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超开缺调理的奏折到京，汪元方认为他别具用心，批复的上谕，还有“鲍超一军，追剿正当吃紧之时，遽请开缺调理，未免近于要挟；该提督素知大体，所向奋勉，何以亦沾军营习气”的话。也就是这通廷寄发出的第三天，宝鋆接到南方的来信，彻底了解了尹隆河之役的内幕。

        事无巨细，宝鋆无不告诉恭王，这样一件“异闻”，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处理不善，可能激起霆军的哗变，也关联着恭王所庇护的李鸿章的前程。所以虽然接信已经在晚饭以后，他仍旧坐车赶到恭王府去。

        看完信，恭王半晌作声不得，心里懊恼万状，好半天才说了句：“这要怪谁啊？”

        李鸿章偏袒部属不足为奇，责任是在枢廷失察，如果不是那样偏听一面之词，或者派员密查真相，或者不了了之，都不致于会引起这样的麻烦。

        “咳！”他又叹口气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好悔！”

        宝鋆知道，是失悔于不该听信李鸿藻的话，举荐汪元方入军机。不过用汪元方也有好处，他除了无缘无故找上鲍超的麻烦以外，其他都能将顺意旨，不露棱角，有这样一个人“备位”充数，并不是一件坏事，所以这样答道：“汪啸庵也不过一时之误。好在事情已经明白，曾氏兄弟和李少荃总有弥补的办法，大家心照就是了。”

        恭王想了想，把信还了给宝鋆：“你给汪啸庵去说一说，请他以后多节劳吧！我也没有工夫来管这件事。一个‘同文馆’已经够我头疼的了。”

        ‘呃！”宝鋆突然想起一件事，但转念又觉得不宜说给恭王听，所以欲言又止。

        “怎么回事？”恭王的神色很认真，“外面有什么话，你别瞒我！”

        “也没有别的，无非文人轻薄而已。”宝鋆答道，“有人做了两副对联，一副是：‘孔门弟子，鬼谷先生。’”

        “还有一副呢？”

        “也是四言句，”宝鋆念道：“‘未同而言，斯文将丧！’”

        “挺好！”恭王冷笑道，“还是嵌字的！”

        嵌的就是“同文”两字。同文馆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拟定章程，奏准设置，这是恭王自觉办洋务以来的一大进境。从同治五年开始，最初是派遣官生赴欧洲各国游历，接着在福建马尾设厂造火轮船，并且特别打破省籍回避之例，简派沈葆桢为船政大臣，得以专折奏事，此外曾国藩、李鸿章先后在上海等处设立机器局、制造局，讲求坚甲利兵，“师夷人之长技以制夷”，这样就必须自己培养人材。因此在恭主看，设立同文馆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想会遭致守旧卫道之士，群起而攻！

        也许是章程订得不妥。原奏是“咨取翰林院并各衙门正途人员，从西人学习天文算法”，在正途人员看，这是极大的侮辱。两榜进士出身是正途，而翰林则金马玉堂，更是清贵无比，三年教习期满，开坊留馆，十年工夫就可以当到内阁学士，内转侍郎，外放巡抚是指顾间事。不然转为言官，翰林出身的“都老爷”，王公勋戚也得卖账。至不济大考三等，放出去当州县，也是威风十足的“老虎班”。现在说是要拜“鬼子”为师，把“正途人员”真糟蹋到家了。因此老早就有一副对子，把军机大臣连恭王一起骂在内，叫做：“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同时又有个御史张盛藻奏谏，说是“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在京朝士大夫间，传诵甚广，认为是不可易的“玉论”。

        这些笑骂反对，原也在恭王意料之中，使他动肝火的是，倭仁领头反对，“你看看，”他对宝鋆说，“不都是讲理学的吗？

        为什么曾涤生就那么通达，倭艮峰就那么滞而不化？”

        “也不能怪倭艮峰。”

        “怎么不怪他？”恭王抢着说道，“有些都老爷哗众取宠，不足为奇，他是大学士，不就是宰相吗？一言一行关乎大计，怎么能这么糊涂——真是老糊涂！”

        “也别说他，七爷年纪不是轻吗？一样也有那么点儿不明事理。”

        “哼！”恭王冷笑一声，不说下去了。

        “说正经的。”宝鋆又说，“倭艮峰那个折子，已经搁了两天了，听说还有一个折子要上，该怎么办？得有个定见。我看先要驳他一驳！”

        “当然要痛驳！”恭王想了一会，嘴角浮起狡猾而得意的笑容，“他不是说：‘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吗？那就让他保举好了！”

        “妙！”宝鋆抚掌笑道，“请君入瓮，看他如何？”

        “还应该这么说，他如以此举为有窒碍，当然另有制敌的好办法，请他拿出来，我们追随就是了。”

        “这个说法也甚妙。不过，我看此事要跟博川仔细商量一下。”

        文祥此时已从关外回京，他不但剿平了马贼，而且把所带去的，那些久已成为笑柄的神机营的士兵，磨练得换了副样子，原来白而瘦，现在黑而壮，吃得苦，耐得劳，为人视作奇迹，因而圣眷益隆，声望益高。设立同文馆一事，实际上即由他一手策划，命太仆寺正师徐继畬开缺，“管理同文馆事务”，亦出于他跟沈桂芬商量以后的保荐，所以，宝鋆才这样说。

        “当然。”恭王答道，“你那里派人通知他，明儿早些个到里头，大家先谈一谈。”

        第二天刚亮，恭王就已进宫，而文、宝、汪三人比他到得更早，看样子已经谈了一会。汪元方面有惭惶之色，想来刘铭传讳败冒功，鲍超愤郁致疾的内幕，他已尽悉。恭王秉性厚道，不忍再作责备，便只谈同文馆的事。

        这一谈又谈出许多新闻，正阳门城墙上，居然有人贴了“无头榜”，什么“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之类谩骂的文字，而各衙门正途出身，五品以下的官员，都不愿赴考，翰林院编修、检讨各官，更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恭王一听，益发动了肝火，只不便破口大骂，一个人坐着生闷气，脸色非常难看。

        “这里面情形复杂得很。”文祥皱着眉说，“也不尽是功名利害之念，还有门户之见、意气之争，加上艮翁门下有位守旧守得莫名其妙的人在，事情自然更难办了。”

        大家都意会得到，那“莫名其妙的人”是指以《太上感应篇》为大学问的徐桐，“此人何足挂齿！”恭王满脸不屑的神情，“翁叔平怎么样？”

        “他？”宝鋆轻蔑地说，“只看李兰荪不肯夺情那件事就知道了，凡是可以标榜为正人君子的事，他是没有不赞成的。再说，他那清华世家，叔侄状元，肯‘拜异类为师’吗？”

        “这就不去谈他了。”恭王转脸又问文祥，“怎么说还有‘门户之见’，什么‘门户’？”

        “‘朱陆异同’不是‘门户’吗？”

        “啊！”大家同声而呼，说穿了一点不错。理学向来以程、朱为正统，视陆九渊、王阳明为异端，学程、朱的只要能排斥陆、王，就算卫道之士。倭仁是程、朱一派的首领，而徐继畬是讲陆、王之学的，博览通达，不肯墨守成规，无怪乎那班“卫道之士”跟他水火不相容。

        “事情总要设法办通。徐牧田是肯受委屈的，不妨另外找人管理同文馆，作为让步，如何？”文祥说。“牧田”是徐继畬的号。

        恭王勃然作色：“这叫什么话？打我这里就不能答应。程、朱也好，陆、王也好，贵乎实践，请他们来试试看！”

        宝鋆和汪元方也认为既要考选编检入馆，非徐继畬这样一个前辈翰林，笼罩不住，而且除他也别无一个前辈翰林肯干这差使。所以文祥的让步之议，不能成立。

        文祥的建议虽归于空谈，而文祥的态度却为恭王所接受了。众议纷纭，且不论是非，要消除阻力，亦不是一味硬干所能济事的。而且倭仁是慈安太后秉承先帝遗旨，特简入阁的大臣，不到万不得已，亦不宜予以难堪，因此忍一口气，听凭文祥采取比较和缓的办法。

        商定的办法是希望倭仁能够不再固执成见，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于设立同文馆的原奏，以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还有其他各省督抚赞成此举的奏折及致军机大臣的函件，交给倭仁去看，让他知道疆臣的意见与眜于外势的京官，大不相同。至于倭仁的原奏，不妨发交总理衙门议复，如果倭仁不再作梗，也就算了，否则就照恭王的意思，出个难题目给他去做。

        这番策划，可进可退，而目的在使事无扦格，大家都觉得很妥当。当天便由恭王照此入奏，慈禧太后立即点头认可，她对这方面完全信任恭王，因为她虽讨厌洋人，但总理衙门原奏中“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以及“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这几句话，却很合她那争强好胜的性格。而且洋人枪炮，足以左右战局的情形，她也非常了解，所以赞成“师夷人之长技以制夷”的宗旨。

        从养心殿退了下来，文祥、汪元方两人，衔命到懋勤殿去访倭仁，传达旨意，把一大堆文件交了过去。倭仁拙于言词，开口“人心”，闭口“义理”，谈了半天，不得要领。如果换了急性子的宝鋆，早就不耐烦了，但文祥通达平和，汪元方刚刚为尹隆河之役，受了“烦恼皆因强出头”的教训，特具戒心，所以都还敷衍了半天才走。

        转眼半个月过去，倭仁依旧受那班卫道之士的拥戴，“力持正论”，而“加按察使衔”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为了襄助筹办同文馆的事，却起劲得很，天天穿了三品官服到总理衙门去“回禀公事”，请教习、选教材、定功课等等，一样样次第办妥，不久就可开馆，但各省保送的学生未到，京里投考的人寥寥，恭王大为着急，文祥亦不得不同意采取他原来的办法了。

        于是奏准两宫太后，颁了一道明发上谕：

        “谕内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大学士倭仁奏：‘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请罢前议’一折，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着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至倭仁原奏内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该大学士自必确有所知，着即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由倭仁督饬讲求，与同文馆招考各员，互相砥砺，共收实效。该管王大臣等，并该大学士均当实心经理，志在必成，不可视为具文。”

        等上谕发抄，卫道之士大哗，有人说恭王跟倭仁开玩笑，视国事为儿戏，有失体统。倭仁本人当然也是啼笑皆非。

        但也有少数人，看不出这道上谕的皮里阳秋，那是比较天真老实而又不大熟悉朝局的一批谨饬之士，他们把煌煌天语看得特别尊严，从不知夹缝里还有文章。

        再有极少数的人，别具用心，虽知是恭王在开玩笑，但既是上谕，谁也不敢公然说它是开玩笑，那就可以不当它玩笑看，真的“酌保数员”，真的“择地设馆”，要人要钱，弄假成真，不是“死棋腹中出仙着”吗？

        徐桐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等倭仁来跟他商量时，他把从阮元的“畴人传”里现抄来的名字，说了一大串，接着便转入正题：“老师的话一丝不假，‘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真正是‘必有精其术者’，宣城梅家父子、祖孙、叔侄，一门精于历算且不说，我请教老师，有位明静庵先生，老师知道不知道其人？”

        “是我们蒙古正白旗的。久任钦天监监正，曾亲承仁皇帝的教导——这是古人了，你提到他也无用。”

        “提到其人，见得老师的‘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八个字，无一字无来历。康熙年间的事过去了，只说近年：从前胡文忠幕府里就有两个人，一个叫时曰淳，江苏嘉定人；一个叫丁取忠，湖南长沙人，都是此道好手，大可访一访。”

        这就让倭仁大感困扰了！想不到徐桐竟真个把“博采旁求”四个字看实了，转念一想，又觉内愧，言必由衷，无怪乎徐桐信以为真！自己原就不该说没有把握的话，所以此刻无法去反驳徐桐。

        而徐桐却是越说越起劲，“还有一个人，老师去问李兰荪就知道了。”他说，“此人是兰荪的同年，也是翰林，江西南丰的吴嘉善，撰有一部‘算书’。现在不知在何处，但可决其未死。老师如果没有工夫去拜兰荪打听下落，我替老师去打听。”

        倭仁一听他的口气，麻烦怕会越来越大，还是另请高明的妙，于是想到翁同和。徐桐对翁同和颇怀妒意，这是连倭仁这样方楞折角的人都知道的，所以当时无所表示，避开徐桐，把翁同和邀到他家里去商量。

        “你听荫翁的话如何？”

        翁同和对徐桐一直腹诽，却从不肯在倭仁面前说他一句，此时亦依然不愿得罪“前辈”，只问：“要看中堂的意思，是不是愿以相国之尊，去提倡天算之学？”

        “我怎么能？其势不可！再说，恭王有意相厄，难道你也看不出来？”

        “我也知道中堂必不屑为此，必已看出恭王有意如此。”翁同和答道：“此事照正办，中堂决不可有所保举，只说‘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就是了。”

        “不错！”倭仁深深点头：“就照此奏复，托你替我拟个稿子。”

        “这容易。”翁同和说，“不过最好请兰荪前辈看一看奏稿。”

        一客不烦二主，倭仁索性就请翁同和代为去请教李鸿藻。纸面文章，并无麻烦，李鸿藻叫人取支笔，就在陪客的座位上，更改数字，让语气显得格外简洁和婉，然后再由翁同和派人把折稿送回倭仁，当夜誊清，第二天一早进宫递了上去。

        这天徐桐请假，只有倭仁和翁同和授读。倭仁教完《尚书》，匆匆先退，去打听消息，留下翁同和一个人对付小皇帝。万寿节近，宫里有许多玩乐的花样，小皇帝照例精神不佳，熟书背不出，生书读来极涩。翁同和便设法多方鼓舞，改为对对子，“敬天”对“法祖”，“八荒”对“万国”，都是些简单的成语，但小皇帝心不专注，不是字面不协，便是平仄不调。再改了写字，却又是一会儿嫌笔不好，一会儿骂小太监偷懒，磨的墨不够浓。这样好不容易糊弄到午后一点钟，草草完功，君臣二人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这时小皇帝的精神倒又来了，响响亮亮地叫一声：“翁师傅！”

        “臣在。”翁同和站起身来回答。

        “明天你来不来听戏啊？”

        听到皇帝那拖长了的、调皮的尾音，翁同和知道是“徒弟考师父”。皇帝十二岁了，不但颇懂人事，而且有自己的想法，常出些为人所防不到的花样。这一问就有作用在内，如果欣然表示愿来，说不定接着就有一句堵得人无地自容的话，说是不来，则更可能板起脸来责备一两句。

        其实，皇帝万寿赐“入座听戏”，岂有不来之理？不过君道与师道同其尊严，无非要找个两全的说法。翁同和想了一下答道：“明天原是听戏的日子，臣蒙恩赏，岂可不来听戏？”

        小皇帝笑一笑，仿佛有些诡计被人识穿的那种不好意思。接着，便由张文亮等人，簇拥着回宫，翁同和也就套车回家。

        车出东华门不远，便为倭仁派人拦住，就近一起到了东江米巷的徐桐家，倭仁先到，下车等待，见了翁同和便抢着说道：“且借荫轩这里坐一坐，有事奉商。”

        有事商量，何以迫不及地在半路上便要借个地方来谈？所以翁同和答道：“请见示。何以如此之急？”

        “自然是很急的事。莫非你还不知道？”

        “实在还不知为了什么，想来是‘未同而言’？”

        “唉！‘斯文将丧’！”倭仁叹口气道，“已有旨意，命我在‘总理衙门行走’。叔平，你说，可是岂有此理？”

        真是岂有此理！翁同和诧异不止。但在人家大门口，又岂是谈朝政之地？恰好徐桐迎了出来，一起到了他书房里，翁同和特意保持沉默，要听徐桐作何说法？

        “这明明是拖人落水！”徐桐很愤慨地说，“老师当然非辞不可！”

        “当然。”

        “折子上怎么说呢？”

        “正要向你和叔平请教。”

        “你看呢？”徐桐转脸看着翁同和问。

        翁同和谦谢，徐桐便又絮絮不休。倭仁的本意是借徐桐的地方，与翁同和商量好了，随即便可以写折子，就近呈递，却没有想到在人家家里，不能禁止主人不说话，此时听徐桐大放厥词，只好默不作声地听着。翁同和当然更不便阻拦，但看见倭仁的神气，心里大有感触，讲道学的人，不经世务，一遇到麻烦，往往手足无措，同时也觉得京朝大老不易为，必须有一班羽翼，象倭仁这样，看起来是理学领袖，其实只是为人利用，不能得人助力，孤立无援，可怜之至。

        这样一想，动了恻隐之心，便打断徐桐的话说：“荫翁该为中堂筹一善策，如何应付，始为得体？”

        刚说到这里，倭仁的跟班，从内阁抄了邸抄送来，除了命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以外，批复倭仁的原折，则俨然如真有其事，说“倭仁现在既无堪保之人，仍着随时留心，一俟咨访有人，即行保奏，设馆教习，以收实效。”可见恭王要把这个玩笑开到底，如再有任何推托，措词千万不能节外生枝，否则麻烦越来越大。

        到这时候，徐桐也才看出，“弄假成真”的如意算盘打不得！便改了放言高论的态度，“只好找个理由，请朝廷收回成命。”他说，“以宰相帝师之尊，在总理衙门行走，似非体制所宜！”

        照他的说法，是蔑视总理衙门。翁同和以为不可，却不便去驳他，幸好倭仁在这方面的修养，倒是够的，从不肯以宰相帝师自炫，所以这样答道：“不必在这上面争。我想措词仍应以不欺为本，洋务性非所习，人地不宜，故请收回成命。”

        说到“不欺，”假道学的徐桐，不便再多说。翁同和以觉得实话直说，不失以臣事君之道，或者能邀得谅解，当时便照此意思，写好辞谢的奏折，派跟班送到内阁呈递。

        第二天是皇帝万寿节的前一天，没有书房功课，两宫太后特为皇帝唱两天戏，地点在乾隆归政后，颐养天年的宁寿宫，翁同和奉旨“入座听戏”。从早晨八点钟一直到下午三点钟才散，倭仁特为又把他找到，告诉他说：“上头不准。由恭王传旨，非我到总理衙门不可。叔平，你看，我怎么办？”

        “怎么办呢？仍旧只有力辞而已！”翁同和说。

        “是啊！只是措词甚难。”

        翁同和想了想答道：“中堂昨日所说‘不欺’二字是正办。

        照此而言，或者可以感悟天心。”

        这就是说，昨日所拟的那个折子，自道“性非所习”四个字，说得还不够，倭仁很难过地答道：“那只好这样说了，说我素性迂拘，恐致贻误。”

        说到这样的话，恭王仍旧放不过他，立刻便有一道明发上谕：

        “前派大学士倭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旋据该大学士奏恳请收回成命，复令军机大臣传旨，毋许固辞，本日复据倭仁奏，素性迂拘，恐致贻误，仍请无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等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关系紧要，倭仁身为大臣，当此时事多艰，正宜竭尽心力，以副委任，岂可稍涉推诿？倭仁所奏，着毋庸议。”

        对宰辅之任的大学士来说，这道上谕的措词，已是十分严峻！再把先前那道令倭仁酌保天算人员，择地设馆的上谕，说设同文馆一事，“不可再涉游移”的话并在一起来看，参以近来报考同文馆人数寥落这一点，明眼人都可看出，恭王的饶不过倭仁，有着“杀大臣立威”的意味在内。事情演变到了这一步，已经不是辞“总理衙门行走”那么单纯，而是到了乞请放归田里的时候了！

        翁同和心里就是这么在想，倭仁应该“上表乞骸骨”，侃侃而谈，以去就争政见，才是正色立朝的古大臣之风。至于倭仁自己，不知是见不到此，还是恋位不舍，依然只想辞去“新命”。这一次是求教于李鸿藻，李鸿藻又派人来请翁同和，原是商量不出结果的事，他这样做，只是希望多一个人在座，省得宾主二人默然相对，搞成僵局而已。

        一个无办法当中的办法：倭仁“递牌子”请“面对”。两宫太后自然立即召见，带领的却是恭王，倭仁心知不妙，先就气馁。到养心殿跪下行礼，步履蹒跚，等太后吩咐“起来说话”时，他竟无法站得起身，两宫太后优礼老臣，特意召唤太监进殿，把他扶了起来。

        “两位皇太后明见，”他道明请面对的本意，“臣素性迂拘，洋务也不熟悉。恳请收回派臣‘总理衙门行走’的成命。”

        两宫太后还未开口，恭王抢着说道：“这一层，前后上谕已有明白宣示。”

        “是啊！”慈禧太后接着说道：“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都说该设同文馆，他们在外面多年，见的事多，既然都这么说，朝廷不能不听。现在章程已经定了，洋教习也都聘好了，不能说了不算，教洋人笑话咱们天朝大国，办事就跟孩子闹着玩儿似的。你说是不是呢？”

        倭仁不能说“不是”，只好答应一声：“是！”但紧接下来又陈情，“不过臣精力衰迈，在总理衙门行走，实在力有未逮。”

        “这倒也是实话。”慈安太后于心不忍，有心帮他的忙，但也不敢硬作主张，看一看慈禧太后，又看着恭王问道：“六爷，你看呢？”

        “跟母后皇太后回话，”恭王慢条斯理地答道：“这原是借重倭仁的老成宿望，为后辈倡导，做出一个上下一心，奋发图强的样子来。倭仁是朝廷重臣，总理衙门的日常事务，自然不会麻烦倭仁，也不必常川入直，只是在洋务上要决大疑、定大策的那一会儿，得要老成谋国的倭仁说一两句话。除非倭仁觉得总理衙门压根儿就不该有，不然，说什么也不必辞这个差使！”

        这一番话挤得倭仁无法申辩，慈安太后更是无从赞一词，慈禧太后便问：“倭仁，你听见恭亲王这番话了？”

        “是！”倭仁异常委屈地答应。

        “我看你就不必再固执了吧！这件事闹得也够了。”慈禧太后又说：“你是先帝特别赏识的人，总要体谅朝廷的苦衷才好！”

        倭仁唯唯称是，跪安退出。走到养心殿院子里，让扑面的南风一吹，才一下想到，刚才等于已当着两宫太后的面，亲口答应受命，这不是见面比不见面更坏吗？不见两宫的面，还可以继续上奏请辞，现在可就再也没有什么话好讲了！

        这一想悔恨不已，脚步都软了，幸得路还不远，进了月华门，慢慢走回懋勤殿。这时恰好是皇帝回宫进膳休息的那一刻，懋勤殿也正在开饭，正面一席，虚位以待，翁同和空着肚子在等他。徐桐三天两头茹素，替皇帝讲完回家吃斋去了。

        倭仁实在吃不下，但为了要表示虽遭横逆，不改常度的养气工夫，照平日一样，吃完两碗饭。看他那食难下咽的样子，翁同和知道“面对”的结果不如意，便不肯开口去问。

        反是倭仁自己告诉他说：“恭王只拿话挤我！”

        “喔，”翁同和低声问道：“他怎么说？”

        倭仁无法把恭王的话照说一遍，那受排挤的滋味，只有他自己能感受得到，想了半天，实在无法答复他的话，唯有摇摇头不作声。

        这也就“尽在不言中”了。翁同和大有所感，亦有所悲，讲理学讲到倭仁这个样子，实在泄气！程、朱也好，陆、王也好，都有一班亲炙弟子，翼卫师门，而倭仁讲理学讲成一个孤家寡人，那些平时满口夷夏之别、义利之辨的卫道之士，起先怂恿他披挂上阵，等到看见恭王凌厉无前的气势，倭仁要落下风，一个个都躲在旁边看笑话。倘或倭仁的周围，有一两个元祐、东林中人，早已上疏申救，何致于会使得倭仁落入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窘境？

        看来党羽还是要紧！不过讲学只是一个门面，要固结党羽非有权不可。如果倭仁今天在军机，恐怕同文馆那一案，早就反对掉了。翁同和正这样在心里琢磨，只见苏拉来报：“皇上出宫了。”

        于是倭仁、翁同和与那些“谙达”，急忙走回弘德殿。饭后的功课，首先该由倭仁讲《尚书》，未上生课，先背熟书。皇帝在背，倭仁在想心事，有感于中，不知不觉涕泪满面。

        小皇帝从未见过那个大臣有此模样，甚至太监、宫女有时受责而哭，一见了他也是赶紧抹去眼泪陪笑脸，所以一时惊骇莫名，把脸都吓白了，只结结巴巴地喊：“怎么啦，怎么啦？”

        这一喊，翁同和赶紧走了进来，一时也不知如何奏答，倭仁自己当然也发觉了，拿袖子拭一拭眼泪，站起身来，带着哭声说道：“臣失仪！”

        “倭师傅干什么？”小皇帝走下座位，指着倭仁问翁同和。

        “一时感触，不要紧，不要紧！皇上请回御座。”

        “那，那……，”小皇帝斜视着倭仁说：“让倭师傅歇着去吧！”

        “是！”翁同和向倭仁使了个眼色，示意他遵旨跪安。

        倭仁退了出去，而小皇帝仿佛受了极深的刺激，神色青红不定，一直不曾开笑脸。

        回到宫里，两宫太后见他神色有异，自然要问，小皇帝照实回答。慈禧太后颇为诧异，也深感不快，看着慈安太后问道：“那儿委屈他啦？”

        慈安太后倒是比较了解倭仁的心理，‘他心里有话，说不出来。唉！”她摇摇头，也不知怎么说才好。

        “这班迂夫子，实在难对付。”慈禧太后对倭仁还有许多批评，但以他是慈安太后当初首先提名重用的，所以此刻也就隐忍不言了。

        那一位太后当然也有些看得出来，新旧之争她倒不怎么重视，只觉得大臣之间，意见不和，闹成这个样子，不是一件好事。这天召见过了，原以为倭仁已经体谅朝廷的苦衷，会得跟恭王和衷共济，现在听说他自感委屈，竟至挥泪，只怕依旧不甘心到总理衙门到差，看来以后还有麻烦。

        慈安太后看得很准，倭仁确是不甘心到总理衙门到差。在卫道之士看，这个衙门的一切作为，都在“用夷变夏”，是离经叛道的，所以倭仁认为只要踏进这个衙门一步，就是砸了自己的金字招牌，变成假道学。而不到差其势又不可，总理衙门的章京来了几次，催问“中堂那天到衙门，好早早伺候”，倭仁不见亦不答，私底下却是急得夜不安枕，胡子又白了许多。

        原来还有些舍不得文渊阁大学士那个荣衔，自从用易经占了一卦，卦象显示在位不吉，便决意求去，但他也知道，此时连求去都不易，倘或奏请开去一切差使，便成了要挟，必获严谴。这样就只好以殉道之心，行苦肉之计了。

        机会很好，有个地方最适宜不过，太庙时享的日子快到了。太庙时享，一年四次，孟夏享期，定在四月初一，以樱桃、茄子、雏鸡等等时新蔬果，荐于列祖列宗。期前一日，皇帝亲临上香，倭仁以大学士的身分，照例要去站班。

        他是被赏了“紫禁城骑马”的，名为骑马，其实可坐轿子，而这天他真个骑了一匹马去。这匹马还是他从奉天带回来的，马如其主，规行矩步从不出乱子。倭仁却有意要出个乱子，等皇帝上了香回弘德殿，他让跟班扶着上了马，走不到几步，自己身子一晃，从马上栽下来，如果一头撞死在太庙前面，便是殉道，没有摔死，就是一条苦肉计，可以不去总理衙门到差了。

        有那么多人在，自然不容他撞死，跟班的赶紧抢上前去扶住，醇王离他不远，赶了过来问道：“艮老！你怎么啦？”

        “头晕得很！”他扶着脑袋说。

        “嗐！不该骑马。”醇王吩咐跟在他身后的蓝翎侍卫说：

        “赶紧找一顶椅轿来，把倭中堂送回去。”

        于是借了礼亲王世铎的一顶椅轿，把倭仁送了回家。这一下便宜了小皇帝，倭仁不能替他讲《尚书》，免了他一番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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