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夏天的开封潮湿而闷热。鼓楼和铁塔都在发烧。火红的云彩也越过黄河来中原聚会。终于有一天，天边的雷声伴着轰鸣的炮声来到了开封。哥哥、姐姐都来不及从寄宿学校回家，战斗就打响了。解放军迅速攻进城内，占领了主要市区。国民党军队退缩在龙亭据点顽抗。我家租住的房子离龙亭不远，房子比较高大，是那一片居民区的制高点。解放军大约一个班的士兵开进了院子，盯着我家的房脊，接着就攀缘而上，在房脊上架起了两挺机枪，机枪手们趴在房坡上向龙亭猛烈射击。

        父亲也在房坡底下营造自己的工事。他首先让母亲领着两个弟弟躲避在两座大屋夹角中的一间小屋。又以一张长条书桌为支撑，桌下铺了草苫和凉席，桌上蒙了两条厚棉被，又拿了一本宛儿姨手抄的《劈破玉》弹奏曲、一把扇子，让我跟他一起钻到桌子底下，一人靠着一根桌子腿，成对角线躬身坐着。父亲递给我一只手电，让我学习使用探照灯的原理，用手电瞄准曲谱发射。他开始随着扇子扇出来的节拍哼唱曲谱，叮嘱我务必为他打的节拍记数。屋顶上，战斗双方正在猛烈对射，机枪射击的声音像刮风。有一种名叫“空中炸”的子弹，不停地在空中爆响，发出嘎啦嘎啦的怪叫，折断了院子里的树枝。我大声说：“爸，我听不见你的声音！”父亲对着我的耳朵说：“我没有叫你听我的声音，你看着我打拍子的动作记数就对了。”一颗炮弹轰地在屋后爆炸了。父亲吸了一下鼻子，感到气味异常，就暂时停下来，用铅笔在停下来的地方画一道杠，凑到我的耳边大声问我：“这一颗炮弹怎么这样香？”我说：“它炸了咱家屋后的花生厂。”父亲释然地点了点头，又问：“几拍了？”他得到了明确无误的回答，就把数字记在曲谱上，重新打起节拍，继续着听不见声音的哼唱。父亲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枪炮声开始稀疏下来。父亲说：“《劈破玉》峰回路转、潮起潮落，共计四百八十拍，你刚才记的是四百七十八拍，小有差错，要怪那一颗对花生不怀好意的炮弹。”

        解放军的炊事员担来了两筐热包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铺了一张席，包子乱滚乱爬地堆在席上。房顶上的战士轮流下来吃包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小战士发现桌子底下有手电闪亮，就把挎在脖子上的冲锋枪向桌下一歪，叫道：“出来！”父亲探出脑袋说：“你是叫我吗？”小战士问：“你在干啥？”父亲钻出来说：“我在读曲谱，一支古曲的谱子。”小战士看了曲谱，不甚明了，上下打量着父亲，“你是啥人？”父亲说：“哦，请你等一下。”他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最后才忽地想起来，急忙跑过来掀了棉被，从我们坐卧其下的书桌抽屉里找到了他的教授证书。

        我认定这是父亲的一个错误，因为教授证书上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的签名和印章，更加恶劣的是，证书上方居中的地方还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标记。父亲把证书捧送给小战士，小战士大概不识字，却一眼盯住了“青天白日”，急忙叫来排长一起研究父亲的证书和曲谱。排长看了曲谱，露出大惑不解的样子，又看了教授证，问：“啥是教授？”父亲说：“教是教书的教，授是授课的授，我是h大学一个教书授课的。”枪炮声又一阵紧似一阵。排长要把教授证和曲谱塞到小战士的饭包里，却塞不进去。父亲急把黑皮包递过去说：“应该装在这里。”排长采纳了父亲的建议，对小战士说：“你立即把他和这两样东西交给指挥部审查，指挥部就在大学里。”

        父亲被小战士带走的时候，穿着白色的短衫、睡裤，好像从床上被人揪起来，又被小战士勒令拎着皮包走，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母亲从小屋里跑出来，对父亲说：“这肯定是一个误会，你会安全回来的，会的！”父亲说：“甚好，我正要去西一斋拿一些书报回来。”

        父亲刚走出院子，街上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对射声。我向父亲跑过去，说：“爸，我和你一起去。”父亲说：“甚好！”又拍着我的脑瓜儿说：“你要保护好这个东西。”冷枪像飞蝗“啾儿啾儿”地从头顶掠过，子弹撞在砖墙上，墙上“怦怦”地冒着青烟，出现了一个个麻坑。小战士大口大口地吃着包子，不时地在身后发布命令：弯腰！侧身！溜着墙根儿走！最骇人听闻的是：卧倒！我和父亲都一一照办。

        我十分羡慕这个小战士勇敢无畏的样子。他始终紧绷着脸，与我们保持着几步远的距离。他一听见飞机的声音，就会激动起来，咬着牙，用枪口瞄着飞机，好像盼望飞机飞过来与他较量，骂一声：“狗日的东西！”我想起了难童收容院里的杨锁，我觉得杨锁穿上军装就是这个样子。

        父亲被带进了h大学校园里的七号楼。小战士把父亲和黑皮包交给了七号楼里的军官。军官又把父亲交给一位正在忙着打电话的首长。首长看了教授证，露出惊讶的样子说：“张教授，炮火连天，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父亲说：“不是我要来，是你的部下把我送来了！”首长说：“乱弹琴！”他向曲谱的标题上掠了一眼，笑道：“好家伙！明代古曲，是国粹哩！哈哈，我们的战士硬是把它当成密电码了！”他把教授证和曲谱装回皮包，递到父亲手中，说：“张教授，我们的战士来不及学文化，今后要加强教育。请你走好！”

        军官把父亲带出了七号楼。父亲说：“我的书房就在西一斋，我到我书房里去一下。”军官说：“对不起，现在这里是军事重地，师生都疏散了，不能随意出入。”军官把父亲领到学校东北角的一个小门，密集的炮击声正在龙亭那边炸雷般地轰鸣。一颗炮弹呼啸着落在操场上，炮弹掀起的泥土溅落在我们的脸上、身上。军官说：“请走好，不远送了！”父亲抖落了身上的泥土，向军官的背影微笑说：“你能给我一支枪吗？”

        我和父亲处于校墙与城墙之间的开阔地上，必须由北向南通过大约一千米的距离，才能向西折入市区。周围不见人影，只有我和父亲向南走着。我忽地感到我和父亲的孤独，成了作战双方都无暇顾及、都没有发生兴趣的人。南边天上却来了飞机。地上响起了对天射击声。我感到飞机是冲着父亲飞来的。父亲的白衫白裤映衬在褐色的开阔地上，手中的黑皮包一闪一亮，从天上看下来，一定十分耀眼。父亲似乎也注意到飞机盯上了他，就把皮包遮在我的头上，对飞机说：“你好好看一看嘛，你还不至于向一个明显的非军事目标发泄仇恨吧！”话刚落地，飞机就带着骇人的呼啸俯冲下来，父亲抱着我紧缩在地上，一个巨大的阴影携带着无数只飞鸟从头顶掠过，身前身后溅起一绺绺的土烟儿。我和父亲被猛烈的气浪掀起来，摔倒在地上。飞机向北边飞去了。父亲发现我们都还完好无损，拉起我说：“快走，这个玩笑开大了！”我们继续南行。后脑勺上再次感觉到了飞机的轰鸣。飞机从北边折回来，像一块硬邦邦的犁铧贴着头皮犁过来。两边都是笔立的墙，我们没有地方隐蔽自己。父亲仰起面孔，直视着呼啸而来的飞机。接着就猛烈地震颤了一下，扬了一下右手，陡地扔了皮包，手腕上喷涌出浪花一样的鲜血。父亲用左手紧掐着右手腕，问我：“你还好吗？不要怕，我们走吧！”飞机又从南边折回来。父亲露出了恼怒而绝望的表情，那是天要塌下来只好用脑瓜儿顶着它的表情，父亲说：“儿子，咱们没处躲、没处藏啊，那就直着身子走吧！”父亲走得从容不迫，甚至走得容光焕发。飞机再次俯冲下来时，我正在捡起父亲丢在身后的皮包。父亲照旧用左手掐着右手腕，笔直地向前走着，鲜血洒在路上。巨大的阴影挟带着骇人的霹雳从头顶掠过，父亲像跳舞一样跃起来，鲜血又像花瓣儿一样溅起来，软软地在空中打了个滚儿，重重地落在地上。我丢了皮包跑过去，紧紧抱住了父亲。父亲的脖子和胸脯上都在汩汩地流血，把他白色的短褂染成了鲜红的颜色。父亲看了看我，嗓子里“咕噜”了一下，叫了一声：“儿子！……”留下一个自嘲的苦笑，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开阔地的南端，押送父亲的小战士正与飞机较量。他手持冲锋枪，围着一个千疮百孔的空碉堡打转。飞机从南边飞过来，他转到碉堡北边向飞机射击。飞机从北边折回来，他又转到了碉堡南边。他用轻蔑的、甚而是挑衅的眼神盯着飞机，在迸飞着火光和硝烟的碉堡下边腾挪跳跃，瞅准飞机俯冲下来的节骨眼儿上与之猛烈对射，像是在捉弄一只急头怪脑的黑老鸹。当飞机气哼哼地向远方飞去的时候，他爬上碉堡，向飞机远去的方向撒了一泡热尿，又盘腿坐在碉堡顶上，如同坐在自己家里的麦秸垛上，继续吃起了包子。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人。这情景永远留在我记忆的皱褶里，对应着父亲的脆弱与无助。父亲仅仅被一场将他排除在外的战争蹭了一下，就像一只被割破喉管的绵羊，倒在汩汩冒泡的血泊里，生命在瞬间消失。父亲的皮包也被我丢失在两堵墙壁之间的夹道里，我不能原谅自己。

        父亲终年四十三岁，治学仅得二十年光阴，还有八年以上的光阴被笼罩在战火硝烟里。包括他离世后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鼓子曲言》在内，一生著述仅得二百余万字。

        母亲把父亲安葬在开封东郊的“乱坟岗”上，那是一块属于孤魂野鬼的青草地。戴上八角帽、穿上了军装的堂舅也出现在父亲的墓地。当母亲领着她的五个子女挥泪焚烧了写给父亲的一篇祭文，堂舅劝慰母亲：“他们的父亲在黎明前离去，你要站起来迎接黎明。”三十四年以后，母亲经历了黎明以后不曾预料到的诸多困苦，无怨无悔地离开了人世，终年七十三岁。当时我正挎着一个被秋雨打湿的小包，浪迹嵩山脚下，没有及时得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姐姐和弟弟起了父亲的遗骨火化，与母亲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开封西郊公墓。

        父亲埋葬在“乱坟岗”上的时候，有人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子，举着一把黑色的雨伞，来给父亲扫墓。那是清明节的黄昏，扫墓人都已离开了墓地。她独自伫立墓旁，只有无声的细雨伴着她无言的悲泣。她在墓前焚烧了厚厚一叠字纸，火蝴蝶翩跹飞舞，翅膀上挂着破碎的音符，在细雨中纷纷坠落。她不知道，我的母亲正在农人看管庄稼的小草庵里注视着她，没有妒嫉，只有含泪的悲悯。

        2002年春节一稿，8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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