个性的诗篇：

        蹉跎的岁月既不可挽回，昔日的雄心更不能实现，此诗抒写了光阴虚度而壮志成空的沉哀剧痛，在当时南朝的诗歌中难得听到这种苍凉的音调，也很少见到这种刚劲的笔力，更难体验到这种沉郁的心境，此诗倒是让我们稍稍领略到了一点“河朔词义贞刚”的特色。

        邢邵又与稍晚的北齐作家魏收并称“邢魏”。魏收（506—572），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州市西）人，仕北魏历任散骑侍郎、中书侍郎，兼修国史，入北齐任中书令兼著作郎，奉诏撰《魏书》一百三十卷，累迁尚书右仆射。魏收创作以任昉为楷模，创作的主要成就在文而不在诗，“尺书征建业，折简召长安”这两句豪语虽被北魏人称为“国之光采”（《北齐书·魏收传》），但他其他诗篇基本都是南朝模制品，如《挟琴歌》：

        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

        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箸下成行。

        从诗情、诗格到诗语都大似齐梁诗风，所见不出小苑曲房，所感不过春风百花，所乐也只是红妆佳人，似乎西北莽莽高原和苍苍紫塞都未曾进入他的视野，自然也未曾引发他的诗兴。

        温子升、邢邵和魏收属北朝诗人中的“土著”，而庾信、王褒则是北朝诗人中的“移民”。南北诗风的融合在“土著”诗人那里表现为对南朝诗歌的倾心模仿，在北朝“移民”诗人那里表现为塞北自然环境、社会氛围及民俗风情对他们诗情诗境和诗风的深刻影响。庾信的诗文便是南北融合的结晶。这位早年的“南朝才子”，晚年的“北地羁臣”，他特有的才华与阅历使他能集南北之长，因而也只有他的成就可“穷南北之胜”（倪璠《注释庾集题辞》）。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正值梁“五十年中江表无事”（《哀江南赋》）之际，其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书记，东海徐摛为右卫率，摛子徐陵和庾信并为东宫抄撰学士。庾家父子与徐家父子一同出入禁闼，诗风又都香艳绮丽，所以人们将他们的文学风格并称为“徐庾体”。侯景作乱台城陷落后，庾信逃往江陵，后奉梁元帝萧绎之命出使西魏，在长安期间正值西魏灭梁，被迫滞留北方。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义城县侯，人称“庾开府”。

        他的文学创作以四十二岁出使西魏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现存不多，由于生活圈子的狭窄，其诗歌题材不外乎光景流连和声色歌舞，不可能表现比较广阔的生活内容，又由于文学侍从的身份，其诗多为奉和应制之作，很难抒写自己真实的思想情感，他的诗歌不可能摆脱“宫体诗”的影响。他那些奉和之作如《奉和山池》（梁简文帝有《山池》）、《奉和泛江》（简文帝有《泛江》）、《和咏舞》（简文帝有《咏舞》）、《奉和初秋》（简文帝有《初秋》），主要是言简文帝之所言，见简文帝之所见，从语言到体格与简文帝简直难分彼此，如《和咏舞》：

        《梦入堂内》更是写得轻冶浓丽：

        他前期的诗歌以琢句之工和藻绘之艳擅长，但也不是篇篇都像上篇那样充满了脂粉气，如《奉和山池》虽属应制之篇，但不失为模山范水的佳作，“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余”，描摹景物既曲尽其妙，使事用典也贴切自然，连沈德潜也称道他“造句能新，使事无迹”（《古诗源》）。

        假如没有惨遭“侯景之乱”和“江陵之覆”，假如终处朝廷且致身通显，庾信终其一生也许只是一个辞章绮艳的文学侍从。待遭受了国破家亡的剧痛，经历了关塞流离的孤哀，忍受了身事敌国的屈辱，他的人生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冰蘖之阅既深，艳冶之情顿尽”（陈沆《诗比兴笺》）。惨痛颠沛的人生和羁留关塞的阅历玉成了他，使他的文学创作较之前期有了质的突破，这倒应验了赵翼“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断语。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之一），《北史·庾信传》也说“明帝、武帝并雅好文学，信特蒙恩礼……信虽位望通显，常作乡关之思”。“乡关之思”的主要内容是亡国之恨与羁旅之愁，具体表现为对亡国的震撼与痛惜，对故国的深深怀恋，对人生忧患的沉重喟叹，对身事敌国的自责与忏悔——这些构成了他后期作品的鲜明主题。《哀江南赋序》中“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二句，同样可以移来概括他后期的诗歌主要的情感内容。

        《拟咏怀》二十七首是他表现“乡关之思”的代表作。倪璠认为《拟咏怀》“二十七篇皆在周乡关之思，其辞旨与《哀江南赋》同矣”（《庾子山集注》卷三），它们所表现的情感的确可与《哀江南赋》相表里。诗中所抒写的亡国之恨和故国之思都极为沉痛：

        江陵沦陷后血流漂杵的惨象，帝子皇孙蹂躏被戮的创痛，无力报答国士之恩以挽救危亡的愧疚，屈身事敌致使名节丧尽的痛苦与自责——诗人将这些复杂而哀痛之情抒写得诚挚动人。虽然诗中“情纷纠而繁会，意杂集以无端”（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但其主旨不外乎亡国的激楚之音与思乡的悲凉之调。不仅在梁亡时他曾“哭坏杞梁城”，身羁北朝后仍盼望能“归守霸陵园”以酬答梁朝的“知己恩”。他屈仕北朝的羞耻感一直像蛇蝎一样啃啮他的心灵，“惟忠且惟孝，为子复为臣。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亲”（《拟咏怀》之五）。庾氏世德累传忠孝，如今身仕敌朝就是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苟且偷生使他长期在精神上自贬、自抑甚至自残，觉得像这样忍辱活着不如猝然死去：“在死犹可忍，为辱岂不宽。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其面虽可热，其心长自寒。”（《拟咏怀》之二十）一想到自己隐忍偷生就自惭形秽，觉得自己的脸皮比三寸树皮还厚：“木皮三寸厚，泾泥五斗浊。”（《和张侍中述怀》）为此他经常满面羞红而内心冰凉。尽管西魏、北周的王公贵族都对他礼遇有加，可他精神上从来没有“得意”过：“涸鲋常思水，惊飞每失林。风云能变色，松竹且悲吟。由来不得意，何必往长岑？”（《拟咏怀》之一）有时他对自己被强留北朝感到无奈和不安：“楚材称晋用，秦臣即赵冠。离宫延子产，羁旅接陈完。寓卫非所寓，安齐独未安。雪泣悲去鲁，凄然忆相韩。惟彼穷途恸，知余行路难。”（《拟咏怀》之四）他在这一组诗中不断表现自己对故国故人深深的思念：

        与亡国之悲、故国之思相联系的是个人沉重的忧生之嗟和羁旅之愁，他总觉得自己被命运所捉弄，生在乱世偏偏缺少帷幄之谋，一介书生却又成了敌国的“南冠之囚”，这种个人的不幸中包含着时代的悲剧，他就是那个时代悲剧的主角：

        《拟咏怀》二十七首在诗风上也是后期的代表，以苍凉之调抒哀怨之情，以遒劲之笔写家国之恨，诗人早期的绮丽浓艳在这里一变为苍劲老成，同时又保持了早年诗歌语言特有的“清新”。杜甫一方面赞美他诗语的“清新”（《春日忆李白》），另一方面又称颂他诗风的“老成”。“清新”与“老成”诗家难以兼得，齐梁诗“清新”者不少而“老成”者寥寥，后来的宋诗常得“老成”但又难见“清新”，庾信将“清新”与“老成”有机地统一于一身，沈德潜说“子山于琢句中复饶清气”（《古诗源》卷十四），这也许是诗圣杜甫如此敬服他的主要原因。《拟咏怀》所拟者阮籍《咏怀》诗，而阮作全无“雕虫之功”（锺嵘《诗品》），尚存建安诗风遗绪，庾诗则颇见“琢句”之力，格调声韵已开唐代律诗先河。如“萧条亭障远”和“寻思万户侯”二诗，除有些诗句失粘外，其对偶、平仄都已近唐后的律诗。另外，他后期不少五言短诗形式上基本已是五言绝句，如：

        历史上对庾信的评价向来有肯定和否定两极，肯定者认为庾信集六朝之大成，穷南北之胜境，“辟唐人之户牖”（参见倪璠《注释庾集题辞》、叶燮《原诗》、刘熙载《艺概》），否定者则说他的诗赋“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并把他说成“词赋之罪人”（参见李延寿《北史·文苑传》、令狐德棻《周书·庾信传》）。否定他的人大多是不能原谅他屈仕北朝的经历，因恶其人而废其文，才对他的诗文发出如此偏激之论。张溥在《庾开府集题辞》中说：“文与孝穆敌体，辞生于情，气余于彩，乃其独优。令狐撰史，诋为淫放轻险，词赋罪人。夫唐人文章去徐庾最近，穷形尽态，模范是出，而敢于毁侮，殆将讳所自来，先纵寻斧欤？”这则评论公允而且很有见地。

        庾信之外，由南入北的文人中，最著名的要数王褒（514？—576？）。褒字子渊，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南朝梁武帝时曾为太子舍人、秘书丞，梁元帝时官至尚书左仆射。西魏破江陵后他被拘送长安，历仕西魏、北周两朝，受到两朝统治者的厚遇，北周的许多诏册都由他起草，官至太子少保、少司空。琅琊王氏为江南世胄，加之他个人博览史传，“美威仪，善谈笑”（《北史·王褒传》），梁国子祭酒萧子云为其姑夫，子云特妙草书与隶书，褒小时以姻戚常往来其家学习书法，这样王褒年轻时就以名位、才华、风度和草书名动江左。他现存世的江南诗作比庾信多，七言拟乐府《燕歌行》，梁元帝萧绎和梁朝文士曾有唱和，但所有和作中在艺术上无一能与王褒的原作媲美。此诗写征人与思妇的两地思念，受曹丕同题诗歌的影响，音调也像曹诗那样柔美，抒情和曹诗一样细腻，但色泽比曹诗更为浓艳。他早期的诗歌题材或写赠别或描山水，诗风近于谢朓、何逊，以圆转、平易和清丽见长，明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说：“王褒五言，声尽入律，而绮靡者少。”如《别陆子云》：

        “还看分手处”一联以浅语写深情，对偶工整而又全不着力；“平湖开曙日”一联更使人想起杜审言“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的名句，可见唐人从他的诗歌中受惠不少。

        他被掳北朝后“与庾信才名最高”，但留下来诗作的数量比庾信要少。“乡关之思”的情感也不及庾信深切，这可能是与他“雅识政体”，在北朝政坛上左右逢源有关。“乘舆行幸，褒常侍从”，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屈身仕敌的羞辱感和羁身塞北的孤寂情，但也并非史书所说的那样因身“荷恩眄”而全“忘羁旅”之愁（《北史·王褒传》）。他在《赠周处士》中说：

        这首诗毫无遮掩地向江南故人坦露刚刚被俘后的心迹：从被迫北上途中的阻厄艰难，说到离乡去国心情的压抑沉痛，从决心要保持名节的意向，说到作为亡国贱俘的犹疑恐惧，从不可遏止的思乡之情，说到壮志消歇万念俱灰的无奈，再从塞北穷山恶水的环境，说到自己希望与友人一道羽化登仙的幻想。这里有“乡关之思”，有家国之恨，也有人生之嗟。诗人完全没有计较语言的工拙与色泽的浓淡，一洗粉泽雕琢而归于朴素自然，如“壮志与时歇，生年随事阑”，字面上是工整的对偶，可语气又像是脱口而出，无意于工而无不工。他的另一首《渡河北》也是为人传诵的作品：

        此诗一起笔就想象奇特而又意境高远，沈德潜《古诗源》称其“起调甚高”。全诗也是洗尽铅华而独呈风骨，笔致苍劲而又境界开阔。可惜这样的诗歌不仅在他早期创作中难得一见，在他深荷北朝统治者“隆恩”之后也不可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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