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三月不雨,旱象已成,两宫太后和恭王的心境极坏,因为这一旱,不独本年丰收无望,明年的日子难过,而且这一旱使得运河干涸,人马可行,以致回窜在湖北麻城、黄州,河南南阳、信阳、罗山一带的东捻,突破长围,由叶县、襄城、许昌、兰封、考城,长驱入鲁,恰好到了梁山泊,等于恢复了僧格林沁力战阵亡那时的态势,由此进逼泰安等处,连济南都受威胁了。
京畿旱象已成,设坛祈雨,已历多日,而每天骄阳如火,偶尔有一阵轻雷,几点小雨,连九陌红尘都润湿不了,自然更无助于龟坼的农田。所以召见恭王,一谈天气,两宫太后都是忧形于色。
“小暑都过了,”慈安太后说,“再有雨也不行了。”
“庄稼大概总是不济事了。不过,下了雨,人心可以安定。”慈禧太后叹口气说,“天神、地祗、太岁、龙王都派人拈了香了,雨不下就是不下!怎么办呢?”
“我看要‘请牌’了吧?”慈安太后问。
“还不到‘请牌’的时候。”
“为什么呢?”
这就让恭王无法回答了。风雨无凭,祈而不至,有伤皇帝的威信,所以根据多少年来的经验,订定了一套保全天威的程序,“请牌”是最后一着。以谕旨迎请邯郸县龙神庙的铁牌来京,供奉在都城隍庙,说是一定会下雨。如果请牌不灵,等于龙神不给皇帝面子,此事非同小可,所以不到观风望色,快将下雨的时候,决不请牌,而到了可以请牌的时机,不请也会下雨。其中妙用,慈安太后不懂,恭王也不便拆穿。正在无以为答时,想起有件事可以代替。
“汪元方出了个新鲜主意,倒不妨试一试。”
“什么新鲜主意?”慈安太后很感兴味地问。
恭王实在不赞成这个主意,但此时为了搪塞,只得说了出来:“汪元方说,找一个老虎头,扔在黑龙潭,可以起雨。”
“这主意可真新鲜了!”慈禧太后因为刘铭传冒功一案,把鲍超整得旧伤复发,一病几殆,都是汪元方的过失,所以对他印象太坏,他的话不容易让她相信,因而又问:“他这个主意是怎么想出来的,为什么能起雨呢?”
“大概那本书上有这个说法。”恭王答道,“臣在琢磨,上有‘潜龙勿用’的话,把老虎头扔下去,惊它一下子,也许就能惊潜起蛰,云腾致雨了。”
“啊,我明白了!”慈安太后脸上是恍然大悟的神情,“那不是‘龙虎斗’吗?”
说穿了果然不错!但龙为帝王的表征,虎则“矫矫虎臣”,所以附会其说,龙虎斗可以看作武将反叛之象。恭王怕两宫太后多心,含含糊糊地答道:“有那么一点儿意思。”
“唉!”果然,慈禧太后说话了,“还是不要斗吧!总要上下一条心,才能兴旺起来!”
慈安太后却完全没有能理会她和恭王的转弯抹角的心思,对汪元方的新鲜主意,深为欣赏,很起劲地说:“龙,本来有痴龙、有懒龙,必是它睡着了,忘了该兴云布雨。现在扔一个虎头下去,就跟在马槽上拴一只猴子一样,让它一淘气,就偷不了懒啦!这个主意可以试。就一件,那儿去找个虎头啊?”
慈禧太后和恭王都不作声,这是以沉默表示异议,但也不妨看作是为了找不着虎头而为难。
“我听先帝说过,康熙爷和乾隆爷在木兰行围,都亲手用鸟枪打过老虎。”慈安太后看着恭王说,“让内务府马上在库里找一找!”
慈安太后难得有所嘱咐,所以,再为难的事,恭王也得答应,慈禧太后当然亦不好意思反对。于是李鸿藻所荐的军机大臣汪元方,总算又有了一番献替。
等退回军机直庐,文祥和宝鋆都还在,提到汪元方的祈雨之方,文祥颇不以为然,认为一方面讲求天算格致之学,一方面弄这些匪夷所思的玩意,将为有识者所笑。但已奉旨照办,好歹得想办法敷衍,于是决定让内务府去找一个虎头,派两名侍卫赍到黑龙潭一扔了事,不必声张,更不必发上谕。
这一下,内务府的官员可又着忙了,好在皮货库正在翻晒皮统子,趁此机会大大翻检了一遍,虎皮褥子倒多的是,就找不到一个完整的虎头。
找不到虎头便无法向慈安太后交差,内务府大臣明善和崇纶,都很着急,亲自到敬事房找了年老的太监来问。有个老太监在嘉庆末年就已进宫当差,见多识广,想了半天,记起御药房为了取虎骨作伤药,浸药酒,在道光年间开剥过一头老虎,也许会有虎头。
于是传了御药房的首领太监来,命他查档细检,费了整整一天的工夫,终于找到了一个虎头,是照西法剥制,安在一块木板上面,张牙怒目,死有余威。内务府大臣如获至宝,特为捧到军机处,请汪元方过目,然后请领侍卫内大臣“六额驸”,景寿,派定两名乾清门侍卫,把它投入西山深处黑龙潭。
谁知龙虎不斗,云霓不兴,但知道其事的人,也没有拿它当笑话讲,实在也没有讲笑话的心情。久旱不雨,且莫说秋收无望,就眼前粮价飞涨,日子便很艰难,加以保定东南一带,发现盐枭杀人放火,抢了三十多个村庄,裹胁到二千余人之多,拥有八百匹马,二百多辆大车,以致人心越发浮动。
将次入伏,天气慢慢在变了,本来每天骄阳如火,此时也常有阴天,以后或者城外有雨,或者城内有雨,虽然不大,亦足安慰。礼部、太常寺和钦天监的官员,看看大降甘霖的时机快要到了,于是奏请祭方泽。这是大祀,冬至南郊祭于天坛,夏至北郊祭于地坛,就是方泽。在此以前,为祈雨祭过社稷坛,派恭王恭代致祭,祭方泽在祀典上比祭社稷又高一级,所以特派惇王代替皇帝行礼。
期前斋戒三日,九城断屠,宫内从皇太后开始,一律茹素,身上挂一块玉牌,上刻满汉合璧的“斋戒”二字。那知祭过方泽,一连两天,溽暑难当,两宫太后,大为失望,慈禧太后一向对惇王印象不佳,这时便有了怨言:“一定是老五心不诚!”
那怎么办呢?刚刚行过北郊大典,不能接着就南郊祭天,于是慈安太后重申“请牌”之说。
钦天监的官员细细商量,认为天气闷热,不久一定有大雨,“请牌”不妨。这面铁牌悬在邯郸龙神庙的一口井里,邯郸离京师一千里,如果星夜急驰,三天可到,但“请牌”的规矩,一向按驿站走,宁慢勿快,最好未请到京,即有甘霖沛降,才算神灵助顺,面子十足。因此这面铁牌,在路上走了八天才到良乡。
也真巧,铁牌真个带了雨来,但虽大不久,片刻即止。雨是半夜里下的,两宫太后从枕上惊醒,无不欣然色喜,提早起身。天气凉爽如秋,慈禧太后吩咐把吴棠所进的苏绣旗袍取来,挑了一件月白缎绣大红牡丹的,对着穿衣镜穿好,安德海便另捧一面大镜子,在她身后左照右照,慈禧太后手中握着一块同样颜色花样的手绢,扭过来,扭过去,顾盼之间,极其得意。
看够了自己,她才想起天气,“去看看!”她说:“天儿怎么样了?”
“喳!”安德海放下镜子,到殿外去观望天色。
雨早停了,但天黑如墨,把一钩下弦月,遮得影子都看不见,而且有风,看样子还有雨。
于是安德海兴匆匆地回来复奏:“天黑得象块墨,云厚得很,风也大。还要下大雨,非下不可。”
“下吧!”慈禧太后扬着脸,轻盈地笑着,倒象年轻了十来岁,“痛痛快快下吧!”
“主子这片诚心,感召神灵,那能不下?一定下够了才算数。”
“看吧!看邯郸的那方铁牌,灵验到怎么样?”慈禧太后吩咐:“去看看那一边,起来了没有?”
“那一边”是指慈安太后。两宫太后此时同住长春宫,慈安住绥履殿在东,慈禧住平安室在西。太监、宫女私底下便用“东边”、“西边”的称呼来区别。但慈禧太后却不愿说那个“东”字,所以安德海他们,也跟着她用“那一边”来指慈安太后。
慈安太后已经出殿了,她也穿着夹旗袍,依旧是明黄色,正站在檐前观望,一见安德海便问:“你主子起床了没有?”
安德海先给她请早安,然后答道:“早起来了。特地叫奴才来看一看。”
“你就请她来吧!”
“喳!”安德海匆匆回去禀报。
于是慈禧太后袅袅娜娜地,从平安室来到长春宫后殿,一见慈安太后便笑盈盈地说:“姐姐大喜!”
“可不是大喜事吗?”慈安太后跟她一样高兴,“现在还是给个喜信儿,铁牌还在良乡,等一请到京拈了香,那时候才真有大雨。”
“说得是。”慈禧太后这天特别将就,顺着她的口气说,“今儿就把它请到京。”
“派谁去拈香呢?”
“老五、老六都派过代为行礼的差使了,老七不在京里。
派老八去吧!”
“好,回头就说给他们。传膳吧!”
这时已近卯正——早晨六点钟,依夏天来说,早该天亮了,但只有从浓云中透下来的微弱光芒,所以殿里殿外灯火通明,两宫太后心情舒畅,加以天气凉爽,越发胃口大开。吃完饭,慈禧太后照例要绕弯儿消食,从前殿到后殿,一面走,一面思索着这天召见军机,有些什么话要交代?
走到后殿,大自鸣钟正打七点,突然间,闪电如金蛇下掣,接着霹雳一声,小钱大的雨点密密麻麻地洒了下来。安德海为凑她的趣,便不怕喧哗失仪,领头欢呼:“下了,下了!”
他这一嚷,便是个号令,太监、宫女纷纷跟着他欢呼,两宫太后觉得热闹有趣,格外愉悦,双双坐在殿前望着溟濛的雨气,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痛快。
可惜,雨下得仍不够多。铁牌还是要赶快请进京,供奉在都城隍庙,派定钟王拈香祈雨。他也知道这是两宫廑念,万民瞩望的大事,一天工夫去上了三次香。雨虽未下,但云气蓊郁,闷热特甚,这仍旧是个好兆头。
这样过了两天,天气终于大变,一早就阴沉沉地飘着小雨,一上午未停,到了午后,狂风大起,黑云越堆越浓,夹杂着轰隆隆的闷雷,终于落下倾江倒海似的大雨。一下便下到夜,九城百姓,无不欢然凝望,望着白茫茫的雨气出神。
这一场快雨,解消了旱象,也移去了压在恭王心头的石块,加以江浙等省奏报,入夏以来,雨水停匀,丰收有望,便越发放心。两宫太后当然也是喜不自胜,一再向大臣表示,神灵庇佑,于是分遣诸王,到各处坛庙,拈香报谢。
※ ※ ※
也就是这一场快雨,似乎把大家心头的火气浇灭了,倭仁已经销假到弘德殿入直,批评同文馆的话,也不大再听见。这对恭王是一种安慰,也是鼓励,他与文祥相约,希望文祥多关注各地的军务,他要把全副精力投注在洋务上。
同文馆的事是不碍了,另一项“船政”却还有麻烦。在福州马尾山麓,沿江设厂造轮船,原是左宗棠的创议,未及开办,左宗棠调督陕甘,上奏荐贤,说非丁忧在籍的沈葆桢不能胜任,沈葆桢诚然是人才,但说非他不可,则是左宗棠的私意。左、沈二人都与曾国藩不和,而沈葆桢在江西巡抚任内,生擒洪福瑱,给了左宗棠一个足以攻击曾国藩的口实,以此渊源,最喜闹意气的左宗棠,才力保沈葆桢当“总理船政大臣”。
但是,沈葆桢虽用公款结交御史和同乡京官,他本人却象继阎敬铭为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一样,以清操为人所称,因此与新任闽浙总督吴棠,气味不投。船政大臣衙门,每月有五万两银子的经费,而且指定由关税拨付,是最靠得住的来源。一切造船器材,甚至燃煤,都自外洋采办,如果浮报价款,连查都没处去查的。吴棠看准了这是个“利薮”,却苦于沈葆桢不让他染指,而船厂的提调是福建藩司,为吴棠的属下,他拿沈葆桢没奈何,迁怒到藩司头上,必欲去之而后快。沈葆桢自然不让,他也是可以专折奏事的,于是上疏力争。这样,吴、沈冲突的形迹就非常显然了。
慈禧太后为此又生苦恼。她当然要回护吴棠,但也决不能说沈葆桢不对,刚刚接事,何来功过可言?所以朝廷只能以调人的立场,劝他们“和衷商办”。
这时吴棠已另有打算,他认为福建地方太苦,还要受沈葆桢的气,竟还不如当漕运总督。因此托安德海进言,活动调任。他念念不忘的是两广总督,而恰好两广总督瑞麟参劾左宗棠所保的广东巡抚蒋益澧,“任性妄为,劣迹彰著,署理藩司郭祥瑞,朋比迎合,相率欺蒙”,于是慈禧太后趁此机会,先把吴棠调离福建,命他“驰赴广东,秉公查办”。
督抚同城,往往不和,若有彼此参揭的情事,总是由京里特派大臣前往查办,改派另一个疆臣去处理,是罕见的事例。但吴棠的关系不同,了解内幕的人,都在替瑞麟担心,怕的是两败俱伤,便宜了查案的钦差。
但这个“内幕”,在极少数真正了解满洲八大贵族渊源的人看来,却是可笑的。瑞麟的情形跟吴棠相仿佛,如果吴棠能够不倒,瑞麟也一定不会垮。
他跟慈禧太后是同族,都姓叶赫那拉氏,笔帖式出身,在主管一切典礼的太常寺当个“读祝赞礼郎”。道光二十七年,太庙祫祭——岁暮对祖宗的大祭,瑞麟读满洲话的祝文,声音宏亮,精神十足,宣宗最注意这些小节,一高兴之下,赏了他五品顶戴和花翎。不久,又升太常寺少卿,再下一年春天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九品官儿跳到二品大员,前后只有十五个月的工夫,而所得力的只是一条宜于唱黑头的嗓子。
瑞麟后半世的富贵,得力于他的慷慨憨厚。当慈禧太后在清江浦,受了吴棠的无心之惠,扶柩回京,母女姊弟,寡妇孤儿,不大有人理睬。瑞麟念于同族之谊,常有周济。在慈禧太后看,这虽不比吴棠的援手于穷途末路之中,也是雪中送炭的情意。其时慈禧太后的娘家,只有两个人照应,一个是瑞麟,一个是宗室奕劻,但奕劻自己也穷,只能替她娘家帮些代笔写写信之类的忙,自然比不上瑞麟那样令人心感。
因此,文宗即位,慈禧太后——那时的懿贵妃,得宠于圆明园“天地一家春”时,瑞麟的官运,便越发扶摇直上,入军机,署直督,咸丰九年正月就是一品当朝的文渊阁大学士了。
那时正是英法联军入侵,以后由海道北犯,进据天津,京师大震。瑞麟奉旨率领京兵九千人守通州,朝廷和战之议不决,而僧格林沁已一路败退,联军前锋,抵达通州张家湾,瑞麟和胜保在八里桥拒敌,接战即溃,退守京师,在安定门外又打了一仗,依旧大败,因此瑞麟被革了职,跟着文宗逃难到了热河。
等和议一成,被革职的官员,纷纷起用,瑞麟以侍郎衔派到僧格林沁军中效力,在山东剿捻,攻巨野羊山集匪巢不利,
而且马失前蹄受了伤,逃到济宁。这一下又被革职。
第二年文宗崩逝,接着发生“辛酉政变”,瑞麟由于慈禧太后的提携,以镶黄旗汉军都统,调为热河都统,不久又调为广州将军。毛鸿宾降调,瑞麟更兼署两广总督,在广州卖缺纳贿,毫无顾忌。公事都交给一个幕友徐灏,他自己躲在衙门里,除了讲究饮食和欣赏顺德女佣的天足以外,便是不断闹笑话,为广州人上茶楼“一盅两件”之余,平添许多有趣的话题。
旗人的笑话,以认白字为最多,瑞麟的官大名气大,所以认白字的笑话更出名。有一次遇到广州的米价大涨,他问属员,是何缘故?那人答了四个字:“市侩居奇。”居奇是听懂了,市侩二字却不懂,他诧异地问道:‘四怪’是什么人哪?”
不过他为人憨厚,颇有自知之明,所以一个姓宓的同知,分发到省,初次谒见总督时,他拿着“手本”老实说道:“老兄的姓太僻,我不知道是个什么字。请你自己说吧!”听见的人都想笑不敢笑。
瑞麟的这些笑话,朝廷当然有所闻,他在广州的“官声”,朝廷更有所闻。但是他“好官自为”,能屹然不倒,这不仅因为内有慈禧太后的眷顾,而且从恭王以下,凡是满洲的王公大臣,都愿意维持瑞麟。这固然由于他出手大方,人缘极好,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开国至今,两百年来,汉人势力之大,前所未有,十五省巡抚,只有一个安徽巡抚英翰是满洲人,包括“漕运”、“河道”在内的十个总督,亦只有湖广总督官文和两广总督瑞麟是满洲人。及至官文为曾国荃不顾一切,断然奏劾,由查案的谭廷襄接署以后,瑞麟更成了一名硕果仅存的督臣。倘或再由吴棠接替,则天下总督,尽为汉人,满洲臣民,自然不服,所以不管瑞麟如何贪墨,仍旧要维持在位。诚然,瑞麟不足以胜任此职,但满洲大员,几乎都是一丘之貉,倒不如顺从慈禧太后,把他留在任上的好。
这是内幕中的内幕,了解的只有极少数的人,而此“极少数”的人,连安德海都未包括在内,包括在内的,自然有恭王。
奉到赴广州查案的上谕,吴棠知道自己决不会再回任了,所以离开福州时,就象奉调那样,把眷属行李,扫数带在身边,并且亲笔点派两百名兵丁护送。由福州坐轮船到上海,派人把眷属先送回安徽盱眙老家,然后由上海再坐轮船到香港,转道广州去查案。
在上海的时候,吴棠才知道瑞麟得慈禧太后眷注的原因跟自己一样,而且他是旗人,比自己更占便宜,所以已不存取而代之之想。也因为如此,他把广州查案,当作珠江揽胜,从容不迫地慢慢行去,到了广州,也不讲钦差大臣应有的“关防”,虽然表面上不便公然与总督酬酢,暗地里却是轻车简从,日日欢叙快饮。
瑞麟和吴棠都是天生福人,健于饮啖,瑞麟家厨所烹调的鱼翅,是连“食在广州”的富家都自叹不如的,所以吴棠大快朵颐之余,对瑞麟颇有相见恨晚之感。
案子当然也要查,查明的原因是蒋益澧有左宗棠撑腰,借裁陋规与总督争权,而杯酒言欢之间,得知瑞麟亦无意与蒋益澧为难,只要他离开广州,余非所问,于是吴棠奏复:
“蒋益澧久历戎行,初膺疆寄,到粤东以后,极思整顿地方,兴利除弊;惟少年血性,勇于任事,凡事但察其当然,而不免径情直遂,以致提支用款,核发勇粮及与督臣商酌之事,皆未能推求例案,请交部议处。”
吏部议复,请将蒋益澧降四级调用,慈禧太后知道蒋益澧在这一案中有所委屈,改了降二级,由巡抚变为候补按察使,发往陕甘总督左宗棠军营差委。
不久,四川总督骆秉章病故,不用说,当然由吴棠调补。空出来的闽浙总督一缺,由浙江巡抚马新贻升任,他是山东的荷泽人,李鸿章的同年。在陕甘回教内部大起纠纷之时,马新贻的新命,颇为人所瞩目,因为他是清真。
对于这番调动,大家的看法是,吴棠的终身已定,而蜀中的百姓却要遭殃。以吴棠的出身、才具和抱负来说,不可能拜相封侯,也不可能会调两江或两广总督,这样以天高皇帝远的四川总督终老,尽不妨大事搜括,所以说蜀中的百姓要遭殃。
但在李鸿章来说,让他暗暗惊心的,却是与此同时的另一个疆臣调动的消息,曾国荃的湖北巡抚垮了,说“因病辞职”,是朝廷看他长兄曾国藩的分上,为他留面子。直隶总督刘长佑就没有这么便宜,硬是革职的处分。曾、刘二人落得这样一个下场,都是因为剿匪无功的缘故。专责剿治东捻,现驻山东济宁的李鸿章知道,倘或再不打一场切切实实的大胜仗以上慰朝廷,只怕将会成为刘长佑第二。
※ ※ ※
捻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集中在寿光以北的王胡城,北面是海,西面是防备严密的黄河,南面是断层错综,突兀峻拔的沂、蒙诸山,唯有往东南走,却又为一条源出临朐县沂山西麓的弥水所阻断,如果不肯投降,便只有死战,而四面重重被围,死战的结果,多半是战死。
在官军,各路人马都汇齐了。铭军和武毅军会师于弥河两岸,外围自东徂西,由潘鼎新、杨鼎勋和“东军”布成一条防线,作为接应。如果这一次再让东捻突围而走,不但从此不必再谈剿捻,也从此不必再谈军功,等着“革职查办”好了。
形势对双方来说,都到了生死存亡,在此一役的最后关头。决战必须谋定后动,所以刘铭传和郭松林都不急,调兵遣将,务求稳当。在部署将近完成时,李鸿章派了他的幼弟,也是他的“营务处”总办李昭庆,专程赶到前方。此来的任务有两件,一件是宣达“温谕”,嘉奖刘铭传“忠勇耐劳,追贼迅速,加恩赏给白玉柄小刀一把,火镰一个,大荷包一对,小荷包两个。”善庆和温德勒克那两个因僧格林沁阵亡而连带倒霉的副都统,也时来运转,除去“开复原官”,另有恩典。
李鸿章个人有所奖赏,每人一包,或是珍玩、或是现银,看各人的需求爱好而定,铢两相称,毫无偏颇,光是安排这几份礼物,就很花了他一些心血。
“家兄原来期望在明年能够克竟全功,想不到诸公用命,看样子年内就可凯旋。”李昭庆停了一下又说:“等大功告成,家兄预备步曾侯的前尘,裁撤淮军,让大家先好好过两年舒服日子。”
一听这话,除了郭松林以外,无不大感兴奋。裁军是裁兵不裁将,当提督的依旧当提督,当总兵的依旧当总兵,补成实缺,各归建制,看看操,吃吃空,出入绿呢大轿,不必披星戴月,终年无一天不在马上,那不是舒服日子是什么?
“不过家兄有句话,特别嘱咐我一定要转达:将来的舒服日子,全靠眼前的艰苦去换取。眼前这一仗非同小可,特意命我来向各位请教。”
“此刻的东捻已成瓮中捉鳖之势,请转禀少帅,不必操心。”刘铭传拍胸大言:“‘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现在不是空口说白话的时候,请等着好了!”
“是的,一定等得着好消息。只请问省帅,有何破敌的妙策?”
刘铭传心里明白,这是李鸿章不放心,特意要问的一句话。这句话的意思,不见问破敌的计策,而是在问对敌的态度,是尽力所及,打到那里算那里,还是下定决心,非尽歼顽敌不可?
因此,他想了一下,这样答道:“论地利、人和,是我剿捻三年以来,第一次遇到的好机会,不敢说有何‘妙策’,只不过抱定宗旨,硬打、苦打,无论他上天入地,铭军周旋到底!”
“铭军周旋到底,武毅军奉陪到底!”郭松林紧接着他的话说。
一听这两个头品顶戴的大将,都有这样的决心,李昭庆喜悦之色,现于眉宇,“有两公这句话,东捻必平无疑!”说着,他仰脸抱拳,仿佛感谢上苍庇佑似的。
“省三!”郭松林的神色很认真,“我有句话要说在前面,官军往往跑不过捻匪,多是为辎重所累,这一次既然要追到底,就是先打定主意,辎重不能打算要了!”
刘铭传连连点头:“这才是一针见血的话。”说着,他抬眼望着李昭庆。
李昭庆当然懂他们的意思,心里在想,只要打了胜仗什么都好办,管你们把辎重如何处理?不过弃辎重而吃败仗,要想照样补充就很难了。这话似乎也应该说在前面,却是甚难措词。
其势不容多作考虑,他硬起头皮来答道:“凡是两公作主,怎么说怎么好。我把两公的意思转达一声就是了。”
刘、郭二人对他的答语都表示满意。等把李昭庆送到了行馆去休息,他们便细谈里粮出击的细部计划。刘铭传这三年转战千里,有个极深刻的印象,打仗一定要靠老百姓帮忙,老百姓肯帮忙,消息灵通,处处措手,否则就总落在捻军后面。其实,老百姓也不是帮捻军,只袖手观望,官军便成孤立之势。因而这一阵他特别严申军纪,禁止骚扰,现在既然预备弃去辎重,不如送了给老百姓,一则示惠于众以争取民心,再则也免得资敌。
“这个主意好!”郭松林大为赞成,“不过要办得切实,不可让人中饱。”
“那个敢中饱,我枪毙了他。”
就这样一直谈到深夜,两情融洽,彼此都觉得九转丹成,就在眼前。谈得投机,忘了时刻,直到寒鸡高唱,郭松林方始起身告辞。
“子美!”刘铭传拉住他,指着桌上御赐的珍玩说:“这几样东西得来不易,我想分给大家,表表我的寸心。两对荷包,潘、杨、善、温各一,余下的两样,让你先挑。”
余下一把吃肉用的白玉柄小刀,一个打火用的麂皮火镰包,郭松林觉得却之不恭,便伸手拿了个火镰包,“我要这玩意吧!”他说,“我那支旱烟袋,是难得的方竹,一个翡翠嘴子,花了我二百两,配上这玩意就越发讲究了。”
“好吧,你要了它。”刘铭传看他双眼发红,便又说道:
“不过我劝你少抽些烟,火气太大!”
“与抽烟什么相干?”郭松林苦笑着说。
那么与什么相干呢?刘铭传看着郭松林壮硕的身体,忽然意会。湘军将领沾了曾国藩的一点道学气,生活比较朴实检点,淮军将领内则功名富贵,外则吃喝嫖赌,一应俱全,郭松林这几年也染了淮军的习气,颇好声色。这一次复出领军,志在报仇雪耻,所以颇肯刻苦,但他的禀赋过人,可能跟传说中的纪晓岚那样,一夕孤眠,百骸不舒,这要替他想个办法才好。
心里有这样的念头,却不必说出口来。等送走了郭松林,刘铭传一个人在灯下独酌,把李昭庆的来意,以及里粮决战该当有的部署,又一一细想了一遍,发现有件事不妥。
这件事就是弃辎重示惠于民。如果就地以余粮和多下的军服散放贫民,在这数九寒天,着实可以博得一些欢声,但附近县民必然闻风而至,那一来会搞得秩序大乱。而且捻军狡诈百出,说不定就混在百姓队伍里,乘机突袭,那时的局面就不堪设想了。
他决定改变一个办法,随即找来一个材官,吩咐第二天晚上备两桌酒,再备帖子把临近各村在办团练的绅士都请了来。同时又交代,把粮台派驻前线的委员传来,有紧要公事要办。
粮台派驻铭军大营的委员,是个佐杂出身的候补知府,姓吴,为人极其能干,忙到半夜,刚刚上床把被子睡暖,听说刘铭传召唤,赶紧披衣起床,衣冠穆肃地来谒见。
看他冻得瑟瑟发抖,刘铭传便叫他一起喝酒,吴知府只说:“不敢,不敢,大帅请自己用。”
“不必客气!在营里都是弟兄,坐下来好说话。”
“是!”吴知府在下首坐下,先提壶替刘铭传斟了杯酒。
“这一趟非把赖汶光那一伙干掉了不可。我跟郭军门已经商量好,辎重不打算要了。你别着急,没有你的责任。”
“是!有大帅在担待,我怕什么?”吴知府心想,不要辎重便有好处,心里一高兴,替刘铭传又斟了一杯酒。
“不过,你也别高兴!’刘铭传笑着又说,“辎重可以不要,饭不能不吃。你要想办法,在三天以内,赶出五万斤干粮来!”
吴知府心里为难,表面不露,盘算了一下,陪笑答道:
“我想跟大帅多要一天限期。”
“可以,就是四天,”刘铭传又说,“还有件事,郭军门这一次没有带姨太太来,看他这两天眼睛都红了你得想办法给他败败火!”
“那好办,交给我,包管妥当。”
“好了。请你明天一早就动手吧!”
“是!我跟大帅告假。”吴知府起身请个安,退了出去。
第二天上午,吴知府带着人进城去办干粮,刘铭传约了郭松林一路去视察防务,顺便把这天晚上请附近的绅士吃饭的作用告诉了他,约他一起来当主人。
“不必了!你一个人出面也一样。”
“来吧,来吧!听听他们说些什么。”
为了要打听匪情,一向跌宕不羁,惮于应酬的郭松林,到底还是赴了席。上灯时分,客人络绎而至,名为“绅士”,自然都有功名,不过大多数都是拿钱买来的,有些是捐班的佐杂官,有的只捐了个监生,不是想下场乡试,只为上得堂去,见了县官,不必跪下磕头,作个揖口称“老公祖”的这点便宜。其中最体面的两个绅士,一文一武,文的是个举人,在浙江做过学官,姓赵;武的是个河工同知,姓李。论官位是姓李的高,但那一个是举人,出身不同,所以连一品大员的两个主人都另眼相看,称他“赵老师”,奉为首座。
赴宴的客人都怀着心事,“宴无好宴,会无好会”,年近岁逼,两位“提督”下帖子请吃饭,这顿饭岂是容易下咽的?
所以大家事先在李同知家商量了半天,凑了两千银子作为“炭敬”,公推赵老师致送,等酒过三巡,他咳嗽一声,把两个红封套取了出来,起身离席,要来呈递。
刘铭传倒很沉着,虽知是怎么回事,要等他开了口再说,在另一桌做主人的郭松林却忍不住了,大声问道:“嗨,赵老师,你那是干什么?”
“回两位大人的话,附近这几个荒寒小村,幸托荫庇,特为预备了一点点敬意,请两位大人赏收。”
“哎呀,真窝囊死了!”郭松林把眉毛眼睛都邹在一起,“省三!你快跟大家说了吧!”
“赵老师请坐!”又好笑,又好气的刘铭传,叫戈什哈把愕然不知所措的赵老师扶回席上,说明了以辎重相赠的本意,接着又声明:“不过目前还不能散发,等我们把这一仗打下来,留着那些粮秣被服,请各位为地方办善后。今天备一杯水酒,先向各位说一下,心里有个数,好早早筹划。我再拍胸向各位说一句:“要不了十天工夫,寿光就看不见一个捻匪了。”
这番话出口,被邀的客人,无不大感意外,那李同知人极能干,随即高声说道:“两位大人真正是爱民如子,忧民如伤。赵老师,我们得要为地方叩谢两位大人的恩德。”
“应该,应该!”
客人都站了起来,赵老师和李同知走到下方替两位主人磕头,刘、郭二人逊谢不遑。乱过一阵,各回席次,刘铭传乘机提出要求,不得收留捻军,不得供给捻军粮食,不得把官军的情形泄漏给捻军!各人守住自己的圩子,不与捻军打交道,如果发现大股捻军,随时来报告,以便出队攻剿。
他说一句,大家答应一声,看得出是各人真心愿意听从。郭松林十分高兴,也十分佩服刘铭传,这一手干得很漂亮。
宾主尽欢而散,只有李同知一个人留了下来,说有机密奉陈。刘铭传便把他和郭松林邀入卧室,关起门来密谈。
“有句话,本来我怕惹麻烦不敢说,两位大人局量如此宽宏,我想说了也不要紧。”李同知说到这里停了下来,要看他们两人的意思再作道理。
“不妨!”刘铭传鼓励着他:“你尽管实说。”
“是这样,有人传来一句话——这个人也不必说了,反正决非通匪,说李允有意投降。我不知他这话真假,而且也不敢干预戎机,所以没有理他。如果两位大人觉得不妨一谈,那条线我还可以接得上。”
“李允?”刘铭传看着郭松林沉吟,似乎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郭松林是恨极了捻军,也极不相信捻军,但这里凡事到底要听刘铭传作主,所以虽不赞成,也不开口。
“李允跟赖汶光是曾九帅下金陵以后,一起投捻的,这两个什么‘王爷’都快五十岁的人了,跑也跑不动,是也该投降了。不过,”刘铭传问道,“赖汶光怎么样呢?”
这句话,前几天“接线”的人来,李同知就曾问过。据说赖汶光决不投降,尤其不肯投降李鸿章,因为李鸿章克复苏州,用程学启的计谋,招降伪纳王郜云官,杀了伪慕王谭绍光,开齐门迎降。结果那些“王爷”、“天将”,为程学启关闭营门,杀得光光,有此一段往事,赖汶光宁死不降。但程学启杀降,李鸿章纵非指使,亦是默成,所以淮军颇讳言其事。李同知知道这个忌讳,当然不肯说实话。
“赖汶光如何,倒未听见说起。”
如果赖汶光肯投降,刘铭传倒愿作考虑。李允虽也是东捻中的一个头目,却无甚作用,垂成之功,刘铭传不愿多生枝节,而且也知道郭松林决不赞成。不过官军总应该予匪贼以自新之路,有人投诚,拒而不纳,这话传出去不好听,所以他便用了一条“缓兵之计”。
“这样,拜托你老兄跟前途联络一下看,赖汶光怎么说法?
最好一起过来。”
“是!”李同知也看出来了,刘铭传并无诚意,便站起身预备告辞。
“老兄等一等!”刘铭传很郑重地告诫他说,“这件事就我们三个人知道。同时,传话过去的时候,请你也不必说得太肯定。”
李同知一番热心,至此消失无余,根本不会再去传什么话,接什么线。所以连声答应:“遵命,遵命!”
他是走了,郭松林却有些担心,怕李同知跟捻军有什么勾结。刘铭传说他不敢,安慰了几句,一个劲催他早早回去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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