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贡开宸乘坐的那辆黑色大奥迪车此时刚驶出中南海的西南大门。他让秘书郭立明先把自己要回K省的消息打电话通知了省委办公厅，然后才亲自给小眉打了这个电话。车出中南海，沿着那道威严肃穆、由于太古老而经常需要修缮上色的红墙平稳地往南行驶，出府右街街口，从中共中央宣传部那幢古色古香的办公大楼一侧往东拐，便驶近了天安门广场。贡开宸轻轻对司机说了句：“绕一绕。”司机会意，便从容减速，拐弯，离开了照直去机场的那条大道，向广场一侧的大马路驰去。这也是贡开宸的一个习惯：每回进京开完会、办完事，临走前，总要让自己的座车绕天安门广场走一圈儿。他并不忌讳这样一种说法：朝拜。那是他正式被任命为K省以后，第一次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也是很急。大概是正式任命下来后不到两个星期吧———这是什么样的两个星期啊：卸任。接任。各种汇报。各种会议。各种人来敲门。各种内部情况、请示报告一摞一摞地堆放在办公桌上。都是最紧急的、最重要的、最刻不容缓的……都是最需要您知道、处理、圈阅、批示的……每天几乎只能睡三四个小时。到临飞北京前的那天晚上，刚从KK河工地上赶回来，便去听取省文化厅和广电厅的联合作汇报。会议结束，已是凌晨两点多钟了。焦秘书当时那位秘书姓焦却来告诉他，有一位年近七旬的老教师要见他。他愣了一下，嘿嘿一笑道：“这个时候年近七旬的一位老教师要见我我说焦秘书，你没弄错吧你知道，现在有几个点了”不一会儿，焦秘书果真把一位年近七旬的老教师带到了他面前。这位老教师果真在楼下大厅里等了他整整一夜。他上前仔细一看，认识。多年前在山南县当县委书记的时候，结识的一位“老朋”。山南县城关中学历史教员，县政协常委。一位生性散淡而又博学的“奇士”，专习盛唐和晚清史。上课从来不带课本或讲义，只是把身子往讲台上一靠，双肘支在台面上，便侃侃说去。贡开宸推荐他进县政协，还真费了点劲儿。费劲之处不在政协的领导同意不同意为他申报委员身份，而是老人本人不愿意当什么“委员”。老人家里挂着他自己书写的一幅七尺中堂，敬录的是韩愈弟子李翱的一首自述诗，诗云：“炼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山水在瓶’。”老人听说贡开宸荣任省委第一把手，早就想来跟他说说话。那天晚上他给贡开宸带来两个封面封底都用深蓝色棉布粘糊成的折子。一个折子里抄录了曾国藩日记中的一段话，并无新意，也就是“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云云之类的陈词老调。另一个折子则从里抄了一个故事。那故事讲的是唐僖宗中和四年七月，黄巢起义失败，有人砍下黄巢的脑袋献给僖宗，一并献上的还有黄巢家人的“首级”和他的一群“姬妾”。为避战乱而逃到四川的僖宗在成都罗城正南门城楼上收下这些“贡品”后，责问那些“姬妾”，你们都是大唐勋贵的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姬妾中一位为首的答道，国家以百万之众，都没挡住黄巢的进攻，而“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僖宗不再追问，强令将她们斩首。城里的人都挺可怜这些女子，纷纷拿酒来给她们喝。大多数姬妾这时都“悲怖昏醉”了，唯独那个为首的“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贡开宸看完这个故事，心里自然有相当的感恸和感慨，但不免有一点不快。他暗中觉得，老人不惜奔波数百里，苦等大半夜，拿这么一个故事来“教育”他，似乎有一些“南辕北辙”，“张冠李戴”，不得要领。在随后的寒暄中，老人得知贡第二天一早就要赶去北京，忽然又郑重地提醒他，此行无论如何要挤出点时间到天安门去转一转。贡开宸这时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笑道：“我又不是第一次去北京。”老人却正色道：“你已经不是过去那个贡开宸了。以‘封疆大吏’之身，再去拜谒天安门，你会获取另一种人生感悟的。”贡开宸笑道：“假如我获取不了你说的那种‘另一种人生感悟’，那又怎么样”老人不说话了，神色渐渐黯淡，只呆了一会儿，便弓着腰，索索地收拾起他那个老式的人造革手提包，苦笑着长叹了口气道：“那……那也只能那样了……”便坚拒了贡开宸已经给他安排好的宾馆住所，悚然告辞。

        但那回离京前，他还是去“拜谒”了天安门。没想到，果然如老人所说，对于天安门，他虽然早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但第一次以统领七千万人大省的第一把手的身份，去接近它，再一次踏上这个每一寸地砖上都曾灼烧过、并正凝聚着中国历史大部意味的广场时，他胸臆间猛地涌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超升的感觉，一种呵壁问天的冲动……又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凝重和沉重。霎那间，他恍然大悟，那一晚，老人的所作所为，无非是要给他点明两个字而已，那便是“责任”二字。“公卿将帅”们应负的“责任”于是，他惶惶然地把目光从广场周围那几所巍峨高大的建筑上降落下来，落到了在广场中间悉悉蠕动着的那一群群灰蒙蒙的人堆身上。他知道，这里一定有从K省来的“平民百姓”。他们来这里融合，寻找。他作为他们的“一把手”，将带给他们什么呢他感到自己的心在一阵阵地紧缩……

        也许就是从那一回开始，每一回离京前，贡开宸总要让座车绕天安门转上那么一转……慢慢地转上那么一转……不同心情中，不同处境时，他总能从这“转上一转”中，获取某种精神慰藉……

        车子围绕着巨大的天安门广场慢慢地行驶着。车内光线很暗。神情沉重、愈显疲乏的贡开宸深深地陷坐在宽大的后座里，透过深色的车窗玻璃，凝望着广场上的一切。

        这时，张大康乘坐的那辆奔驰车也开进了马扬居住的那个住宅区。这是一幅陈旧的红砖住宅楼。由于夫人黄群的工作缘故，她一直还在大山子职工医院里当她的主任大夫，马扬调任省城经贸委副主任后，一直没搬家。但今天张大康来敲他住宅门时，他却正在为搬家事宜而忙碌着。不是往省城搬，而是要搬出K省，搬过长江，“五岭逶迤腾一股细浪”，演一出新时期“胜利大逃亡”。也就是说，他终于觉得自己必须调离K省了。

        实施这次“调动”，当然跟他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写那份六七万字的“材料”有直接的关系。落笔前，他就很清醒，该材料的每一个字，最终都会得罪一个人———贡开宸。而身在K省，却把贡开宸得罪了，这一点究竟意味着什么，马扬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马扬曾反复考虑过，要不要写这份“后果肯定严重”的材料。有一阵子，他很犹豫，很忐忑。他几次找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那两位资深研究员，想请他们能允许他“不写这样的一份材料”，并希望他们能真切地理解、同情他的这个“不写”……但几次话到嘴边，他都没说出口，把它们一一咬碎了，咽回肚里去了。他反复问自己：有这个必要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这些资深研究员诉这种苦吗他们什么不清楚什么不知道一切就看你自己到底想怎么对待这个似乎充满变数、似乎多灾多难、却又似乎让人尚可寄于一线期望的时代……就看你究竟想做什么

        总要改变一点什么吧总要付出一点什么吧

        已然四十六七岁了的他，和张大康是大学同窗。当时，张大康是学校团委的宣传部长，校园里一颗极耀眼的“政治新星”。他则是学生会的一般干部。任何时候看到他，总是低着头，斜挎着一只装满了书的旧帆布书包，急匆匆去，急匆匆来，好像永远行走在借书、还书的路上。需要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也总是默默地对你笑一笑，一副憨厚木讷，少言寡语的样子。但谁都知道，他是张“部长”身边最得力的“高参”，“摇鹅毛扇的狗头军师”，“倚马千言的刀笔吏”。临毕业前，张大康对他自己和马扬曾有过一段极精辟和到位的分析。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佳的三人组合，如果有一天这三个人真能拧到一块儿，那么这世界上就没有他们三人办不到的事。这三人，一个当然就是他张大康，第二人就是马扬，至于那第三位，“你们不认识，我就不说他了，暂时雪藏。”他说他张大康是凭着一股掖不住藏不住也堵不住闸不住、咕嘟咕嘟一个劲儿地从周身的骨节缝眼儿里往外冒的“活力”在吸引和推动周围人。“……而马扬是用他的思想、他的人格，不动声色地在聚合人，支配人。假如有一天，他要愿意出头露面站到队伍前边去扛旗，那，比我厉害一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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