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平阳到卫生间洗了个脸，出门敲周至诚的车窗户。司机躺在放倒的椅背上睡着了。他跟这个穿着体面的小伙子说，你的老板喝趴下了，就在风水居给他弄个房间睡吧，别回家折腾老婆孩子了。然后在路边拦了辆出租回家。

        一开门母亲就醒了，她还惦记着占卜的事。她站在客厅里，不需要鼻子，只用眼睛看儿子的那张脸，就知道他喝多了。初医生在卧室里咳嗽一声，表明知道儿子回来了。她问平阳，要不要他老爸帮着掐掐穴位或者扎两针，走走酒精，初平阳摇摇头。她就带他到初医生的诊断桌前，碗里的水都在，父亲的一支羊毫小笔果然倒在瓷碗的东北方向。她掰着指头算过了，初家没有谁在那个方向出没。

        “你有什么人这两天在东北方向吗？”她问儿子。

        初平阳又摇摇头。这次摇头为了顺便测一下头疼的强度。现在头不那么重了，但疼得厉害，晃一下那枚生锈的钉子就在脑子里画上一圈。

        “妈，你们睡吧。四点半我去接长安。”

        “火车站？”母亲说，“在东北方向啊！”

        初平阳觉得母亲担心过头了。那是火车，不是自行车，你还真以为三天两头出问题啊。

        “要不你打个电话让长安在车上小心点？”

        “半夜三更的，满车的人都睡着呢。”他知道易长安这两天不用手机。

        好吧。母亲挑挑眉毛撇撇嘴；奇怪了，儿子越有学问，她对自己的小把戏就越没信心。这两天三口人情绪都不太好。要离开这地方心里总不是个滋味，而卖房子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是连根拔起。白天她和初医生又去寄行李，出了邮局门她就掉眼泪了。现在儿子还喝多了。“赶紧上楼，还够打个盹的。”

        初平阳设了闹钟，躺下，眼睛没闭实在就睡着了。梦境的前半截挤满了叮当作响的德国黑啤的酒瓶子；后半截一直闪现舒袖的脸，以他在梦中的全知视角，他很清楚，当舒袖的两个嘴角往下拉的时候，她呈现出的就是一个年轻寡妇的表情。这个悲哀的表情让他在梦里也心碎，闹钟没响他就醒了，穿衣洗脸下楼。杨杰已经坐在石码头上的车里了。

        “谁放倒谁了？”杨杰问。车穿过黎明前的花街，然后左拐，十五分钟后可以到达东北方向的淮海火车站。南大街有几家店铺的霓虹灯彻夜亮着，两个从“地球村”网吧打了通宵的半大小子，脚步踉跄地走到十字路口上。

        “下午我想和福小去趟房产局。”初平阳搓着酒后浮肿正在消退的脸，“过完户就回北京。”

        “别人的老婆了。太上心不是好事。”

        初平阳说：“得回去好好准备毕业答辩了。”他的理由也正当，社会学系的博士生学制四年，他三年就修完了，论文答辩肯定会遭遇老先生们的刁难。

        昨天顾教授打来电话，提交的论文定稿后他又读了一遍，挺满意，前两稿中存在的问题解决得也比较圆满；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他的论题在专业里相对前沿，带出的周边问题比较多，有些甚至相当棘手，尽管自身的逻辑比较严密，也得提前做好应对其他理论和数据的冲击和挑战的准备。总之，以顾教授做学问的风格，即使这个问题你已经考虑了一千遍，只要条件允许，你最好接着考虑第一千零一遍。

        这正是初平阳投身顾教授门下的原因之一。刚去北大，他游魂般地旁听了全校几乎所有文科的课程，顾教授的课他最喜欢。当然中文系几位教授的课他也很喜欢，可是在文学系的诸多专业里，他无论如何看不见自己的方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文艺学、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比较文学等各自或辽阔或狭隘的版图上，他迷路了，不知道该往哪里走，或者说，他根本就缺少寻路的兴致。而在他看来，如果找不到通往某专业的源自生命深处的激情，那这学问最好别做。但在社会学领域，他突然觉得自己有话要说。尤其是面对顾教授高屋建瓴的立论和风雨不侵的逻辑，他总能勃发出突围的冲动。他一直在旁听顾教授的课，给本科生上的大课，还有限于研究生的小课。他知道顾教授的论述没有任何问题，但后脑勺不由人就生出反骨，想站起来批驳和辩证。通常旁听生没有课后作业的义务，也不具备要求教授批改的资格，但他还是多次将想法写出来，当作业发到顾教授的邮箱里。开始顾教授以为他是同事的研究生，系里开会他还私下问了几位教授，没人知道初平阳是谁。到了十二月初，在教研室的一次讨论课后，顾教授把他留下，他才知道这个侃侃而谈的小伙子是谁。上课前，教务秘书给了他一份今年报考他博士的考生名单，顾教授看到初平阳的名字。

        “欢迎你报考我的博士。”顾教授让他坐下来，“你的文章和刚才讨论时的发言，想法都很好，论辩也很精彩，但是……”他有话直说，和做学问一样，从不拐弯抹角，“你所用的主要还是普泛意义上的学识和能力，专业层面还稍显欠缺。不是说非得狭隘地局限在专业内部才可以讨论问题，但要成为一个好的学者，首先要进得来；进得来，深入下去，然后寻求突破。这是基本功。”

        顾教授给他列了一个书单。固然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让他肃然起敬，尤令他心生敬意的，还是这份漫长的书单里，顾教授把系里老师的重要著作都列了，但独独他本人的著作一本没有；事实上在本专业内，顾念章三个字在国际学界也吃得开。

        他没考上。阅卷的时候顾教授在日本讲学，报考他的考生的试卷只能由别的教授代为批阅，他们也许根本不知道这个初平阳是何许人。就算顾教授亲自阅卷，爱才之心也未必能让他手下留情；对待学术，他的确严肃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但那一年顾教授一个博士生也没招，没有特别满意的。他在回复初平阳的邮件里说：

        “好好读书，从头再来。今年空缺，希望明年我的两个招生名额里有你。”

        淮海火车站设计成一个驶进站台的火车头。照说这样的设计效果应该沉稳隆重，但怎么看都觉得潦草，火车头慌慌张张就进了站。外墙上贴着长方形白瓷砖，白瓷砖之外的墙体全是绿色的玻璃，黎明干净的晨光映进玻璃，那绿色却变脏了。从哈尔滨过来的一趟车半小时前到站，有人接的乘客都离开了，没人接的混在去往下一个城市的候车旅客中，歪在候车大厅的塑料椅子上打瞌睡。早起来载客的的哥、黑车司机和人力三轮车夫在大而无当的广场来回跑动着取暖，见到人就问去哪里、坐不坐车。骑着三轮车过来卖早点的摊贩正在生火，他们的顾客只有北京过来的火车上的乘客。杨杰把车停在出站口，两人去候车大厅看稀奇。故乡的火车站。离火车到站还有十分钟。台阶很高，比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少不了几级。等他们爬上去，在门口的电子屏幕上看到一条红色的滚动信息，滚来滚去滚的是同一条：

        北京发往我市的列车因故晚点，到站时间另行通知。给您带来的不便我们深感抱歉，请耐心等待！

        “没有奇迹，只有意外。”杨杰说，“开往咱们淮海的火车，为什么就不能像条屎一样顺顺当当地拉出来呢！”因为业务和酒桌上高频率的应酬，这几天杨杰便秘了；哪一次要是能十分钟就从厕所里出来，他比做了一笔好买卖还高兴。

        初平阳突然想到母亲那个不祥的占卜。“上车，快！”他说，“顺铁路往北走。”

        一条水泥路与铁路平行，中间生长着矮树、荒草和灌木丛，他们的车声偶尔能惊醒几个躲在灌木里的小兽。车站在城市东北，再往北，跨桥过了运河，铁路往西北方向偏，公路朝东北方向走。车只能从公路上下来，跟着铁路，在野地里一条含含糊糊的车和人踩出的土路上跑。一路上都没看见火车。前面有个人影，杨杰踩了踩刹车。那人听见车声站住了，扭回头看他们。是铜钱。这个游魂，一大早跑到这么远的地方。初平阳想，他要到世界去呢。他让杨杰把车停在铜钱身边，打开车窗就能闻到铜钱身上散发的古怪的焦煳味，他被雷电烧了一半的阴阳头，很像脑袋被人砍掉了一半。

        “铜钱哥，真早。”初平阳说。

        “哦，是平阳，”铜钱把手插进袖管里，脸上有了笑，“你又要走啦？”

        “我们看火车去。”初平阳说，下车拉开后面的门，“一起去吧。”铜钱歪头看了看杨杰。杨杰对他摆摆手，“不认识啦？我是杨杰。”铜钱的手继续往袖管里插，看那架势，最后他想用两只胳膊把自己抱起来。他的裤子依然提得很高，离腋下只有六七厘米。“不去，”他想了想之后突然惊恐地说，眼睛顺着铁轨一直往前看，看两眼又收回目光。“我不去。我不去！”

        “没事，你看，”初平阳说，“天好着呢，太阳快出来了。没雷电。”

        “不去不去！我不去！”铜钱转身往回跑。

        初平阳上了车。不能强迫他，吓怕了。

        再往前跑，土路也漫漶，隐隐约约有个路的样子。也可能已经消失了，只是杨杰自己还觉得行驶在路上。他没法跑太快，宝马底盘低，掉进水洼里打个滑很可能爬不上来。现在他在后视镜里能看见后车轮甩出的泥水，有的竟被甩到了挡风玻璃和车头上。

        对面来了一辆越野。这片野地里跑出一辆车已经够奇怪的了，又来一辆，其诡异让初平阳感到不妙。对方肯定也有同感，大老远就开始摁喇叭。两辆车因为防滑同时往相反的方向侧身时，初平阳和杨杰看见了越野车身上的英文单词，police。事儿大了。两人都不说话。杨杰只管往前开，他想没准是巧合。他摁响了喇叭。在会车前的一瞬间，他们俩看见警车的后座上坐着三个人，中间那个是易长安。杨杰立马紧急掉头，绕一个圈去追前面的警车。快追上的时候，警车右前窗里伸出一只胳膊，把警报器放到了车顶上，跟着警笛响起来。然后，他们听见一个强硬的声音在喇叭里喊：

        “后面的宝马，请注意保持距离！”

        他重复着同一句话。杨杰把油门踩到底，很快和警车平行。杨杰打开车窗喊：“没别的意思，我们就想说句话！”

        “没别的意思麻溜地退后！”喇叭里说，“有话到警局说！小心枪子儿不长眼！”

        “老大，”易长安说，“那是我兄弟，都是良民。就停下来让他们说两句呗。要不放心，你们可以把枪先顶我脑袋上。”

        “我让你张嘴了吗！”攥着喇叭的家伙说，然后对着喇叭又喊，“有事去警局！再跟着可就是犯法啦！”

        杨杰把速度降下来。没法跟他们来硬的。他对初平阳说：“我不该让他回来。”

        “迟早的事。”初平阳说，“出来混，都是要还的。顺其自然吧。”很久以前他就请教过法律专业的朋友，易长安这样造假，假证件、假车牌，罪不大，进去了撑死也就两年。问题是，不知道他还干过别的事没有。

        而此刻，坐在警车里的易长安想，幸亏没答应络腮胡子入伙，做他们的啥股东，真弄个盗车团伙的罪名就够喝一壶了。络腮胡子曾让易长安拿造假的技术入股，年终分红；这办法既可以把易长安长久地套牢，又解决了安全隐患，大家都在一条船上了。易长安没干，要做就做别人的老板，要么挣现金，当什么股东！现在不过是制售配套的假车牌和驾照，偶尔搞点套牌，进去也就那么回事。他很清楚。比在鹤顶乡下教书差不了多少。先进一下淮海的局子也好，顺便还能把“兄弟基金”的字签了。

        天亮了。杨杰踩了刹车，停下，不停地摁喇叭，他要让易长安在声音传送的极限之内一直能听见。易长安的确听到了，直到他被迫要坐的车拐了个弯，最终驶出了初平阳和杨杰的视野。他们俩看着他从野地里消失。初平阳给两人各点了一根烟。“当初要跟我一起做水晶就好了，”杨杰说，“不用整天被人追着跑了。”

        “你让长安坐下来，盯着一块水晶把它盯出钱来？”初平阳说，“除非你把他送进去。不被人追着跑，他就得把别人追着跑。”初平阳从杨杰的变化就能看出来，水晶工艺不单是个买卖，还是个修为和境界。易长安那一肚子邪火。初平阳见过他把教书的那个乡镇的镇领导追得一顿饭要换三四个饭店。易长安教书的地方，是鹤顶西北部最穷的一个乡镇，从乡升级到镇都花了很多年时间。易长安就是冲着它穷才去的，他存心要恶心易培卿。但去了才发现，穷本身不可怕，顶多生活艰苦点，但穷之外还恶心，他就受不了了。天高皇帝远，没人盯着，穷地方的领导往往更专制，为所欲为。今天看沿街的墙刷成绿颜色不好看，明天就让刷成红的；发现刷成红的也不对劲儿，后天就再改成黄的；黄的效果还不如绿的，大后天再刷回去。领导把大部分决定当成儿戏，有种破罐子破摔的大无畏劲头。上行下效，镇领导的作风传染给了下面的小跟班的，各个小衙门和小单位的头头进出办公室都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令行禁止想到哪儿算哪儿。

        “有这么邪乎？”杨杰家在鹤顶，但他从没去过易长安教书的乡镇，只是抽象地听说那里日子不太好过。易长安教书时他在北京，头脑里一天到晚伸出无数只小手，闪闪发光地去抓水晶和人民币，没心思关心别的。

        “我还以为他去了个桃花源。”

        “穷地方只会产生苛政，”初平阳说，“哪有什么桃花源。”

        易长安教书时，初平阳去过两次，一次夏天，一次冬天。因为寒暑假大学放假比中学早，他到了鹤顶时，易长安要么还在上课，要么还在准备放假。那所中学只有初中，没有高中，高中得考去鹤顶县城或者其他镇上的完中里念。学校坐落在野地里，男教师的宿舍前面有条臭水沟，夏天热，夜里睡觉都敞着门，青蛙、癞蛤蟆爬进来一地。冬天冷，食堂里只有一个师傅，用一双冻裂了的手做饭；一天三顿饭有两顿主食是跟黄土一样颜色的馒头，一个馒头重半斤；菜有三种，一种凉拌腌萝卜咸菜，一种凉拌雪里蕻咸菜，一种腌萝卜和雪里蕻一起炒的熟咸菜，后者必须每天晚饭排在前十个的打饭者才可能买到。有一天易长安去某学生家家访，（他希望孩子过了年还能来念书，通常寒假结束是一年中的退学最高峰；过年要花钱，家长就没钱给孩子交学杂费了，顺手把孩子拉下来。易长安不愿去做此类的家访，去一次回来难受好几天，有的家长相当赖皮地说：“易老师你要想孩子继续念书，那学杂费你帮他交了吧。反正咱们家没钱交。”如果班上辍学率很高，易长安就会被扣工资，最多一次工资只剩下不到一半。学校就这么规定，校长的口头禅是：好老师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好像念书不需要钱，跟听免费音乐会似的。）初平阳早早地去替他排队，总算买到了，吃的时候的确挺香，因为师傅用热油炸了锅，油香味在。

        尽管苦，易长安从没想过要离开他的半斤重一个的馒头、一年到头重复的三种咸菜和经常念不起书的孩子；他辞职是因为镇里突然决定，所有教师只发百分之五十六的工资，那剩下的四十四拿来促进乡镇建设。易长安就火了，他指望工资积累到一定数额，买一辆眼馋了多年的摩托车，那样他就可以在节假日骑着摩托车回花街，可以在平常很拉风地带着不同的女朋友去镇西边的水库里游泳。他喜欢带她们去人迹罕至的水边，全脱光了下水，游累了就在水里干坏事儿，干完了接着再游。他找到校长，校长摊摊手，他的工资也是百分之五十六，要喊冤找镇领导去。他真就去找镇领导了。一进镇政府大门，门卫就说领导不在，要么陪县里的领导视察了，要么下乡到村里开现场会了（他想起很多初一学生都会说的顺口溜：嘴里没滋味，下乡开个会），要么领导处理别的啥啥要事了。但他发现，下午两三点的时候，经常能在镇上最好的几个饭馆门口撞见领导，这帮狗日的正摸着肚子、叼着牙签从馆子里出来。整天忙着吃饭呢。狗日的一个个吃得油光满面，一开会却叫着没钱搞建设，希望教师兄弟们支持，然后往死里克扣。他很想弄清楚每顿饭他们都吃了多少公款。

        第一次闯进领导吃饭的包间，领导们还不习惯，把他当成神经病推出去；第二次把他关到门外，第三次就知道这家伙是有预谋的，砸场子让他们难堪的。易长安提前拿了张菜单，冲进去就开始对照桌上的菜，一个个在单子上打勾，还有酒（酒是大头），然后随身掏出计算器，算出来这顿饭他们吃了多少人民教师的工资。他大声地告诉他们，他们吃掉了几个百分之四十四。搞了几次，镇领导真怕他了；想让派出所把他逮了，可易长安早把他的行为告知学校的同事，并且放言，如果突然蒸发了、进局子了、送精神病院了，务请同事们把真相公之于众，搞得领导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好每次团伙腐败或者陪同县里领导吃饭时，派几个警察在饭馆门口守着，易长安来了坚决拒之门外。一旦门口守卫不力，他们立马转移阵地，换个馆子继续吃。有一回镇长招待一个外地来的朋友，没派守卫，被易长安盯上了，吃了半截换地方；但他走到哪儿易长安跟到哪儿，跑了四家馆子，镇长实在被追急了，说：

        “我用自己钱还不行吗？”

        “你早说啊，”易长安说，“害得我跑了好几趟。你有车坐，老子可是用腿跑的。”

        镇领导觉得这家伙留着是祸害，给校长打了电话：不管用什么招，让他滚蛋。

        “长安不是自己辞职的吗？”杨杰说，“他跟我说，除了去我家，这辈子不想到鹤顶了。”

        “让我滚蛋？”当时易长安坐在校长的办公室里，“要么把我开除，要么把咱们的百分之四十四全补回来。”

        “结果是，镇上拨了一笔专款，把长安所有的四十四全补回来了。”初平阳说，“别人的没钱补。补一个学校就得补所有学校的，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校长在寒假刚开始的时候，请长安喝了顿牛肉汤。轮到易长安假期护校了，晚上他们俩拿着手电筒满校园晃悠。小偷挺多，因为小偷比学校更穷，能从教室的窗户上下掉块玻璃装自家的窗户上，那也不枉深更半夜白跑一趟。然后校长把自家的煤球炉拎到办公室，让镇上杀牛的屠夫送来一锅牛肉，连汤带水，从柜子里摸出一瓶洋河酒，请易长安热乎热乎。“帮个忙，长安，悄没声息地拿着你的钱走吧。”校长苦哈哈地说，“想买摩托买摩托，想娶媳妇娶媳妇；要真娶那还得再添点，在咱这破地方，媳妇越来越娶不起了。（易长安插话说：校长，只要在咱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地盘上，媳妇在哪儿都贵，越来越娶不起了。）你说得对：生不起，死不起，养不起，娶不起。我这个做校长的也对不起你了。做过多少错事你大人有大量，这杯酒下去，这碗肉吃了，这碗汤喝了，全都一笔勾销，你看行不？就别难为我了，出了校门我他娘的也是孙子。行就干了！”易长安想，一个可怜虫折磨另一个可怜虫，没啥意思；干就干，不跟你们这帮鸟人玩了。干了酒，吃了肉，喝了汤，校长从包里把易长安的百分之四十四拿出来，块儿八毛的都在，一小摞，只看厚度还挺像样。第二天易长安坐上一辆破烂的中巴车去了鹤顶县城，买了辆摩托车骑回学校。卷铺盖回家之前，他花了三天时间，带不同的女朋友分别在镇上的各条街道上都转了一圈，然后跟她们说：

        “老子不干了，翻过年去北京。只要没嫁人，哪天想我了，就去首都找我。”

        “说实话，我挺羡慕长安的，”杨杰说，“拿得起放得下。我们都被声名和事业所累。”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哪些事他也拿不起放不下。”初平阳说，“我还羡慕你呢。但你肯定有很多拿不起放不下的。”

        “呵呵，”杨杰笑起来，“没错。所以，只要长安没问题，咱们就别太替他操心了；把他想做但做不了、我们又能替他做的，做好了就行了。回去吧，你补一觉，我找找人看能不能尽快见长安一面。”

        车过运河桥，铜钱还在路边走。这次是往回走。杨杰停下，初平阳从车窗里问铜钱，要不要捎他回西大街。铜钱摆摆手又摇摇头，“我不回！不回，平阳。”他说，“警察来抓人啦！车很大，那么大，我就藏起来了。我趴在青草上，他们没看到我！”他的衣服上前襟和裤子的膝盖上沾了泥水，真趴过了。

        “真不回？”杨杰问。

        “不回。”铜钱说，又摆手又摇头。

        初平阳说：“走吧。铜钱纠结着呢，想走远不敢，让他老老实实待着又不甘。被雷吓怕了。”车继续往前走，初平阳在后视镜里看见铜钱转了个身，开始往北走。走到临近他恐惧底线的距离时，他再走回来。如此反复，很可能从此贯穿他的后半生。

        被雷电吓怕了的铜钱肯定让杨杰想起了天赐。两人接下来都沉默，到西大街时杨杰才说：“要是能见到长安，咱们去的时候把要他签字的基金协议带上。”初平阳说好，车已经到了花街。

        他们刚到石码头上，早起的初医生夫妇就从大和堂里走出来，好像两口子一直等在门后。他们看见从车里只走出来两个人，就明白易长安出事了。但他们不知道出的是什么事，他们一左一右站在门边上，等着走过来的两个人中的一个说出答案。

        “长安被抓了，”杨杰如实告诉他们。“平阳得补一觉。现在我都能闻到他身上的酒味。”

        “你们先喝口热汤，”初医生老婆说。这个消息给她的感觉也像卖房子搬家；他们仨，一个待在北京，一个不知道会待在哪里，一个将去异国他乡。“已经煲好了，放了黄芪和枸杞，补气。”

        每人喝了两碗。杨杰开车先去老歪杂货铺，初平阳上楼补觉。时间是早上六点一刻。初平阳醒来是九点十六分，被手机响铃声弄醒的。他睡了三小时，准确地说两个半小时，因为前半个小时他在想，该如何走到南大街，用恰当的方式将易长安的消息告诉他的父母。《京华晚报》的编辑小白九点到办公室，打了一瓶开水，泡一杯无锡产的绿茶，开始了今天的第一项工作：给初平阳发短信，提醒他赶早别赶晚，五月的第二个专栏得提上日程了。短信提示音是敲门声。初平阳回短信说，放心，头脑里转着呢。其实现在他还是两眼一抹黑，头脑里空空荡荡。这些天大脑完全不在“书面”状态，静不下心来看书和思考，床头和书桌上此刻至少摆了二十本书：《圣经》、《塔木德》、、《超越民主自由》、《明夷待访录》、《人的条件》、《胡安·鲁尔福全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不平等与异质性》、《河湾》、、《社会学的想象力》、《龚自珍文选》、《简明汉语-希伯来语双向词典》、、……没有一本能专心看上两个小时。从北京回来，给他的感觉如同从书斋里出来，生活汹涌，扑面而来；信息量和情感消耗比他待在北大一年里接受和支出的都要大。这就是学院的后遗症？再在花街待上十天半个月，他觉得日常生活就会成为他的负担，让他疲于应付。

        初平阳赖了一会儿床，想接下来该写什么。可写的东西很多。至少在他看来，这一代人的确在众多方面呈现了区别于前后几代人的景观和问题，他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罗列了一串。但现在他对那些问题一点兴趣都没有，他无法从花街的生活直接跳进那些问题里，就像他无法躺在大和堂二楼的床上，听着窗外运河的水流和花街的市声，假装自己正坐在两人一间的畅春园博士生宿舍，或者置身于邓小平题写馆名的北大图书馆里——在那里随便从架子上抽出一本书，他都可以安静地看上两个小时。他希望接下来的专栏能从他当下的花街生活里出来。可是，问题在哪儿呢？

        楼下母亲在和街坊们提前告别。这些天一直陆陆续续有人来告别，四条街上的，父亲过去的病人，母亲那头的亲戚，多年来若即若离的朋友：待在原地感觉不到岁月流逝，一旦离开，时光的重量让我们不堪重负，亲情、友情和乡情各自油然而生。上了年纪和生活悲观的客人，跟父母正说着话就哭了，他们清楚生命中总会有一些告别是永别。他们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不知道你们回来的时候我还在不在；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大家，所有人，连同四条街和这条运河，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东大街的大嗓门彭阿姨，和初平阳的母亲多年来同为黄梅戏的票友，哭哭笑笑地舍不得，咬牙切齿地重复着：

        “十年，我说的是十年啊！我也就能活这么大了。你们得回来啊，搬回来，叶落归根；我要赶在死之前，跟你再唱一回《小辞店》，你唱柳凤英，我唱蔡鸣凤。”

        “好，十年就十年。”初平阳母亲说，“你还是蔡鸣凤，我还是柳凤英。可是老姐姐，再十年，咱俩还唱得动吗？”

        “唱几折算几折。唱不动，两个老太婆哼哼还不行么！”

        “好，十年！”

        两个准老太婆击掌为誓。

        初平阳想，十年后母亲会是什么样？父亲呢？四条街和运河呢？十年后自己呢？十年后舒袖、杨杰、长安、福小、吕冬、齐苏红和铜钱呢？十年后我们分别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会把多少现在的自己带到2019年？初平阳胳膊肘一撑坐了起来，新的专栏就叫《2019》。为什么不能遥想一下我们的未来？十年后的70后。

        正当初平阳在笔记本上记下题目，尝试着要去想象一下，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七个人十年以后的生活，杨杰打来电话。“起来没？”他站在公安局门口对着手机说，“十一点半可以过来看长安，就五分钟。晚上他要被带回北京。”

        “好，我会提前到。”初平阳说，“十年以后长安会是什么样？”

        “不会那么久。我咨询了我的法律顾问，刚刚也请教了副局长，也就一两年。但因为受盗车案牵连，事儿显得挺大。”

        “我是问，十年以后你觉得咱们会是啥样？你，长安，福小，我，还有吕冬他们。”

        “谁知道呢。”杨杰停顿一下，似乎在替初平阳遥想一下十年后。他没仔细想过。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不会认真地想象十年以后的自己。但他做过一个关于公司发展的十年规划，在年初面向全体员工做的规划报告里，他希望十年后，也就是2019年，他的公司将成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好、最大的水晶挂件生产企业：天然水晶制品的比例会缩小到总量的三分之一弱，人工合成的水晶制品将增至三分之二强，因为天然水晶储量和开发在急剧萎缩，浪费过于严重；现在他用一般天然水晶制品的下脚料做原材料，五年之后，他将以小件天然水晶工艺品的下脚料（主要是现在的天然水晶挂件的下脚料）为原材料，批量生产水晶挂件和小型水晶装饰品；也就是说，他将逐步采用相关技术，把现在一般天然水晶制品的下脚料的下脚料人工合成为接近天然水晶的水晶，能源再利用，继续生产水晶挂件等小饰物。他对公司的前景有相当的信心和把握。但他知道初平阳问的不是这个，而是十年后他们可能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他没想过。不过一些基本的预见他还是有的。“长安会是个英雄。我是说他从号子里出来后，他会转身在正道上走得比我们都远都激进。正道上的先锋从来都是英雄。我预感这次进去很可能是他过去混乱生活的总结。他是个有激情和爆发力的家伙。当然，他得把力气用对了路才行。”

        “你呢？”

        “我？呵呵，这要问崔老师；我跟着领导走。”

        十一点二十五分，初平阳和杨杰坐在拘留所的会见室里。他们没告诉福小，也没通知易培卿老两口；能让他们俩见易长安已经是天大的面子，副局长签了责任状的。会客室里的温度感觉上比室外低了三四度，他们觉得有点凉；整个房间的门窗、地板、天花板、桌椅和直径接近三个厘米粗的钢铁栅栏都处于一种坚硬、冰冷和噤若寒蝉的状态，你会觉得这个会客室在本质上是拒绝交流的，它的存在完全是为了让双方体会沉默的必要性。他们俩能听见彼此的心跳，在基本合拍的两个火热的心跳之外，还有一个宽阔、傲慢和沉闷的心跳，是这间会客室的。铁门打开的声音，一条锁链刮擦地面的声音，两个荷枪实弹的公安押着易长安从侧门进来。

        除了胡子长长了一点，易长安的那张脸和他们天亮时瞥见的没有区别；衣服上的泥水已经晾干，留下土黄色的污迹，天亮时他坐在车里，他们没看见。“都来啦？”易长安说，看了看墙壁和天花板，坐下来。“别吊着个脸，能在这里聚聚也不错。他们对我很好，没打。你看——”他把两只胳膊伸到初平阳和杨杰面前。因为副局长的面子，进会客室之前他们把易长安的手铐下了。据研究，手铐是世界上最容易让人触景生情的物件之一。一点伤痕都没有。杨杰和初平阳每人抓住了他的一只手。“别这样，别这样。”易长安把自己挣脱出来，“男人抓男人，我鸡皮疙瘩都站起来了。先把正事办了，在哪签？”他那股浑不吝的劲儿还真不是装出来的。能跑他就跑，被逮着了他也不认为从此就天塌地陷了，又不是没进去过。

        杨杰从档案袋里掏出一式七份的协议和一支黑色签字笔。按要求，进来之前他们已经被搜过身，七份协议和那支笔也被检查和审核过。他们四个人和市文化局、淮中区区委、沿河风光带管委会须共同签字盖章之后，协议方能生效；文化局是批准方，淮中区委和管委会是见证方。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政府的权益，文化局的秘书们字斟句酌，把条条款款都考虑到了，因此整得很厚，打印出来有十页。易长安根本没时间通览协议，也没那个必要。协议上他们四个人的捐款额度一项暂时空着。总数一百万，初平阳和福小两个人意思一下就行，杨杰得等易长安确定了数目之后才能决定最后拿多少。杨杰对他伸出食指和中指，二十万？易长安摇头，蜷起右手大拇指，把另外四根指头伸出来。四十万。杨杰摆手，太多了，点了点桌子：兄弟，你还在号子里呢。易长安指指初平阳：平阳知道，进去了我也不是个穷光蛋，在你们卡上呢。这事必须速战速决。初平阳说：“那听我的。”他在桌面上用手指写了一个“30”。易长安点点头，但他在额度一栏写的却是“35”。写完七遍，签了七次名字。“签名的感觉不错，怪不得都争着当官。”易长安说。他对他们俩比画：剩下的初平阳拿10万，福小5万。杨杰点头。等看守警告必须出声交流时，这个环节已经结束了。探视的时间也差不多结束了。杨杰说：

        “放心，家里有我们。惠惠那边怎么说？”

        “她愿意等就等，等不了就嫁人，”易长安把两只手掌心向上摊在桌面上，“我绝不为难她。平阳你帮我带个信，嫁妆啥的已经给她了。你知道的。爸妈的身体我倒不担心，有空帮我照看一下就行。我爸的牛栏山，回花街的时候想起来就带上一桶，想不起来拉倒；喝多了也伤身。他那《群芳谱》，找个门路帮他出了吧。别说是自费的，他要版税给他版税，要稿费给他稿费，我都准备好了。我真打算气气我爸，让你们转告他我进去了，想想又算了，别一下把他气成个偏瘫，我妈后半辈子也麻烦。别的，别的就没啥了。”

        看守在后头说：“时间到！”

        三个人同时站起来。初平阳眼泪开始越聚越满，要转着圈往下掉，易长安让他赶紧擦掉。他把初平阳的眼泪称作“知识分子的软弱”。易长安被押出会客室的最后一句话是：

        “要有人说我欠了他钱，只要竹杠敲得不过分，就替我还上。”

        从警察局出来，两个人往人民广场走，找地方吃午饭。“人民”和“广场”都是大词，人民广场曾经也是个大地方，现在很小，被各种饭馆、店铺、游乐园伙同艺术家本人都搞不懂是什么的诡异雕塑，挤得只剩下圆形喷泉和周边一条车道宽的地方；幸亏这地方改成了步行街，行人还能在路边的长椅上坐下来。他们走到一个看上去很像半流质的人体雕塑前，一只白鸽子飞到初平阳的肩膀上。这两年广场又新添一景，只要不下雨，每天有专人来放两次广场鸽。鸽子在初平阳的肩膀上站了五秒钟，斜着飞上天，在它的翅膀底下，杨杰看到运河商厦二楼“鸿毛饺子店”的大招牌。

        “吃饺子去。”杨杰提议，“送行饺子接风面，替长安吃了。”

        他们上二楼，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整个广场尽收眼底。饺子上来之前，他们为易长安干杯。希望一切都好。广场上纷纷扰扰，满得像一间年轻懒女人的客厅，各种喧嚣、艳丽、新奇的杂物和小玩意儿堆满了窗台、沙发、茶几、桌椅和地板。

        “这些天在街巷里走，”初平阳说，“我经常觉得这地方跟我没关系；她不是我的故乡。”

        “我也同感。”杨杰说，“变化太大。我从南大街一直往南走，在我的感觉里，这应该是通往水晶的方向，每走一步都应该离我多少年来在内心里形成的‘水晶’的感觉更近一点，可惜不是，每走一步我反倒觉得离那‘水晶’又远了一点。我没你那些理论和说法，就是感觉哪地方不对了。南大街往南已经跟野地、跟深埋在泥土下面、摸上去沁凉的矿物质断了联系。”

        “变化我不怕。不变化只有死路一条，这我懂。但我不能容忍我的故乡被篡改，被弄得面目全非。不仅是水晶在跟地底下断了联系，我们也在跟这个地方断了联系，这个城市本身也在跟她的过去失去联系。”健康的发展变化应该有它内在的逻辑，但是他所见到的更多是强扭的瓜，是鸡同鸭讲，是嫁接、转基因和石榴树上结樱桃。

        饺子上来了。“上午你问我十年后会是什么样，”杨杰把素馅和肉馅的饺子分开，把醋和辣椒油调好，“我还真说不好。作为一个商人，从财富的意义上说，我自信应该比较成功；这不是一个风险性的经营，只要脑子不进水，按部就班地往前走，就没问题。但从一个整天与水晶打交道的人的角度，我最担心的是，十年后我对水晶的生理感觉还在不在。我把手放到一块水晶上，它还能不能给我一种类似女人的感觉，让我激动，充满激情，让我觉得这块石头是有生命的。其实这话应该反过来说，是我能不能让水晶给我这感觉。如果不能，那么十年以后你见到的，可能就只是一个靠水晶赚钱的大老板。他的兜里不会时刻都装着一块养了多年的水晶，以备他随时握在手心里。”他从兜里掏出一块形状不规则、手表盘大小的绿水晶（这块水晶和董师傅带进棺材里的那块，是从同一块绿水晶上分解下来的）；他又从衬衫里把挂在脖子上的水晶挂件拿出来（一块看不出妙处的菱形透明水晶，一面刻着“崔晓萱”，一面刻着“杨点点”，很有点甲骨文的样子，据说能刻出这个水平的字，全中国不超过五个人）。“也不会戴着这样一块平常的水晶挂件，把家人的名字刻在上面。对了平阳，你想来一个吗？出国前我请雕刻大师帮你雕一个。”

        “我要它干吗？又没有名字可以刻到上面。”

        “等等，”杨杰看着楼下的广场，左手推向他做暂停状，“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发型不对。”

        初平阳跟着他往下看。广场上起码有两百号人在东奔西走，至少有两百只鸽子在喷泉旁边起起落落。喷泉已经多日不再喷水，喷水的地方落满鸽粪。尽管乱糟糟的如同集会，初平阳还是在十秒钟内发现了舒袖。“好像是，又好像不是”的正是舒袖。杨杰记忆中的舒袖还住在未名湖边的小屋里，一头女朋友式的长发；而现在舒袖是妻子和母亲，头发剪短了，烫了几个大卷。她蹲在鸽子群里，扶着儿子周平原；她在告诉他，这些咕咕咕会飞的鸟叫鸽子。蹲在娘儿俩旁边的应该是保姆，跟舒袖差不多年纪，衣着和气质稍逊一些，背着一个双肩包，包外的口袋里装着蓝色的儿童保温杯。平原很可能是头一次看见这么多鸽子，踩着脚高兴，两只胳膊学着鸽子扇动翅膀；可惜听不见他开心的叫声。现在舒袖一手抓着儿子的衣服，一只手伸直，掌心向上，一只鸽子落上来。她慢慢把手和鸽子移动到儿子面前，平原两手围过去，想把鸽子抱住，鸽子飞走了。初平阳看见舒袖和保姆一起大笑。

        “是吗？”杨杰问。

        “是。”初平阳说。

        十年以后舒袖会是什么样子？继续作为周至诚的太太，还是成了周至诚有钱的寡妇？如果是前者，希望她快乐，他宁愿她终于爱上了自己的丈夫；他们有个十一岁的儿子，郎才女貌，她相夫教子，整个淮海都知道大企业家周至诚有个所有男人都羡慕的贤内助；也许她会比现在丰腴一些，四十岁的女人要适当地饱满一点，体态圆润优雅，皮肤下的脂肪还可以祛除皱纹；她将会全面地理解生活的真谛；即使他十几年如一日地在《京华晚报》上开专栏，他也不希望她一期一期整齐地阅读和收藏，如果碰巧看见了，他希望她对儿子说：“这个写文章的叔叔妈妈认识，你在一岁的时候也见过他。”仅此而已。除此之外，初平阳就想不出还有什么更美好的生活了。假如不幸成了后者（他希望她成为后者吗？），他依然希望她能快乐；他希望她能及时地怀念自己的丈夫，当然偶尔能怀念一下自己就更好了；她会把平原健康苗壮地带进十一岁的欢乐天地里，她通晓一个母亲所有的痛苦和幸福，她一定比现在坚强，就像周至诚病逝之后的若干年里一样，她坚强地面对生活，而且越来越坚强。

        现在，她把平原交给保姆，站起来走到长椅上坐下；她的方向斜对着初平阳他们吃饺子的窗户。她看着保姆弯腰领着孩子在鸽群里蹒跚走动，脸上带着只有母亲才会有的微笑。半分钟后，她低头看了看地面，忽然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她抬起头开始在人群里找，然后抬升目光继续找。她不知道自己要找什么，只是觉得应该找。她的目光在人民广场的上空巡游，半空中有楼房和鸽子，更高的地方是淮海的天空；蓝天深如大海，白云像集体观望的羊群，偶尔有一架飞机穿过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大风。但这样的好天气对舒袖没有意义，她把目光降下来继续寻找。

        当她看到“鸿毛饺子”的窗户时，初平阳往后闪了一下。杨杰对初平阳的反应感到奇怪，当舒袖的目光周游一圈之后，再次回到鸿毛饺子店的窗户上，他对舒袖挥起了手。只挥了两三下，在舒袖没来得及看见之前，他的手就被初平阳摁到了桌子上。

        “怎么了？”杨杰说，“回忆的勇气都没了？”

        初平阳硬挤出点笑，“老大，饶了我吧。”他无法跟杨杰说他们见过两次，见得干柴烈火、肝肠寸断；他还不要命地跟她老公斗酒，姓周的告诉他，他很可能有今天没明天。一本糊涂账。倘若十年后的生活遵照梦境的指示发生了，那舒袖穿着亚麻布裙子和他坐在耶路撒冷的一家酒吧，喝完德国黑啤后，他们会去哪里？他们会继续待在那个充满了庄严的石头的城市，还是回到住处，收拾完行李赶赴机场，搭乘国际航班飞回中国？他们会有自己的孩子，这孩子会叫平原哥哥，他们会像讲童话一样告诉这个孩子，姓周和姓初仅仅因为他们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出生。要是两个人仅仅是在耶路撒冷偶遇呢？那时候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再也不会打仗，世界上再没有排犹，没有恐怖分子，也没有“圣战”和宗教冲突；舒袖只是一个脖子上挂着相机的观光客，他们在某座庄严的建筑前碰到，决定一起去喝德国黑啤，然后分手，他们去往不同的方向，或者一起回到中国后，再分赴不同的城市。

        “再别说故乡跟你没关系了，”杨杰说，“我看你就是到了毛里塔尼亚、厄瓜多尔和长城空间站，半夜里醒过来，脑子里转的可能还是这地方。”

        在杨杰的意义上，这个论断是成立的。拿到毛里塔尼亚、厄瓜多尔和长城空间站也必然成立。只要她在，甚至她不在，同样成立；忘不掉的爱情是你的第二故乡。鸽子飞起来，鸽子落下去，舒袖的目光在一遍遍地转圈。也许事情并非如直觉所示，这个闹哄哄的广场其实什么都没有。假如她再看一次这扇窗户，假如她的目光能在这扇窗户上停留超过三秒钟，我就站起来，两只手一起向她挥动。窗户上的玻璃用清洁剂洗过，透明到了可以忽略其存在的程度，我已经把脑袋伸到窗前了，但是她没有再一次光顾这扇窗户。她惆怅地坐在椅子上，茫然地盯着一个看不见的地方，她在怀疑自己刚才是不是灵魂出窍，这座生活了三十年的城市，这个广场她来了无数次，要是有奇迹送给她，怎么会等到现在才发生呢。她听见孩子在保姆的搀扶下，对着一群鸽子欢乐地叫妈妈。

        “什么时候回北京？”初平阳问。

        “后天。”

        “有我的位置吗？”

        “提前了？”杨杰说，“带驾照没？”

        “没带。”他想还是早点离开好。看见得越少，故乡在心里留下的越多。

        “那就只能委屈你坐副驾座了。”

        酒喝到最后一杯，饺子吃到最后两个，舒袖和保姆带着孩子离开了。走出广场前她最后一次环顾四周，目光在人群和建筑间磕磕绊绊地穿行，一无所见。她感到左边脑仁微微地疼。此后，每逢无端地若有所失时，她的偏头疼就及时发作。

        杨杰把初平阳送回石码头，接着开车去工厂车间：新的一批佛像挂件即将出品，他要去抽检这批成品的质量。贾凡陪小何去选墓地了。“选”当然是官方的说法，他们已经定好了，在墓地的最边缘，因为那地方没人要，价钱可以忽略不计。初平阳喝了一杯咖啡，把房产过户所需要的身份证、房产证和评估机构出具的证明等材料准备停当，福小带着天送准时来了。景侉子、秦素文跟在后面，以便需要的时候帮上一把，带带孩子或者帮着提前排队。这两年淮海的房产交易跟着全国的大趋势走，火爆得令人发指。淮海人也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样，只有两种人，不是男人和女人，而是买房的和卖房的：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争着抢着买和卖；买为了再卖，卖为了再买，再买和再卖为了继续买和继续卖。所以房产交易所成了车站和医院之外，第三个人口密度严重超标的公共场所。

        就算已经充分预估到形势之严峻，到了交易所，初平阳他们还是被甩到交易大厅门外的队伍给吓着了。哪像动用全部身家来买卖房屋啊，简直就是免费领取救济，很多人午饭都没吃，勒紧裤腰带在排队。这其中，起码有半数人也是勒紧裤腰带在买房子。按照交易程序指南，他们应该先去2号窗口。秦素文从窗口附近跑过来，经过三十多号人跑到队尾，让初平阳和福小跟她走，天送爷爷快排到了。太神奇了，初平阳和福小望着漫长的队伍，他是如何做到的？

        “我买了一个号，”景侉子得意地说，张开右手的五根手指晃了晃，“五十。我就知道有排队挣钱的。”景侉子的头发白得触目惊心，从后面看就是个白头翁。他比初医生还小一岁，现在初医生叫他叔叔都有人信。这辈子他没干过几件投机的事，但这一次，五十块钱他花得十分骄傲。在任何可以抱孙子的时候，他都坚持把天送抱起来；现在也抱着，理由是人太多，磕着碰着孩子可怎么了得。

        这种变相插队肯定遭人白眼，初平阳和福小又不想伤老人（初平阳从不把父亲看作老人，但对景侉子，他觉得实在找不到比老人更合适的称谓了）的自尊，硬着头皮站到景侉子买来的位置上。前面只有两个人。十二分钟后，轮到他们了。在这十二分钟里，福小说，现在改变决定还来得及。初平阳说，留间客房给我就行，哪天要回了花街，顺便怀怀旧。那当然，福小说，你的房间不动，天赐就是站在你的窗前才知道，抬头看见运河有多好。然后福小告诉他，接下来还要经历的程序：要缴纳契税、印花税、公证费，要缴纳新的房产证的工本费，要这个要那个。初平阳只是点头，其实根本也没听懂。

        工作人员握紧印章，复仇一般砸到纸面上。可以走了。秦素文又小跑着过来，快排到了。景侉子花了二十块钱插进了下一个程序的队伍里。福小站到队伍里，对父亲说：

        “爸，你要是再这么做，房子我不买了。”

        “不是想节约你们的时间嘛，”景侉子知道这种事干了两次就不太体面了，不好意思再跟福小邀功，就跟天送说，“爷爷想给妈妈和叔叔省下点时间，是不是啊天送？”

        “是的，”天送说，“爷爷想给妈妈和叔叔省时间。”

        “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闲着，爸，”福小说，“平阳的时间也没那么值钱。”

        还说不值钱。秦素文用下巴往门口指，初平阳正抱着手机在玻璃门里边转来转去。人家忙着呢。初平阳又转了几圈，放下手机往这边看，犹豫着走过来。

        “有点麻烦，”他跟福小说，“我可能得先走一下。”

        “着急吗？”

        “嗯，吕冬骨折了。”他还是决定告诉福小。

        刚才齐苏红打来电话，他以为又是想要大和堂的事，就去门口接。摁了接听键，他连基本的问候都省了，上来就说：

        “对不起，大和堂已经卖掉了。”

        齐苏红在那头有点蒙，回过神后才说：“那只能吕冬没这个福气了。”

        “什么意思？”

        “你可能知道了，我们决定离婚。”齐苏红说，“本来我打算把大和堂买下来给他住，他喜欢石码头。卖了就卖了吧。就是卖给我，他也没那福气住。”

        初平阳又不明白了，但他态度还是有所转变。“是不是领导的说话风格都改猜谜了？”齐苏红从来没跟他说过买下大和堂的目的。“照顾一下老百姓的智商，别拐那么多弯好不好？”

        “换个时间再说这事。吕冬小腿骨折了，从三院的墙头上掉下来。哭着喊着非要见你，说自己尾椎摔坏了。”

        “尾椎坏了没？”

        “坏个屁！要么是病情加重了，要么就是存心折磨人。请了二院最好的骨科大夫给他查了三次，小尾巴好着呢！”

        “现在就去？”

        “现在到他都嫌晚。你稍等，”初平阳听见齐苏红高跟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的咯噔咯噔声，背景里有含混、遥远的人声，然后是开门声，“听听吧。”初平阳听见齐苏红的手机里传来吕冬哼哼唧唧的叫声：“平阳，你过来看看我！”吕冬躺在病床上，左腿打着石膏和绷带，用夹板吊在床尾。“我要见平阳，你们让他过来！平阳，我尾椎骨折啦！”

        “在哪儿？”福小问。

        “二院，骨科病房。”初平阳说，“担心卢家仓的条件跟不上，齐苏红托人找的高干病房。卢家仓的医生陪同看护。”

        “很严重？”

        “左腿小腿骨折。还有，”初平阳停住了，福小看着他。“他坚持说他尾椎骨折。”

        “还办不办？”4号窗口的工作人员敲着桌子问他们。她的麦克风声音很大，夹杂了沙尘暴似的杂音；要不就是她的慢性气管炎犯了。“说你们俩呢！还聊！不办让开，没看见队伍老长的？你到底办还是不办？”福小对她抱歉地笑笑，说：“不好意思，我们待会儿再办。谢谢。”从队伍里退出来。后面的一个中年男人担心她变卦，迅速扑到窗口前，先把位置占下了再说。反悔只能站我后面啦。

        景侉子抱着天送在8号窗口排第三道程序的队。这次他是那支队伍的倒数第四个人。秦素文一直守在福小旁边，紧急情况时她可以充当通讯员。“好容易排到了，你怎么又不办了？”丢掉这么好的机会她感到揪心（这是个心理学问题：为什么在乌泱乌泱的队伍里，往前排一个都会变成极重大的事情？因为往前进一个，被抛弃的可能性就小了一分吗？）；她更担心买卖中途发生变故：福小能以现有的价格买下大和堂，她这个当妈的一直有种脆弱的侥幸心理在。

        “妈，你跟爸爸带天送先回去，”福小说，“我们明天再来接着办。有个朋友住院了，我跟平阳去看看。”

        “什么朋友这么重要？一个小时也等不了？”

        “吕冬。”福小说。她不打算遮遮掩掩地跟父母亲一块儿生活。

        秦素文多娴静的人，听说是吕冬也忍不住哆嗦起来。在她看来，女儿这辈子整个毁在了这兔崽子手里。就算考不上大学（怎么可能考不上？福小成绩可一点都不差！是他让福小早恋了），福小也不至于这么多年一个人漂泊在外，让她和景侉子以为此生再不能见到女儿，他们将孤寡至死；都是这个浑蛋食言，让福小绝了望，绝望到了音讯全无的地步；这挨千刀的龟孙子、大恶人、流氓、乌龟王八蛋！“不行，我和你爸都不会同意你去的，”秦素文说，“除非他进了太平间！”

        “妈，我带天送回来，”福小说，“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的。”

        秦素文突然就沉默了，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福小赶紧搀住母亲。话重了，起码秦素文没扛住。福小在外十六年，她无法想象如果福小再走，她和景侉子怎么活下去。福小没有威胁她的意思，但秦素文依然听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妈，我不是那意思，”福小拿出纸巾给秦素文擦眼泪，“我是想告诉你和爸爸，我都三十多了，我知道轻重缓急。我们别在这地方哭好不好？都看着呢。”买房子急卖房子也急，但谁突然在买卖的队伍里悲伤得掉下眼泪，那也是不容错过的一景。没排到的全都转头看他们，看不明白的想，肯定为了房子，哭也正常，房子本来就是个能要命的大事情。

        秦素文还是沉默。等景侉子因为天送的提醒往这边看，发现苗头不对走过来时，秦素文才说：“妈不哭了。妈是怕了。你不知道这些年我和你爸是怎么过来的。”她接过纸巾自己擦眼，“你去吧。别跟你爸说去看那人的。”

        初平阳看到福小瞬间红起来的两个眼圈，闪着光，仿佛时光隧道，让他看见了十年后的福小。十年后，不管福小在哪里（也几乎可以断定，除了花街，福小不会待在任何地方），她都会是最通达的那个女人；她会是一个好妈妈（即使她没有天送，即使她一直孤身一人生活，她也会是一个好母亲，接近于完美的那一个母亲）；她在四十三岁的时候，也许就已经有能力和她的祖母秦环并肩行走；她会沉默、谦卑、宽容和坦荡地过完她的一生，对任何一个愿意沉着地领会生活之要义的人来说，福小都将是典范。他说：

        “你确定？”

        “嗯。”福小点头。

        他们出门打车去市第二人民医院。天送让爷爷奶奶带着。秦素文对景侉子说，福小和平阳共同的朋友进医院了；如果没法及时赶回来，那就明天接着来过户。

        坐在出租车里，初平阳心神笃定。这几天他一直觉得有件事没做，是这件吗？不管怎么说，这是他希望的结果。想必也是吕冬的打算。你们不是说我头脑坏了么，那我就坏给你们看，所以我可以肆无忌惮地说尾椎骨折了……我知道小腿断了，疼痛在那里，但我就说尾椎骨折，那是因为我别的地方也疼……有人能听懂……有人一定明白我为什么从墙头上跌下来……卢家仓的那一截高墙对我来说从来不是问题，但我摔下来了……脚没滑，我只是往后轻轻一坐，那是一个美妙的瞬间……滑翔……降落……扑通……可惜落点不对，砖头垫到了腿上，而不是屁股底下……谁动了我的砖头……这说明一个人并不是什么都可以擅长，比如我，擅长翻墙但不擅长从墙上跌下来……人无完人，眼下我就不是完人，腿断了……我说过，我不想让福小在卢家仓看见我，现在我在二院，我们可以见了，十九年前你也来过……骨科，骨科病房，那时候你住的普通病房，一间屋里挨挨挤挤摆了五张病床，三个人吊着胳膊和腿，一个人脖子上套了个圆筒，你必须趴着，屁股朝上，因为你的尾椎骨折了……我的腿断了，我知道，可我就说尾椎骨折了……平阳是我兄弟，没有人头脑比他更好使，他明白……什么都明白……我们什么都明白吗？

        他们来到二院，找到骨科的病区，走进吕冬所在的高干病房。初平阳先进门，福小跟在他后面。跟十九年前比，淮海市第二人民医院仿佛是坐落在同一个地方的另外一家医院，从医院大门开始，门诊楼，住院部，各个病区，所有建筑和设备都是新的，连粉刷墙壁的涂料都是新的。福小怀疑自己的尾椎是否真的骨折过。齐苏红倚在沙发上打瞌睡，她很累，里里外外都得跑，管委会那边冷不丁还会有电话来。吕冬精神很好，护士把他的病床摇到四十五度，他半躺着，目光炯炯地看着他们走进来。看见他们俩，他阴谋得逞似的笑了：耍赖的孩子终于得到了计划外的糖果。齐苏红从沙发上起来，认定跟在初平阳后面的女人就是秦福小；她站起来的时候理了理头发。如果初平阳提前告知还有这样一位来客，她是不会打瞌睡的，她会提前到卫生间里把头发梳理好，施点淡妆；最近的确是憔悴了，黑眼圈都出来了。但她还是希望初平阳能介绍一下秦福小。

        “这位是？”她问。

        “福小。”初平阳说，“秦福小。”

        齐苏红微笑，向福小伸出手，“谢谢你来看吕冬。经常听他提起你，果然光彩照人。”

        “谢谢，”福小说，“就是个家庭妇女。他们都夸你是女强人。”

        “这是批评。一个女人到了不男不女的时候，经常被称为女强人。坐，请坐，”齐苏红递给他们一人一瓶农夫山泉，“嗨，吕冬，叽哇半天要见平阳，平阳来了你倒装安静了。尾椎又不骨折了？”

        “那是刚才。”吕冬说。他想象过很多种和福小再见的场面，不管多尴尬和险恶，他总能收放自如、侃侃而谈，唯独这么平常的情景没能想象出来，他就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但他努力让自己从容一些。“现在我改想法了。就算医生的话向来不太可信，科学仪器还是应该能说点真话的，那我就是小腿断了。”

        “好，吕冬，你就逮着我折腾吧，”齐苏红说，“咱俩真是名副其实的耗到头了。”

        “再忍忍，”吕冬说，“你就解放了。”

        福小看看初平阳。她的意思是，这家伙除了嘴欠，看不出有什么毛病啊。初平阳对她撇撇嘴，虚虚实实，他也搞不懂。他跟吕冬说，来得急，要看的书没带过来。吕冬拍拍他的断腿，先把这东西养好了再说。他悄悄地告诉初平阳，断了而已，没大问题。“现在我迫切要做的，”他恢复了正常的声音，“不是看书和思考，而是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医院真他妈是个坏地方。”今天，包括最近几天在卢家仓，每天醒来他得把眼睛睁过三分钟，才能让世界恢复其本来面目，他才能意识到他是谁，他在哪里。他转向福小，“天送挺好的？”

        “很好，”福小说，“他喜欢花街。接下来就该给他找幼儿园了。”

        “平阳，”齐苏红从卫生间出来，疲惫和萧疏的痕迹不见了，“在忙什么？”

        “瞎忙。对了，做个口头问卷：你对十年后有过设想吗？”

        “十年后？2019年？”齐苏红拿了一个橘子给福小，初平阳怕酸。他们俩这才发现来得的确是匆忙了，水果和鲜花都忘了买。“遥远得像下辈子。除了工作，我还能干什么？”

        吕冬插嘴说：“十年后你会被‘双规’。”

        “听听，平阳，这就是我老公对我的爱！”齐苏红说。虽然她已经习惯了吕冬在言辞上对她的小小冒犯和反抗，“双规”这个词对她还是过于刺耳了。但她让自己明朗地笑出声来，“不过，那也得先让我有被‘双规’的资格啊！”这也许是另外一种真话。“如果我还跟沿河风光带有什么关系，十年后，我想我会让你看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风光带。跟形式主义无关，也不是浮皮潦草的面子工程，甚至连发展旅游、拉动内需的辅助项目都不是，而是一个自足的、完满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美学内涵的日常生活环境。不是摆设和装点，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

        “听上去很美。”初平阳说。福小坐在那里表情自然，但他觉得整个气氛有点尴尬。也许应该给他们一点空间，还应该去买一束鲜花，红的花绿的叶总能让人心情好。他站起来，“我先出去一下。”

        “我跟你一块出去。”齐苏红说。让他们聊吧，反正离婚已是定局。她向秦福小表示感谢，劳烦她陪吕冬说说话。

        所有的医院都有一个压抑的长走道。走到电梯口，齐苏红说：“大和堂——”

        “对不起，已经卖了。”初平阳抢了她的话。

        “我想说的是，可能会有点小意外。”齐苏红说到这里及时地停下，感到了某种快意。她已经不会因为拿不到这套房子而失落。盯上大和堂完全是因为吕冬，她想把大和堂作为离婚的歉疚送给吕冬。这些年吕冬没事就往石码头跑，她想你既然喜欢，孩子归我，另外几套房子也归我，总得有个满意的地方让你住，正好赶上大和堂要卖；此外，赶着吕冬病情反复时离婚，的确不是很厚道，送个大和堂就当补偿了，也可以宽慰一下自己。但是刚刚，就在见到秦福小之后，她忽然发现，吕冬喜欢往石码头跑是有原因的，他哪里是看什么运河跟船，他是在怀念和凭吊他的初恋。她不知道吕冬去石码头，是因为早年他曾故意错失了船上的约会，他为自己的背叛，以及背叛所导致的福小辗转的十几年，才去码头上自责和忏悔。不过就她十分钟前的发现，已足够让她快意了：幸亏没能拿下，否则一不小心成人之美，那就太冤了。而现在有了别的意外，“大和堂初步决定要拆迁。”

        “谁的决定？”初平阳觉得这是个大意外，“什么时候？”

        “上头。昨天下午。我只是听了传达过来的消息。”昨天下午吕冬翻墙，掉下来摔断了腿，齐苏红经不住卢家仓连着四个电话要命地催，只好从接待省委要员的会上临时请假。接下来市领导、区领导和管委会领导陪同省委要员坐船巡察风光带的建设。船走到石码头，管委会主任亲自讲解运河、石码头和花街的关系及历史沿革，省委要员频频点头，其实啥都没听进去，眼珠子一直围着大和堂转，这房子他看不顺眼。

        “大和堂。”他看到门楣上挂的匾额，“字不错。民房？干什么的？”

        管委会主任恭敬地告知，一家私人诊所。

        “哦，肯定赚钱。”要员前后左右转了一圈脑袋，“风水不错。只是啊，你们看，敞敞亮亮的码头上冷不丁冒出栋房子，还有这建筑风格，是不是跟古典的石码头和花街不搭调啊？咱们不是讲建设和谐社会么，我看这就不太和谐嘛。”

        “我们曾经考虑过把它拆了，”管委会主任赶紧编理由，“又觉得拆掉了码头太空旷。没这房子挡着，花街上的老房子显得有点乱。”

        “这好办，”陪同的市长挺着肚子说，“你们不是申请建造一座运河博物馆吗？我看这位置不错。”

        “可以考虑，”省委要员拍了一下手，“建成一艘船的样子，设计成一条大鱼也行。”豪情跟着上来，要员肉乎乎的小手一挥，拉出一个虚拟的长度和纵深，“这一家伙过去，气派大了！”

        陪同人员争相附和，都觉得气派果然很大，如在眼前。管委会主任说：“领导的决策我们一定认真执行，努力落到实处。”

        “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决策，是大家共同的智慧。群策群力，群策群力！”

        “大家共同的智慧？”初平阳在住院大楼前停下来，“‘大家’就这么被‘代表’了？”

        “市领导也觉得这建议挺好。”齐苏红说，“我们也没办法。”

        “也就是说，只要领导看上了，拆也得拆，不拆也得拆？”

        “政府用地，基本上是这样。当然，会有评估机构来做一个相对精确的估价，其他的条件也不是不可以谈。”

        “我对那估价没兴趣；我也没什么条件想谈。”

        “一旦论证通过，你只能从了。”齐苏红递给初平阳一根烟，两个人找了个人迹罕至的墙角点上。“胳膊拧不过大腿。关键是领导发话了。”

        “要是哪天领导看我不顺眼，想要我的命，我是不是就得乖乖地把脑袋端着送上去？”

        “大博士也喜欢抬杠哈。”齐苏红说，“哪至于。再说，跟你有半毛钱关系？房子已经到了别人的名下。”

        “当然有关系。我不能跟击鼓传花似的，把炸药包递别人手里自己就没事了。”

        “我们就自求多福吧。”

        初平阳突然笑起来。他想到一个词，“小民”，“小”字用得真是平易贴切。他几乎可以看见一根手指垂天而降，“小”民们蚂蚁一样纷纷被碾死。

        “可乐吗？”齐苏红说，“再笑你也得去卢家仓了。”

        “十年后，你确信你会是个好父母官吗？可以不回答。”

        “那得看你怎么定义这个‘好’。没有绝对的好官。”

        “两条：一，不强奸民意；二，问心无愧。”

        “没法确信。”齐苏红点上第二根烟，她习惯一根烟抽半截就掐掉，“你必须在别人制定的游戏规则里走，除非你自愿出局。这个规则是‘好’与‘坏’博弈和制衡的结果，这不需要我解释。”

        “也就是说，官是当着当着当坏的。”

        “从绝对的意义上，是这样。即使从你的‘初两条’的意义上，也是这结果。你想做点实事，干出点名堂，你就得忍着，你得允许你的冰清玉洁偶尔沾染点不同成分的脏东西。我说错了吗，初大博士？”

        “再给我根烟，”初平阳说，“就因为你说得全对。”没有比这更正确的了。他一直在想十年以后。十年以后，可以想象科技也许已经进步到了超乎我们想象的地步，就像科幻小说里写的，出门车都往天上开，半空里飘满了飞行器，能够自动辨识方向和目的地，两车相遇会自动选择合适的位置错车；粮食的亩产量袁隆平做梦都想不到，正在无限接近“文革”中放出的那颗最大的“卫星”；环境很好，雾霾消失了，沙尘暴也不见了，即便用美国大使馆的标准，PM2.5和PM10的测试结果也显示每天空气都达到了优良，凡人迹所至处皆宜人居，要风有风，要雨来雨，地下水和地上水掬一捧就能喝，淮海市的沿河风光带果然被齐苏红治理成为“自足的、完满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美学内涵的日常生活环境”；可是，即以“初两条”的标准论，满天下也找不到“好”父母官，这将是十年后钢铁般坚硬的事实。既然“两条”之下全军覆没，我们还能在多大程度上相信，美好的想象将在2019年转变为现实？“没有比这更正确的了。”

        “想开就行了。”齐苏红说，“跟离婚一个道理。哪有什么生死与共、不离不弃。真在协议书上签了字，你会发现离婚也不过如此。就那么回事。”

        “祝贺你想开了。”初平阳说，“我再努力。先去趟花店。”

        他们在医院门口分手。齐苏红开车去单位处理点公务，一小时后回来。有初平阳和秦福小在，她不担心吕冬会出问题。万一有风吹草动，就给她打电话，卢家仓的主治医生也会在半小时内赶到。

        初平阳买了一大束花（卖花的姑娘搭配的玫瑰、康乃馨、六出花、百合和满天星，除了百合是白的，其他的都颜色艳丽。姑娘说，看望病人忌送白色、蓝色和黑色花卉，百合除外，因为它白得健康、喜庆）和一篮草莓（吕冬和福小两人都喜欢的水果）回到病房。福小还坐在原来的位置，姿势都没变过。她在听吕冬讲毗卢庵的故事。

        是个淮海人都知道这故事。但吕冬讲述之投入，如同原创，福小也听得专注，似乎头一回知道淮海市郊曾有个毗卢庵。庵里住过一个法号慧宁的尼姑，“文革”时毗卢庵成了“破四旧”的对象，为毗卢庵的发展和自身生存，慧宁法师将庵里多年来得到的布施积蓄托付给附近的一个老太太保管。老太太与她素来交好，答应日后天下太平，把那一堆金银细软归还慧宁法师，修葺庵堂，重塑佛祖金身。奈何老太太的两对儿女不是好鸟，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让老太太暴毙了，然后四个人把钱财分了，抵死不认账。慧宁法师躲在破旧的庵堂里，人不敢沾鬼不敢靠，饥寒交迫，大雪天病死了。毗卢庵继续毁损，最后成了废墟被铲平，从淮海市的地图上消失掉。吕冬要说的是，慧宁法师圆寂后，老太太的四个儿女相继遭遇诡异的死亡。

        老大在院子里撵鸡，鸡飞过井口，他跳起来去抓，一米宽的井口愣是没跳过去，半空中直直地落进井里，捞上来的时候却是头朝下，死得直撅撅的。老二是女儿，死的时候四十八岁，喝水呛着了，咳嗽，咳得惊天动地，突然两眼一翻，嘴张了一半死了，死完了还坐在凳子上。老三开解放牌大卡车，多年的老司机，在一条窄路上倒车，踩刹车不知怎么就踩到油门上，车也没退多远，但他就是被甩出去了，而且卷到了轮子底下，从脖子处被碾成两截。老四在百货商店卖布，有一天正给顾客扯布，腿一软跪在地上，此后就没站起来，全身的骨头变软，小腿像两根粗面条；老四死在最后，她发现兄弟姊妹四个全摊了事，想起了毗卢庵慧宁法师的布施；家人私下请了个算命的来，算命先生说，若能亲自走到山门前谢罪，兴许还有救；此时法师死了好几年，毗卢庵也成了荒地，她不能走，只能以爬代走，山门不在了，能爬到山门处也行；她就从家里开始一寸寸往毗卢庵爬，爬了一夜，天亮时下起雨，山门前的位置汪了一个水洼，她想爬过那水洼，水没多深，但她发软的胳膊支撑不起脑袋，就脸朝下淹死在山门口了。

        “报应！”吕冬讲完毗卢庵的故事，说，“他们都死了，报应啊！”然后自己笑起来。笑完了，他发现初平阳和福小都没笑，就问，“难道不好笑吗？”

        初平阳说：“不好笑。”

        “你呢，福小？”吕冬说，“你为什么不笑？”

        福小说：“我以为我一直在笑呢。”

        吕冬黯然神伤，开始神经质地抠夹板和绷带。抠半天，他问初平阳：“你要去耶路撒冷，你信宗教吗？”

        “不信。”初平阳说，“信仰制度化以后才成为宗教。信仰可以是私人的选择，而宗教具有集体性和公共性。我只相信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的那部分。”

        “那你为什么要往耶路撒冷跑？你知道那地方有战争，政治和宗教在那里纠缠不清。”

        “我知道。”初平阳说，他把洗好的草莓分给吕冬和福小。“我知道这个以色列最贫困的大城市事实上并不太平。但对我来说：她更是一个抽象的、有着高度象征意味的精神寓所；这个城市里没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争斗；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以及世俗犹太人、正宗犹太人和超级正宗犹太人，还有东方犹太人和欧洲犹太人，他们对我来说没有区别；甚至没有宗教和派别；有的只是信仰、精神的出路和人之初的心安。”

        吕冬呜呜地哭了，“平阳，我就是那个需要救助的人。”

        “谁也救不了你，”初平阳说，“除了你自己。你最好是先把草莓吃掉，再把骨头养好，能活蹦乱跳了再去想救助的事。”

        吕冬哭得更带劲儿了。初平阳只好给福小使眼色。福小说：“你再哭，我们现在就走。”吕冬的哭声戛然而止。吕冬委屈地说：“我觉得我生活在阴雨天的野地里，就一个人。”

        福小说：“你以为别人不是？”

        吕冬拧着脖子想这句话，就跟它有多难懂似的。也许后来想通了，他擦干眼泪，开始凶猛地吃草莓，一口一个，一个接一个。

        他们俩陪他到下午五点半。先是卢家仓的医生来，然后是吕冬的大姐来，接着吕冬的父亲；齐苏红来了以后，他们俩跟吕冬告别。吕冬对初平阳耳语，下次来，要是能带一本《圣经》就好了。初平阳告诉他，福小有一本《圣经》，非常珍贵，哪天胆子大了，可以向她借。福小离开后，吕冬看见她坐过的椅子上有一个凹下去的臀印；从坐到那把椅子上开始，一直到离开，福小就没挪过窝。吕冬盯着那把椅子，谁说话他都不搭理，直到那个臀印以谁都看不见的速度浮上来，最终消失。

        初平阳和福小坐公交车回去。16路车一直通到南大街和花街对接处。两人抓住扶手站着，初平阳跟着车一起摇晃的样子很像当年的吕冬。那时候吕冬坐5路车上下学，每天包里都有一本童话书或者武侠小说，他给她讲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和武林高手们的行侠仗义；他以最快的速度跳上车，帮福小占到最后一个座位；他站着，抓着扶手，福小看他的身体随着车的颠簸摇晃。那个瘦高腼腆的少年，如今为人夫为人父，断了条腿，躺在病床上满脑子乱琢磨。

        “大和堂有麻烦了，”初平阳说，他把齐苏红的消息转告福小，“政府看上了，谁也没办法。要不明天就别去过户了，反正手续也没办完。我不想把麻烦推给别人。”

        “这不还没让迁嘛。”福小说，“能住一天就让天送看一天运河，能住两天就让天送看两天运河。”她丝毫不觉得这事情有多操蛋，好像她已经习惯了类似的消息。从十七岁离家出走，十六年来她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一次次地离开和被迫离开，早已经有了告别免疫力，但她希望天送能在大和堂里看运河。“天送要是真喜欢运河，能在自己的家里，完完整整地看上一天，这辈子他都会开心的。”我也会开心的。她想。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福小的很多想法经常让他肃然起敬。下了车，南大街街口走过一只花猫，尾巴像旗帜一样直直地竖起，踱着将军的方步，根本不在乎车来人往。初平阳觉得像易培卿，但他叫了名字它理都不理。福小说，应该是，听她妈说，四条街没几家养猫了，都学着大城市的样子养狗了，想找两只长得差不多的猫比找孪生的兄弟姐妹还难。他们看着易培卿走进南大街，钻进一个阴影处不见了，两人才一起步行进花街。现在是做晚饭的时候，但花街上看不见炊烟，煤球炉都绝迹了，都在用天然气。炊烟没了就闻不到饭香了，一点都闻不到，即使有人家当街的门大敞着，你也闻不到他们晚饭吃的什么。

        “十年以后我们会是什么样子？”他问福小。

        “我不想那么远。”福小说，“你要非让我说，那我就说，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和现在一样；可能不会更好，但也不要比现在更坏。”

        “总会有变化的。”

        “那就变化在脸上和身上：你脸上多了两条皱纹；我变胖了；杨杰会瘦下来，他吃素；长安会越来越年轻，到了五十他可能还会像个小伙子。”福小突然停下来，“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初平阳抓了抓头发。“长安被抓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告诉她，既然问了，正好。他从昨晚母亲的占卜说起，直到午饭时他和杨杰替易长安吃了送行饺子。“不过在里面的时间不会很长。”

        “只要是在里面，一分钟一秒钟都嫌长。”福小说，“这么大的事，你们应该早点告诉我。”

        “长安不想让你担心，”初平阳说，“这两年易伯伯和阿姨，你得多费心照看了。”然后他告诉福小，易长安给他们三个办了浦发行的卡，各存了一笔钱，这几年他的确赚了些钱，这些钱他们也可以应急，“他做了最坏的打算。”

        他们走到福小家门口。景侉子在院子里用一根筷子教天送钓鱼。院门敞开一半，筷子上拴一根白线，景侉子说，天送你看，这盆水就是运河。天送说，运河不是圆的，运河比这盆大不知道多少倍。天送扭头看见福小，向她跑来，边跑边说：

        “妈妈，爷爷骗人。爷爷说运河在我们家院子里。”

        初平阳看见景侉子撑着膝盖站起来，傻呵呵地笑。他的头发怎么会白成那样？一大碗一大碗的红烧肉都吃到哪去了？初平阳跟景侉子打过招呼，向从厨房里闪了个照面的秦素文问声好，拍了拍天送的小脸，跟福小约定明天上午再去房产交易所，然后继续往家里走。从石码头过来几个街坊，他——向他们问候寒暄，第三句话就得说到搬家、卖房子和远走他乡。傍晚落到运河里，水面上红一半黑一半，小船经过的地方总有几条鱼跳出来。母亲在做饭，初医生在打包，这是最后几样要带走的东西，明天寄走之后，他们就可以随时离开花街。当他们的双脚迈出大和堂，这里就不再是他们的家了。

        晚饭后，初平阳陪父母说了会儿话，回到楼上自己房间，抱着君特·格拉斯的随笔和演说集《与乌托邦赛跑》，斜躺在沙发上。翻到哪页读哪页，他想在格拉斯的文章里找到一道闪电（唯有这一道闪电是他可以接受且愿意寻找的），照亮他头脑里关于专栏《2019》的第一句话。对他来说，第一句话永远是最重要的；这句话写对了，文章就完成了一半。一本书翻完了，闪电也没出现。他看看手表，8:46，放下书起身下楼。初医生在临明末清初的大书法家王铎的《拟山园帖》，母亲在看戏曲频道，播的是严凤英演的《女驸马》；因为打好的包裹在旁边，他们总走神。初平阳说他想出去走走，从储藏间里推出电动自行车，出了门就骑上去，往火车站跑。

        去北京的火车九点四十二分离开淮海。

        五月的夜风正舒爽，吹到脸上有种和心情格格不入的感觉。初平阳把速度加到最快，9:22到达火车站广场。广场有十几辆车，目力所及内找不到警车。他把车停在路灯底下，两道锁全锁上；对自行车感兴趣的小偷少了，他们的注意力主要在电动自行车上，不带电的太便宜，犯不着费那个事。他刚把车锁好，一辆车在他身边停下，车头上的标志竟然是宝马。果然，他听见贾凡在叫他。杨杰从车上下来。

        “不一定坐火车走，”杨杰说，“我打听了一下，他们不松口。”

        “可你还是来了。”初平阳说。

        “我知道就两三年，”杨杰说，手下意识地往兜里摸，贾凡把烟递给他，“我也知道他不想让我们过来，可我这心里还是堵得慌。”

        “我也是。”初平阳把烟点上。

        “后备厢里有啤酒，”贾凡说，“我还从卤菜店买了小菜。”

        “待会儿再说。”

        他们俩爬上高高的石阶，站到候车大厅门口。候车厅里一切如常。他们转过身，一边抽烟一边注视着广场。

        “重新抽烟的感觉如何？”初平阳问。

        “不舒服，”杨杰说，“就是给自己找点事干，要不没着没落的。”

        他们听见孩子在奶声奶气地喊舅舅，扭头看见福小领着天送，从候车厅里走过来。“见到长安没？”福小问。

        他们摇摇头。“他们未必坐火车，”杨杰说，“坐火车可能也不会从进站口走，人多招眼。”

        “到站台上等是不是更合适？”初平阳建议。

        杨杰和福小都觉得好。喇叭里广播，已经开始检票。贾凡去买了四张站台票，他们跟在一个拖着大行李箱的男人后面，装作送人的亲友，对检票员晃了一下站台票，就来到站台上。站台上搭了一个宽阔的银灰色棚顶，支撑棚顶的是直径一米二的粗壮大理石柱子，顺着柱子从这头看到那头，貌似相当壮观。火车还没到，等车的旅客已经把队伍排乱了。除了车站工作人员，看不见一个戴大盖帽的。九点四十分，汽笛声从远处传来，很快，车头上的灯光逐渐漫过来。“火车！火车！”天送指着慢慢驶近的火车兴奋地大叫；因为有人挡住他的视线，急得直跺脚。初平阳把他抱起来。视野里没障碍了，火车庞大而又现实地驶到他面前，天送叫得更激动，耸动着小身子要上去摸一摸火车头。

        火车晚点四分钟。也许远行的乘客担心火车为了赶时间会把他们抛弃掉，所以上车的速度异常的快，两分钟后站台上几乎就空了。他们几个伸长脖子，在队伍后面来回走动寻找，没看见易长安，也没发现任何押解的迹象。现在，除了他们和别的几个捏着站台票的人，以及两个铁路管理人员，站台上空空如也。火车喘着粗气，夜色从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沉重地包围过来；广播最后一次广播：火车即将驶离本站，没上车的旅客请抓紧上车！没有没上车的旅客。一个精瘦的铁路人员把小旗子慢慢举起来，车门即将关闭。一辆警车突然从车站旁边的角落里踉踉跄跄地闯出来，那仓促的样子，不是驾驶员喝醉了就是车本身喝醉了，爬上站台才平稳下来，贴着大理石柱子飞速地往火车尾部的车厢开。这是唯一的可能。杨杰、初平阳和福小跟在车后就追。追到一半，警车已经在车尾处停下来。他们看见那个早上坐在副驾座上的那人先从警车里出来，三两步跳上火车，接着两个便衣押着易长安出了警车。他们三个差不多同时喊出来：

        “长安——”

        易长安扭过头往这边看。为了能看清他们，他必须克服两个便衣推搡他的力量；他的身体后倾，脖子后仰，他想把自己像一只垂死的对虾那样，让脚后跟和后脑勺反向对接。他很努力，但那两个便衣的力量实在太大，他被他们架着胳膊扔上了火车。两个便衣跟着上车，抓住他的胳膊往下摁，易长安失去了平衡，在车厢门前的铁板上跪了下来。车门在身后咣地关上。易长安听见火车吼叫一声，如同一个资深的哮喘病人，开始缓慢地移动，他想抬起头往车外看，无奈后脑勺上有只下压的手；即使不被压着，他也什么都看不见，便衣把车门挡得严严实实。等到他们松开手，等到他能够自由地伸长脖子、站起身来观望，火车已经完成了加速，进入正常的奔跑状态，淮海市火车站停在遥远的身后，而且还将越来越远。

        送行的人走光了。车站的工作人员也没影了。下一趟火车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开往哪里。为了省电，站台上的路灯熄了一半。天送翻着初平阳的衣领，小声说：

        “妈妈哭了。”

        福小脸上挂着两行泪。她对儿子挤出半个笑，把眼泪擦了。最近她是越来越爱哭了。“来，妈妈抱。”她接过天送。天送把他的小手放到福小脸上，将剩下那些闪亮的地方都擦干净，“妈妈不许哭。天送都没哭。”

        贾凡拍拍身上的鼓鼓囊囊的背包，叮叮当当瓶子撞击的声音。“啤酒。你们喝吗？”火车快进站的时候他回了一趟车上，凭着那张站台票又进来了。初平阳奇怪刚才一起往车尾跑的时候，贾凡竟然跑得起来，而且他也没听见酒瓶碰撞的声音。

        他们在站台边缘坐下。福小坐在空包上，天送坐福小的腿上，杨杰、初平阳和贾凡坐在水泥地上，八瓶啤酒和四个用塑料袋包装的小菜，放在他们中间的空地上。只有卤菜店送的两双筷子，福小和天送用一双，剩下的三个人用另一双。杨杰准许贾凡喝一点，但不能超过两瓶。

        那是一个相当怪异的场面：三男一女外加一个四岁的男孩，在五月夜晚荒凉的站台上，举起瓶子碰杯；哪怕一次只抿上一口，他们也坚持不懈地一次次举起瓶子；喝；喝；喝；喝；喝；大人说，小孩也说，男人说，女人也说；开始气氛还很沉闷凝重，仿佛在追念一段谁都忘不掉的伤心往事，接着就活跃和热烈起来，因为那件谁也不会忘掉的往事如此珍贵，他们决定以忘不掉为荣——能够深切地回忆的确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他们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笑得过头时也会流出眼泪。只是这个场面没有人看见。在后半夜的一列火车进站前，车站里的管理人员也懒得出来转一圈，他们正趁着这段空闲，赶紧歪倒在椅子上眯一会儿。

        不过，假如碰巧有只勤奋的夜鸟从高空飞过，它会发现这个城市的东北部一块空旷的水泥台上，在一处宽阔的银灰色顶棚覆盖不到的地方，大大小小一共五人（为了看清楚这五个人，这只鸟把它的飞行高度往下降了降。它发现，确切地说，是四个大人在狂欢，是四个大人在狂欢，那个男人躺在女人的怀里睡着了，身上盖着三个男人不同颜色的外套），围坐成一圈在狂欢，而此刻，天上斗转星移，露水正从头顶以谁都看不见的方式降落。八只酒瓶眼看都空了，四份卤菜也要吃光了，那个男孩在女人怀里转了转脑袋，嘟囔一声，睡得更沉了。

        戴眼镜的年轻人说：“天送刚才说什么？”

        “说梦话呢。”那女人回答，把自己和孩子贴得更紧了，“天送说，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可能又梦见了吃青豆。”晚饭桌上有一盘菜是炒青豆，爷爷夹菜时掉了一颗豆子。他想反正已经沾了土，不能再吃了，没准接下来还会有夹不住的豆子往下掉，干脆等吃过饭一起收拾。可是四岁的孙子不答应。孙子说：“妈妈说了，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

        “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戴眼镜的年轻人歪着头重复着，“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他忽然抚掌大喊，“有了！”

        “有什么了？”年龄最大的男人问。

        “《2019》的第一句有了。”那只夜鸟听见戴眼镜的年轻人说，“没有比这更合适的开头了。”他又把男孩的梦话重复了一遍。

        ——掉在地上的都要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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