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会议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进一步又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企图吞并华北五省；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继续坚持其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起“一二九”运动，喊出的“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在这个新形势下，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在军事方面，确定红军的发展方向应当向东，“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并指出了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打通抗日路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并以此推动“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的抗日救亡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央决定以第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准备奔赴抗日第一线。

        抗日先锋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后为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由第一军团组成右路军，下辖第一师、第二师、第四师和第八十一师；由第十五军团组成左路军，下辖第七十三师、第七十五师、第七十八师；由第三十军组成中路军，下辖第三十军、第十五军团第二二四团和第八十一师一个营。二月初，我调任第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委员，同团长罗开桂一起率部参加右路军的东征行列。

        二月十九日前后，抗日先锋军右路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先后集结于陕西省吴堡以南的沟口一带，准备东渡黄河。此时，山西军阀、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已将其兵力二十五个旅作了二线部署，以其第七十一师的三个旅在黄河东岸沿黑峪口至禹门口三百多公里的正面构筑工事作一线防御；其余各旅分布于临汾、长治、晋城、太原和浑源、大同等地区作为二线机动；同时，还以其占据在黄河西岸的吴堡、义合和神木、府谷等地区的第一零一师四个旅牵制我军兵力，以阻止我军渡河。彭德怀为保证部队顺利渡河，亲自带领参谋人员到渡口察看地形，选择渡口，组织动员皮筏子、木船等渡河工具，做好充分的渡河准备工作。二月二十日（农历正月二十八日）晚上，利用月黑夜趁敌不备强渡黄河，一气冲破敌人防线，迅速占领山西省中阳县的苗誉镇、三交镇一线。与此同时，左路军亦从陕西省清涧县的河口强渡，并迅速占领了山西省石楼县的义牒镇、塘马镇一线。至二十三日，抗日先锋军已控制了黄河东岸南北五十余公里、东西三十五公里的地区，站稳了脚跟。

        阎锡山见红军已渡河，马上将其黄河西岸的四个旅调到东岸的离石、中阳地区，令其同担任河防的第七十一师，牵制我军东进；同时，调动太原、临汾、大同、长治的部队向我渡河部队反扑。面对多路前来围攻的敌人，毛泽东、彭德怀仍采取集中兵力打敌一路至两路的战法，二月二十五日，左路军于石楼与隰县之间歼敌第六十九师先头旅的两个营之后，二十六日，我们右路军又在中阳、隰县、石楼、孝义四县交界处的关上村歼敌独立第2旅一个团，控制了这一作战枢纽地带。

        阎锡山在丢失关上村这个要点后，立即组织十四个旅进行反击。我们抗日先锋军又集中左、右两路军主力在孝义县大麦郊地区的兑九峪将敌第六十六师、第六十八师击溃，粉碎了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与此同时，守卫陕北根据地的红二十八军也乘敌第一零一师四个旅由黄河西岸调往黄河东岸之际，夺取西岸的吴堡、葭（佳）县、神木、府谷地区，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

        蒋介石得知我抗日先锋军已东渡黄河，三月上旬，急令陈诚率九个师增援阎锡山阻止我军东进，开赴抗日前线。我抗日先锋军为了扩大战果，决心在蒋介石军队入晋之前，向南向北发展胜利。三月十六日，我军自兑九峪沿汾河、同蒲铁路南下；三月十九日，右路军到达霍县，左路军也进抵灵石附近掩护右路军作战。此时，阎锡山已集中了十二个旅的兵力在中阳、石楼、隰县、孝义地区企图寻找我军主力作战，毛泽东、彭德怀即利用此时晋东南敌军减弱的时机，留下中路军在这一地区与阎锡山十二个旅周旋，箝制敌军主力；而左路军于三月十八日从灵石北进，经文水、交城、晋祠，威逼太原；我们右路军则继续南下，占领曲沃、襄陵、洪洞、赵城、临汾、霍城等六个县的广大农村，破坏敌铁路一百余公里，并大力开展群众工作。

        当时，由于我军刚刚结束长征不久，部队指战员的体力尚未很好恢复，武器装备也大大不如阎锡山的部队。所以，彭德怀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反复强调，红军指战员大多是经过长征锻炼的骨干，为了保存红军的实力，在战斗中主要应采取袭击的手段，一般不采取攻坚战，以减少伤亡，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我们红四师自霍县南下后，首先攻打赵城。那天晚上，我们十一团担任主攻任务，但赵城这座县城很小很小，配合我们攻城的炮兵营瞄准要打东门，结果稍一误差，炮弹飞到西门去了，闹了个笑话。由于赵城县很小，城墙又坚固，敌人集中兵力固守，我们打了一个晚上没能打开，黎明时分就撤走了。接着，我们团又配合十团攻打洪洞县城，仍未奏效，就转移到洪洞县城附近的曲亭镇，在这一带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我们在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中首先遇到一个所谓“主张公道团”（简称“公道团”）的反动组织问题。原来，我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陕北红色根据地逐渐扩大，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日益增强，这样，与陕北仅一水之隔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便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想出许多“防共反共”的办法，有什么“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和“民众防共”等等，花样颇多。他一手组织的“主张公道团”即是所谓“民众防共”的一大“杰作”。

        阎锡山专为“防共反共”而组织的这个“公道团”是以地主、富农为核心的有一定社会基础的群众性组织，是阎锡山“自强救国同志会”反动骨干组织操纵下的外围组织之一。他们在太原成立“公道团”总团部，阎锡山自任总团长，并在各县、区、村成立各级团部，由太原总团部派出经过专门训练的骨干到各县、区“公道团”担任团长、副团长，并由各县“公道团”选拔训练村团长，层层控制，组织十分严密。

        “公道团”又称“好人团”。阎锡山把这个反动组织冠以“主张公道”的名字，欺骗群众说：“共产党有共产主义，我们也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共产党有组织，我们也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体’。这是我们组织的宗旨。”他还欺骗群众说：“共产主义不公道”，诬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是“坏人”。他说：“今天我教你们组织‘主张公道团’，就是教你们拿出力气制裁坏人，消除社会不平，建立社会公道，消灭共祸。”一语道破了他组织“公道团”的反共目的。

        阎锡山为了欺骗群众，曾亲自编了六首“防共歌”，普遍印发各村，强迫“公道团”团员及群众学唱，在限期内不会唱者便当众辱骂、罚跪、顶砖头，因而不少人哭泣逃避，不愿学唱。他编造的“防共歌”胡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土地革命是“先甜后辣”等等，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对红军产生恐惧心理，不敢同红军接近。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各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以实际行动揭破敌人的谣言。我们团住在老百姓家，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老乡挑水、扫地、推磨拉碾，为群众治病、理发，有的还帮助穷苦群众修补窑洞，以严明的军纪和良好的作风说明我们是老百性自己的队伍。同时，我们还积极宣传红军的宗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蒋介石、阎锡山勾结日寇、出卖主权，阻挠我军东进坑日的罪行。

        我们问群众：“阎锡山说他主张公道，你们看，阎锡山在山西称王称霸，横行无忌，苛捐杂税和各种差役多如牛毛；他公开贩卖鸦片，百般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他的军队到处抢劫财物，敲诈勒索，滥杀无辜百姓；地主恶霸横行乡里，地祖高利贷象条条绳索捆绑着贫苦农民，这都是公道吗？”

        “我们红军积极东进抗日，经过山西，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公买公卖，与老百姓亲如一家，谁见过红军‘杀人如割草’呢？而阎锡山才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现在，他还在大肆搜捕抗日爱国志士，甚至开展杀人竞赛，多杀者有奖，少杀者受罚，并且通令各县，捕杀一个共产党员或红军侦察员者，赏银洋一百元，各县为了邀功领赏，在各要道口设关立卡，认为有嫌疑者，就抓去严刑拷打，然后加以杀害，这两个月来，有的县已杀害无辜百姓五六十人”我们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群众听了都口服心服，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阎锡山制造的谣言被粉碎了，他一手经营的“公道团”也随之土崩瓦解；许多年青人还踊跃参加红军，红军的名声到处传扬。

        三月下旬，我红十一团奉命继续南下，攻打浮山县城，筹布筹款，以供军需。浮山县城虽是一座孤城，四周已为我军包围，但县城又高又厚，易守难攻。我和团长罗开桂正抵近城墙观察地形，选择突破口，红四师政治委员彭雪枫也已赶到前沿。他传达彭老总的指示说：“近日获悉蒋介石调集的二十万兵力已陆续进入山西，妄图配合阎锡山将我们消灭在黄河以东、同蒲铁路以西地区，我们随时都可能转移。现在看来浮山城墙坚固，我们攻城的火力不足，时间又紧迫，所以，我认为：不能强攻，只能智取。”

        我一向钦佩彭雪枫政委的足智多谋。他提出的智取方针与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赞同地说：“政委，智取的办法好。这样既可以避免攻坚的伤亡，保存战斗骨干，又能达到宣传群众、筹布筹款的目的。你看这智取的方案怎么实现呢？”

        彭雪枫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先从思想上、物质上做好武力攻城的准备，同时，大造舆论，主攻其心，使其惊慌，取而胜之。”

        遵照彭政委的指示，我与团长作了分工，罗团长带领部队赶挖地道，准备爆破城墙，并扎制几丈长的云梯，准备攀登城墙，同时，加紧进行攻城、爆破的演习，制造攻城的战斗气氛。彭雪枫政委则亲自拟写布告和标语，由我和宣传队抄写，分赴城外四周村寨张贴、散发，并组织群众会、演讲会，向城郊农村广大群众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号召群众支援我军攻克浮山城，大造攻城的舆论，还利用夜深人静时对城内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喊话，用弓箭发射给国民党县长的“公开信”，发出攻城的“最后通牒”。

        在我军兵临城下和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国民党县长和城内的土豪劣绅个个胆战心惊，生怕城破之日丢了小命，财产被没收，经过一番争吵，最后公推国民党县长出面谈判。国民党县长不得不拖着颤抖的身子亲自爬到城楼上乞求不要攻城。

        彭雪枫和我作为红军代表在城下同国民党县长谈判。只见国民党县长战战惊惊地在城楼上向我们鞠躬作揖，有气无力地乞求道：“红军长官，莫动干戈，有事好商量，鄙人愿为贵军效劳。”

        彭雪枫政委气宇轩昂地站在城下严肃地问道：“你是什么人？”国民党县长怯懦地答道：“长官，卑职是浮山县县长。”彭雪枫政委说：“你是县长？那好。你既然愿意为红军效劳，就要答应我们两个条件。”国民党县长马上点头哈腰地回答：“请长官吩咐，鄙人一定照办！”彭雪枫政委示意站在身旁的我，代表红十一团提出条件。我便把事先研究好的内容提了出来，亮开嗓门对城楼上喊道：“县长，你听好了！我们红军的条件：第一，从今天起，限你们三天之内，为我们红军抗日先锋军筹款现大洋五千元，土布三百匹；第二，所筹的银洋、布正只能在富豪商贾中筹集，不准分摊给小商贩和贫苦居民身上，否则，将加倍处罚！”提完了条件，我又提高嗓门严肃地警告说：“如果你们不实现以上两个条件，三天后马上攻城！”

        国民党县长连声应诺。果然，不到三天就将筹集的银洋和布正悉数从城楼上用绳索坠下城外交给我们。我们团不费一枪一弹，既向城内的富豪商贾筹集了布、款，又在城外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扩充新兵六七百人，胜利地完成任务，满载而归。这种攻城办法在当时红军中还属一种创举。城内外的老百性为此拍手称快，当我们团撤离浮山县时，城外的群众都依依不舍，热情送别。

        四月初，蒋介石和阎锡山的部队十五个旅已先后由隰县、介休、霍县、运城等地向我右路军推进。毛泽东、彭德怀决定左、右路军向中间靠拢，逐步收缩兵力，待机破敌。四月四日，右路军开始向西北方向转移，经襄汾的汾城、古城，九日到达河泮以北地区，十五日攻占吉县，全歼守敌，俘敌三百余人，接着，又先后扫除了大宁、永和以及永和平渡关至清水关四十余公里的黄河沿岸堡垒，继续开展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

        四月中旬，蒋介石、阎锡山纠集二十五个旅从北、东、南三面包围过来，企图歼灭我军于黄河东岸；在陕西的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也奉蒋介石之命进至宜川、韩城一带，从西面封锁黄河。在敌人后追前堵的情况下，我军东进抗日前线已不可能。为了避免全面内战的爆发，保存抗日力量，争取国民党政府共同抗日，促进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决定抗日先锋军回师陕北。

        五月二日，抗日先锋军开始西撤，我红十一团奉命在黄河东岸永和关扣山的东面担任后卫任务，掩护部队西渡黄河。五月五日凌晨一点多钟，我突然接到电话，说毛泽东同志就在离我驻地十余华里的山顶大庙里，要我马上赶到那里去领受任务。我向罗开桂团长简短地交代几句，请他掌握好部队，加强观察、警戒，随时准备阻击敌人，掩护全军安全渡河。说罢，立即带几个警卫战士一起策马直奔山顶大庙。在马背上我心想，现在部队绝大部分已经过了河，敌人的追兵也快赶上来了，毛主席为什么还没有走呢？现在已过半夜，毛主席会有什么急事需要找我当面交代任务的呢？我的心象是提到了嗓子眼里似地，真为主席的安危而揪心啊！

        当我赶到大庙厢房的时候，只见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参谋还在忙着收拾文件和炕上的书籍、铺盖，毛主席安然地站在一张长方桌前，聚精会神地看着军用地图，正在思考什么问题。他那魁伟的身材、沉着冷静的神态，显得那么从容不迫，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算平静下来。我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向主席敬了个军礼。主席抬起头来和蔼地对我笑了笑，招呼我坐下。

        毛主席看了看表，大约下半夜两点左右，轻轻地嘘了一口气，亲切地对我说：“我们主力部队已经过河，估计敌人八九点钟才能赶到这里。现在还有点时间，你们后卫团过河之前，要在沿途行军路上，仔细检查一下前头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借的东西还了没有，房子打扫得干净没有，门板上好了没有，损坏的东西或踏坏的青苗赔偿了没有，买的东西给钱了没有？真正做到秋毫无犯。同时，还要检查一下，在村庄里，在行军路上，有没有丢下东西，留下路标？发现破布、碎纸、纸烟头、破草鞋等等，都要统统销毁掉，不要留下任何痕迹。我们长征过金沙江的时候，敌人还捡了我们一只破草鞋，这次过黄河，任何东西也不要给敌人捡去。”

        我理解毛主席的意思，深刻认识到这次东征是我们红军到达陕北后第一次入晋，纪律的好坏，直接体现了红军的性质，关系着红军的声誉。所以，我告别主席后，匆匆返回驻地，三点多钟时召集各连干部和各级纪律检查小组成员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并进行简短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分工。拂晓，部队出发。我带领各级干部和纪律检查小组，沿途分头到村庄、田野和山问小道，认真检查群众纪律，该付钱的付钱，该赔偿的赔偿，该清扫的清扫，把一切破烂东西和路标都收拾销毁，一路之上，象未曾经过大部队一样。

        上午八点多钟，当全团撤离永和关，我带领的最后三条渡船刚刚划到河心，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赶到永和关的山上。他们用机枪扫，迫击炮轰，炮弹和于弹纷纷落人河中，激起一股股水柱。先头渡河的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都为我们的安危捏一把汗，命令西岸后防警戒部队的火力压制敌人。我们的战士个个勇敢沉着，很快地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胜利地回到了西岸。当渡船靠上岸时，师首长已在岸边等候我们。陈师长、彭政委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表扬我们全团指战员任务完成得很好。

        后来我听说，我们走后，敌人闯进了东岸的村庄，抓丁拉夫、派粮派款、奸淫妇女、翻箱倒柜抢劫财物，闹得鸡飞狗跳，老百姓怨声载道。两种军队两种作风，谁好谁坏，谁“公道”谁不“公道”，人民群众心中自然泾渭分明，形成强烈对照，从而为此后我军在山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一个好的条件。

        这次东征战役，历时七十五天，歼灭敌人七个团，俘敌四千余人，缴枪四千余支，炮二十余门，在山西二十几个县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工作，扩大红军八千人，既增强了我军的战斗力，巩固和发展了陕北根据地，又进一步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可谓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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