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蛇口,袁庚并不忌讳人家叫他“老板”(Boss),这种对资本家的称谓用在他的身上似乎蛮恰当的。在前后15年时间里,他像老板一样地掌控着蛇口的一切,他一手缔造了它,他像父亲一样地塑造它身上的每一个器官,从规章制度到种在坡上的树,他一心想让自己的这个儿子与众不同、前程远大。在某一时刻,他好像还真的成功了。尽管在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带走任何东西,但是在灵魂上,他始终是蛇口的主人。
袁庚是中国企业史上某一群体的标本人物。
你很难分清楚,他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企业家,他的官衔是蛇口开发区管委会书记,是这个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拥有着公共资源的支配权和政策的制订及执行权,特别是在蛇口这样的“试验区”,他几乎向中央讨到了可以下放的所有权柄。而同时,他又是一家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长,招商局在1979年只有不到1亿元的资产,而到他离开时已经是一家资产总值超过200亿元的超级公司。这一部分的资产增值,一方可以被看成是改革和发展的结果,而在另一方面也无疑是垄断前提下的制度性产物——招商局拥有蛇口开发区的土地开发权。你很难用公平或不公平、合理或不合理来解读它,在某种意义上,它俨然就是历史本身。
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宦乡曾经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此言被传媒和袁庚本人一再引用,颇有“炫耀”之义,但是,在史家看来却未必是事实。蛇口的试验,决非“无知者无畏”式的变革,文化学者余英时在《戊戌政变今读》中说:“80年代出现了两股改革力量:一股是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党政干部,他们的处境和思路,很像清末自强派,是所谓‘体制内’的改革者;另一股则来自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袁庚是前一类人的代表。炮兵团长出身的袁庚决非不懂政治的“一介武夫”,他应该是198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内制度变革派的标志人物,从他创建蛇口工业区的第一天起,他就将之当成了社会改革的试验场,一开始,蛇口就无比大胆地进行了干部体制、民主选举、舆论监督等方面的制度变革,蛇口之所以被人热切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而来。1980年3月28日,蛇口在中国第一个正式实行了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率先打破了新中国31年的干部调配制。1983年2月9日,蛇口开始试行群众直接选举干部、考评干部。1983年4月24日,蛇口第一届管委会15名干部,经民意推选产生候选人,再经2000多人直接选举产生。从此,调入蛇口的各级干部,其原职务级别只记入档案,在蛇口实际工作待遇上一律无效,能当什么,拿多少工资,全靠民意选举。1986年,蛇口实行民主选举,有15%的人对袁庚投不信任票,有5名董事当场落选。蛇口实行干部一年一聘,每年民意考评不过半数者即要下岗,干部终身制、任命制在蛇口被彻底废除。
袁庚将蛇口搞成了当时中国最醒目的试验场,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数压上,了无退却之意。
袁庚很善于以经济的高速成长来博取中央的支持,在这方面他可谓深谙中国为官之道。1982年,他让人做了一块很大的标语板,树在工业区管委会的门口,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标语在一开始引起了广泛的争议,1984年,邓小平视察蛇口,袁庚在陪同汇报时十分“狡猾”地将了邓公一军,他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据说,袁庚一言至此,邓小平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此后,这一标语风靡全国,成为当时最著名的改革经典语录。
美国律法大师罗尔斯曾经说,建立在个人开明基础上的威权体制,如同“沙上之高楼”,一旦那个威权人物退位或影响力消退,它所具备的进步性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袁庚和他的蛇口,正应验了这一论断。1992年,已经75岁高龄的袁庚交出了他管理了15年的蛇口,此后,蛇口迅速地褪去了它的先锋颜色,仅仅三五年后,便变得“无声无息”。进入2000年之后,蛇口已全然沦为一般性的开发区。2004年6月,蛇口开发区被广东省政府正式下文撤销,袁庚苦心设计的所有制度一夜烟飞。
袁庚在晚年曾经有过一个喟叹。他说,他犯过一个历史性错误,让蛇口错过了另一种也许更有效率的成长模式。他指的“错过”是,1981年,以香港首富李嘉诚、巨贾霍英东为首的13位香港企业家来蛇口参观,他们提出能否入股共同开发这块土地,当时,袁庚不假思索地婉拒了。晚年袁庚的遗憾似乎是,如果当初允许李、霍入股,蛇口将被彻底地资本化,或许会获得更大的经济活力。
这是一个十分具有寓意性的推演。它似乎表明,在1980年代初期,最具改革精神的中国官员坚信,只要充分放权和锐意改革,自己是完全有能力搞好国有企业和振兴一方经济的。而到90年代末期,他们已经隐约感觉到,这种体制内的突围已经遭遇“极限”,或许惟有借助更为强大和自由的外来资本的“混血”,才可能构成进一步的推动。蛇口生而太早,因而不可能同时肩负两个时代的命题。
事实上,每一个强大的个人,当他面对顽固的制度性障碍时,依然会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当袁庚被派遣到蛇口的时候,他的领导者是希望靠他这个“强壮而精明”的武士“杀出一条血路来”,他确实完成了这个任务,而麻烦的是,他居然还想顺便完成另一项更重大的任务:在这个新开拓的土地上构筑与原来全然不同的制度,这显然已经超出了他的“使命”。于是,最后的落寞便已经命中注定。
袁庚1917年生于深圳(早年叫宝安)。他身材魁梧、方脸大眼,一派军人气象。1949年,当上炮兵团长的他率部解放了贫穷的家乡,30年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再一次在经济上“解放”了这块土地。他的晚年一直居住在蛇口的海滨公寓内,窗外一眼可望到香港元朗,他的手边常放一本相册,里面全部是当年与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万里等人的合影,日暮时分,一一翻过,竟恍如前尘隔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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