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神州大地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我在黑暗中苦苦地追求、探索真理，寻求光明，正如屈原《离骚》中所写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幸而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和领导下，终于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然而，这是一条艰难而曲折的道路。

        一九二零年春天我十四岁的时候初小毕业，考上了高坪区公立甸溪高等小学。高坪区离我家十多华里，要住校读书。当时的学费很贵，入学第一年学杂费和膳费需大洋十元，第二年十二元，第三、四年十四元，我们家这样穷困怎能缴纳得起呢！父亲不准备让我继续升学，我面临着失学的威胁，老师和同班同学都替我感到惋惜。这时，高坪区学务委员李石麟到我们学校，听老师讲我要辍学的消息，想起一年前作文考试那件事，对我的升学问题倍加关心，亲自来到我家劝学。

        李石麟对我父亲说：“你家伢子很聪明，读书又勤奋，在初小几年，年年考第一，很有培养前途，应该让他继续升学。”

        我父亲解释说：“不是我不让伢子念书，实在是家里穷，出不起钱供他上学。”

        李石麟又问：“你们‘祀会’不是有帮助本族伢子升学的助学金吗？你为什么不去申请呢？”我父亲叹口气说：“本族伢子那么多，我又是参加‘祀会’议事的人，怎好为自己的伢子开口呢？”

        李石麟自告奋勇向“祀会”介绍了我的学业情况，并向“祀会”建议，今后凡是本族学业成绩好，能考上高小的子弟，自家每年出两块大洋，其余费用由“祀会”补助，作为助学金。

        果然，经“祀会”议事，同意李石麟的建议，定下了助学金的新规矩，改变过去要逐个申请、逐个议定补助金额的老规矩。李石麟帮助我解决了助学金，升学的最大难题是解决了，但也还有不少困难。

        首先，每年自家要出两块大洋，需要全家人节衣缩食才能省出钱来；其次，当时到学校住宿读书都要有一付书担子，一头装衣服、铺盖，一头装书籍和文房四宝。但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就从未见过我家里做过一床新被子，所盖的都是装着黑棉花絮的又短又窄又硬的破棉被，晚上睡觉时到处透风，被边、被角只有压上些衣物才能保暖入睡，这样的破棉被怎能带到学校？李石麟知道我升学的这些困难，主动提出：他的侄儿李衍麟也到甸溪高小读书，与我同班，可以同他的侄儿共用一个书担子，合盖一床棉被，这样才暂时解决了入学的困难。一年以后，不知父亲从哪里买来了一付竹片做的旧书担子，拾掇拾掇，给我使用，但还是没钱购置棉被，读四年高小都是同李衍麟合盖一床棉被。

        甸溪高等小学校设在区政府所在地的高坪，有校长、教员十人左右，学生一百多人，都是男生。我们刚入学的新生大约三十多人，分上、下两班，每个班十几个人。在那个年代，能读到高小的大部分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家庭不是地主、富农就是商人，只有少数是穷人家的孩子；而且穷人家的孩子因家庭困难能坚持到毕业的又是少数。我们本村同时入学的共三个人，堂弟李凤初和同族的李庆祥都因出不起每年两块大洋的学费，或家庭缺乏劳动力只读了半年、一年便中途退学，坚持到毕业的仅我一人。

        当时的读书人很讲究仪表穿戴，这对于穷学生来说便形成一种负担。因为我们穷人家平日肚子都填不饱，那能顾得上衣着呢？俗话说：“笑破不笑补”，衣服破了，缝补洗刷干净，在农村里人家是不会笑话的。虽然我二叔福文是个裁缝师傅，但我们全家人穿的仍是补丁摞补丁的破衣烂衫。那时候我父亲当家，新衣服买不起，只好买很便宜的旧衣服穿。父亲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也只有一套没有补丁的衣服，每逢春祭或走亲戚的时候才穿上，回到家马上换下来，这套衣服几乎穿了一辈子。我从小也都是穿大人衣服改制的补丁衣服，考进高小的第一年春天，家里替我准备入学的衣服，按学校规定，学生必须穿黑色中山装、戴黑色军帽的制服，想买新制服是买不起的。母亲就把我的破棉袄细心缝补起来，里里外外都是补丁摞补丁，而且找不到相近颜色的旧布来补，只能是有什么布就补什么布，补得五颜六色。福文叔父过意不去，想办法亲手给我缝了一件黑色的新制服上衣作为罩衫，改了一条旧的黑色制服裤子配套，这样表面看来还说得过去。可是，有一天全校集合上军事操课，操练手持木头步枪的队列，操场在胡家祠堂大院，离学校近一华里。那天天气特别暖和，我怕出操太热，就把破棉袄脱下来，只穿罩衫。为了怕被别人看到，还把破棉袄压在棉被底下。没想到等我出操回来，不知是谁把我的破棉袄翻出来，挂在宿舍门口“示众”，故意出我的丑。同学们看了这么破的棉袄都取笑说：“这是哪个叫化子穿的？”当时我们宿舍有二十多个人，我又是室长，被大家取笑得抬不起头来，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

        还有一次，我父亲到学校看我，带来了一竹筒我很爱吃的辣椒、咸菜和一捆小竹片。这种小竹片是我们山里人当手纸用的。我在学校只用了一次，就被同学发现了。他们纷纷议论：“是哪个穷光蛋用竹片揩屁股？真不讲卫生！”当时我没有勇气承认是我用的，更不敢同他们辩论，心里郁闷。我真想不通：为什么有钱的同学家里那么富，而我的父母亲、叔父终年辛劳却不得温饱，世代受穷？

        当时山区的经济文化很落后，甸溪高小在高坪地区就算是“最高学府”了。它座落于高坪大“宗祠”的隔壁，校舍全是砖木结构的大瓦房，有礼堂、办公室、教室、膳厅和教师、学生宿舍，设备比较齐全。全校师生大都在膳厅吃饭，有厨房师傅五六个人负责做饭炒菜，一天三顿大米干饭，每餐六个菜，有荤有素，饭菜都很可口。此外，学校还雇了一个勤杂工，负责看学校大门，按时摇铃上下课，开饭前到膳厅摆碗筷，饭后洗碗筷，打扫膳厅和周围环境，还要洗全校一百多个学生的衣服。工友们基本上都要从拂晓忙到熄灯，非常辛苦。在这里读书，对我来讲，简直是天堂般的生活了。但我对工友们的辛苦也深表同情，所以，我的衣服都自己洗，不麻烦工友。有的同学讥笑我是怕工友把衣服洗破，因为工友洗的衣服多，一般都挑到溪边用木棍槌打，衣服容易破，这可能是个原因，但主要的还是同情工友的辛苦，想减轻一点他的负担。

        学校这样优越的生活条件，一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学生仍不满足。有一次，因为物价上涨，伙食费不够开支，学校决定每餐六个菜改成五个菜。为此，一些富裕的学生就闹起风潮，把饭菜倒在餐桌上不吃，还打桌子摔板凳，把校长气走了，学校只好停课。这些学生就趁停课的机会天天跑上街看大戏去了。这样停了几天课，绅士们闻讯赶到学校来，批评学生不该闹事，劝说大家选派代表去把校长请回来，尽快复课，好好读书。带头闹事的学生也感到理亏，不敢吭声，就由老师主持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推选我和五六个同学当代表到校长家，向校长赔礼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情。我们请回了校长，学校才复课。

        学校复课之后，有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里，向父亲谈起学校闹风潮的事。父亲很关心地问我：“学校吃的不好吗？”

        我说：“学校伙食很好，一天三餐大米饭，开学时一餐六个菜，后来减少一个，做五个菜，有荤有素，菜也不错，但有钱的学生还不满意，就闹事了。”

        父亲又问：“学校不吃红薯丝吗？”我说：“理科老师讲课时说，红薯丝大多是淀粉，没有营养，吃了还拉黑屎。”父亲听了很生气说：“这是什么老师，我们山区人天天吃红薯丝，不是一个个养得壮壮的吗？你们这些少爷学生，读书读到屁股眼里去了，读这种书有什么用！”

        这次谈话对我教育很深。我想，老师讲的东西也不一定都对，古人提倡“多思”，凡事都要自己动脑筋多想一想，不能人云亦云。此后，我常记住这件事，认为五谷杂粮都养人，吃饭从不挑食，粗粮细粮一样吃。战争年代不用说，即使在全国胜利以后，条件好的时候，我还常吃窝窝头，直到晚年仍坚持兼吃杂粮的习惯。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日益感到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倍加珍惜，想通过读书来摆脱贫困，所以，十分用功读书，而且能尊重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纪律，学业成绩和“操行”（即品行）总评，每年都在前五名，几乎年年都受奖。有一年，得的奖学金最多，有四十串铜钱，我非常高兴，买了一本字帖和一些纸笔，剩下的大部分钱都交给父母亲留作下学期的学费，老人家特别欢喜。我星期天很少回家，一般个把月才回去一趟。每次回家，母亲都要把她织麻布、卖鸡蛋攒下的钱，拿十个铜板给我买点心吃，但我知道父母亲攒钱不容易，都舍不得花，读高小的四年间，我只有一次和同学一起花了一个铜板买糯米做的糖粑粑吃，省下的钱，到放假时连同奖学金一起还给了父母亲。

        甸溪高小的学制四年，第一年是预科，课程有国文、算术、常识等；考试合格后，第二年转入正科，课程也增多了，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理科（物理、化学）和英文、修身等。国文、算术、英文三科是主科，每天都有一节课。当时学校对英文课很重视，不仅每天都有一节课，而且要求在课堂上以及在课后站队进膳厅、日常活动中都尽可能用英语会话。第二年开始学英文时，单词比较少，我学习也有兴趣，成绩还好，三年级时生了一场病，耽误了几个星期课，逐渐赶不上了，学起来很费劲，花的功夫最多，但学业成绩不大好，影响了我的总评成绩，争不上第一名，使我常感遗憾。

        算术也是一门主课，有整数、小数、分数的四则运算和比例、百分率等内容；高年级时还有简单的几何、代数、三角常识，此外，还学习珠算。我这些课程的成绩虽然不错，但当时并不那么感兴趣。没想到参加革命以后，我学习军事、政治理论，特别是搞调查研究时，却常常要应用比例数、百分率，由于小时候学过就应用自如了。所以我经常教育战士和年青人，不要认为“读书无用”，年轻时多学点知识，对一生的事业都是有好处的。

        国文这门主课学的都是古文，白话文只作为课外阅读参考，连作文也都用文言文。我因从读私塾开始就学古文，背过不少诗词、散文，有一定基础，对国文颇有兴趣。我们一、二年级时的国文老师姓李，名字忘记了，是在长沙读中学毕业后回乡教书的。他为人和蔼可亲，读过许多书，知识很广泛，不仅课讲得好，批改作文也特别好。他喜欢在学生的作文簿上用“顶批”，写上详细的评语，好的文章用珠笔划上五个圈，表示“优等”，其次是四个、三个圈的，表示良好或及格；对写得不好的文章，他很不满意时，便写上“空山滚鼓”四个字，即“卜通、卜通”的谐音——“不通、不通”。有一次，李老师讲完陶渊明的之后，要求我们仿写一篇游记。我就学陶渊明的笔法写自己划着一叶扁舟进入一个山洞，出了洞口，“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进入一个“世外桃源”，这里春光明媚，百花争艳，蝶飞鸟鸣，景色万千，令人心神顿爽；这个“世外桃源”风光好，人更好，男耕女织，同心协力，辛勤劳作，岁岁丰收，人人丰衣足食，处处道不拾遗，无贫富之分，无贵贱之别，老有所终，幼有所养，尊老爱幼，恬乐无穷。这篇游记充满田园风味，体现了我少年时期那种农民朴素的“空想社会主义”幻想。李老师看后，称赞不已，就在作文上划了五个红圈圈，并写上“顶批”：“文章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文中所叙世外桃源，诱人至深，吾愿与偕游。”李老师批改后，马上将作文连同“顶批”贴在“格示”板上，给同学们作示范。第二天，李老师向全班同学解释他的“顶批”说，他借用宋代文学家周敦颐《爱莲说》中“中通外直”四句，批点作文的立题鲜明、集中，笔法清新流畅，“不蔓不枝”，不拖泥带水，墨香四溢；而且看了作文，如亲临其景，爱上这个“世外桃源”，愿同我一起去游玩。李老师这些批语，给我很大的鼓励，使我更发奋用功。可惜，李老师因家境贫寒，身患肺病无钱治疗和营养，我上三年级时他便去世了。他死的时候才三十多岁，正是有为之年，全校师生都很悲痛。同学们为表达痛失良师的怀念之情，特地凑钱买一丈多白绸布写了一副挽联，送到李老师灵堂，出殡那天，全校师生都去送葬。李老师没有子嗣，本来按族规他的牌位不能进祠堂，后来“祀会”看到那么多师生去送葬，如此敬重李老师，才破例让他的牌位摆进祠堂。

        当时，五四运动的浪潮已遍及全国，震荡着滞湘大地，学校校长陈心谋和七八个教员，大多思想倾向于进步，特别是国文课老师邓子封、历史课老师贝星煌两人，更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军阀的爱国主义思想，讲课也讲得很好，在学生中有相当高的威信，我对他们二人也更加敬重。一九二四年春我高小毕业后，正值湖南农民运动高潮兴起，邓子封、贝星煌立即投入农民运动中去，于一九二五年先后参加国民党，成为国民党中的左派。邓子封还被选为高坪区农会委员长、国民党高坪区党部委员；一九二六年加入共产党，一直致力于革命事业。可惜一九二七年“马日事变”后，他们两人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英勇就义。这两位老师都是我终生难忘的政治上的启蒙老师，他们的教导至今仍记忆犹新。

        记得当时历史课老师贝星煌在讲述中国近代史时，从一八四零年英帝国主义发动鸦片战争，迫使清朝政府签订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讲起，讲到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依仗船坚炮利对我国的侵略、瓜分；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疯狂进攻我国，侵城夺地、烧杀枪掠，带给中国人民深重的灾难，而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向帝国主义列强屈膝投降，签订了一系列卖国的不平等条约，把祖国的大好河山和领土、主权拱手让给帝国主义；还讲到窃国大盗袁世凯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企图变中国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袁世凯死后，大小军阀在他们投靠的各个帝国主义支持下，争霸称雄，连年混战，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地理课老师在讲解中国各地的地理知识时，既讲到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要热爱我中华，复兴我中华，也经常结合实际控诉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当讲到香港、澳门和台湾、澎湖等地的地理时，就介绍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什么时间被帝国主义霸占了；讲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城市的地理时，又讲到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后来，帝国主义又进一步在上海、天津等城市设立了“租界”，无理践踏中国的主权。历史、地理老师每当讲到国家在衰亡、民族受欺凌的时候，都悲愤交集，有时声泪俱下。我和许多同学的幼小心灵深受触动，也纷纷落泪，在心田里播下了仇恨帝国主义、官僚军阀，誓雪国耻的复仇火种。

        国文课老师邓子封、历史课老师贝星煌和地理课老师在讲课中，还给我们讲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具有反抗外族侵略、进行英勇斗争的光荣传统；讲了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义和团、小刀会和辛亥革命等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推翻清朝腐败统治的斗争故事，讲了洪秀全、林则徐、谭嗣同、孙中山、黄兴等英雄人物的斗争事迹，教育我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要继承先辈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大业，毋忘国耻，振兴中华。

        在甸溪高小读书期间，老师们还带领我们参加集会、演讲、示威游行和宣传“抵制仇货”等爱国活动。每年五月七日至九日（即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时间）的“国耻日”，学校都举行“国耻纪念大会”，并于会后到高坪、石湾等地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前面高举着象征“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和白色校旗，接着，是我们军乐队；军乐队有大、小洋鼓和十几把军号，我是一名号手，能吹好几曲号谱。随后便是师生们组成的游行队伍。参加游行的师生沿途高唱《国耻纪念歌》，手举写着标语口号的五彩小纸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卖国贼！”“取消一切不平等的卖国条约！”“毋忘国耻，复兴中华！”“抵制仇货”等革命口号。当地群众听到军乐声、口号声，都拥上街头来看，有的还跟在游行队伍的后边走，那个场面真是雄赳赳、气昂昂，歌声嘹亮，威武雄壮，十分激动人心。

        游行队伍走到街头闹市就停下来，围成一个半圆圈，进行化装表演和街头宣传，先演出几出邓子封、贝星煌老师编排的活报剧、双簧或舞蹈后，邓子封老师或贝垦煌老师就站在高凳子上演讲，控诉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群众行动起来，抵制仇货。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表演了邓子封老师编写的双簧，记得其中有一句：“堂堂大中华，偏偏受人卡，卡我的是哪一个？啊依呜哎哦！”当时因为县、区政府不准公开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所以用“啊依呜哎哦”几个日语拼音符号的谐音代表日本帝国主义；用“抵制仇货”代表“抵制日货”的口号，但通过演讲、宣传，老百姓都听得懂，这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这些爱国活动对我的思想进步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我在学生时代就萌发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爱国主义思想。

        一九二四年春，我高小毕业了。区学务委员李石麟和邓子封、贝星煌等老师看我的学业成绩很好，都劝我考中学或师范学校。我自己也很想继续升学，但读中学要到省城长沙，每年需要费用八十多块大洋，虽然李石麟很热心地为我四出奔走，又在马栏坳的李氏宗祠大“祀会”申请了一份助学金，但马栏坳和双坑、西坑大、小“祀会”的助学金加起来只能凑七十块大洋，自己每年还要出十几块大洋，实在力不从心。加之我父亲抱孙子心切，一九二二年我才十六岁时就匆忙给我与童养媳刘氏完婚；这时刘氏已怀了孕很快要临产，我考虑自己已经成了家，不能再给父母亲增加负担，虽然我还处于风华正茂、读书上进的年华，也只好忍痛辍学了。

        失学回到了家乡，离开了学校，离开了诲人不倦的老师，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同学，顿时感到格外的孤寂和惆怅。我常坐在山坡上，仰望着蔚蓝的天空，可惜那无尽的苍穹被耸峙的一座座高山阻断，只留下一道窄窄的缝隙；朵朵浮云象一叶叶小舟在那天河般的隙缝中悠然飘动；俯看坡下，银链似的小溪河闪着粼粼的波光，正沿着蜿蜒的山沟缓缓地流淌，艰难地挤出眼前的山谷，又消失在群山之间。我热爱自己的家乡，爱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树，家乡的人，但也痛感到家乡的山挡住了视野，家乡的水流得那么缓慢，家乡的树春夏秋冬清一色的翠，犹如石雕泥塑一般永不变样；家乡的人辛劳朴实，而祖祖辈辈却匍伏在这高山狭谷，过着凄苦的生活。我幻想随着那潺潺溪流挤出山谷，奔向大海，去追逐奔腾咆哮的浪涛；我向往驾着浮云飞过那重重高山，到山那边广阔的天地去，寻求拯救自己、拯救家乡、拯救中华的真理。

        有一天，甸溪高小的同学李国文兴冲冲地跑到我家，邀我一起去广州投考黄埔军官学校，我们早就听邓子封老师说过，广州是国民革命的中心，许多革命青年都汇集到了广州，现在有这个机会可以到广州的黄埔军校学习，实在太高兴了。可惜我们两个人都没有筹集到路费，不能成行，只能遥望南天而兴叹。

        一九二四年春，我不满十八岁就当初级小学教员。当时小学教员都实行聘任制，学校董事会（私立学校是“祀会”）聘任校长，由校长负责推荐、聘用教员，要当教员就要自己去找位置。我先后在高坪区公立平安第二初级小学、私立李氏沾潭初级小学、高坪区公立平安第一初级小学、私立李氏山枣初级小学当过教员。一九二六年秋，在担任平安第一初级小学教员时，还被本村私立李氏愉兴初级小学聘请当兼职校长。因为我是本村“祀会”供我升学的，所以兼任校长只尽义务，不拿薪俸。我开始当教员时年薪是三十担谷了，大约折合六十多块大洋；以后提高到年薪四十担谷子，大约折合八十多块大洋，生活虽不宽裕，但比一般贫苦农民要强得多。

        农村教员的工作任务是很繁重的。一个教室里有程度不同的四个班级学生，每个班级只有几个人或十几个人，有国文、算术和常识等几种教材。上课时，一个班级上课，其他班级自习或做作业，要轮番上完四个班级的课，并辅导他们做完作业才能下课。更麻烦的是，有一年还增加个补习班，五个学生，年龄比较大一些，他们的课程都是由家长指定的，有的学“四书五经”，有的学珠算，五个人五种教材，每天讲课真是讲得口干舌燥，十分辛苦。要是遇到下雨天，我还要背年幼的学生来上学，放学时再背着他们送回家，也很劳累。不过，农村教师很受农民的尊敬，他们请我代写书信，代写春联，有的婚丧喜庆也要请我去帮忙。这样，我与学生家长和群众便很快熟悉，这就便于开展革命活动。

        一九二五年春，我受聘到马栏坳公立平安第一国民初级小学任教，当时正是青春年少，革命热情很高，开学时，我就自己动手把学校大门两侧的墙壁刷上白灰，写上“毋忘国耻，抵制仇货”，一边四个红色大字十分显眼，向学生和群众宣传反帝爱国思想。三月中旬的一天，从区公所传来孙中山先生于三月十二日逝世的消息，全校师生都很难过，认为革命刚刚开始，孙中山先生就去世了，今后革命的前途怎么样？我和附近学校几位教员联系，决定共同筹备召开一个追悼大会，通过追悼大会一方面寄托我们的哀思，一方面向群众宣传孙中山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会场设在马栏坳墟场。会场上借门板搭了个主席台。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彩色遗相，遗相两侧贴着孙中山先生遗嘱中的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主席台两边贴着各个学校、团体送来的挽诗和挽联，显得庄严肃穆。

        那天到会的有学校师生和周围群众六七百人。追悼会由我主持。宣布开会后，全体向孙中山先生遗相三鞠躬，默哀。默哀毕，由我恭读《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

        整个会场数百人都屏息静听我的诵读，鸦雀无声，好象都在沉思：孙中山先生逝世了，革命尚未成功，我们应该干些什么？

        追悼大会最后自由发言，各学校的教员、学生和区、乡政府的代表都踊跃发言，表示要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

        高坪地区多少年来从未开过这样的大会，这次追悼大会是破天荒第一回。进步的老师和同学都很兴奋，既看到了群众向往革命的热情，也意识到反帝反封建斗争任务的艰巨。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英国等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于五月十五日、三十日连续两次开枪打死、打伤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和数十名学生、工人的暴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各地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长沙市的学生同工人一道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活动之后，七月问，为了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利用暑假组织了许多宣传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我们浏阳县到长沙读书的学生组织了“浏阳县旅省同学会宣传队”，由我在甸溪高小的同学詹连吾负责带队来到高坪。

        詹连吾来到高坪以后，马上同我联系。我和学校几个教员正在讨论怎样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旅省同学会宣传队的到来，给我们明确了斗争的方向。当时学校正放暑假，我们立即动员一部分师生参加他们的宣传队，深入到高坪、沾潭、石湾、马栏坳一带，组织群众集会、街头宣传，表演活报剧，讲演，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的罢工斗争。我们表演的活报剧都是根据宣传内容自编自演的，形式很简单，几个演员戴上纸糊的圆顶高帽，帽子上画着“米字旗”、“太阳旗”和“星条旗”象征英、日、美等帝国主义者，穿着西装，一手拿文明棍，一手拿木头手枪或大刀，面目狰狞，凶神恶煞，残暴地欺压、屠杀中国人民；另一些演员化装工、农、兵群众，手拿镰刀、铁锤和木头步枪，高呼斗争口号，反抗侵略压迫。演员演出很认真，维妙维肖，观众看后情绪激动，常常和演员一起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宣传队所到之处，深受群众欢迎。我们向群众讲述“五卅惨案”的经过，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我在讲演中慷慨陈词、大声疾呼：中国之所以遭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任人宰割，是因为中国的大小军阀封建割据，象一盘散沙。要解救中华民族出苦难，工农大众就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进行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我为了表达自己热爱中华的拳拳之忱，还特地买了一把素白折扇，一面画着中国地图轮廓，两旁写上“毋忘国耻，复兴中华”；另一面抄着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用以时时提醒自己也教育学生和群众。

        我们在演讲的时候，宣传队有人带领群众适时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撤退一切外国驻华军队！”“为死难同胞报仇！”口号声响彻云霄，更增加了群情激愤的气氛。

        我们在宣传中还散发了《为何要募捐？》的油印传单，告诉群众：现在上海工人正在举行大罢工，工人的生活很困难，我们捐一点钱，为的是支援他们坚持罢工斗争，争取胜利。群众虽然大多是贫苦农民和手工工人，但都能慷慨解囊，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捐献，钱虽不多，却很感人。我们有的负责收捐款，有的在一旁唱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激昂的歌声使捐献活动更热烈，也更鼓舞人心。

        这次宣传活动持续了十多天，我们几乎跑遍了高坪区的大小村庄，实际上这是一次对农民群众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教育活动；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开展群众工作的锻炼。

        “浏阳县旅省同学会宣传队”在高坪区打开工作局面之后，共产党员张运鸿、詹连吾就留下来在这个地区开展农民运动。他们是根据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决走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新三民主义精神，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组织，同时，担负在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为之建立国民党组织”的任务。其目的是为了把国民党改造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并保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外的领导作用。当时农村中的革命群众主要是广大的贫苦农民，所以，他们就把发动贫苦农民参加国民革命，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作为中心任务。

        一九二六年初，高坪区成立了国民党区党部，詹连吾任常务委员，张运鸿任组织委员。因为在“浏阳县旅省同学会宣传队”工作期间，张运鸿、詹连吾对我的革命热情和工作情况都比较了解，有一天，他们两个人特地到学校找我，要介绍我参加国民党。他们告诉我：国民党在共产党帮助下，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改组，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任务，并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现在高坪区已经成立了国民党区党部，主要任务是开展农民运动；如果我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同他们一起工作。当时我对他们两人很信任，一心想同他们一起干革命，经他们劝说，没有过多的考虑，便凭一股革命热情答应了。第二天，我就由张运鸿、詹连吾二人介绍，填表参加了国民党。不久，张运鸿考虑到高坪区党部要领导好几个乡的农运工作，面很广，照顾不过来，又布置我们成立国民党高坪区分部，在高坪、船仓（包括马栏拗、双坑、西坑等村）一带开展农运工作，由李石麟任常务委员，我任组织委员，还有一个叫刘绍珊的小学教员任宣传委员。

        当时我们都比较明确，国民党区分部的任务就是要发动、组织农民，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所以，区分部一成立，就通过宣传、串连，积极发展农民协会会员。二月间，我到高坪参加区农民协会成立大会，会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张运鸿授予我一面缀有“耕犁”的船仓乡农民协会红色会旗，我回马栏坳后同李石麟等人经过几天筹备，便在双坑村私立李氏山枣初级小学校召开船仓乡农会会员大会，成立船仓乡农民协会。在农会会员大会选举时，选举出农会委员十多人，其中我得的票数最多，但我考虑到李石麟的社会经历多，经验和学识都比我丰富，在第一次执委会上，便推荐李石麟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我和李秀松为副委员长。

        农民运动的兴起，势如急风暴雨，迅猛异常，特别是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北伐军叶挺独立团进入浏阳县城，扫除了北洋军阀赵恒惕的反动势力，土豪劣绅闻风而逃。八月，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浏阳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这些组织的骨干，大多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领导下，浏阳的农民运动更加热火朝天。我们乡农会经常召开大会，宣传国民革命，号召农民团结起来，支援北伐军打倒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军阀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求解放。每次召开大会，农民都踊跃参加。会前，我负责教唱《打倒列强》、《工农兵联合起来》、《少年先锋队歌》等革命哥曲。农民明白了一些革命道理，一扫郁结在心中的闷气，放开喉咙高唱，心情格外舒畅。特别是青年、妇女、儿童，对唱歌尤感兴趣，会上唱，回家还唱，歌声使千百年来沉闷的农村活跃了起来，显露出生气。不久，我们又组织起妇女会、儿童团，把妇女和儿童也组织起来，投入革命斗争。

        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农民的权力长上来。因为农民运动一兴起，大的地主和土豪劣绅闻风丧胆，纷纷逃到省城、县城，小的地主和地痞流氓也四处躲藏，反动势力迅即土崩瓦解。农会领导农民推翻了土豪劣绅把持的区、乡政权机关，宣布“一切权力归农会”，推翻了几千年来压在农民头顶上的封建统治，使农民挣脱了枷锁，翻身做了主人。农会会员个个兴高采烈，欢欣鼓舞，真是换了人间。

        为了镇压地主和土豪劣绅的反抗，保卫新生的农民政权，我们很快地组织起农民自卫军，把农民武装起来。农民自卫军和农会会员、妇女会员、儿童团员经常在开完大会之后，就高举缀有“耕犁”的农民协会会旗，佩带红袖章，背着鸟枪或手持大刀、长矛、梭镖游行，个个威风凛凛，扬眉吐气。农会组织之后的第二个行动，就是反对高利贷，进行平祟和减租减息斗争，从经济上打击地主。当时地主大多囤积许多粮食，青黄不接的季节再抬高粮价出售，牟取暴利。农会就贴出布告，限定粮价，并明令禁止地主把粮食运到外地去卖。各乡农会都派出儿童团、自卫军在交通要道的路口站岗设卡，发现地主豪绅偷运粮食出境，立即没收，并将地主豪绅抓出来游乡。触犯农会禁令的地主豪绅被押着游乡时，一边敲锣，一边自己喊：“我是土豪劣绅，偷运积谷，该死该死！”农民一旁围观，笑骂土豪劣绅，使他们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

        农会经过会员大会讨论通过，还贴出告示宣布：禁止赌博吸毒、偷盗抢劫、乱砍山林、破坏水利；禁止嫖妓宿娼、虐待妇女、纳妾、娶童养媳；提倡男女平等平权，宣传妇女剪短发、放脚；还有，不准演坏戏，不准搞迷信活动，不准坐轿子，等等。对于违犯禁令者，区别情况进行批评教育和必要的处理。这些禁令绝大部分是针对千百年来农村的封建陋习和为了发展生产提出来的，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有些禁令也有过激的地方：例如，“不准坐轿子”，说是“人不能抬人，人的肩膀不能给别人当路走”，见了坐轿的既打坐轿人，有时也打抬轿的，一起抓了游乡；甚至连一些老中医坐轿子到乡下给人治病也挨打，这就失之过激。但是，尽管这“农民诸禁”中还有不妥之处，在当时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恶习，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仅几个月时间，农村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生产发展、社会安定，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新风尚、新面貌。

        农民运动的兴起，使农村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也使我认识到农民确是国民革命的一支生力军。农民运动好得很！

        一九二六年暑假，我被选送到设在古港“狮山书院”的国民党高坪区暑期政治讲习所学习了一个月。同时选送去学习的还有李石麟和刘绍珊、刘绍元两兄弟（他俩都是教员）等人。这个讲习所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党浏阳县党部筹办的，实际上是共产党组织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训练班。参加学习的有浏阳东乡各地选送的学员一百多人。所长李九鸣虽是清朝末年的老“秀才”，而且年逾花甲，但思想很进步，早期参加了共产党，在浏阳东乡一带有很高的威望；由他担任所长，更能取得社会上各界人士的支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讲习所的教员有中共浏阳县委筹备组负责人、国民党浏阳县党部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潘心源，中共浏阳县委筹备组成员、国民党浏阳县党部执行委员张启魁，中共浏阳县委筹备组成员、浏阳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罗纳川和中共浏阳县委筹备组的几个干部，他们都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国民党实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有远见地利用这个革命形势高涨的时机，帮助国民党组建基层组织，组织农会、工会，掌握农民运动的领导权，并抓紧对国民党左派中的先进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使其成为共产党员的培养发展对象，这是很正确的决策。

        讲习所的课程有：《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简史》和《职工运动》等，此外，每人还发了几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书作为自修之用。过去，我虽然在《新青年》和“浏阳旅省同学会”出版的《浏阳旬刊》等一些革命刊物上读到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但仅是一鳞半爪；这次学习，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对于这些课程，我都感到非常新鲜，如饥似渴地学习。上课时，老师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听得几乎入了迷；讨论时，我认真思考，积极发言，有时还争论一通；争论不清时又找教师讲解，直到把问题弄通。学习时间虽短，收获很大。特别是通过《社会发展简史》的学习，使我懂得劳动创造世界、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的道理；懂得劳苦大众受穷受苦不是命苦，而是地主、资本家剥削的结果；懂得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帝国主义本性决定的；向往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工农大众夺取政权、当家作主的幸福生活。总之，通过学习使我懂得为什么必须进行革命和社会发展必然走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光明前景，从而明确了要革命就要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在学习期间，潘心源告诉我们，为了联络感情，中共浏阳县委筹备组的负责人张启龙要来看我们。那一天，张启龙来到讲习所同我们亲切交谈，鼓励我们好好学习，并同我们二十多个学员合影留念。

        一九二七年初，我受聘到双坑我的母校——私立李氏山枣初级小学当教员，年薪提高到八十块大洋。可是，开学不久，国民党高坪区党部又调我到浏阳县党务研究所学习。我觉得学习机会难得，毅然辞去了这个高薪职位，请别人顶替，按时到县城报到。

        国民党浏阳县党务研究所设在浏阳县城孔庙的礼乐局内（现为浏阳县第一中学校址）。一九二六年九月，中共浏阳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就在这里召开，成立了中共浏阳县地方委员会，选举潘心源为书记，张启魁、罗纳川等七人为委员。这里基本上是中共浏阳县委活动的地方。这个党务研究所同高坪区暑期政治讲习所一样，也是共产党培养训练干部的学校。研究所由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和县委委员张启魁、罗纳川负责，教员还有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和浏阳县委的干部，师资力量更强。课程内容与高坪区暑期政治讲习所相同，只是增加了毛泽东同志一九二七年三月刚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新的内容。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分析了农民运动的形势，列举了农会做的十四件大事，阐明了它的意义，批驳了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和诽谤，热情歌颂了农民运动“好得很！”我虽然亲身参加过这场运动，也深切地感受到农民运动给广大农村带来翻天复地的变化，但它还仅仅是感性的认识。学习了毛泽东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才进一步认识它的伟大意义，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和鼓舞。

        学习期间，我们还参加了在浏阳县城召开的数万人的群众大会。会上，县特别法庭公审处决了东乡永和市反动头子肖芳庭、普迹反动分子李正益，北乡连溪反动团总寻藕耕、西乡镇头反动团总卢铭德、南乡文家市反动教主肖绍荣等九名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狠狠地打击了封建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我们在会上听到农民对土豪劣绅所犯罪行的控诉，看到处决土豪劣绅时农民扬眉吐气、拍手称快的热烈情景，使我进一步看到了农民运动的强大威力，进一步增强了搞好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党务研究所的领导同志还带领我们参加一些实际斗争，使我们能理论联系实际，在斗争中增长才干。当时浏阳城关有一座远近闻名的“麻衣庙”，又称“孝子庙”，供奉着古代几个孝子的神像，四乡农民经常来此烧香许愿，香火很旺。土豪劣绅为了破坏农民运动，便利用农民的迷信思想，故意造谣县政府和农民协会要拆毁“麻衣庙”，捣毁菩萨，煽动上万名不明真相的农民包围了“麻衣庙”，并扬言要捣毁县政府、且党部和县农会。那时候，潘心源等中共浏阳县委的领导同志已经发动群众，从二十一个民团手中夺取了七百余支枪，组织了农民武装，以县政府的名义成立了工农义勇队，并进行了一定的训练，成为我们共产党直接掌握和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支七八百人的农民武装在镇压反革命和保卫县城的治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后来成为秋收暴动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

        中共浏阳县委负责同志面对一触即发的严重局势，马上布置工农义勇队加强对县政府、县党部和县农会、工会的警戒，并发枪给我们研究所的学员保卫中共浏阳县委，协助工农义勇队昼夜站岗放哨，防止敌人发动突然袭击。同时，他们带着农会的干部到附近乡村进行宣传，揭露土豪劣绅散布的谣言，动员群众到“麻衣庙”把参加闹事的人找回家。不几天，受蒙骗的农民陆续散去，事态很快平息下来，土豪劣绅的阴谋被挫败了。

        学习结束后，我返回西坑。这时，国民党浏阳县党部、县政府决定把原高坪区划分为高坪、船仓两个区。我们西坑、双坑和船仓、马栏坳、冷水塘等村划为船仓区，单独成立国民党船仓区分部、区行政委员会（即区政府），詹连吾任区分部常务委员，我任组织委员；张运鸿任区行政委员会主任，李秀松、贝铭圃、聂帮阶为副主任，李石麟任学务委员。这时，我同张运鸿、詹连吾又在一起工作，同住在船仓一座作为区公所的祠堂里，朝夕相处，关系更加密切。有一天，他们问我参加暑期政治讲习所和县党务研究所学习有什么体会？我如实以对。他们才告诉我，他们是共产党员，是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的，过去先介绍我加入国民党，是要在政治上帮助我进步，经过这一年的考验、锻炼，我的进步很快。接着，他们又向我：“愿意不愿意参加共产党？”我坚决地说：“在县党务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决心要参加共产党，但那时候同潘心源、罗纳川等同志还不大熟悉，不敢贸然提出申请。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当然愿意参加！”

        四月初的一天，张运鸿、詹连吾二人介绍我加入了共产党。因为我是贫农出身，没有候补期，经浏阳县委批准为正式党员。入党宣誓仪式是在船仓区公所所在的祠堂正厅里秘密举行的。那天晚上，区公所其他干部都已经回家，参加仪式的只有我们三个人。仪式开始时，詹连吾拿着一本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像的小册子对我说：“今天我们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党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领导穷人闹翻身求解放的组织。它的最终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土豪劣绅，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大家都过好日子的共产主义社会。入了党就要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党。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斗。”接着，张运鸿也讲了话，他说：“共产党员同劳苦大众心连心，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死对头。为了打倒这些害人虫，把民众从苦难中解救出来，我们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象誓词说的那样，做一个好党员。”

        他们两人讲完话后，詹连吾把封面上印有马克思像的那本书恭恭敬敬地竖立在一张方桌上，让我向马克思像行三鞠躬礼，然后进行宣誓。我庄严地举起右手，握住拳头，跟着詹连吾一句一句地诵读誓词：“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宣誓仪式后，张运鸿宣布成立党支部。当时在船仓区包括我在内只有三个共产党员，成立一个党支部，由詹连吾任党支部书记。当晚，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久久不能入睡，回想起我从到甸溪高小读书时，听老师讲国耻、泪涟涟，开始寻求救国的道路；毕业后，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在斗争中学习、探索，终于在共产党的指引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我的幸运，我人生道路新的开端。我决心一生都要为共产主义这个真理而奋斗，抛头颅、洒热血，万死不辞，做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

        “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我加入共产党后，思想上发生了一个飞跃的变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随着政治觉悟的不断提高，逐步地将个人的命运、前途同党的事业的成败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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