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勒反复琢磨感恩节是否要去坎布里奇看他女儿琳。如果他十一月去，就见不到侄子侄女了，他们只在十二月回东部过圣诞。也许他们本来可以放下工作，两个假期都回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他女儿搬进自己的公寓以后，感恩节全家都在她那里聚会，到现在已有六年了；圣诞节大餐去凯勒的姐姐家，在阿灵顿。他女儿的公寓在波特广场附近。她以前跟雷·瑟鲁托一起住，后来她认为找一个汽车机修工实属屈就。一个好人，一个勤快的工人，一个绅士——接下去，她很自然选择了一些凯勒发现几乎无法与之相处的男人，和他们一茬接一茬地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噢，可是他们拥有白领的职业和白领的渴望：比如现在的男友，她最近跟他飞到英国去，整整三天，就为了看多佛白崖。即使那儿有蓝鸫鸟，也没人提起过。

        多年前，凯勒的妻子苏·安妮搬回弗吉尼亚州的罗阿诺克，她在那里租了一间“婆婆公寓”，女房东是她大学同学，那时她和凯勒还在恋爱。苏·安妮开玩笑说，她自己已经变成某种理想的婆婆了，料理园艺，在朋友出门的时候帮他们照顾宠物。她很高兴重新做回园丁。在和凯勒一起生活的近二十年间，他们位于波士顿郊区的小房子被树荫遮蔽，除了春季的鳞茎植物，几乎什么也长不了，即使是那些鳞茎植物也得种在花坛里，因为土地肥力太弱。最终，松鼠发现了花坛。苏·安妮的崩溃一定跟松鼠有关。

        那么，打电话给女儿，或是做点更重要的事，打电话给邻居——“快乐旅游”旅行社的西格丽德——跟她道个歉。他们最近在本地一家中餐馆吃了一顿平静的晚餐，却被一场大雷雨打断，雨势猛烈，简直是在宣告查尔顿·海斯顿的出场，这让凯勒想到他的窗户没关。他也许不该拒绝把饭菜打包，但是当他想到让她到家里来吃晚餐——他家一片狼藉——或者去她那儿，还得看她儿子那张臭脸，似乎还是狼吞虎咽地吃完饭比较省事。

        吃过那顿倒霉的晚餐之后几天，他买了六张彩票送她，希望某个号码能中奖，给她儿子弄一辆自行车，不过显然彩票都没中奖，要不她会打电话来的。她儿子那辆昂贵的自行车被人用刀指着抢走了，是在一个他跟他妈妈许诺不会去的街区。

        两三个星期前，西格丽德和凯勒开车去波士顿美术馆看展览，后来去了一家咖啡馆。因为被一个推着辆装甲车那么大的婴儿车的妈妈撞了一下，他笨手笨脚地把一杯茶泼在了她身上。他把餐巾拿到女盥洗室门口，让西格丽德擦擦，他竟然——有人可能会说，相当仗义地——还想到从自己衬衣口袋里的多种维生素小盒中取出一颗每日必服的维生素E，咬掉胶囊末端，叫她从他的指尖上刮取那点黏稠的东西，涂在烫伤的地方。她坚持说自己没被烫着。后来他们在回车上去的路上争执起来，他说她不必装得一切无恙，他喜欢实话实说的女人。“西格丽德，我把你烫到了，那不可能没事。”他对她说。

        “这个嘛，我只是觉得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无心之失而责怪你，凯勒。”她回答。每个人都用他的姓氏称呼他。他出生时的名字是约瑟夫·弗朗西斯，但无论是乔、约瑟夫、弗兰克还是弗朗西斯都不合适。

        “我太笨了，动作也慢，没能及时帮忙。”他说。

        “你挺好的，”她说，“如果我哭，或者失去理性，反而会让你更高兴是吗？你有一面总是时刻保持警惕，仿佛对方一定会失去理性。”

        “你对我妻子的个性了解那么一点。”他说。

        西格丽德在苏·安妮离家之前、之中和之后都住在他隔壁。“那每个人都是你妻子吗？”她说，“你是这么想的吗？”

        “不，”他说，“我是在道歉。我为我妻子做得也不够多。很明显我的行动不够快，或者不够有效，或者——”

        “你总是在寻求原谅！”她说，“我不会原谅或不原谅你。这样如何？我对具体情况缺乏了解，但我想你也未必应该对事情的结果负全责。”

        “对不起，”他说，“有人说我话太少，不给别人机会来了解我，而其他人——比如你和我女儿——又坚持认为我批判自己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我没说过这种话！别把别人的话安在我嘴里。我说了，茶不小心洒在我背上的事和你与你妻子之间无疑非常复杂的关系，这两者之间实在没——”

        “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复杂了。”凯勒小声说。

        “别小声说话。如果我们需要讨论问题，至少让我听到你在说什么。”

        “我没有小声说话，”凯勒说，“那只是一个老人有气无力的喘息。”

        “你又说起年龄！我应该同情你的老龄！你到底有多老，既然你总是提到这个？”

        “你还太年轻，数不到那么老，”他笑了，“你是一个年轻迷人的成功女性，人们乐意看到你走进屋子。而他们抬头看我，看到的却是一个老人，就会移开目光。我走进旅行社，他们没有一个不低头缩进桌子下面的。你记得吧，那就是我们怎么认识的，因为美国人通常不会拜访自己的邻居。只有你光彩照人地对我笑脸相迎，其他人都假装我不在场。”

        “听着，你确定这是我们停车的地方吗？”

        “我什么也不确定。这就是为什么我让你开车。”

        “我开车是因为你的验光师在我们离开前不久给你滴了散瞳的眼药水。”她说。

        “但是我现在好了。至少，我通常并不完美的视力回来了。我能开回去，”他指着她的银色阿瓦隆说，“对我来说这车太高贵了，真的，不过开车是我现在最不愿做的事，我已经毁了你的一天。”

        “为什么这么讲？”她说，“因为你乐得认为一些小问题就能毁了我的一天吗？你真是没救了，凯勒。还有，别再小声说那正是你妻子会说的话。她只是居住在行星地球上的另一个人，除此之外我对你妻子毫不关心。”

        她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圈，扔给他。

        他很高兴他接住了，因为她把钥匙往空中抛得太高了，但他确实接住了，他也确实记得在按钮开锁的时候先她一步，为她打开车门。他从车后绕过去的时候，看到保险杠上贴着“善待动物组织”，那是她丈夫用来给车做装饰的，后来他为了一个小他很多岁的佛教徒兼纯素食主义动物权利活动家离开了她。

        他至少是慢慢地走向疯狂，先是订阅《史密森尼》杂志，后来才订一些刊登戴镣铐的饥饿的马和被割除脚爪的眼神惊恐的动物照片的通讯——这些她觉得让人送到家门口都难为情的材料。离开前的一年，他周末去一个动物援救社团工作。当她告诉他，他痴迷于关注动物的困境，甚至不惜以婚姻和儿子为代价时，他把一本他的出版物卷成筒，不停地拿它拍打手心，激烈地抗议，好像在责骂一条坏狗。她记得他不知怎么地把话题转移到了亚洲仍在非法进口象牙。

        “你总想吵上一架。”她说。她最终再次开口的时候，凯特正迂回辗转把车开出波士顿。“这样跟你相处很难。”

        “我知道很难。我很抱歉。”

        “来我家吧，我们可以一起看《佩里·梅森》的重播，”她说，“每晚十一点有。”

        “我熬不到那么晚，”他说，“我是个老年人。”

        凯勒在接女儿的电话（电话这么多天第一次响起），耐心地听她描述她的情况，她那颐指气使的人生。说话之前她明确告诉他，如果他要问她是否打算跟艾迪生（叫艾迪生！）·佩奇分手，她就挂电话。另外，他也很清楚，她不想被问到她母亲的事，尽管，没错，她们是在通过电话联系。她还不想听到对她光鲜生活的任何批评，基于她最近跟挥霍成性的男友在英国度了三天假的事实，还有，没错，她打了流感疫苗。

        “现在是十一月，可以问你打算投票给谁吗？”

        “不可以，”她说，“即使你选的是同一个人，你也会找到什么方法来戏弄我。”

        “要是我说‘闭上眼睛，想象一头象或一头驴’呢？”

        “要是我闭上眼睛，我看到……我看到一个马屁股，那就是你，”她说，“我能继续了吗？”

        他嗤之以鼻。她有急智，像他的女儿。这点遗传了他，而不是他的妻子——她从不开玩笑，也理解不了玩笑。很久以前，他妻子找了一个完全没有幽默感的心理医生，他把凯勒召去，要求他跟苏·安妮说话要直截了当，不要拐弯抹角，也不要含沙射影，或者——语带幽默——这天理难容。“如果我急不可耐地想要讲一个种族歧视的笑话怎么办？”他问。这个想法当然很滑稽，他这辈子从没讲过种族歧视的笑话。可是心理医生当然无法领会他的语气。“你琢磨着有必要跟你妻子讲种族歧视的笑话吗？”他说着停下来在他的便笺纸簿上涂了几笔。“除非做梦的时候想到。”凯勒面无表情地说。

        “我以为你要继续说下去，琳。”他说。“我说这话表示我的态度，而不是责备。”他赶快加上一句。

        “凯勒，”她说（从她十来岁的时候起就开始叫他凯勒了），“我需要知道你感恩节来不来。”

        “就因为你会买一只重了六七盎司的火鸡？”

        “其实我今年想做火腿，因为艾迪生喜欢火腿。只是个简单的请求，凯勒：让我知道你是来还是不来。现在离感恩节还有三个星期。”

        “我为了要接受一个感恩节的社交邀请就得遭遇艾米·范德比尔特的日程表？”他说。

        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想要你来，不管你相不相信，不过洛杉矶的双胞胎不来了，艾迪生的姐姐请我们去她家，所以我想，要是你不打算来，我今年也许就不做饭了。”

        “哦，无论如何别为了我做饭。我会注意我的礼节，从今天算起的第五十一周打电话，然后我们商量明年的计划，”他说，“超市里卖的火鸡馅饼对我就足够好了。”

        “然后第二天你就变成平常那个节省的自己，开始吃剩菜的包装盒。”她说。

        “马不吃纸板。你想的是老鼠。”他说。

        “我接受指正，”她说，重复着他常对她说的话，“不过让我再问你一件事。艾迪生的姐姐住在新罕布什尔的朴茨茅斯，她发了一个私人邀请，请你参加在她家举行的晚宴。你愿意在那儿过感恩节吗？”

        “她从来没见过我，怎么可能发私人邀请呢？”他问。

        “别啰嗦，”他女儿说，“回答就行了。”

        他考虑了一下。不是因为他会不会去，而是因为节日本身。修正主义者认为感恩节是纪念对美洲原住民（从前叫印第安人）的征服，还不至于像哥伦布日那个节日那么糟糕，但还是有点……

        “我把你的沉默理解为你想要远离尘嚣。”她说。

        “那个书名总被错误地引用，”他说，“哈代的小说是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意思完全不同，‘madding’的意思是‘疯狂的’。‘疯狂的’和‘烦人的’这两个词意思差得很远。想想看，比如拿你妈妈的个性和我相比。”

        “你真是烦人得无可救药。”琳说，“要不是知道你关心我，我才不会拿起电话听你一次又一次地嘲讽。”

        “我以为那是因为你同情我。”

        他听到挂断的声音，然后一片寂静。他把电话放回电话座，那让他想起另一个摇篮——琳的摇篮——床头板上有母牛跳月亮的贴花印图，栏杆上有蓝色和粉色的珠子（做摇篮的厂家上了双保险）。他还记得他转动珠子，看着琳入睡。摇篮现在搁在楼下的过道里，用来堆放供回收的废纸和杂志。这么多年来，贴花印图有些地方剥落了，所以上一次看的时候，只有身子和两条腿成功地跳过了笑容明媚的月亮。

        他买了一个冷冻的火鸡馅饼，还有，为了犒劳自己（琳说他一直吝惜给自己快乐，不对——一个人无法拒绝难以发现的东西），买了一个调频效果极佳的新收音机——不过他耳力不济，能听得出来啥呀。吃感恩节晚餐的时候（离感恩节还有两天，不过又何必拘泥形式？选择——“丹尼茂”炖牛肉还是“少脂烹调”蔬菜卤汁面条是感恩节当天的事），他心怀喜悦地听着雷斯皮基的《罗马的松树》。他和苏·安妮蜜月旅行差点去了罗马，但后来改去了巴黎。他妻子刚读完大学第二个学期，选了艺术史专业。他们去了卢浮宫，去了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旅行的最后一天他给她买了一幅她反复赞叹的画，威尼斯的小水彩画，画框十分华丽，大概这就是幅水粉画价格昂贵的原因——是水粉画，不是水彩，她总是这么纠正他。他们俩都想要三个孩子，最好是一个儿子，接着再来一个儿子或女儿，万一第二个还是儿子，他们当然一心期盼最后一胎生个女儿。他出神地回忆着他们在塞纳河畔漫步，说着天真的闲话，认真讨论着那些大多无法掌控的事：人生大事。

        苏·安妮只怀了一次孕，虽然他们（说实话是她）很不明确地考虑过收养，琳还是成了他们唯一的孩子。虽然没有兄弟姐妹，但她还比较走运，有些亲戚，因为凯勒的姐姐在琳出生后一年左右生了一对双胞胎，那些日子两家相距只有半个小时车程，几乎每个周末都碰头。现在苏·安妮和他的姐姐卡罗琳（现在只叫卡罗尔）已经几个月不说话了，卡罗琳跟她的医生丈夫住在阿灵顿（或者说分别住在阿灵顿——他被禁止探问两人关系的实质），他们的双胞胎，理查德和丽塔，都是股票经纪人，一直没结婚（聪明！），在好莱坞山共住一栋房子，他跟他们相处时比跟他女儿还自在。好些年了，凯勒一直承诺要去看他们，前年夏天，理查德终于跟他摊牌了，寄来一张去洛杉矶的机票。理查德和丽塔开着一辆宝马敞篷车去洛杉矶国际机场接凯勒，带他去了一家寿司餐厅，餐厅里激光影像每隔一段时间打在墙上，明暗交替，好像一堆性欲勃发的象形文字应和着《像埃及人一样走路》摩擦挑逗。第二天早上，双胞胎带他去了一个旨在嘲讽所有博物馆的博物馆，展品古怪，描述充满了戏谑调侃，没个正经，他肯定，在那儿的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参观的是一个真正的博物馆。那天晚上，他们打开泳池的灯，给他一条泳裤（他怎么会想到带这东西？——他从没把对洛杉矶这座散漫杂乱城市的造访想象成海滩之旅）。星期天，他们在泳池边享用午餐，吃新鲜的菠萝和意大利熏火腿，喝意大利汽酒而不是矿泉水（在他看来，这是他们家里除了品质绝佳的红酒以外唯一的饮品了）。傍晚有个美丽的金发女郎加入了他们，据说以前是杰克·尼克尔森的女朋友，或许依然还是。后来他跟丽塔和理查德去参加一个电影放映会（一个赶尽杀绝的片子，他们都不想看，可是又碍于情面不得不去，因为摄影师是他们的老客户）。星期一，他们给凯勒叫了辆车，这样他就不至于因为在高速公路上找不到出口而迷路了。司机把他送到餐厅和双胞胎共进午餐，餐厅建在一个美丽的带露台的花园边上。吃完饭，司机在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把他放下，参观完后又是同一个司机来接——这个司机从好莱坞高中辍学了，在写剧本。

        他们给他买的往返票，间隔时间只是几天，这样挺好，因为要是再待下去，他可能就永远不会回家了。不过谁又会在乎他回不回家呢？他妻子不关心他住在哪儿，只要方向与她相反就行；他女儿也许会松一口气，他终于搬去了别处。他无缘无故地住在他住的这个地方——至少对他来说无缘无故。他没有朋友，除非把唐·金姆算上——唐每周一和周四跟他打手球。还有他的会计，拉尔夫·巴佐罗科。他猜巴佐罗科算个朋友，只是每个春天打几局高尔夫，每年四月十六号，他和巴佐罗科的其他主顾受邀出席一个自助餐会——还有巴佐罗科打电话祝他生日快乐，“巴佐罗科一家”（贺卡上总是这么写）圣诞节寄来一个巨大的盒子，装着意大利杏仁脆饼和芭喜巧克力……嗯，他不知道。他想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友情，有点为自己感到惭愧。他到医院去探望过巴佐罗科的儿子，他踢足球时摔伤了骨盆，切除了脾脏。他在雨中开车送巴佐罗科哭泣的妻子回家，让她可以冲个澡，换身衣服，然后又在雨中开车把仍在哭泣的她送回医院。好吧，他有朋友。但是他们谁会在意他搬到洛杉矶呢？唐·金姆很容易就能找到一个新的合伙人（也许是个更年轻的人，更配得上当他的球友）；巴佐罗科可以通过神奇的现代科技继续做他的会计。不管怎样，凯勒还是回到了北海岸。

        不过，要等先过完洛杉矶这古怪的最后一天。他说——虽然本来没这么打算（琳认为他嘴里冒出来的每个字都是预先考虑好的，这不对）——最后一天想在家里消磨。为了不让他们觉得过意不去，他甚至提出能否开一瓶梅洛——当然了，他们推荐什么就是什么——以及午饭把他们的冰箱扫荡一空。毕竟，冰箱里有马斯卡邦尼乳酪，而不是农家鲜干酪，水果盒里塞满了有机李子，而不是皱巴巴的超市葡萄。理查德对这个想法不太热衷，而丽塔却说这当然没有问题。这是凯勒的假期，她强调。那天晚上他们在一家海滩餐厅订了位，要是他觉得休息好了，想去外面吃，也行，要不然他们就取消订位，由理查德来做他那道著名的甜洋葱酱汁腌鸡胸。

        凯勒醒来的时候，屋里没人。他煮了咖啡（在家的时候，他喝速溶咖啡），房门开着，他趁这个工夫，走出去溜达到露台上。他环视山坡，欣赏泳池一侧种在墨西哥陶瓮里的马缨丹。一本杂志被淋了雨——夜里一定下雨了，他没听到，他当时听着勃拉姆斯，戴着耳机睡着了。他朝杂志走过去——这本《时尚》在绿色的瓷砖上瓦解腐烂，像高速公路上的垃圾一样恶心——他吃惊地直往后退，那儿有一只小小的负鼠：一只负鼠宝宝，长鼻子，苍白纤细的身子，正用爪子拍水，徒劳无功地想从泳池边上爬上来。他飞快地环顾左右找泳池捞网。前一天晚上它还斜靠在玻璃移门边，可是现在不见了。他赶紧走到房子的一头，又跑到另一头，始终警觉地意识到溺水的负鼠急需救援。他走进已经弥漫着咖啡香的厨房，使劲拉开一扇又一扇门，想找一个罐子。他终于发现了一个放清洁用具的桶，飞快地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冲回泳池，把桶沉下去，可是没捞到，还吓着了那可怜的小东西，让它沉到了池底，这更难办了。他害怕地向后退缩，又意识到这种感受并非害怕，而是对自己的厌恶。内省并不是他最喜欢的模式，不过没有关系：他又把桶放了下去，这一次他接受了自己掉入水中的滑稽命运，把身子探得更远。不过第二次他设法舀到了负鼠——它只有一丁点大，把它从水里捞了出来。桶里的水满满的，因为他浸得很深。他看到负鼠蜷在桶底，心里很绝望，马上明白它已经死了。负鼠淹死了。他放下桶，蹲在桶边的瓷砖地上，接着有了一个令人振奋的顿悟，他几乎笑出声来，意识到它没有死，它只是在装死。但是如果他不把它从水桶里拿出来，它就真的要死了。他跳起来，把桶放倒，水带着负鼠流出来的时候，他往后站。水流光了，负鼠静静地躺着。一定是因为他在看着它，他想，但他又一次想到了那个可怕的念头：它可能真的死了。

        他静静地站着。然后他打算回屋里去，离它远远的。它死了；它没死。时间流逝。终于，他一动不动站着的时候，负鼠抽搐了一下，摇摇摆摆地走了起来——它体内闪现的生机在凯勒心中产生了共鸣——然后，事情结束了。他继续站着，想到自己几分钟之前还那么厌恶自己。他随即出去把桶拿了回来。他抓住桶柄的时候，泪水夺眶而出。管他呢！他冲洗水桶时在水槽边哭了起来。

        他用胳膊弯擦干眼泪，把桶彻彻底底清洗干净，时间长得没有必要，然后用毛巾把桶擦干。他把“佳美”、“稳洁”、清洁剂，还有抹布和刷子放回桶里，把桶放回水槽下的原位，试图回想这一天他本来计划做什么，他一下子又不知所措了。他脑海中跳出来的是杰克·尼克尔森的女朋友，比基尼金发女郎，披着一件牛仔布衬衫。他心想……什么？他要跟杰克·尼克尔森的女朋友在一起吗？一个连姓什么都不知道的人？

        但那的确是他的想法。不会去做，不过真的——那就是他在想的事，一直在想的事。

        水流光了，瓷砖依然闪闪发亮。当然，负鼠没了影踪。无疑它已经吸取了这重要的人生教训。一张小小的红木桌子上放着一台防水收音机，他打开收音机，调到古典音乐频道，调好音量。然后他解开腰带，拉开裤子拉链，脱下外裤和内裤，脱下衬衣。他拿着收音机走进泳池深水区的那一头，把收音机放在池边上，潜入水中。他在水下游了一会儿，然后把头探出水面，这时他有种明确的感觉，什么东西正在注视着他。他回头看了看房子，又缓缓地环顾泳池周围。把泳池和邻家隔开的围篱至少有十英尺高。泳池后面的露台上长满了灌木丛、果树和粉色白色的鸢尾——凯勒要疯了：他独自一人在一个私家院落里，没有别人。他又潜入水中，清凉丝滑的水令他神清气爽，他游蛙泳到另一端，浮上来换气，用脚蹬池壁，仰面漂浮在水面上。他漂到泳池尽头，爬上岸来，用眼角的余光看到了是谁在注视他。有一头鹿高高在上，从梯台上往下看。他们眼神交汇的那一瞬间，鹿就跑掉了，但在那一瞬间，他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在这出现无数启示的一天——那头鹿投来的是一种仁爱的目光，仿佛心怀感激。他感觉到了：一头鹿认可了他，在向他表示感谢。他为自己古怪的思维方式感到目瞪口呆。一个成年人怎么可能——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成年人，一个曾经陪着小女儿去看《小鹿班比》的父亲（现在看来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像每个父母一样，在班比的妈妈被杀害的时候轻声说：“这只是电影。”一个对世界有这种认识的人，他能记起来的最有意义的成就就是从游泳池里捞出一只动物——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明白无误地觉得，有一头鹿出现了，是来祝福他的呢？

        但是他知道它确实如此。

        最终，这祝福并未真的改变他的生活，不过人又何必因为祝福本身而产生诸多期待呢？

        深刻改变过他人生的事，是几年前理查德力劝他投机冒险，要相信他，因为他即将说出的那个词将会改变他的人生。“塑料？”他当时说。但是理查德太年轻了：他没有看过那部电影。不，那个词是微软。凯勒那天心情复杂（一个月前他的父亲自杀了）。那段时间他是如此厌恶自己的工作，讲话也不再半真半假，终于对苏·安妮承认，他们的婚姻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也承认了他猜他几乎倾其所有给侄子投资一家名字意味着“微小和脆弱”的公司，这是在纵容自己自暴自弃的倾向，他妻子和女儿一直认为自暴自弃是他生命的核心。但是，结果证明，理查德给他带来了福气，现在这头鹿也是。那个金发女人没有给他福气，不过，很少有男人，真的很少，运气能好到让这样一个女人给他们带来福气。

        “你真逗！”丽塔笑着说。她开车送他到洛杉矶国际机场。在路上，他脱下白色t恤举到空中说：“我在此屈服于天使之城的疯狂。”丽塔一向认为家族里没有人理解她叔叔，大家都对他防备，因为他的博学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他们还任性地误解他的幽默感。理查德要工作到很晚，但他拜托他妹妹拿来（她差点忘了仪表板置物箱里的好东西，跑回车上拿的）一罐白巧克力布朗尼给他飞机上吃。还有一封短信，凯勒后来读到，是理查德感谢他在他和丽塔小时候树立了一个榜样，不要盲目随波逐流，以及他在一个用理查德的话说“从来都害怕自己影子”的家族里，发出讽刺幽默的声音。“快点回来，”理查德写道，“我们想你。”

        回到家，他女儿在电话里用一个警告来迎接他：“我不想听到我的表亲们如何快乐成功，这在你看来就是‘富有’的同义词。别告诉我他们生活的细节，只要说你做了什么。我要听你说说这趟旅行，但又不想让我自己在完美的表亲面前显得很无足轻重。”

        “我可以完全不讲他们的事，”他说，“我可以相当诚实地说，这次旅程中最重要的那个时刻，他们没有陪在我身边，那是我和一头鹿眼神交会的一瞬间，它用一种难以形容的善意和理解看着我。”

        琳嗤之以鼻。“我猜是在高速公路上？它正准备给重拍的电影《猎鹿人》做临时演员？”

        那一刻，他体会到了她和他说话时常有的冲动——那种挂掉电话的冲动，因为电话那头的人连你说的一个字也不愿尝试去理解。

        “你感恩节过得怎样？”西格丽德问。凯勒在旅行社里，坐在她对面，准备为唐·金姆的继女买一张去德国的机票，好让她去跟不久于人世的朋友见最后一面。那女孩罹患肌萎缩，已经病入膏肓。具体细节太可怕，不忍卒想。詹妮弗十七岁，跟她认识了十一年，现在那女孩要死了。唐·金姆是个月光族，没等发工资钱就花完了，凯勒必须告诉他自己有一笔钱，他称之为“来自八十年代股票市场的意外之财”，好让他相信，他为詹妮弗买机票并不是负担不起。他费了很大的劲儿说服了他。他一再坚持，并发誓说他绝对没有以为唐在暗示（确实如此）。唯一的担心是詹妮弗怎么应付这样一趟旅程，不过他俩一致认为她是个成熟的女孩。

        “很好。”凯勒说。事实上，那天他吃了罐头炖菜，听了阿尔比诺尼（可能是某个被迫在感恩节前夜工作的郁闷的DJ干的事儿）。他在壁炉里生了火，读了一直没时间读的《经济学人》。他觉得自己和西格丽德之间距离很远。他说，尽量显得不太敷衍客套：“你呢？”

        “我其实……”她垂下眼帘，“你知道，感恩节布拉德去我前夫那儿过了一周，圣诞节他跟我过。他现在真是个大孩子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能强硬一些，可是他做不到。要是我当时知道我现在知道的事，我决不会放手让他去，不管法庭给那个神经病什么权利。你知道他感恩节前做了什么吗？我猜你肯定没看报纸。他们招募了布拉德去给火鸡放生。他们被抓起来了。他父亲觉得布拉德受到伤害、被拘留，这些都没关系。最糟的是，布拉德吓得要命，可是他不敢不去，然后他又假装对我说，他觉得那主意棒极了，说我是个冷漠的——”她搜索着字眼，“说我是低等人类，因为我吃死去的动物。”

        凯勒不知道该说什么。近来的事情都没有滑稽到可以拿来调侃。一切都显得怪异又伤感。西格丽德的前夫带他们的儿子去给火鸡放生。你怎么能拿这个借题发挥？

        “她可以飞英国航空，从波士顿出发到法兰克福，在伦敦中转，”西格丽德说，好像没指望他回答，“七百五十元左右。”她又敲起了键盘。“税后七百八十九元，”她说，“她将于东部标准时间下午六点起飞，早上到。”她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了下来，望着他。

        “我能用一下你的电话吗？我跟她确认一下日程。”他知道西格丽德好奇詹妮弗·金姆是谁。他称她为“我的朋友，詹妮弗·金姆。”

        “当然。”她说。她按下一个按钮，把电话递给他。他之前把金姆的号码写在一张小纸片上，放在了衬衫口袋里。他意识到他拨号的时候西格丽德在盯着他。电话响了三声，然后是留言机。“我是凯勒，”他说，“我们拿到航程信息了，不过我想跟詹妮弗确认一下。我让我的旅行社专员接电话，”他说，“她会告诉你时间，你给她打电话确认，好吗？”他把电话递给西格丽德。她接过电话，直奔主题：“金姆女士，我是‘快乐旅游’旅行社的西格丽德·克莱恩，”她说，“这趟英国航空公司的航班下午六点整从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起飞，伦敦转机，早上九点五十五分抵达法兰克福。我的直线电话是——”

        他看着墙上画框里巴厘岛的海报。海滨胜境。两个人相拥躺在一张吊床上。前景有粉红色的花。

        “好，”她说着挂上了电话，“我等着她打过来。我想要是有什么变化我应该通知你？”

        他侧过头去。“有什么东西不会变化吗？”他说，“你要真这么做，每天每一秒你都会忙个不停。”

        她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提前确认票价，”她说，“还是我不管怎样都出票？”

        “不管怎样都出票。”（“不管怎样”，这不是一个他常用的词！）“谢谢。”他站起身。

        “出去的时候跟我躲在桌子下面的同事们打个招呼。”她说。

        他在门廊里停下脚步。“他们把火鸡怎么了？”他问。

        “他们用卡车把火鸡送到佛蒙特的一个农场，认为那里不会宰杀火鸡，”她说，“你可以看昨天的报纸。大家都被保释出来了。因为是初犯，我儿子也许能够避免犯罪记录。我雇了律师。”

        “我很难过。”他说。

        “谢谢。”她说。

        他点点头。她穿着那件他泼过茶的灰色毛衣，除非她有两件这样的衣服。他想到，除了家人，她是唯一一个他与之交谈的女人。邮局的女人，他出去跑腿时遇到的女人，那个联邦快递员——他私下里觉得她可能是个双性人，但是就真正的女性熟人而言，西格丽德是唯一一个。他应该多跟她谈谈她前夫和儿子的问题，尽管他无法想象自己会说什么。他也无法想象这一滑稽还是怎么的景象：被放生的火鸡走在一片上冻的田野里，在——她说是哪里来着？佛蒙特。

        她接了一个来电。他回头看看那张海报，看着西格丽德穿着那件灰色毛衣坐在那儿，他头一回注意到她戴了一条带银十字架挂坠的项链。她的头微微前倾，高高的颧骨显得更加突出，那是她脸上最好看的部分；最不好看的是眼睛，眼间距有点短，让她看起来总有几分茫然。他举起手以示道别，以备她往他这儿看，然后又从西格丽德的电话中听出来对方肯定是唐·金姆的继女。西格丽德在报波士顿到法兰克福的行程单，边说边敲着钢笔。他犹豫了，接着走回去坐了下来，虽然西格丽德没有请他回来。他坐在那里，听詹妮弗·金姆给西格丽德讲述整个悲伤的故事——除此之外，那个女孩说什么能说这么长时间呢？西格丽德最终抬眼看他的时候，几乎成了对眼，她接着把手搭在键盘上，开始输入信息。“我今晚可能会过来小坐。”他低声说着站起身来。她点点头，一边冲电话话筒里讲话，一边飞快地打字。

        他有些兴奋，想到格鲁乔·马克斯在某部电影里唱的一首歌，歌词是：“你是否曾有过一种感觉，想要离开，可是你又有一种感觉，想要留下？”他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格鲁乔用牙齿叼着雪茄的形象。（或者还是吉米·杜兰特唱的歌？）接着格鲁乔的脸消失了，只留下雪茄，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中的某个时刻。然后——虽然多年前父亲去世的时候凯勒就戒烟了——他在便利店买了一盒香烟，抽了一根。他开车回家，路上听着奇怪的太空时代音乐。他开车穿过唐恩都乐，买了两个原味的甜甜圈，准备看晚间新闻的时候就着咖啡吃。他想起以前苏·安妮数落过他很多次，说他吃东西不用盘子，似乎撒落的面包屑就是生活即将失控的证据。

        他在自家车道上看到垃圾筒被撞翻了，里面的塑料袋破了，筒盖落在院子当中。他隔着车窗看着那块西瓜皮，又看着他刮胡子刮破了下巴时按在伤口上的沾有血迹的健力士纸巾——他现在胡子长得没那么浓密了，为了早上省时间，都是上床前刮胡子；还有散落在那儿的《经济学人》，一个地道的公民会把它们捆扎起来，以便回收。他熄了火，下车走进风中，去收拾那乱糟糟的一摊。

        他在收拾垃圾的时候，感觉到有什么人在看着他。他抬头望了望房子。苏·安妮走了以后，他不仅取下了窗帘，连百叶窗都卸了下来，他喜欢明亮空旷的窗户，要是人们对这种平凡生活感兴趣，尽可以一眼望进去。他捡起一个斑驳的苹果，这时一辆汽车开过——一辆蓝色的面包车，不是这个小区的，不过最近几个星期他常看到。也许是一个私家侦探在跟踪他，他想，他妻子雇的什么人，想看看房子里是否住进了另一个女人。他抓起最后一片垃圾，塞进垃圾筒里，打算一会儿再出来重新装袋。他不想再站在风里。他打算六点新闻开始以前就吃一个甜甜圈。

        西格丽德的儿子背靠外重门坐着，双膝紧紧抵在胸前，在抽烟。凯勒吃了一惊，却故作镇定。他在过道上停下，从自己口袋里的烟盒抽出一根烟。“能借个火吗？”他对那男孩说。

        这似乎有效。布拉德看到凯勒没太受惊，自己反倒有些吃惊，用一只手颤抖着递上打火机。凯勒高高在上。男孩又矮又瘦（时间起码会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凯勒六英尺多一点，肩膀很宽，体重比标准超出十五或二十磅，每年冬天都会这样。他对男孩说：“这是个礼节性的拜访，还是我错过了一个商务约会？”

        男孩愣了一下。他没领会话里的幽默，嘟囔着：“礼节性的。”

        凯勒掩住笑意。“请让一下。”他说着走上前来。男孩手忙脚乱地站了起来，退到一边，让凯勒开门。凯勒觉得布拉德有一丝犹豫，不过他还是跟在他后面进了屋。

        屋里很冷。凯勒出门的时候把暖气调低到了华氏五十五度。男孩用胳膊环住肩头。烟头夹在他的食指和中指间。他手腕上戴着一条皮手链，露出一个什么文身尖尖的头。“我何来此等荣幸呢？”凯勒问。

        “你有……”男孩若有所思地环顾着房间。

        “烟灰缸吗？我用杯子代替。”凯勒说着递给他一个早上喝咖啡用的马克杯。他没有牛奶了，只好喝黑咖啡。该死——他又忘了买牛奶。男孩没有用手拿住杯子，直接把烟头在马克杯里摁灭。凯勒把杯子放回桌上，弹掉自己的烟灰。他指了指一把椅子，男孩走过去坐了下来。

        “你是在工作还是干什么？”男孩脱口而出。

        “我是个富贵闲人。”凯勒说。“事实上我刚去拜访了你母亲，要买一张去德国的机票。是给朋友买的，不是自己。”他加了一句。“除了读《华尔街日报》，我今天的日程表上只有那一件事，”——因为他从不读本地报纸，因而之前没有听说男孩被抓的事，不过他当时没有对西格丽德那么说——“还有就是又忘了买牛奶回家。”

        凯勒在沙发上坐下。

        “你能不能不要告诉我妈妈说我来过这儿？”男孩问。

        “好的。”凯勒说。他等待下文。

        “你跟我爸爸曾经是朋友吗？”男孩问。

        “不是，不过有一次我们在同一天献了血，好几年前的事了，我们坐的椅子挨着。”这是真的。不知为什么，他从来没跟西格丽德讲过，其实也不是因为可讲的话很多。

        男孩神情有些迷惑，好像不明白凯勒说的话。

        “我爸爸说你们一起工作。”男孩说。

        “我为什么要撒谎？”凯勒说，给问题的答案留出余地：你爸爸为什么要撒谎？

        男孩又显得迷惑不已。凯勒说：“我以前在大学教书。”

        “我感恩节去我爸爸那儿，他说你们在同一个领域工作。”

        凯勒忍不住笑了。“这是一种表达方式。”凯勒说，“就像‘我的话面面俱到’。”

        “面面什么？”男孩说。

        “如果他说我们‘在同一领域工作’，他的意思一定是说我们擅长同一类事。我不是很明白他这种想法，但我确定这就是他的意思。”

        男孩看着自己的脚。“你为什么给我买有奖彩票？”他说。

        凯勒该怎么跟他讲呢？说他那么做是跟他母亲间接道歉的一种形式，为了某件并未发生的事，因此他不必真的道歉？世界已经不同了：这儿坐着的人从来没听说过“在同一领域工作”的表达。但是，布拉德的爸爸说这话的上下文到底是什么呢？他猜他可以问问，不过他知道布拉德肯定对“上下文”这个词也一无所知。

        “我知道感恩节你过得挺糟糕。”凯勒说。他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虽然他自己无法容忍别人画蛇添足）：“你妈妈告诉我的。”

        “是啊。”男孩说。

        他们一言不发地坐着。

        “你为什么来看我？”凯勒问。

        “因为我觉得你算个朋友。”男孩的回答让他惊讶。

        凯勒的眼神出卖了他。他感觉到自己的眉毛微微往上挑了起来。

        “因为你给了我六张有奖彩票。”男孩说。

        很明显，男孩对于更改预计的数字以示强调的做法毫无概念：一枝玫瑰，而不是一打；六个机会，而不是一个。

        凯勒起身去拿客厅桌上的那袋甜甜圈。油透过纸袋渗了出来，在木桌上留下了一摊发亮的油迹，他攥起拳头擦了擦。他把袋子递给布拉德，放低一点好让他看到里面是什么。凑近来闻，男孩身上有股淡淡的酸味。他的头发很脏，弓着肩坐在那里。凯勒把袋子往前移了一英寸。男孩摇头表示不要。凯勒把袋子上端折好，放在地垫上。他走回刚才坐的地方。

        “要是你给我买一辆自行车，我明年夏天就去工作，把钱还你，”布拉德脱口而出，“我需要一辆新的自行车去一些我要去的地方。”

        凯勒注视着他，决定不去改进他的句法。文身的图案好像是顶部呈球状的一个大钉。他觉得应该是一个小小的骷髅头，因为这一阵好像很流行骷髅图案，除此之外也没别的理由。布拉德下巴上有一颗青春痘。凯勒整个青春期都没长一颗青春痘，甚至连不相信奇迹的人都觉得神奇。他女儿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有一次她因为自己糟糕的皮肤而拒绝上学，他想逗逗她，叫她别那么敏感，却害得她哭。“别这样，”他对她说，“你又不是淋巴结核感染的约翰逊博士。”他妻子，还有他女儿，听了这话都哭了起来。第二天，苏·安妮为琳预约了一个皮肤病医生。

        “这要跟你妈妈保密吗？”

        “是的。”男孩说。不过他不是很坚决，他眯起眼睛看凯勒会不会答应。

        他问：“你怎么跟她说这车子是哪儿来的？”

        “我就说我爸爸给的。”

        凯勒点点头。“她大概不会问他这种事吧？”他说。

        男孩把拇指伸进嘴里，咬上面的皮。“我不知道。”他说。

        “你不想告诉她，这是作为明年夏天帮我整理花园的交换吗？”

        “好啊，”男孩说着坐直了，“好啊，没问题，我能干。我会干的。”

        凯勒想到摩莉·布鲁姆也不可能把“会”这个词说得这么有力。“我们也许可以说是我碰到你，然后提议的。”凯勒说。

        “说你是在斯考提碰到我的。”男孩说。那是家冰淇淋店。如果男孩想让他这么说，他就这么说。他看着那袋甜甜圈，期待重新高兴起来的男孩很快就会伸手去拿。他微笑着，等着布拉德去拿纸袋。

        “我把你的垃圾筒踢翻了。”布拉德说。

        凯勒的笑容消失了。“什么？”他说。

        “我来这儿的时候很生气。我以为你是我爸爸的什么疯子朋友。我知道你在跟我妈妈约会。”

        凯勒扬起头。“所以你踢翻了我的垃圾筒，以此作为来问我要钱买自行车的准备？”

        “我爸爸说你跟我妈妈约会，是个卑鄙小人。你跟妈妈去了波士顿。”

        凯勒被人用很多词骂过，很多，很多，但是“卑鄙小人”却不在其中。这出乎他的意料，他差一点就觉得好笑了。“如果我真的在跟西格丽德约会呢？”他说，“这就意味着你应该到这里来，踢翻我的垃圾筒？”

        “我从没想过你会借我钱。”布拉德嘟哝着，又把拇指伸到了嘴边，“我没有……我凭什么认为，就因为你买了十二美元的彩票，你就会把那么一笔钱借给我呢？”

        “我不明白这种逻辑，”凯勒说，“如果我是敌人，那你到底为什么要来找我？”

        “因为我不知道。我有一半时间都不知道我爸爸想说什么。我爸爸是个大疯子，你知道吗？应该有人把他用一个粗麻布袋装起来运走，扔到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再放他走，这样他就能跟他那些宝贝火鸡一起生活了。”

        “我能理解你的郁闷心情，”凯勒说，“对我来说，恐怕跟世界上所有的问题相比，把火鸡放生都不算头等大事。”

        “为什么？因为你有个疯子老爸？”

        “我不明白。”凯勒说。

        “你说你了解我的感受。是因为你也有个疯子爸爸吗？”

        凯勒想了一下。回想起来，他父亲在去世前那一年变得很孤僻，显然是因为抑郁，而不是衰老。他说：“他是个很好的人。勤奋，虔诚，很慷慨，即使他没有太多钱。他和我母亲的婚姻很幸福。”他惊讶地发现这些话听起来都是对的：多年来，在修订父亲历史的过程中，他本以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假面，可是现在，他自己也老了一些，他更倾向于认为，人们的不快乐很少是由别人导致的，也很少能由别人缓解。

        “我到这里来踢翻了你的垃圾筒，还拔掉了一丛你刚种的花。”布拉德说。

        这男孩真是意外连连。

        “我会再种回去的。”布拉德说。他好像突然快要哭了。“就是房子边上那丛，”他声音颤抖地说，“周围有新土。”

        没错。就是凯勒想到的那丛。最近的一个早晨，雨后，他挖出那丛杜鹃花，栽在了阳光更充足的地方。这是他印象中这么多年来挪动的第一样东西。苏·安妮走后，他在花园里几乎什么也没干过——真的，什么园艺活儿也没干。

        “好，我想你是该那么做。”他说。

        “要是我不做呢？”男孩尖叫道。他的声音突然完全变了。

        凯勒皱起眉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卦吓了一跳。

        “要是我喜欢我在这儿干的事呢？”男孩说。

        突然有一把枪对准了凯勒。一把手枪，瞄准了他，就在他的起居室里。突然，在他的头脑甚至还未反应出那东西的名字时，他已经一跃而起。就在他擒住男孩，把枪从他手中扳开的时候，枪走火了。“你们都是操他妈的疯子，你也是，跟那个婊子约会！”布拉德尖叫。就这样，因为这么多声尖叫，凯勒知道他没有杀死这男孩。

        子弹穿过了凯勒的前臂。是一处“干净的伤口”，急诊室大夫会这么讲，大夫的表情显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描述包含的讽刺。凯勒以一股惊人的力量，用没受伤的那条胳膊把男孩压在地毯上，而另一条胳膊正在流血，血染在甜甜圈的纸袋上。然后，搏斗结束了，凯勒不知该如何是好。似乎他们会永远保持那个姿势，他把男孩按在下面，一个人或另一个——还是他们两个人？——在尖叫。也不知是怎么办到的，他用受伤的胳膊和好的胳膊一起把布拉德拉起来，他把这个突然变得死沉的哭泣着的男孩紧紧钳在身子一侧，拖到电话旁，然后拨了911。后来，他才知道他打断了男孩的两根肋骨，而那颗子弹只差几分之一英寸就会击中他前臂的骨头，不过伤口要缝半打痛死人的针才会愈合。

        凯勒在急诊室里满心惧怕地等着西格丽德的到来。他的世界很早以前就已经上下颠倒，他练就了几手花哨的杂技，以便保持直立，而西格丽德还只是个初学者。他记得就是那天晚上，他本想到她家去的，那天晚上他还有可能在那儿过夜。所有的一切原本可能会非常不同，但是却没有。还有这种想法：就像他妻子曾经嫌他低估了女儿脸上的瘢痕的严重性，西格丽德会不会认为事情变得如此极端也是他的错？在别人责备他时用的很多词中，有一个词是“惹人生气”。这是他女儿最喜欢用的词。她甚至不再费心寻找富有新意的词来形容他的缺点。他是惹人生气。即使是她也不会接受“卑鄙小人”这个表述。不，他是惹人生气。

        在灯光明亮的房间里，他们坚持要他待在轮床上别动。袋子里的液体正一点点滴进他的胳膊。西格丽德——西格丽德来了！——她哭个不停。律师陪她来的，一个年轻人，亮亮的蓝眼睛，和他年龄不相称的过于纠结的眉头，他看起来慌乱不堪，不宜担当任何事务。他这样陪在她身边，是因为他善良，还是他和西格丽德之间有点什么别的情况？凯勒发现，他跟西格丽德在感情上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一点并没有免除她的痛苦。又一次，他把一个女人置于伤心绝望的境地。

        感情创伤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你可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就像潜伏在体内的病变细胞（在医院里有这种念头再自然不过了），或是土地深处的植物球茎，只有被具有穿透力的温暖太阳搅动时，才会破土而出。

        凯勒记得琳摇篮上的太阳——不，是月亮。那个计划放三个婴儿，却只放了一个的摇篮。他跟产后抑郁的苏·安妮提议，回去上学，拿下艺术史的学位，然后去教书。他想让她拥有同事，还有朋友。因为他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噢，当然，有时算是。为某个需要去看临终朋友的人买张机票，这是多好的姿态。这是多么讽刺啊，在他买机票的同一天，他自己也可能死掉。

        西格丽德穿着那件灰色的毛衣，戴着镶有十字架的项链。她儿子让她的世界分崩离析。而凯勒也帮不了她：他甚至不愿考虑试着帮她把世界拼接完整。国王的所有骏马，国王的全部班底……就是罗伯特·佩恩·沃伦也不能把西格丽德重新拼好。

        凯勒以前试过这些：良好的意图，良好的建议，而他妻子尖叫着说，不管她怎么做，永远不够，永远不够，好吧，也许她向他显示出她所拥有的力量就够了——他用他的冷嘲热讽、他的喜剧旁白，还有他无休无止的含糊其辞都没有消耗完的力量——她把台灯往地上扔，把他的打字机往墙上摔（墙上的裂痕还在），把电视机扔出窗户。这些想法都是后来解释给他听的，因为她显示她那非凡的力量时，他不在家。那些松鼠吃掉了每一颗球茎。那个春天不会再有一棵郁金香开花了。他怀疑并非如此——松鼠当然不会挖掉每一颗球茎——但是她没有心情跟他理论。再说，还是有一些规则的，他在婚姻中扮演的不是谦和礼让的角色，而是要惹人生气。他女儿曾经这么说。

        她也出现了，他的女儿。她冲到他身边，由一个护士陪着。是这同一个人，曾经被裹在粉红色的毯子里拿给他看，现在几乎和他一样高了，她的脸那时候有皱纹，现在也有皱纹。

        “别眯着眼看，”他说，“戴上你的眼镜。你还是一样漂亮。”

        他快速站起来，想让她看到他没事，这一举动让护士和医生愤怒地冲到他旁边。他说：“我没有健康保险。我要求出院。枪的子弹出膛，我也应该出院，这才公平。”

        护士说了些什么，他听不清。他站着要用劲，这让他头昏眼花。房间另一头，西格丽德成了重影，模糊不清。琳在否定他刚说的话，用一种刺耳的声音向每个人说明他当然有健康保险。医生相当坚决地把他送回轮床，现在有很多双手在他的胸前和腿上绑带子。

        “凯勒先生，”护士说，“你进医院前流了不少血，我们需要你躺下。”

        “而不是起来？”他说。

        医生正要离开，又转身回来。“凯勒，”他说，“这里不是急诊室，在那儿我们会为你做任何事。在这儿，护士不是给你的喜剧配戏的角儿。”

        “显然不是，”他飞快地接话，“我们猜她是一个女人。”

        医生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我上医学院的时候认识一个像你这样自作聪明的家伙，”他说，“他应付不了学业，就编了一套滑稽台词，打趣自己考试不及格。最后，我成了一名医生，而他还在自言自语。”他走开了。

        凯勒马上就准备好了反击，他在脑海里听见了自己的词，但嘴唇却无法造型来说出这些话。他身边最亲最近的人一直期盼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擅长言辞的恐怖才华这一刻终于消停了。真的，他疲倦得说不出话来。

        最亲最近这个短语让他陷入了回忆，想起了那头鹿，消失在好莱坞山中的那头鹿。他自己的守护天使，恰好也是有疥癣的，蹄子紧紧地抵住地面，而没有轻如薄纱的翅膀将它向上托举。他闭上了眼睛。

        凯勒睁开眼睛的时候，他看到女儿正俯视着他，缓缓地点着头，一个试探的微笑像一个括号在她嘴角轻轻颤动，他觉得这个括号里可能包含这样的信息：是的，曾几何时，他能够轻易地让她安心，就如同她的信任也让他安心。

        他心怀感激，尝试展露他最出色的杰克·尼克尔森式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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