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大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由于阶级出身、社会经历、政治水平、文化程度各不相同，因而每个人的思想基础和觉悟程度也有很大差别。作为“革命熔炉”的抗大，它的首要任务就在于教育人、改造人，转变学生的思想，提高他们的军政素质。为此，毛泽东同志在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时，特别强调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同时，他还针对知识青年和工农干部的不同特点，提出了“工农干部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口号，并向知识青年提出了与工农结合、进行思想改造的任务。所有这些，都指明了抗大教育工作的方向。

        要转变学生的思想，最根本的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他们的头脑，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抗大每一期的教育内容虽然根据当时的中心任务和学员成分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基本的政治教育内容有哲学、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课程以及形势、任务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则是不变的。通过教育，有些工农出身的同志过去认为自己受穷受苦是命苦，学习后懂得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人穷不是命注定，而是剥削制度造成的，只有推翻整个剥削制度，才能彻底解放。许多知识青年本来抱着寻找抗日救国道路的渴望投奔抗大的，当他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真理后，明确自己担承着“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初步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便从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抗大的政治教育为什么那样卓有成效？重要的一条就是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抗大学习法》明确指出：“我们的学习目的与资产阶级相反，我们不把学习看做‘镀金’、‘镀银’，装装门面的事，而是为了提高每个革命青年的政治觉悟与理论水平，使每个革命者能更好地献身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由于学习目的明确，大家自觉地联系思想，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分析形势，处理问题，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旬，抗大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贯彻“延安会议”和“洛川会议”精神，并联系抗大的实际情况，进一步深入批判张国焘逃跑主义、分裂主义的错误，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党中央对此十分重视，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和中央政治局的一些领导同志也亲自参加了会议。因为当时我是抗大政治部组织科长兼任校部党总支部书记，所以罗瑞卿同志要我主持了一次批判张国煮的会议。那一天，张国焘在大会上作了检讨，他一开口就嗫嚅地说：“同志们啊，我犯了错误，犯了大错误了”接着，检讨了他不愿北上、对抗中央的一些言行。他检讨后，来抗大学习的第一、二、四方面军的党员代表相继发言，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

        在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始终是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严格区分开来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中对于“四方面军的干部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不畏险阻，英勇苦战，献身于苏维埃事业的忠诚，表示深切的敬意。”这一实事求是的评价，使原第四方面军的干部深受感动。他们一致赞同中央关于“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这个观点，坚决响应中央提出的“四方面军以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象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的号召，以大量的事实揭露、批判张国焘右倾逃跑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与张国焘划清界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从而维护了全党全军的团结，进一步增进了原第一、二、四方面军干部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为此后各方面军的干部团结战斗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与关怀下，开得很成功，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但是，张国焘本人对党中央和广大指战员对他所犯错误的批判，始终采取两面派的态度，执迷不悟，坚持错误，最后，竟于一九三八年清明节时，借口到黄帝陵扫墓，只身逃往西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叛变了革命。抗大的教职学员通过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分清了是非，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一九三九年春天，王明到抗大第五期作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形势的报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都是空话连篇。当他劲头十足地宣称：“根据世界和中国历次战争的规律，抗日战争不会超过四年”的时候，话音刚落，台下马上议论纷纷。有的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为什么不会超过四年？有的说，这是“速胜论”思想，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说来也很凑巧，正在这时，宝塔山、清凉山和风凰山的三个山头上突然响起急促的高射机枪，王明以为敌机临空，也顾不得“教授”的尊严，跳下桌子就往山边防空洞的方向跑，主持会议的同志喊也喊不住他。事后他才知道，这是一次防空演习，因为办事人员疏忽，通知了抗大，忘了通知他，才闹了这场笑话。这些事情，反映了抗大师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形势，真正理解党中央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思想，这样，就不容易被王明等人的主观主义瞎说所迷惑，也就能够坚定地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理论联系实际重要的是联系革命斗争实际，把革命理想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在斗争中学习，在斗争中提高。当时，抗大总校和各分校除了英勇地对日、伪军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外，还经常遇到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磨擦事件。要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斗争，不仅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还要掌握党的政策和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每一场斗争对抗大的教职学员都是一次很好的考验和锻炼。

        一九三九年一月，设在瓦窑堡的国民党安定县政府，在县长、“磨擦专家”田杰生阴谋策划下，非法抓捕、绑劫我驻瓦窑堡的安定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和几名工作人员，挑起严重的磨擦事件。当时驻瓦窑堡的抗大第一大队在苏振华、胡耀邦、王赤军等同志的领导下，坚持党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和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与田杰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与边区警备队联合行动，做好反击战斗的准备，并举行示威游行，通过报纸公开揭露田杰生的罪行；同时，以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兼河防司令肖劲光的名义通电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终于迫使田杰生释放了我方人员，取得斗争的胜利。不久，第三大队与第一大队换防，田杰生又乘机从榆林调来一个骑兵团，企图制造更大的磨擦。三大队领导干部为了弄清情况，应田杰生之邀，派大队保卫干部龚培生（施行）以参加瓦窑堡各界“欢迎”骑兵团进城为名，侦察其实力，以便作好对策。龚培生是一九三七年八月才到抗大学习的学员，毕业后分配做保卫工作，因反磨擦与保卫工作有关，大队干部不嫌他年轻资历浅，大胆使用他，派他出面周旋。当时他才二十岁，处事还缺乏经验，但组织的信任，领导的具体指示，使他增添了勇气和力量。他以抗大代表的身份，与田杰生及各地士绅一起出城“迎接”国民党骑兵团，大大方方，不卑不亢，对答自如，颇有点气派，使田杰生及骑兵团长都不敢小看他，以礼相待。他既完成统战和侦察双重任务，又增长了见识。三大队掌握情况后，经请示上级，中央军委也针锋相对，调来三五九旅一个骑兵团到瓦窑堡周围支援三大队，牵制国民党骑兵团，使田杰生不敢轻举妄动。抗大的教职学员就是这样通过一场场斗争，增长了胆识和才干。

        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抗大的知识青年学员经过学习和参加实际斗争与劳动锻炼，在政治上日渐成熟，都纷纷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十分关心这一大批革命青年的政治进步。一九三八年夏天，第四期开学不久，毛泽东同志到抗大作报告，休息时间把我找去，了解发展党员的情况。我向他汇报，不少学员提出了申请，一批“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已经吸收入党。毛泽东同志很高兴，指示说：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你们要好好教育培养他们，尽快发展他们入党。“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是我们党的发展方针。现在交给你们一个任务，每一期到毕业时发展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入党，能办到吗？我思考片刻，考虑到革命青年的成份还比较纯洁，而且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也比较多，就欣然接受这一光荣任务。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抗大政治部和各级干部都把发展党员的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宣传科加强了马列主义和党的知识的教育，为发展党员打好思想基础；组织科和各党支部则抓紧对发展对象的培养、考察，并配合保卫科做好政治审查工作。当时每一期只有半年左右时间，工作是够紧张的。我们都是白天分头到队里个别谈话，了解情况，夜晚加班看入党申请书。有的发展对象政治情况比较复杂，写入党申请书，交代个人历史和社会关系，一写就一大本；向他提出几个问题，他再补充交代，又写一大本，我们都要耐心地看，经常熬到深夜，把眼睛也熬红了。但总是把问题及时弄清楚，作出结论，符合条件的，便及时发展入党。发展工作最慎重的问题是政治审查。由于国民党拼命与我们争夺青年，采取拉夫式的集体加入国民党、三青团的办法，不仅国民党军校、部队和公务人员要集体入党、入团，连中、小学教员和大、中学生也有采取集体登记入党、人团的。所以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的数量相当大。被迫集体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的革命青年为此十分苦恼。第四期第一大队第四队有一位姓柳的青年特地写信请问毛泽东同志：“我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现在请求参加共产党行不行？”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回信说：只要你把参加国民党的问题交代清楚，本人又符合入党条件，同样可以入党。他接到毛泽东同志的回信，喜出望外，郁结在胸中的愁闷消散了，紧锁的双眉也舒展了，从此学习和工作更加积极，终于实现了渴望已久的入党愿望。

        毛泽东同志一贯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在政审工作中特别需要这种唯物主义的态度。有一位同志，抗战初期在大行山国民党顽固派张荫梧部队里当过两三个月政治部主任，后来他看到国民党军队黑暗腐败，根本不能抗日，便投奔了抗大。象这样的人能不能信任？能不能吸收入党？当时是有争论的。经过政治机关的调查和分析，认为抗战初期张荫梧部队也打起“抗日”的旗号，看到八路军有政治部，他们也建立个政治部，搞点抗日宣传。可是国民党搞抗日宣传工作不行，只好吸收一部分进步学生到政治部去装装门面。这个同志就在这种形势下当了张荫梧部队的政治部主任的。但是，张荫梧想利用这些进步学生而又不放心，就想用军统特务去控制政治部，把他也拉下水；他不买军统特务的账，自然不受信任，只好自动跑掉。我们的政治机关经过调查了解和客观分析之后，相信他本人的交代，没有参加过特务组织，就大胆地吸收他入党，而且在工作中放手使用他，发挥他的才能。后来，这位同志在党的长期教育培养下，成为一个颇有才干的高级干部。象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前面讲过的国民党中央宪兵学校学员周湘帆，中央军校中尉教官黄烈，还有东北军、西北军的一些军官都先后在抗大入了党。甚至还有个别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受过国民党军政部特务专业训练过的特工人员，他们到抗大后受到教育，接受了马列主义，抛弃旧的世界观，向党彻底交代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考验后，也被吸收入党，后来成为我们党和军队的中高级干部。现在，我们再回顾四五十年前这段历史，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灰尘”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抗大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培养他们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所以，党的发展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每期毕业时党员总数都占学员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当时各党支部很重视对新党员进行党性教育，每一期吸收新党员，都要举行隆重的入党宣誓仪式，请上级党组织的领导同志主持监誓。当时学校的许多领导同志都亲自做发展党员的工作，找发展对象谈话，并主持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直至现在，许多抗大毕业的党员虽年过花甲，仍然牢记当年的入党誓词，决心一生忠诚共产主义事业。

        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奠定一生革命业绩的基础。我们可喜地看到，几十年来，当年抗大的教职学员，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战场，还是在与阶级敌人殊死搏斗的隐蔽战线；无论是在胜利的的锣鼓和礼炮声中，还是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横行的动乱岁月里，任凭风云变幻，绝大多数同志都经住了考验，不愧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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