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入这部长篇小说的是三个家族内外的众多人物。原要分为三部长篇来写，但我不敢占用读者过多的时间，试图找到一种比较“经济实惠”的结构，将三个家族包容在一部小说里，而不必在编织各种人物的相互关系上挖空心思。我从“冰糖葫芦”和“烤羊肉串”的“结构”方法上受到了启发，用第一人称“我”的经历和视角，把三个家族内外的各种人物串连起来。“我”在其中的位置好像只是“冰糖葫芦”和“羊肉串”中的那根棍儿。但我十分注意“我”所串连的“山里红”和“羊肉”的质量，希望读者能够吃出好味道。
这样的结构给我带来了一种自由，就是毋需在整体结构上煞费心机地编织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每个家族及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只需“我”发挥一下“串连”的作用，人物就可以随时出现，也可以随时消失。但我必须小心从事，当我在一个类似散文体的大结构中获得叙事的自由时，始终不敢怠慢了读者阅读小说的兴趣，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我”所串连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性“散文”，而是“文学即人学”意义上的具有审美价值的人物。“我”还必须跟着“人物”走。他们都具有环绕着自己的社会矛盾和生存“难题”以构成“情节”，他们的命运应引起读者的关注而产生“悬念”，而且，他们必须是属于我的发现。
当我完成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喜悦地看到，我给读者送去了四十多个人物，送去了他们各不相同的具有纪实性的传奇故事与他们“心灵的秘史”，其中多半是我过去的作品中很少涉及的城市和乡村三代知识阶层中的男性和女性。他们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而又较早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的一批人，有清末的举人和接受“西学”的绅士，有早期的职业革命家和他们的同路人，有教授、“洋博士”和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私塾先生。还有“浪漫的薛姨”，哀婉多情的宛儿姨和她不时扑闪着的“杏形的眼睛”。历史不愿意成全他们，即使对其中的胜利者，也要把他们始料不及的悲剧及其在内心引起的巨大痛楚和迷惘，遗留在远去的驿站上。人类不可避免地要在正剧和悲剧乃至于十足的闹剧中沉思着、跋涉着，走向新的驿站。
与“大舅”和“姨父”拥有知识、家产和权力的家族相对应，此书也写了“父亲”从中破壳而出的贫困、封闭的农民家族。与以上两个家族相反，这是一个不会产生“理论”、“主义”和仁人、志士的家族。他们在粗糙的物质生活、瑰丽或是奇谲的神话和历史传说所构成的亦真亦幻的世界里，在与自然界相互亲近和相互矛盾中，活着并消亡着。即使是“老爷爷”和“老奶奶”那样以惊人的生命力量创造生命奇迹的人，最终也没能逃脱悲剧的结局。田园牧歌已经消亡在远去的云烟里，留给这个家族的，是挂在桑树枝桠上的挽歌。
当我将作品中的父亲、大舅、姨父等人物作为三个家族中的主要人物来表现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敢轻慢别的人物。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没有主次之分。即使只是在一个章节或是一些片断中出现的清末举人或留德博士、省委书记或开明士绅、军官或艺妓、私塾先生或盲艺人、爷爷或奶奶、财主或长工、福音堂里的英国牧士或难童收容院里的孤儿，等等，我都倾注了同样的心血，希望在“我”所经历的人生驿站上，给读者展示一个流动不息的人物画廊。这个画廊里的人物或工笔、或写意、或浓墨重彩、或仅仅是用单线条勾勒出来的素描和速写，都应该成为可以独立存在的艺术品。
我还试图写出三个家族在地域文化上的差异，也表现了纯属个人化的爱、恨、情、仇。但是，即使在纯属个人情感领域，谁也摆脱不了环绕着他们的社会矛盾，也许还有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例如家族内部不可割舍的亲情与政治观念上势不两立的矛盾。每一个家族、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一本“难念的经”。
作者向读者说明自己试图表现什么，实在是犯傻。这不仅因为他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自己也说不明白的“写作冲动”，还因为读者并不在意作者试图表现什么，而只是重视自己在作品中感受到了什么。因此，这篇“后记”只能说是作者犯傻时与读者谈心。他真诚希望
此书能赢得读者的喜爱，那将是对他年逾花甲之后的许多个不眠之夜的褒奖。
在此书即将第二次印刷之际，我还要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此书增添了精美的插图，并支持我对此书又作了一些修改。这无疑要增加出版成本，而没有提高书价。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赢得读者的喜爱。
让我用巴金老人《真话集》“后记”中的一句话激励自己：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
2002年元宵节一稿，8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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