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乘中央线地铁就是——如同宣传及文化教导部指出的那样——追寻德国历史足迹的一次旅行。柏林-戈滕兰车站、比洛大街、诺伦多夫广场、维滕贝格广场、纽伦堡广场、霍亨佐伦广场……如雷贯耳的站名就像一串珍珠，把德国的历史贯穿起来。为了与其历史意义相称，这条线路仍然在使用战前制造的车厢。保养得很好的木头车厢，漆了一道又一道的红色和黄色油漆。三代柏林人的屁股把木头座椅磨得又光又亮。大多数乘客站着，抓着皮革拉环，随着车厢的节奏晃来晃去。昏黄的电灯泡照着车厢内的标语，提醒乘客们保持警惕：“逃票者的得利是柏林人的损失！向当局通报任何不良举动！”“他把座位让给妇女或老兵了吗？如果没有，罚款25帝国马克！”

        马赫在站台报摊上买了一份《柏林日报》，斜靠着车门，浏览报上的内容。肯尼迪和元首，元首和肯尼迪。都是这个。很显然，帝国对这次结束美德冷战的会谈寄予了很大希望。这只能意味着东方的战事比任何老百姓所了解的都要糟糕。“在东方保持永久战事将使我们成为一个有活力的种族，”元首曾经这样说过，“使得我们的人民免受欧洲那种安逸享乐的腐蚀、从此变得软弱。”

        但是人民已经变得沉溺于安逸享乐了。否则的话，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还有什么意义？他们有波兰人为他们打理花园，有乌克兰人为他们清扫大街，有法国厨子为他们烹调美食，有英国女仆为他们做家务。品尝到和平带来的安逸舒适后，他们对战争失去了胃口。在报纸的内页里，用最小号的字体登出了布勒的讣告。他被说成是在“浴室事故”中死亡。

        马赫把报纸塞进衣袋，在比洛大街车站下了车。在车站外面，他能看到夏洛特的公寓。帘子后面有一个影子在快速移动。她在家。或者不如这么说：有人在她家。看门的老太太不在她那把椅子上。他敲敲夏洛特的公寓门，没人应答。他更用力地敲了敲。没有反应。马赫转身离开，大步走下楼梯。走下一节台阶后，他就止步，数到十，转身，后背贴着墙，走一步停一步，蹑手蹑脚地回到夏洛特的公寓门旁。他拔出了手枪。

        过了好几分钟。什么地方有条狗在叫唤。汽车、火车和飞机的声音从外面传来。婴儿啼哭，小鸟唧啾：不和谐的杂音。在公寓里面，什么人在走动。地板的嘎吱声。门开了一条小缝。马赫用肩膀猛地把门撞开。站在门后的人，不管他是谁，被这股巨大的力量撞得向后趔趄了好几步。马赫冲进公寓，从小小的门廊里把那个人推进起居室。一盏台灯掉在了地上。他试图用枪顶住那个男人，但是对方按住了他的胳膊。现在他被对方推着，步步后退。他的腿肚子撞到了一个茶几，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板上。卢格手枪从他手中飞了出去。

        好吧。现在局势颠倒过来了。确实滑稽。换一个场合，马赫也许会哈哈大笑的。他对打架这种事从来就不是很在行。而现在——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两手空空，脑袋对着壁炉，两腿还在茶几上——就像一个怀孕的妇女在接受妇科检查。

        袭击者仆倒在他身上，马赫可以感觉到吹到他脸上的热气。袭击者用一只戴着皮手套的手捂住马赫的脸，另一只手去掐他的喉咙。马赫既看不见，也没法呼吸。他把脑袋扭来扭去，试图咬那只手。他向上挥拳，打到了袭击者的脑袋，但是对方不为所动，继续扼着马赫的气管。扑在他身上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冷酷无情的机器，正在试图慢慢地把他碾碎。一根钢铁般的手指找到了一条动脉，然后用尽全力按了下去。马赫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下去了。不断袭来的黑暗压过了疼痛的感觉。这么说，走过了这么远的路，将在这里终结了。

        一下猛击。那只手松开了，缩了回去。马赫慢慢挣扎着，试图重新开始搏斗。至少他可以作为观众观看接下来的搏斗。那个袭击者的脑袋被一把金属椅子砸中，滚到了一边。他的眉毛上被砸开一道口子，血流了出来，流得满脸都是。砰！又是一下猛击。还是那把椅子。袭击者举起一支胳膊，试图抵挡，同时用另一只手抹去眼眶里的血。他手脚并用地向门口爬去，后背上骑着一个愤怒的魔鬼——嘶嘶地叫，怒火中烧，箍住他的脖子，连踢带咬，又撕又挠，还伸出爪子去抠他的眼睛，如同疯了一般。这个倒霉的家伙艰难地爬了起来，向门口挪去。在门边，袭击者把自己的后背——连同骑在他身上又踢又咬的那个家伙——向门框用力撞去。一下，两下，三下。直到这时，夏洛特·麦吉尔才松开那个袭击者，让他逃脱。

        一阵一阵的疼痛。脑袋、腿肚子、肋骨、喉咙……不时冒出来一阵抽痛，犹如五朔节时噼里啪啦的焰火。“你在哪儿学会打架的？”他们在厨房里。他弯着腰，脑袋伸在洗碗池上方。她正在小心翼翼地帮他擦干后脑勺上的血迹。“如果你家里有三个弟弟，而你是唯一的一个女孩，那你就不得不学会打架。抓稳了。”

        “可怜的弟弟们。啊！”马赫的脑袋上伤口最多，血水从头顶上流下来，在他眼前几公分的地方滴滴答答地流到水槽里，让他感到一阵眩晕。“在好莱坞电影里，我想，应当是由男人来救女孩。”

        “好莱坞电影不过是一堆垃圾。”她拿来一条干净的毛巾。“这个伤口很深。你肯定不用去医院吗？”“不用。”“那个人还会回来吗？”“不。至少现在不会回来。这应当是一起秘密行动。谢谢你。”他用那条毛巾捂住后脑勺上的伤口，站直了身子。这时候他感觉到一阵新的疼痛。在脊椎上。“一起秘密行动？你不认为他是一个普通的窃贼？”“不。他很专业。盖世太保训练出来的职业杀手。”

        “我把他打败了！”肾上腺素让她的皮肤光泽闪亮，眼睛也闪闪发光。她身上唯一受伤的地方是肩膀上的瘀青。她比他记忆中的样子更加动人。线条精巧的颧骨，小巧笔挺的鼻子，饱满的嘴唇，大大的棕眼睛。她有一头棕发，长度刚刚到达那洁白纤细的脖子。两旁的头发收拢在耳后。

        “如果他收到的命令是杀掉你，我想他能做到的。”“真的吗？那他为什么没有这么干？”突然间，她的声音变得怒气冲冲。“你是美国人。一个受到特别关照的物种。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候。”他看了一下毛巾。血已经止住了。“不要低估了你的敌人，小姐。”“不要低估了我！”她生气地瞪了马赫一眼，看上去楚楚动人。“要是我没赶回来，他会杀了你。”他决定还是一言不发为妙。她现在的样子就像是一点就着的火药桶。

        整个公寓被彻底地搜索过一遍。她的衣服都耷拉在抽屉边上，桌子上和地上到处都是纸，行李箱都被打开了。不过，即使没有人来乱翻一气，马赫想，这个公寓也未必见得多么整洁。洗碗池里有烟灰。卧室里堆着酒瓶子（大部分是空的）。从《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上复印的文章（已经被她的德国搜索者划成了一条一条的）胡乱地贴在墙上。搜索这间公寓的工作一定像梦魇一样可怕。暗淡无力的黄昏光线从肮脏的窗帘后面照过来。每隔几分钟，有火车经过时，整个公寓的墙就要颤抖一阵。

        “我猜这是你的？”她从椅子下面捡起那把卢格手枪，用拇指和食指小心翼翼地捏着枪把。“对。谢谢。”他接过手枪，别回腰间。她有一种能够让别人觉得自己很蠢的天赋。“有什么东西丢了吗？”“大概没有。”她扫了一眼这间杂乱的公寓。“就是有，我也没法发现。”“昨天晚上我给你的……那件东西？”“哦，那个？在壁炉架上。”她的手指在上面摸索，眉头皱了起来。“它应该是在这儿……”

        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当他再度睁眼时，发现她在吃吃地笑。“别害怕，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那东西就在我心脏旁边。就跟情书一样。”她转过身去，解开衬衫扣子。当她转回身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个蓝信封。他接过信，走到窗边。信封摸起来暖暖的，还带着她的体温。

        那个信封又窄又长，光滑而挺括，是用厚厚的亚麻纸制作的。外观是浅蓝色，由于年代久远，上面有许多小小的棕色斑点，就像肝斑。这种高级的、手工制作的信封属于另一个时代，早已消逝的战前时代。信封上没有姓名或地址。

        信封里面有一把小小的黄铜钥匙，以及一封信，是与信封同样的浅蓝色亚麻纸，像卡片一样厚。信纸的右上方用花体铜版字印着“Zaugg & Cie. Bankiers”。佐格银行。地址是巴恩霍夫大街44号，苏黎世。下面是打字机打出来的一行字，证明此信持有人是该银行2402号账户的共同所有人之一。日期是1942年7月8日。下面是银行总董赫尔曼·佐格的签字。

        马赫把这封信看来看去。他一点也不纳闷施图卡尔特为什么把这封信锁在保险柜里。未经帝国银行的批准，德国人在国外拥有账户属于非法行为。对于违反这一规定的人，最高可以判处死刑。“我很担心你。给你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接。”“我在做一些调查。”“调查？”她再度露齿一笑。

        在马赫的建议下，他们徒步向蒂尔加滕公园走去。如果柏林人要讨论什么不愿意被人窃听的话题，这座位于城市中心的森林就是他们的首选之地。甚至神通广大如盖世太保，也没法给每一棵树都装上窃听器。树下草丛中开着水仙花。小孩在新湖的湖岸旁边开心地喂着野鸭。

        逃出施图卡尔特的公寓非常容易，她说。通风井通往房屋的后面，那边没有党卫队士兵。他们都在前面。她翻过铁栅栏，若无其事地走过几条街，拦了辆出租车回家了。她一晚上没睡，等着他来电话，但是没等到。她把那封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熟记在心。到早上九点钟，她决定不再等了。

        她想知道马赫和耶格尔究竟遇到了什么。他告诉她，他们俩被带到了盖世太保总部，第二天早上被释放了。“你遇到了什么麻烦吗？”“没错。现在说说你发现了什么。”她先去了诺伦多夫广场的公共图书馆——她的新闻采访证已经被作废，别的什么事也做不了。图书馆里有本欧洲银行指南。她在里面找到了佐格银行。它如今仍然在营业，地址也没变，还在巴恩霍夫大街。从图书馆出来之后，她去了美国大使馆，去找奈丁格尔。

        “奈丁格尔？”“你昨天晚上见过他。”马赫想起来了。那个穿着运动夹克的年轻人，脑袋枕在她的胳膊旁。“你没把这些事告诉他吧？”“当然没有。不过他这个人很小心谨慎，我们可以信任他。”“在断定谁更可靠这方面，我更信赖我自己的感觉。”他感到一丝失望。“他是你的男朋友？”她站住了。“这算哪门子问题？”“这件事对我来说利害攸关。身为德国公民，我比你面临更多的危险。我有权知道……”“你没有权利打听！”她看上去怒气冲冲。“好吧好吧。”马赫举手投降。这个女人真难应付。“那是你的私事。”他们继续往前走。奈丁格尔是瑞士金融方面的专家，她解释说，曾经帮许多逃到美国的德国难民取出他们在苏黎世和日内瓦的存款。这种事一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1934年，一个叫格奥尔格·汉内斯·托马的盖世太保被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派到瑞士，调查德国籍账户持有人的名字。托马在苏黎世住下，和一些单身的女出纳发生交往，还向一些小职员提供“资助”。当盖世太保怀疑某个德国公民在瑞士非法持有账户时，托马就会去相关的银行，伪装成这个德国人的代理人，声称要替当事人往账户里存款。一旦银行同意办理，就说明这个倒霉的德国人在这家银行里开设了账户。盖世太保就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逼问出所有详细信息。不久之后，银行就会收到存款人从德国境内发来的一封电报，以标准的格式要求银行把他的存款转回德国。

        盖世太保与瑞士银行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逐步升级。柏林与伯尔尼之间的电话、电报、书信抗议往来不断。在德国，那些储户被处决，或者送进集中营，在瑞士引起了公众极大的愤怒。最后瑞士联邦议会做出反应，通过了新的银行法，禁止瑞士银行向外界透露与储户有关的一切信息。格奥尔格·托马身份暴露，被驱逐出境。

        瑞士银行开始意识到与德国客户做生意不仅危险，而且牵扯精力。与客户直接联络是不可能的。成百上千个账户被它们的德国主人惊恐地抛弃了。瑞士的银行家也不愿意被牵涉到这种事关生死的游戏当中去，这对他们的公众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到1939年，一度繁荣的对德银行业务已经销声匿迹。

        “之后战争就爆发了。”夏莉说。他们已经走到了新湖的尽头，开始沿着陆军运河往回走。从南边的动物园里传来鹳鸟的啼声，就像有人在敲梆子。树林北面若隐若现地传来东西轴心大街的交通噪音。左前方，帝国大会堂的青铜圆顶耸立在森林上空。柏林人开玩笑说，避免看到大会堂圆顶的唯一方法，就是住到大会堂里面去。

        “1939年之后，在瑞士开设银行账户的要求猛增。原因很明显。许多人不顾一切地想把他们的财产转移出德国。所以一些银行，包括佐格银行在内，想出了一种新方法。交给银行200瑞士法郎之后，你就会在银行里有一个编号的保险箱，一把钥匙和一封授权信。”

        “就像施图卡尔特的那封。”“对。你只需要向银行出示信和钥匙，保险箱里的东西就都是你的了。不提出任何问题。开户人可以申领多把钥匙和授权信，只要交费就行。妙就妙在，从此银行与主顾完全脱钩。某天，某个小老太太也许会把她的终生积蓄存到这里。十年之后，她的儿子可以出示钥匙和信，把这笔钱领走，如果他拿得到出国许可的话。”

        “或者盖世太保的人拿着钥匙和信……”“如果他们能得到的话。银行什么也不问。没有令人尴尬的后果出现。没有透露客户信息。没有违反《瑞士银行法》。”“这些账户……它们仍然存在？”“战争结束后，由于柏林的压力，瑞士政府禁止了这种做法。不过此前开设的老账户依然有效。因为签了字的协议必须得到遵守。这种钥匙和信本身也成了贵重财产。人们把它转来转去，作价出售。亨利说，佐格银行的这种生意尤其兴隆。天知道他们在保险箱里放了什么东西。”

        “你对这个奈丁格尔先生提到了施图卡尔特的名字了吗？”“当然没有。我告诉他，我在给《财富》杂志写一篇报道：‘战争中失去的宝藏’。”“就像你告诉我，你采访施图卡尔特是为了写‘元首的早年时代’？”她犹豫片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的脑袋还在抽痛，肋骨也不得劲。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点了一根香烟，让自己有时间想一想。“人们看到暴力死亡的场面之后，他们通常会跑开，设法忘掉自己看见的景象。你却不是这样。昨天晚上，你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施图卡尔特的公寓。你翻看他邮件时的手法……今天早晨：询问有关瑞士银行的情报……”

        他闭上了嘴。一对老年夫妇从对面走来，盯着他们看。他意识到他们俩看起来是一对奇特的搭档：一个党卫队军官，没刮胡子，身上到处都是瘀青和伤口，还有一个女人，一眼看上去就知道是外国人。她的德语说得非常流利，没有口音，但是她的身上有某种气质，那种自由国家公民身上的气质，使得她与那些拘谨的、胆小的、三十年来被纳粹统治所驯服的德国人有所不同。

        “这边走。”他领她转向一条通往树林深处的小径。透过茂密的树林，可以看到大战中修建的巨大高射炮塔，就像褐色的城堡，外观十分丑陋，破坏了公园的景色。“能给我一支吗？”他为她点烟的时候，她用手遮住打火机。在婆娑林荫中，小小的火苗在她眼中反射出点点光亮。

        “好吧。”她继续往前走去，双手抱着肩，仿佛感到很冷。“我父母确实在战前就认识施图卡尔特。我在圣诞节之前确实拜访过他。但是我没给他打电话。是他给我打的电话。”“什么时候？”“上星期六，晚上。”“他说了些什么？”

        她哈哈大笑。“哦，不，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先生，在我的职业里，消息是一种可以用来出售的商品。不过我愿意用它来交换点什么。”“你想知道什么？”

        “所有的一切。为什么你昨天晚上闯进那间公寓。为什么你对自己的同行保密。为什么一个小时以前盖世太保的杀手差点杀死你。”“哦，那个。”他微微一笑。

        他感到疲劳。他走到一棵栎树旁，背靠在粗糙不平的树干上，凝视着远处的运河。还没到夏日旅游旺季，不过第一批平顶游船已经开始了环绕柏林的水上旅游。从船上传来了《蓝色多瑙河》的旋律。“两天以前，我在哈维尔湖里钓上来一具尸体。”

        他把所有的事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他提到了布勒的死和路德的失踪；讲了约斯特看到的场面，以及后来他的下场；讲到了内贝和格洛布斯，地窖中的那些艺术珍品，以及盖世太保在他身上搜集的那些黑材料。他甚至谈到了皮利的告密。

        马赫以前注意到，罪犯在做完坦白后——尽管坦白的内容有可能把他们送上绞架——往往会感到如释重负。现在他也有同样的感觉。在他把这几天发生的一切都对夏莉说完之后，感觉好多了。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她说：“好吧，这才公平。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不过当时我碰到的事是这样的……”

        她星期六晚上很早就上床睡觉了。天气非常恶劣，大雨已经下了三天，把整座城市都冲了个透。她没有心情出去和朋友聚会。好几个星期以来都是这样。你知道，柏林是一座非常容易令人感到沮丧的城市。在那些巨大灰色建筑的阴影下，看到街上那些无休无止的制服，面对那些面孔死板、没有一丝笑容的官僚，你会觉得自己渺小、无助。

        电话铃在11:30响了起来，当时她正要睡着。一个男人的声音。语调紧张。逻辑清晰。“你公寓外面有个电话亭。到那儿去。我五分钟之后给你打电话。如果电话亭里有人，不要走，在那儿等着。”

        她没认出来这个男人的声音，但是他的急迫语气表明这不是一个玩笑。她穿上衣服，抓起风衣，摸黑走下楼去。滂沱的雨点像冰雹一样狠狠地砸到她的脸上和身上。借着路灯微弱的光线，她看到马路对面、地铁站出口旁边果真有一个电话亭。里面没人。谢天谢地。在她等电话的时候，她想起了在哪里听到过这个声音。

        “等等，”马赫说，“往回一点儿。你和施图卡尔特的第一次会面。讲讲这个。”

        那是去年，圣诞节之前。她给他打了电话，说明自己的身份，并且提出去拜访他。他在电话中显得颇不情愿，但是在她的一再坚持下，最终同意和她一起喝下午茶。他有一头卷曲的白发，肤色是那种日晒后的淡茶褐色，好像是长时间在紫外线日光浴灯下照射的结果。他的情妇玛丽亚，也在公寓里，束手束脚，像女仆一样畏缩。她端来茶点，然后就离开了，让他们俩谈话。无非是那些客套话。你母亲怎么样，很好，谢谢，等等等等。哈！她熟练地弹掉了一大节烟灰。

        “我母亲的演员生涯，自从她离开柏林之后就结束了。我的出生彻底葬送了她的演员梦。你也猜得到，战争期间，好莱坞对德国女演员的需求不是那么迫切。”

        然后施图卡尔特问她父亲的情况。也很好。她可以比较愉快地回答这个问题。她父亲在1961年，即肯尼迪当选的那一年，从国务院退休了。助理国务卿迈克尔·麦吉尔。上帝保佑。施图卡尔特是通过妈妈认识他的，当时他是驻柏林大使馆的职员。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马赫打断了她的话。“三七年到三九年。”“继续。”接下来，施图卡尔特问到她的工作。世界欧洲报导。他从来没听说过。不奇怪，她说，没人听说过。差不多就是这类谈话，彬彬有礼的客套话。最后她起身准备离开，给了他一张名片。他弯腰行了个吻手礼，方式很恶心，那对厚嘴唇在她手上逗留了半天，好像狗在闻一块肉。接着他又在她出门的时候摸了摸她的屁股。就是这样。之后五个月里，她没有搭理过他。

        “直到上星期六？”对，直到上星期六。她在电话亭里等了大概半分钟，他打来了电话。原先那种傲慢自大的语调已经荡然无存。“夏洛特？”他把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非常抱歉用这么戏剧性的方式和你通话。你的电话被窃听了。”

        “他们说每个外国人的电话都会被窃听。”“没错。我在部里的时候，看过一些窃听记录。不过电话亭是安全的。我现在也在电话亭里。星期四的时候，我到比洛大街，记下你那个电话亭的号码。这件事很严重。我需要和你们国家的有关当局联络。”“为什么不去找大使馆？”“使馆不安全。”他听起来受到了很大的惊吓。而且很紧张。绝对喝了酒。“你是不是想叛逃？”

        长时间的沉默。接着从她身后传来了一个清脆的声音，好像是谁在用硬币敲打玻璃。她转过身去，看见一个男人正扒着玻璃往电话亭里看，全身水淋淋的，就像一个潜水员。她一定是大叫了一声，因为施图卡尔特的声音听起来更紧张了。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她向那个男人摆摆手，他失望地离开了。“没事。有个人想用电话。”“好吧，长话短说。这件事我只和你父亲联络。不通过大使馆。”“你需要我做什么？”“明天来找我，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夏洛特，我会让你变成全世界最出名的记者的。”“在哪儿？什么时候？”“我的公寓。中午。”“那儿安全吗？”“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然后他挂上了电话。这是她最后一次听到施图卡尔特的声音。

        她抽完了香烟，用脚尖把烟蒂捻灭。剩下的事他差不多都知道了。她发现了尸体，报了警。他们把她带到亚历山大广场的一个警察局，在一间空屋子里关了三个小时。接着她又被领到一个地方，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党卫队官员面前写了份笔录。那人的办公室看起来就像个病理解剖室，不像警官的房间。马赫笑了笑。可怜的老菲贝斯。

        她决定不告诉警察，那死者在星期六晚上给她打过电话。原因不用说。如果她被发现同施图卡尔特的叛逃密谋有牵连，她肯定会被立即逮捕。不管怎么说，他们最后还是决定驱逐她。就是这么回事。

        柏林市计划在元首日期间举行一系列盛大的烟花表演，场地就设在蒂尔加滕。公园里有一大块空地被拦了起来，身穿蓝色制服的烟火工人正在小心翼翼地组装他们的秘密武器。围栏后面站着一些好奇的年幼柏林人和他们的保姆。炮筒，沙包，掩蔽壕，几公里长的导线，堆得到处都是。不知底细的人看到这个场面，会以为这里要举行一场炮兵演习，而不是庆祝活动。没有人把注意力放在一位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或者一位穿蓝色风衣的小个子妇女身上。

        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下一串号码。“这是我的电话，办公室的和家里的。还有，这是我一位朋友的电话，马克斯·耶格尔。你昨天晚上见过他。如果和我联系不上的话，就给他打电话。”他撕下那张纸，递给她。“如果任何事情引起你的怀疑，或者令你担心，不管是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

        “你呢？你打算做什么？”“我想法去苏黎世。今天晚上。明天去查看一下这个银行帐号。”她还没张嘴，他就知道她要说什么。“我和你一起去。”“你在这儿会更安全一些。”“但是这也是我的报导啊！”她的语气像一个被惯坏了的孩子。“老天爷，这不是什么报导。”他试图压制怒气。“听着。咱们这么办。无论我发现什么，我都会告诉你。你会知道所有的故事。”“不如亲自到那儿好。”“总比死了好。”“他们在国外不会那么干的。”“正相反。在国外，他们不用顾忌你的美国记者身份。如果你在这儿被干掉了，他们就要向美国大使馆解释一大堆问题。如果你死在国外……”他耸了耸肩，学着外交部官僚的口吻，“‘谁说这是盖世太保干的？证据呢？’”

        他们在湖边上分手。他大步流星地走过草坪，向繁忙的市中心走去。一边走，他一边掏出那个信封，晃了晃，检查钥匙是否还在里面。他把信封举到鼻子上，嗅着她的体香。他回头望了一眼。她正在走进栎树林。一会儿被树木挡住，一会儿又出现在他的视线中。消失，出现，消失，出现。沉闷的树林中，她那小小的身影看上去就像一只明亮的蓝色小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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