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正当我军在赣东、闽西广大地区开展群众工作，建立红色政权，扩大工农武装，中央苏区一片欢腾的时候，蒋介石窜到了南昌，亲自组织和指挥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这消息象一股风一样传到部队，广大指战员一个个磨拳擦掌，决心叫这个人民的公敌、反动派的头子亲自尝一尝人民铁拳的滋味。

        七月一日，在我们欢庆中国共产党诞生十周年的锣鼓声中，敌人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开始了。这次“围剿”比以往两次大得多，兵力增加到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共约三十万人，主力是陈诚、罗卓英、蒋鼎文、赵观涛、卫立煌等嫡系部队，由蒋介石亲自出马任总司令，何应钦任前线司令，并且带有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配属了五个航空队的几十架飞机。他们兵分三路，以凶猛的姿态冲向我中央苏区腹地，想乘我军苦战之后未得休整的机会，采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打我们个措手不及，把我军压迫到赣江边上进行决战。

        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面对着三十万装备精良的敌军，红军的主力只不过三万人，不仅在装备上处于劣势，而且众寡悬殊。尤其是我军在刚刚胜利结束的第二次反“围剿”中连续苦战，以后，又紧接着转入紧张的群众工作，仅一个月时间，未能很好休整，而且部队又分散在赣东、闽西，远离老根据地。但是，经历过第一、二次反“围剿”锻炼的红军指战员们都坚定地相信：无论形势多么险恶、困难，在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指挥下，敌人新的“围剿”一定也会象第一、二次一样被粉碎的。

        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为我军规定了“避敌主力，打敌虚弱”的方针，并决定采取“磨盘战术”，首先绕入敌背，捣其后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横扫过去，甩敌主力于赣南，置于无用武之地，等他们转回来，必然十分疲劳，再选可打者消灭之。为执行此计划，红军主力以急行军绕过深入根据地的敌军前锋，分途向赣南根据地的兴国地区集结。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战略行动，也是一次艰苦的进军。从福建西部地区，绕过整个根据地南部，到赣南的瑞金、兴国，全程约一千多里。部队分路出发，以急行军速度，沿着闽西、赣南的山岭小道向西疾进。七月，正是盛夏季节，战士们背负着全部行装，在烈日下行军，一个个汗流浃背。脚下的石板路，被火热的太阳一晒，脚落下去烙得钻心的疼；阳光的反射烤得人喘不过气来。这时早稻还没有收割，仍处于青黄不接的时节，大兵团行动，粮食更加困难。有时粮食不足，部队只好喝点稀饭充饥。尤其困难的是病员增多了，中暑的、发疟疾的、拉痢疾的，这个没好，那个又病倒了，收容队一天天在扩大。

        但是，千难万难也难不倒英雄的红军战士。大家从第一、二次反“围剿”的亲身体验中懂得了一条道理：为了打胜仗，就一定得多走路。当时，部队中流传着的所谓“胜利在脚”、“走路出胜利”的口号，便是对这个道理的简明扼要的解释。为了胜利，大家都自觉地忍受着一切困难：衣服被汗水浸透了，把汗水拧掉；草鞋磨破了，用破布把脚包起来，或者干脆打赤脚；饿了，把皮带扎紧点；病了，把病号们组织起来，提前出发，走在队伍的前头，互相搀扶着前进。在行军行列里，战士们时而开起政治讨论会，时而进行文化学习。特别是行军鼓动工作，更是活跃。道边的山石上、树干上到处是标语口号。每到难走的地方，军团“火线剧社”的文艺战士或者师宣传队的宣传员们就出现了，道旁留声机吱吱呀呀地唱着，宣传员们唱歌、呼口号，鼓动着战士们前进。每当休息的时候，哪怕只有十几分钟，士兵委员会的骨干分子们也在进行鼓动工作，来个小演出，唱段山歌，或者班排之间进行一次唱歌比赛。山谷里、树林里，到处升腾起歌声和欢笑声，疲劳和酷热就被忘得干干净净。

        经过连续十来天的行军，部队完成了千里回师的任务，经过石城、瑞金，来到了老根据地——兴国。

        一到兴国，完全换上了另一幅景象。群众象迎接久别的亲人一样，热忱地接待了我们。部队一进村，一群儿童团员组成的“打扇队”就把队伍包围了，每人一把扇子，一面唱着山歌小调，一面对着战士们扇起来。战士们总是兴奋得满脸通红，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怪不好意思的。老人、妇女们带着鸡蛋、草鞋挨单位慰问；父母慰问儿子，老婆慰问老公，又是一番热闹。接着来的是洗衣队，姑娘媳妇们，每人一个竹篮，一个洗衣棒槌，篮子里装着大块小块的碎布和针线，她们东翻西找，连战士们用心藏起来的脏衣服也被搜出来了，然后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地送来。赤卫队早已把哨兵一站站地放了出去。参战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担架队组织得妥妥当当；要向导，抬脚就走。转战几个月的工农子弟兵们，完全象回到了老家，吃好睡好，迅速得到了休息，个个情绪高涨，请战书不断地一级级递上来：“快打吧，消灭掉白军，保卫人民夏收！”“坚决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来报答根据地人民！”

        人民的支持，是红军取得胜利的最主要的条件。我军这样千里回师，大踏步的战略转移，不仅使部队获得了这样好的人民条件，而且使得主力集中了；同时也避开了敌人的锐气。并在转移期间，弄清了敌人的计划和部署，便于我们从容对敌。而敌人在深入根据地之后，却遭到根据地人民坚壁清野的封锁和地方武装的袭扰，吃尽了苦头，军力大大减弱了。

        在我军到达兴国集中以后，敌军也已分路逼近了我军面前。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根据敌我态势，决定开始出击。

        七月三十一日黄昏，我和团长龙昌汉率红七团同兄弟部队一起按计划向富田开进，当晚行军三十里，到茶园冈与沙村之间休息。

        八月二日，我团奉命配合兄弟部队攻击富田西北的新安圩，可是，当部队进到石肢以北时，突然，师部骑兵通信员跑来传达了命令：立即向后转，折回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回到高兴圩才知道，我们的行动计划被敌人发觉了，敌主力罗卓英部第十一师、陈诚部第十四师已到达富田、固陂一带，我军的作战计划已经改变。

        我军当时西临赣江，东、南、北三面受敌，整个根据地只剩下高兴圩这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几十平方里地区没有敌人了。八月五日整整一个白天，我们红军主力近三万人都集结在这一带山林里荫蔽。敌人的飞机整天在不断地轰炸、扫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但由于我们抓紧空隙时间进行了深入的教育动员，队伍里却看不到丝毫慌乱的情绪，各连队都在从容而镇定地做好夜行军的准备，因为谁的心里都有了底——敌变我变，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一定有了新的作战计划。

        我和龙昌汉分头深入各连队动员和检查督促，要求每个连队，每个班排，每个指战员都要严格地按照上级的规定做好夜行军的准备工作，一切能够发光、反光的东西都要荫蔽好、伪装好：白铁皮做的油桶用烟熏黑，白马穿上伪装衣；一切能发响声的用具，象铁锹、锅铲，都要用中包好。同时，要严格行军纪律，不准讲话，不准咳嗽，不准吹号、吹哨子；前后联络用扎在左臂的白毛布作识别；不准设路标，碰到岔道一律用标兵；行军中的向导，除由政府审查选派以外，要求各连队从本地人中选出人组成向导队……天将黄昏，前卫部队开始行动了。我来到整装待发的部队前作了简短的动员：

        “同志们，敌人已经向我们逼近，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即将插向敌后，捣敌人的后路。这样，我们这次急行军就要与敌人对进，从敌人四十里空隙中插出去。任何一个同志如果违反行军纪律，暴露了目标，都会使我们团甚至全军遭到重大损失，破坏整个战斗部署，使反‘围剿’斗争遭到失败。所以，要求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地严格遵守行军纪律，互相监督。”我作了动员之后，决定亲自再观察一下部队行进的情况，向着路边一块突出的山石走去。走近山石一看，龙昌汉团长早已仁立在山石上，目不转睛地望着山道上向东疾进的部队，他那瘦小结实的身躯迎着凉爽的晚风挺立在山石上，象一尊铜铸的雕像那么威严。我走近他的身旁，好半天，他才低声说：“老李啊，真叫人担心，要是哪一点检查不到”他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下去。“没有关系。”为了宽慰他也为了宽慰自己，我说，“战士遵守纪律是很自觉的；再说，已经检查过好几遍了。”

        他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这的确不是一次平常的行动。据确实的情报，在我们东南是国民党蒋鼎文的第九师、韩德勤的第五十二师和独立旅，北面是十九路军蒋光鼐部的蔡廷锴第六十师，戴就第六十一师，西面是赣江，东、南、北三面敌人共有十二个师逼近我们，东南面与北面敌军相距不过四十里。按照总前委的计划，我军三万人马就要偃旗息鼓、衔枚疾走，在一夜之间从这四十里的空隙中穿插过去，向东北方向插入敌后，实行中间突破，打上敌人。这样大部队的荫蔽行军，如果有一点响声或者一丝亮光暴露了目标，作战计划便有遭到破坏的危险。黑暗里，战士们的影子在我和龙昌汉的面前飞速地闪过，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咳嗽，甚至连粗声喘息也听不到，只有脚步的沙沙声急促地有节奏地响着。眼看一个连过去了，没有发现任何破绽，我们俩几乎同时松了口气，轻声他说：“走吧！”

        天亮的时候，部队停止行进了。各部在林木茂密的山岭上分散荫蔽起来。

        整整一天、我们红七团和兄弟部队都荫蔽在丛林里。荫蔽的命令较之夜行军的命令还要严格：如有暴露，按级负责。命令被认真地执行了。早晨，我和龙昌汉荫蔽地攀上一座山崖，极目望去，只见晨风吹拂着树头、竹梢，鸟儿安详地飞过。到处是一片宁静。看着这如画的景象，不禁为我们红军战士那高度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而感到自豪——这不是一连一营，也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团，而是整整三万大军啊！

        天亮了没多久，三架敌机来到了山岭的上空，嗡嗡地低飞着、盘旋着，而密林中的红色战士们却正呼呼地进入甜蜜的梦乡。敌机盘旋数圈后，显然什么也没有发现，垂头丧气地向北飞走了。整个白天，不断地有敌机在上空盘旋侦察。但是，就在这绿荫覆盖着的山岭上，一场大战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树荫下，竹林里，灌木丛中，战士们成连成排地聚集在一起，擦枪，打草鞋，开会，作战斗动员人们不时地拨开树丛仰望天空，盼着太阳快点落下去。

        中午，我刚从连队回到团指挥所的位置，勤务员小张走近前来，送给我一双用芒麻打得十分精巧的麻草鞋。他可能看我工作大忙，没有时间打草鞋，就替我打了这一双，真是雪里送炭啊！说起打草鞋，当时象是红军的一项“副业”似地，一有空隙，大家就抓紧时间打草鞋，打它三双五双的放在身边，准备行军时自己穿或送给战友穿。打草鞋的花样很多，一般是中间搓四根草绳作“纲”，然后用稻草编织上去，这种全用稻草打的草鞋，不大耐穿，一两天就破了。为了耐穿，有的草鞋中间用四条或六条麻绳作“纲”，编织的稻草中加些破布条，这种草鞋就牢固一点，可多穿几天。第一次打长沙后，战士们发了点钱，有的就买些芒麻，掺着稻草、破布条打，或全用苎麻和破布条打，这种苎麻草鞋，又牢又软，穿着很舒适，一双可穿半个月以上。有些年青战士爱漂亮，打了麻草鞋还不满足，又用红、绿、黄等各种颜色的旧毛线掺着苎麻搓成鞋带，并用毛线扎一个小绒球，缀在鞋头上，走起路来，小绒球一抖一抖地显得格外英俊。我看小张穿的正是缀有一对小红绒球的苎麻鞋，挺漂亮，夸他手巧，他腼腆地笑了。

        难耐的白天过去了，暮色里，部队象一股股暴发的山洪，钻出树林，奔下山岗，向着东北方向的莲塘涌去。莲塘是中路敌军前进的必经之路，敌“第三路进击军”总指挥上官云相部第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刚刚赶到那里，总前委便决定拿它开刀。八月六日拂晓前，我们团按照军团指令来到莲塘西南一个山脚下，突然，山头上腾起一簇火光，前卫连打响了。接着一个战士飞也似地来报告，原来，我们的前卫连趁着黑夜秘密地爬上山去，直到接近山顶，敌人才发觉，一连连长带领部队猛扑，把敌人一个连打垮了，夺下了山头。接着，我团主力攻占了另一个大山头，莲塘圩就在眼前了。

        我们团和兄弟部队在拂晓后开始总攻。天还朦朦亮，部队在前进着，突然传来一阵很熟悉、洪亮有力的声音：“同志们，前面打响了，赶快前进，去消灭敌人吧！”同志们朝声音方向望去，看到一个高大魁伟的身躯，站在部队右侧的高地上正在鼓动。当大家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时，顿时部队情绪非常激昂，勇气倍增，信心更足。在行进的部队中立即口号声响彻云霄：“奋勇前进！”“英勇杀敌！”“缴枪比赛！”“捉俘虏比赛！”“遵守战场纪律比赛！”

        在战斗中，毛总政委的坚强有力的声音始终在激励着部队。战士们又英勇又机智，哪里枪响往哪里攻，哪里有敌人往哪里打。上官云相师是北方部队，不惯山地战，更不惯夜战，在我军四面八方万箭齐发的攻击下，大部敌人被歼，部分敌人及其指挥部被压缩在圩场上，凭借着房屋、街巷和坚固工事顽抗着。

        战士们冒着地面炮火和敌机轰炸扫射，利用村头的田膛作掩护，继续向着圩场冲锋。战士们、宣传员们边打边喊，有的喊着鼓动口号：“活捉上官云相！”有的向敌军喊话：“自军弟兄们，穷人不打穷人！”“宽待俘虏！”

        “缴枪有赏呀！”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在村头展开了。上官云相的队伍虽然山地战不行，但拼刺刀却还能抵挡一阵，我军与敌人拚到一起，只见刀光闪闪，喊声震天，敌人还在负隅顽抗。正在这时，几架敌机俯冲下来，这更助长了敌人的气焰，企图乘机拼命反扑。在这决定胜负的关节，决不能被敌机吓住，而且要利用这一时机迅速迫近敌人，我随即喊道：“同志们冲呀！和敌人混到一起，飞机就没有用啦！”红军勇士们，在敌人面前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顽强，个个象小老虎似的，用刺刀猛向敌人刺去，吓得敌人胆战心惊，脸色苍白，乖乖地向我军缴枪投降。

        敌机投弹了，有几颗落到我们背后的阵地上，有几颗却落到圩场上去了。一时烟火腾空，正准备反冲锋的敌人被炸死了不少，敌人的骡马被炸伤、炸惊了，到处乱蹦乱窜。我军却在敌机轰炸的瞬间，抓紧时机，乘势冲进了圩场内。

        一阵激烈的巷战之后，枪声慢慢稀疏下来，战斗已近结束，到处是“缴枪不杀”的喊声。战士们从屋角里、墙根下、茅厕里把零星的敌兵搜剔出来。

        我和龙昌汉走进圩场内，只见一个大院子里乱哄哄的。原来我们团的部队搞到了敌人的军需处。一驮驮的弹药，一挑挑银洋，纸币堆积得象小山一样，成千上万的纸币被风吹得到处都是。战士们紧张地抱着搬运弹药、武器和银洋；有的新战士因为还没有受到有关知识的教育，加之对敌人蹂躏苏区的仇恨，看见“白票”（即国民党的纸币）就踩的踩、撕的撕、烧的烧。龙团长是从万载领着一排人起义过来的，曾在白军待过；一些老战士在攻占长沙和袁州等城市时见过“白票”，受过有关知识的教育，知道“白票”还有用处，赶紧加以制止。龙团长一面命令把纸币搜集起来上缴归公，一面开玩笑地对我说：“蒋介石发点军饷心疼得要命，可辛辛苦苦送来，咱们倒不知爱惜了！”

        莲塘一仗，俘虏数千，缴获无线电台两部，击毙敌旅长罩子钧，活捉敌师长刘春荣及几个旅、团长。但不幸的是，我们敬爱的红一师李实行师长光荣牺牲了。

        战斗刚结束，我们找来几个被俘的敌军军官问情况。一个参谋模样的家伙还满有感慨他说：“情报，完全是情报失灵才倒的霉！一到这里，老百姓跑得连个影子也没有，弄得队伍象个瞎子。昨天通报还说你们被蒋光鼐、蔡廷锴围在高兴圩，哪晓得今天你们却在这里包围了我们！”

        就在我们打下莲塘的当天，红一军团立即东进，在良村紧紧包围了敌五十四师郝梦龄部；我红三军团打下莲塘后，也随即向良村进发，兄弟军团协同动作，集中优势兵力勇猛突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分头多路抢占了良村周围各个山头高地，然后统一号令，部队从四面八方向良村的敌人压下去，顿时，漫山遍野红旗招展，杀声震天，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阵地，同顽抗的敌人扭作一团。象一窝蜂一样拥挤在山沟里的敌人，已经失去了统一的指挥，而陷于一片混乱，我军则乘机猛打猛冲，短短几个钟头即全歼守敌，毙敌副师长魏峨威、参谋长刘家棋等，俘敌旅长王德育等官兵八千余人，缴获步枪四千余支，机关枪、迫击炮一百余挺（门）。

        战斗胜利结束，我们主力立即继续东进，当良村只剩下大批的俘虏准备送往后方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又来了。它带着沉重的嗡嗡声盘旋了几圈，好象是在凭吊他们五十四师的覆灭，然后，朝着集中在圩场里的俘虏群俯冲下来，竟对准俘虏群进行了一场猛烈的轰炸扫射。俘虏们被炸得头滚脚翻，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惨叫着，大骂蒋介石残无人道。我军救护人员则急忙赶来，冒着敌机的轰炸，抢救被炸伤的俘虏。俘虏们拦住我军的救护人员，感动得泪流满面，纷纷表示要坚决跟着红军走，与蒋介石誓不两立。

        这里距离龙冈圩不远，龙冈圩是第一次反“围剿”时活捉张辉瓒的地方，这时驻有敌第五师周浑元部。敌四十七师、五十四师漏网的残兵逃到龙冈，吓得周浑元连夜在四周大小山头添修工事，呼叫求援。可是，我们佯作要打龙冈，只以红三军佯攻，我一、三军团和红七军却放下这已有准备的敌人，继续向东急进。一军团突然包围了宁都县境的黄陂之敌。

        守黄陂的是敌第八师毛炳文部。他们居高临下，踞守着有利地形，又修好了工事，自以为万元一失。红一军团根据这个情况，采用了新的打法，一下子来了几个集中——兵力集中，炮火集中，军号集中。我红三军团则由中州经鹅公段、上下银坑，从右翼迂回到黄陂以东，与一军团形成左右两翼的大包抄。

        八月十二日中午十二时，总攻击开始了。我军集中的炮火突然打向敌人的前沿工事，几十支马号同时吹起了冲锋的号令，顿时，炮声大作，军号齐鸣，整个黄肢圩被打得烟雾弥漫，守敌根本抬不起头来。我早有准备的突击部队，乘势分路突进圩场。

        一进圩场，天下就是我们的了。敌兵们被打得滚的滚，爬的爬，一片混乱。有个骑兵连，马匹都备好了鞍子，也没来得及逃走，全部当了俘虏。黄陂战斗仅仅用了一个多钟头的时间，全歼敌军四个多团，俘敌团长陈启璜、杨茂财等官兵四千余人，毙伤敌一千余人。

        这几次战斗又一次证明了我军俘虏政策的巨大威力。经过多次的战斗，特别是经过第一、二次反“围剿”的战斗，红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敌军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不少敌兵一被我军包围，在军事政治夹攻下，便高举枪支喊叫道：“不打了，缴枪，缴枪！”有个俘虏对我们战士说：“我这是第三次缴枪了，前两趟还领了六块大洋路费哩！”有的坚决要求留下当红军，马上就撕掉国民党军的帽徽，调转枪口，参加了战斗。红军初创时期的头两三年，由于红军弱小，而且处于游击战争环境，捉到俘虏一般都是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随着红军的日益壮大，队伍日渐巩固，骨干力量加强，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俘虏中一些坚决要求参加红军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经初步审查后就个别吸收入伍。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由于革命形势更好，便比较大量地吸收俘虏中自愿参加红军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使红军队伍更快地壮大。事实证明，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大多出身于劳动人民，经过政治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绝大部分是能改造成为红军战士的；其中一部分经过教育锻炼，还能很快成长为红军的骨干，为革命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这是红军政治工作的胜利。

        五天之内，我军连续取得了三战三捷的伟大胜利。广大指战员正兴高采烈地打扫黄陂战场，收缴战利品时，突然接到命令，把打扫战场的扫尾工作交给地方武装，主力立即转移。

        部队连夜走出了几十里，进到君埠附近地区荫蔽集结，准备再次跳出敌人的合围。因为打罢莲塘、良村之后，敌人才发觉我军的去向，于是，原来向西南寻找我军的敌人主力，以密集的大包围姿态向我军接近。

        一星期来，我军连续行军作战，连喘口气也没来得及，而今庞大密集的敌人又转向东来，形势一时变得非常紧张。总前委决定，除留红十二军（欠三十五师）伪装主力向东北大金竹方向移动，牵制、引诱敌人追击外，全军西进，以荫蔽行军突出敌军的包围。

        突围是一定的，但突围的方向却使人感到意外。西进，就意味着是和迎面而来的敌人作对面穿插。敌蒋（光鼐）、蔡（廷错）、韩（德勤）纵队和陈（诚）、罗（卓英）纵队共二十万人，正分兵两路密集地向我逼近，而两军相隔不过二十华里。我三万人要从这狭小的空隙中通过，能不被敌人发觉么？我们心里都暗暗捏了把汗。

        八月十六日晚，又是一次神奇的夜行军。部队在尖岭脑大山丛中，沿着一条小河沟蜿蜒西进，一会儿走上山腰，一会儿又弯下谷底。开始还有小路，走着走着路没有了，钻进了荒僻的丛林草莽中。借着星光，可以看到新砍的树桩和灌木根。部队便攀藤附葛，在这新辟的山道上行进，就在不远的山头上，“咕咕咕，咕咕咕”，敌人的重机枪在虚张声势地盲目射击。手电筒的闪光，阴森森地忽明忽灭。在我们前进的队伍里，不断地传来肃静的命令。原来我们已经走到敌人两军的间隙里来了，我军两翼不到十华里便是敌军。

        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停住了，队伍靠着路边休息。过了一会，从前卫方向返回一小队人马，挨着我们身边走过去。在几个侦察员后面，我们看见一个魁梧的身影，在快步走着，偶尔还停止脚，向战士们问几句什么。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正是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这时，队伍里立时活跃起来，干部和老战士认出是谁，都低声传告着：“看见了没有？是毛总政委呀！”“毛总政委亲自带着我们，没问题，一定能安全地跳出去！”原来是前面走不过去了，毛总政委带着另找路线。后来听说，整整一夜，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都拿着指南针走在队伍的前面，披荆斩棘，开辟道路，带领着部队前进。看见毛总政委和朱总司令亲自带领部队前进，部队更加快了脚步，伤病员也咬牙坚持着紧跟上队伍。

        天亮了，满山笼罩着白茫茫的云雾，太阳被遮住了，飞机也变成了瞎子，无所作为，我大军乘机急进。回头看看，尖岭脑主峰已经远远地撇在背后了。突出重围，我军便来到兴国境内的枫边、白石一线荫蔽集结待命，红三军团奉命进到均村、茶园附近山区休整。这里已无敌踪，因坚壁清野而隐藏到山林去的群众早已回来了。他们一见胜利归来的红军，欢迎的山歌唱起来了：“哎呀咧——山歌越唱越开怀，东山唱到西山来。哎呀，英雄好汉当红军，同志咯，红旗滚滚过山来！”一听到老乡的山歌，我们的疲劳困倦霎时无影无踪了，很多战士便兴高采烈地与老乡们对唱起来。和我们突围的同时，红十二军却与我们背道而行，径向东北挺进。他们按照总前委的指示，大大虚张声势，千方百计迷惑敌人。一路上浩浩荡荡，拉开距离，红旗招展，人喊马嘶；走走停停，不即不离，紧紧地牵住敌人的鼻子。行军途中，每逢岔路口，都书写各军路标；各单位打前站、号房子、收容掉队人员，都有意写上各种留言和番号。愚蠢的敌人果然误以为咬住了我军主力，便紧迫不舍，并力合围，结果总是扑个空。等到他们发觉上当再转头西进时，我军主力已在兴国地区休整了半个多月了。

        在这一段日子里，敌军被我军牵着鼻子东遣西调，在根据地里打转转，吃尽了苦头。根据地人民早就把一切吃用的东西“坚壁”起来了，连锅碗瓢盆，眷米用的杵头、春臼，都彻底“坚壁”。敌人找不到人，弄不到米粮，割了青禾也无法碾成米，只好用砖头在石板上搓；煮不成饭，只好把生米往嘴里塞。采买一出门就被赤卫队收拾掉，吃不上油盐菜蔬。红十二军是哪里山高往那里爬，哪里路险走那条路，这对骡马辎重一大堆、又不善于山地行动的大队敌军来说，简直是灾难。我地方武装、赤卫队又神出鬼没，沿途袭击敌人，有时几阵排子枪，有时遍山红旗，杀声震天。敌人搞不清我方是主力还是游击队，气急败坏地把队伍展开，等冲到山上搜索时，却又不见我一个人影。这样一天几次应战，疲于奔命，进不到十里八里，所谓“长驱直入”竟成了“乌龟爬行”。敌驻军宿营时，又遭到我地方部队袭扰，我们几个人一个小分队，几阵冷枪，几颗手榴弹，就搅得敌人坐卧不宁，心惊肉跳。总之，敌人在我根据地里，饭吃不好，觉睡不好，打仗无情报，行军没向导，完全陷入了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时时都担心遭到灭顶之灾。因此，敌军人困马乏，饥疲沮丧。从缴获的文件上看到，连敌人的高级将领也不得不承认“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剿匪是无期徒刑”。当他们一再扑空，再受令转头西进的时候，更是纷纷叫苦，最后不得不下决心总退却了。

        与敌人相反，当敌人还在我根据地内兜圈子的时候，我军早已休整得兵强马壮，集结在兴国、万安、泰和三角地区等着了。为了扩大胜利，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我军按预定计划对全线撤退的敌人开始了追击。

        九月七日，我军分三路向由兴国往北逃跑的敌人展开攻击。左路红三军在老营盘打响了，全部消灭了敌第九师蒋鼎文部一个旅。右路是我们红三军团，插向高兴圩以西，向蔡廷锴部毛维寿旅攻击；中路红一军团也在高兴圩以北打上了蒋光鼐、蔡廷锴部。

        高兴圩攻击战是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我们红七团经历的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我们团是前卫，奉命攻击高兴圩西面的一个山头。敌人的装备很好，炮火强，特别是自动火器多（轻机枪全是德国造白朗宁式，还有二十响的驳壳枪），又占领了有利阵地。我们从西面冲上山去，刚到达一块松林边上，敌人的轻重机枪便象泼水一样劈头盖脑地打下来，树枝树叶霎时便落了老厚一层，松树林后来竟变成白蜡林。我们从拂晓攻击，攻占了高山阵地，但由于敌人的火力全面展开了，组成了绵密的火网，而地形又不利于我，打成了对峙。虽然军团膝代远政委亲自带着后续部队增援上来，彭德怀军团长亲临距敌阵地仅三四十米的第一线指挥，给予敌人很大杀伤，但终究难以全歼敌人。后来，彭老总根据毛泽东同志指示的“能吃掉就吃，吃不掉就放他走”的原则，经过几昼夜激战后，放敌人逃走了。但这股敌人害怕再受打击，不敢再走原来的路线，却撤回兴国，改道崇贤，惊慌逃去。

        血战高兴圩，我军歼敌二千余人，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战斗中，滕代远政委负了伤，红四师代理师长邹平光荣牺牲。我们红七团七八百人，撤出战斗时仅剩下三四百人，团长龙昌汉负了伤，部队损失近半。第二天，从原红八军部队中补充我们三四百人，才又满员，继续投入追击敌人的战斗。

        退敌的先头部队让它逃掉，退敌的尾巴却被斩断了。乘敌退却之际，我红三军团及红七军、红一军团红三军分路猛追，十五日凌晨，追到东固山的方石岭附近，赶上了敌五十二师韩德勤部和第九师蒋鼎文的残部，突然向敌发起攻击。从鸟石下经竹高岭、长坑、塘山凹攻占了安子山制高点，用火力压制白石之敌，并封锁了珠岭、白石通往张家背、东固山的山隘口。在我攻击部队密切配合下，到中午十二时，仅几个小时的工夫，即全歼了敌五十二师韩德勤部以及第九师蒋鼎文部的一个炮兵团和一个步员营，俘敌五千余人。敌五十二师师长韩德勤也当了俘虏。遗憾的是我们不认识他，又被他化装成伙夫逃脱了。

        历时两个多月的第三次反“围剿”战役胜利结束了。我军在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亲自领导和指挥下，在根据地人民的全力支援下，以神奇的行动，矫捷地穿行于十倍于我的强敌中间，英勇顽强、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五次寻战，五战皆捷，奇兵制胜，共俘敌旅长以下二万余人，毙伤敌一万余名，缴获轻机枪、步枪两万余支（挺），弹药二百五十余万发。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被彻底粉碎了，后来听说，蒋介石在南昌对其部下训话时曾哀叹说：“我们十个人不能当一个人用，我们三十万兵，打不过他们三万兵。”其沮丧、凄凉的情绪可见一斑。

        通过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使我们幼小的红军经受了锻炼，积累了经验，提高了作战能力，在战斗中成长壮大。毛泽东、朱德等我党我军伟大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在不断总结这些丰富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指出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的十六字诀是一九二八年提出的；“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8页）这些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逐渐深入军心民心，在广大指战员和革命群众的思想上扎了根，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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