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中，永远有那么一类读书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虽然终生不售，他们却总不甘心放弃“献身政治”“致君尧舜”的宏大理想，因为圣人告诉他们，这是士人活着的唯一目的。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七月五日早晨，广西布政使朱椿出门想去桂林城外一游。官轿刚刚出胡同，路边抢出一位老者，颤巍巍跪在路边，手中高举一册文书。朱椿心中腻烦，看来又遇到一位告状的，真是官身不自由！

        及至随从把文书递到他手里，才发现并非如此。文书封面上题着两个字“策书”，原来是一份政策建言书。打开一看，端楷正书，字迹娟秀，内容有五条：一、请朝廷进一步减免钱粮，减轻底层人民负担；二、建议各地添设社义仓，以救济贫民；三、革除盐商盗案连坐；四、禁止种烟，以利人民健康；五、裁减寺僧，减轻社会负担。

        文章层次清楚，文字明晰，是一份有数据、有分析、有办法的政策建议书。与一般的书生建言不同，这份报告还有许多定量分析。比如在论述广西的种烟之害时，书中写道：“今种烟之家十居其半，大家种植一二万株，小家亦不减二三千。每万株费工人十或七八、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总种植烟苗始末之工费以图耕稼，种植杂粮，实可以活天下大半之人。”

        一个老知识分子关心家国的拳拳之意跃然纸上。

        看完了策书，朱椿脸红头涨，神色大变。他命身边的几个随从：“立刻把老头拿住捆上，绝对不许逃脱！”

        游兴已经一扫而光，朱椿立刻转轿回府，把老人带过来细细审问。老人一看方伯（地方长官）大人没有如期待的那样把他延为上宾，热情款待，反而疾言厉色，如对大敌，一时不知所措，跪在地上原原本本从头道来。原来这个老头名叫吴英，是广西平南县人，读了一辈子书，只考上了一个秀才。如今六十岁了，身体多病，眼看着朝不保夕，不甘心就这样死去，便想把自己对国家和皇帝的忠爱之情化为这一纸策书，若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也算不负到人世来了一趟吧。

        朱椿连夜给广西巡抚写了一个汇报，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案件。其罪有二，一是普通读书人胆敢批评国家的政策，二是行文中犯了圣讳。原来，这篇策书中“圣上遵太后之遗命，免各省税粮，其德非不弘也……圣上有万斛之弘恩，而贫民不能尽沾其升斗”一段，两次用了皇帝名字中的“弘”字，没有避讳。

        第二天，这桩案子就转给了广西巡抚姚成烈。姚成烈放下手中所有事情，全力处理此案。他命人兵分两路，一路赶往吴英在省城的投宿地鼓楼街的涂鼎茂客店，逮捕客店老板和小二，搜查吴英的随身行李，看有没有其他字纸文书。另一路赶赴吴英老家平南县，抄家捕人，把吴家搜了个底朝天，把吴英所有直系亲属二十多人都捆绑来省城，连夜进行审讯，对所有人都动了大刑，当场打残废了两个人。审讯的重点是这份策书后面还有没有同谋。

        审讯的结果非常简单：这确是吴英“实思献策，冀得功名，并非怨望诋毁”，自己一个人闭门所写，与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

        确信已经审得了实情，姚成烈立刻写了一份奏折，向皇帝汇报了此案。他提出如下处理方案：

        一、秀才吴英生逢圣世……不知安分，妄递策书……其中竟然冒犯皇帝的圣讳，并且有批评指责朝政之处，殊属丧心病狂，案情重大，未便稍宽。应以“大逆”罪，凌迟处死。

        二、吴英的两个儿子吴简才、吴经才，亲弟弟吴超，亲侄子吴达才、吴栋才，均已经年满十六岁，请按照“缘坐”律，斩立决，先行刺字。

        三、吴英的继妻全氏，妾蒙氏，儿媳妇彭氏、马氏以及未成年的幼子懋才、张才，还有幼孙亚宣、亚二、亚儿，幼侄伟才、观奇、亚三，都发配给功臣之家为奴。

        这道奏折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被送往北京。万里迢迢到了北京，已经是九月份了。九月底，乾隆皇帝在和大学士九卿等人反复多次认真研究了这桩大案后，做出了如下决定：

        第一、第三条如广西巡抚所拟，即吴英凌迟，女人及未成年者一律发配为奴。但皇帝仁慈，改第二条吴英弟弟及子侄之斩立决为斩监候，秋后处决。（《清代文字狱档》）

        在传统社会，底层知识分子上书当道乃是常事。中国早期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片言可致卿相”的传奇。苏秦、张仪仅凭一张利嘴，博得相国之印；东方朔以三千简上书汉武帝，入仕为郎官。事实上，唐代以前，向朝廷建言献策，乃至献歌功颂德的文艺作品（比如杜甫所献《三大礼赋》），是知识分子进身的一个主要途径。因此，历朝历代，都有无数进身无路而自认有奇才异能的读书人怀抱“策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的梦想，纷纷毛遂自荐，满怀热情地向朝廷献书、献策、献诗、献赋。其目的无非两种，一种是出于社会责任心，揭露疾苦，为民请命；另一种是卖弄文笔，逞露才华，希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乾隆皇帝在登极之初，也曾经“广开言路”，每年都会有一些千奇百怪的献策报送到皇帝御前。这些出自底层知识分子的作品多数粗陋无文，皇帝不过一笑置之，从未因此而开罪于人。但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皇帝却一反常态，突然大开杀戒。乾隆十六年八月，山西省一个精神有点不正常的人，名叫王肇基，到官府投献了一副诗联，以祝贺皇太后寿诞。用王肇基自己的话说，“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讨皇上喜欢……”，“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诗联后面还附有一小段议论，虽然词句颠三倒四，大致可以看出是评论时政之意。地方官将此案汇报给皇帝，乾隆命将他“立毙杖下，俾愚众知其所炯戒”。这是有清一代将献文献策者处以死刑之首例。

        从这起事件之后，因献策而得罪的文字狱就连绵不绝。在这些献文献策案中，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样一起。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皇帝出京恭谒泰陵。护卫巡视御道的时候，发现一个年轻人鬼头鬼脑地逡巡在御道边，身上还揣着什么东西。护卫拿住此人，送官审问。

        此人姓冯名起炎，山西临汾人，三十一岁，是个秀才。原来他是想献给皇帝一本自己所写的书。书的内容是以《易》解《诗》，水平不高，但献书的动机却出人意料：居然是为了爱情。

        原来冯起炎家境贫困，难以娶妻，却暗暗相中了自己张三姨母家和杜五姨母家的两位分别叫“小女”和“小凤”的表妹，暗恋已久，想效仿娥皇女英之故事，把两位佳人都娶到家中为妻。在案卷中，他是这样交代的：“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自己家庭贫穷，科举又不顺，此愿当然难遂。此人平日酷爱佳人才子之书，乃是一名文学青年，头脑中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在种种办法都行不通后，他脑筋急转弯，想逞露才华，献书皇帝。说不定皇帝一见，就惊呼他为奇才。然后他趁机把心中夙愿向皇帝倾诉，皇帝一高兴，就会赐他银冠玉带，命他奉旨成婚。

        在挨了许多板子要被送进大牢之前，冯起炎还期待着皇帝会可怜他的一片痴情，偿了他的夙愿，请审案官员转告皇帝：“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去为他说媒，“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

        想必乾隆皇帝登基四十一年来，还没有遇到过如此可笑之事。在开怀大笑并且把这个笑话转告给后宫宠妃之后，皇帝表现出了难得的慈祥和善良。当然，说慈祥，不是说皇帝真的派人去给冯秀才娶小女和小凤，而是少见地没有取他的脑袋。起炎先生幸运地保留了性命，以“痴心迷妄”“欲渎圣聪”之罪，“刺字发遣”，发配到黑龙江的冰天雪地里，“给披甲人为奴”，在北大荒里终老此身。

        除了这类“逞才获咎”型文字狱案外，乾隆朝还有一种文字狱，更为令人难解，那就是“疯子文字狱”。

        乾隆十八年（1753年），一个面黄肌瘦、衣衫破旧的人来到山东孔府，叩门投书，自称是孔家的亲戚。此人自称浙江人，叫丁文彬，说前日上帝临凡托梦，把孔府衍圣公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他，他今天来做上门女婿。他自称不是平凡人，别看穷，可是学富五车，写了许多文章，“皆天命之文，性命之学”，请衍圣公过目。孔府将此事报官，审得此人实系一精神病患者，从小父母双亡，年纪老大还没有成亲，因此精神越来越不正常，时常听到一个小人，自称上帝，在他耳边说话，指点他改写《洪范》和《春秋》，并且说已经命他当了天子，管理天下之人，用年号为“天元”，并且偷偷把自己的哥哥封为夏文公，族叔封为太宰。

        山东巡抚杨应琚在奏折中对丁的得病原因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识了几个字，就自认为身怀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美色，痴心目识，结为幻影，审不可破”，他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

        杨应琚的分析很有道理，符合现代心理学的补偿原理。当然，他进行深入分析，是为了证明丁氏并没有其他党羽，不是真正的逆案，而不是为了宽恕丁文彬本人。这位深知乾隆心理的大臣建议皇帝把丁文彬杀掉。

        乾隆皇帝也认为此人是个疯子无疑。杨的奏折中提到丁氏身体不好，经过大刑，已经奄奄一息。皇帝对此非常重视。他掐指一算，这个案子按正常程序，经三法司会审，再行文到山东，先后要近一个月时间，即使再加急，也要旬余。如果丁文彬这期间死在狱中，可就太便宜他了。于是他立刻传谕杨应琚，根据丁的身体情况，自行决定丁的行刑日期，如果丁氏确实病危，即可将丁文彬提前凌迟处死。

        杨应琚受命之下，当即亲赴大狱察看丁文彬的健康情况。他发现丁氏说话时气短，精神极度萎靡，恐怕支撑不了几天，于是立刻命令济南知府等当天布置法场。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时，丁文彬被架上囚车，押赴法场，在万头攒动中被绑上木桩，接受千刀万剐，在身上的肉一片片被割下来之时，他口中尚且喃喃有词，念叨上帝的恩谕。

        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类似丁文彬这样的疯子文字狱多达21起。前面提到的王肇基，也是一个精神不正常之人，所献诗联词句不通，思维混乱，连乾隆都认为“竟是疯人而已”。然而这些疯人没有一个逃过了皇帝的法网。其中7起案件，疯子被凌迟处死，疯子的亲属也被连坐，或者处以斩监候，或者被赏给功臣人家为奴隶。另外14起被从轻处理，不过即使从轻，也基本都是“斩立决”或者“立毙杖下”。

        乾隆朝另一类超出了普通读者理解能力的文字狱是“图碑类”文字狱。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八月，福建的一个小贩李浩，来到浙江省贩卖图文碑记，被浙江瑞安“城管”也就是差役搜查，缴获了他所贩卖的《结盟图》《惩匪安良图》《孔明碑记》，报给县令。其实贩卖这些东西，就像贩卖财神像一样普遍，并不存在什么风险，因为这些东西无非是民间劝人向善的宣传品。《结盟图》是劝世人遵圣守法的，《惩匪安良图》劝坏人弃恶向善，那《孔明碑记》中除了一句“两两相争不见天”略觉刺耳之外，也不过是一些荒诞不经的预言，并没有什么犯上作乱之意。据李浩称，这《孔明碑记》的来头可不小。据说这一年二月二十八，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风雨过后，广东东山寺院里出现了一块石碑，碑文是诸葛亮所题，内容是预测未来吉凶之事。百姓都说是诸葛亮显灵，因而纷纷传抄。

        按理，贩卖劝善文字之事本不值一问，然而官员们都知道在乾隆朝既然案子事涉文字，就要宁左勿右，否则皇帝怪罪下来吃不消，于是经巡抚、总督，直报到皇帝那里。皇帝果然对这件事十分重视，批示“知道了，从重定拟，不可姑息”。

        掌握了皇帝意图，地方官立刻兴起大案，追查数省，牵连多人。在办案过程中，皇帝还特意嘱咐，“绝不能叫一个罪犯漏网或者自杀”，可见其草木皆兵之心态。

        这个案子的最后处理结果，在档案中并没有记载。但是以乾隆处理文字狱的一贯手法，我们不难想象又有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乾隆朝的这些文字狱乍一看来实在无法理解。乾隆的处理方式，似乎只能用“丧心病狂”四个字来形容。阅读这些文字狱档案，让人不禁怀疑疯了的到底是乾隆还是“案犯”。

        对乾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人本身并不荒唐。他性格理智坚毅，处事精明细致，智商情商都很高。这样一个人，何以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来？

        其实在文字狱问题上，乾隆曾经非常通达理性，甚至还称得上宽容大度。

        众所周知，乾隆的父亲雍正在位期间曾经制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比如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就像对父亲的许多其他做法不以为然一样，对这些文字大狱乾隆也一直腹诽不已，即位后立刻拨乱反正。雍正诛杀汪景祺，一直把汪的头颅悬于菜市口示众。乾隆以京师首善之区，悬挂人头“有碍观瞻”为由，命人取下掩埋。接着，他又赦免了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中许多被牵连之人，放还了查嗣庭、汪景祺的亲属，一时天下读书人如沐春风，感激涕零。

        为了刹住文字狱，乾隆还采取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措施：他规定以后凡举报文字之罪者，如果举报失实，一律按诬告罪反坐。

        这一下，文字狱风潮一下子被刹住了。从乾隆即位（1736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清王朝文化领域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唯一可以称得上文字狱的就是谢济世私注经书案，而这个案子恰恰凸显了乾隆的宽容。原来，谢济世才华出众，却性格倔强，雍正年间，他认为朱熹所注四书有许多错误之处，遂自注《大学》《中庸》，“自逞臆见，肆诋程朱”，因此被罢官治罪，发配西域。乾隆即位，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的《大学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又献给乾隆。乾隆虽然宽大，但程朱理学是清王朝的意识形态正统，他怎么能允许这样离经叛道的行为，于是“掷还原书，传旨申斥”。谢济世一气之下，要求辞官回家养母。乾隆对他相当迁就，没有让他辞官，而是改任他为湖南粮储道，以便他就近养母。

        不料，经历这么多风波，谢济世的性格不改，居然在湖南公开印行了《大学注》《中庸疏》。乾隆皇帝虽然生气，但也只是命令把书版销毁，还特意在命令中说谢济世其人“识见迂左则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湖广总督回复说他遵行皇帝旨意，只烧毁了谢的书版，并未打击谢济世个人，乾隆满意地批复说：“所办甚妥，止可如此而已。”从“止可如此而已”几个字来看，乾隆非常明白处理此类文字狱的界限，也就是说，出于维护意识形态正统的需要，一个王朝应该对异端思想进行必要的压制，但不可以超出正常人情道理之外。

        正因为统治者的心态如此难得地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为数不多的文化生态宽松时期。那些已经放下了笔的文人学士们又开始吟诗弄月，评古论今，一时间，大清文艺界呈现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之貌。据推测，曹雪芹的也就是在这个宽松时期开始写作的。

        可以说，乾隆十六年以前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对读书人最理解包容的统治者之一。但是，从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态骤变。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云贵总督硕色向皇帝密报，他在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民间偶然发现了一件广为传抄的“奏稿”，托名为乾隆朝以敢言闻名的大臣孙嘉淦所做，不过语言鄙俗，内容不经，一看而知就是伪托。其内容是攻击当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过”。

        这“五不解、十大过”的具体文字已经无存，根据现存资料推测，一是说乾隆举办南巡，浪费民脂民膏，二是指责他前一段因为金川之役滥杀官员。此外，还有可能夸大其词地渲染皇帝日常生活的荒淫无度，说他到江南巡游的根本目的是寻求美色。最后，“它甚至对满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非难”。

        我们可以想象乾隆在读到这个报告时的心情。这对他完全是当头一棒，没有丝毫精神准备。

        即位之初，乾隆曾经一心一意想做一个中国人理想中的明君：开明、克己、仁慈、公正，正大光明，爱民如子。

        父亲是他的前车之鉴。他亲眼看着父亲为了治理天下、饱暖黎民而绞尽脑汁。然而，普天之下腾于众口的却全是关于父亲的种种匪夷所思的谣言，说他什么谋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

        乾隆很清楚，父亲之所以被舆论如此苛待，主要是因为他过于察察为明，许多政策风霜严肃，伤人太多。他不想把皇帝做得像父亲那样笨，而是希望能像祖父康熙那样以一个宽大仁厚的形象永垂史册。

        应该说乾隆十六年以前，他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这十六年间，他减轻刑法，他普免税粮，他平反冤狱，他恩待群臣，他像太阳一样源源不断地释放自己对臣民的善意和关怀。他所听到的，几乎都是臣民们的感激歌颂之词。所谓“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这段时间是他与臣民的蜜月期。

        因此，“伪孙嘉淦奏稿案”的出现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他立命硕色追查此稿的来源，这一查之下，结果更令他震惊。

        硕色最初汇报此案时，乾隆以为这不过是少数几个人所传，很快就能查明来源并且销毁，把这件事的不良影响消弭于局部。不料，一开始追查，乾隆就发现这不是贵州一省的事情，全国各地都相继发现了这份伪稿，甚至连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都争相传说其中的内容。至于传抄阅读过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查不胜查，从各级官员、秀才书生到平民百姓，甚至拉脚的、磨菜刀的、要饭的、游方和尚，都闻知稿中内容。仅四川一省几天时间就抓获了二百八十多个传抄过的人，更何况全国。这样一份明显是荒诞无稽，对皇帝大肆污蔑的伪稿，却居然引起全国民众如此巨大的兴趣，他们争相传说，如痴如狂。而他即位以来，施行的无数善政，却已经被人们忘在了脑后。

        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面临着沦为父亲同一下场的危险。

        乾隆并不了解大众传播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小道消息是民间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对于那些由官方传播的、正面的陈词滥调往往毫不关心，相反对于那些负面的，特别是刺激性、轰动性的传闻，却最为热衷。传播这些爆炸新闻时给人们带来的超娱乐快感，是什么评书戏曲都无法比拟的。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从乾隆十六年（1751年）到乾隆十七年（1752年）两年间，皇帝的全部注意重心都放到了这个伪稿上。他感到无比的冤枉、愤怒和委屈。他像疯了一样日夜关注此案，发布了无数谕旨，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命令各地官员，穷追不舍，务必要查出幕后真凶，千刀万剐，以解此恨。全国各级官员都被动员起来，数千人被捕入狱，全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而追查了一年多，网越撒越大，牵涉的人越来越多，仍然是一团乱麻，了无头绪。眼看着这样下去，除了把伪稿内容更广泛传播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乾隆只好匆匆结案，把两名传抄过这个稿子的低级武官定为主谋，杀掉了事。

        这一事件给了乾隆极为严重的心理刺激。抓不到真凶，皇帝就把仇恨转移到风传此稿的百姓身上。皇帝想起了韩非子的话，对老百姓来说，最需要的是如畜生一样不断地加以鞭策，而不能“养恩爱之心”，因为老百姓是没有头脑的。

        就在伪稿案没有侦破之时，又发生了马朝柱反清案，这是对皇帝信心的另一次重击。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两江总督尹继善向皇帝密奏，地方官在追查伪稿案时，在湖北东北的大别山区发现了一起聚众谋反事件。据侦查，有个叫马朝柱的中年人，自称有法术，在深山中以烧炭为名，纠集众人，意图不法。他还刻了一个大印，内有“统掌山河，普安社稷，即受天命，福禄永昌”字样，不轨之心灼然可见。

        案件上报之后，乾隆十分重视。整个心思都沉浸在伪稿案中的皇帝第一个反应是怀疑马朝柱就是制造伪稿之人，因此严命地方官迅速进剿。马朝柱只身逃往四川，只拿获了马的母亲、妻子和侄子。审讯之下，发现马朝柱与伪稿案无关，不过此人的威胁并不在伪稿之下。

        马朝柱，安徽霍山人，自幼胸怀大志。自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他就与霍山白云庵的正修和尚商量“起大事”、当皇帝。他效仿历代起义首领，对众人宣称自己十六岁时，曾梦到神仙降临，指点他到某处拜了名师，学得了一身法术，可以撒豆成兵，剪纸为马。他还宣传说，“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系明后裔，有大学士张锡玉，大将吴乘云，系吴三桂子孙，李荣爵即李开化等，统兵三万七千为辅”，说自己已经被任命为军师，如果大家跟随自己造反，将来都有高官可做。

        这些说法让许多人半信半疑。为了吸引徒众，马朝柱想出了许多计策。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他制造了一柄造型奇特的铜剑，悄悄把它藏到楼子石的一个山洞里，然后对众宣称自己梦到神仙赐了自己神剑，并且带众人在山洞里找到了这把剑。乾隆十五年（1750年），他又对大家宣称，从上天处获得了一把神奇的撑天扇，用此扇“能行云雾中，三时可抵西洋。并称西洋不日起事，兴复明朝”。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十分成功，众人纷纷相信，交给他银钱，记名入伙。

        当然，戏法也有玩露的时候。为了奖励手下的骨干，马朝柱派人到外地制造了许多“蟒袍”和“冠带”，分赐自己手下的“官员”，说是西洋之主从空中降下来的。这些“官员”兴冲冲领了“蟒袍”回去仔细一看，发现分明是戏班里唱戏用的，有的上面还写着裁缝和戏班的名字。这一失误让马朝柱的努力几乎破产。为了挽回影响，马朝柱又宣称西洋主从云雾中传来诏书，下降到武汉黄鹤楼。他派人去武汉，果然从黄鹤楼里取出了百余道诏书，大讲起义后的光辉前景，再次封了大批“官员”，稳住了人心。

        经过苦心经营，马朝柱在各地发展了大量信徒。他又在各地“散札招军、囤粮制械”，操练刀枪。并且已经派员联络安徽霍山、太湖、桐城、亳州（今亳州市），河南商城、开封、南阳，四川峨眉山等地的信徒，互为呼应，并设立四将军职位，分统各部，约期举义。地方官率兵入山搜捕时，查抄出军械三百余件，硝磺（制造火药的原料）数百斤；捕获起义骨干共二百余人。

        马朝柱案使乾隆十分震惊。从乾隆十七年四月至十二月的九个月间，他神经一直紧绷，批阅了马案奏章五十一份，传下谕旨五十八道，洋洋洒洒数万言。如果不是因为伪稿案牵出这起反清大案，很可能一场规模巨大席卷数省的反清起义一两年后就要掀起。思想至此，乾隆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两起大案接连发生后，乾隆蓦然发现，他治下的江山，原来远不是自己看到的那么四海升平，阳光灿烂。在自己看不到的角落，居然伏莽处处，随时存在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的可能。

        对于伪稿案和马朝柱案，乾隆百思不得其解。他回想自己即位以来，对黎民百姓一直全力施恩，并无失德之处。他说：

        临御以来，爱民之心常如一日，遇有灾浸，不下数百万帑金多方赈恤。至于蠲贷展缓者，更难数计。正供而外，并无私粟加征，又非若前朝纵容贪残之吏剥民脂膏也。即间或有不肖官员，略有派累百姓之事，无不立以重典，此实从来未有。

        人民当感戴国家休养生息之恩，共安乐利，实不解此等乱民，因何丧胆昧良，甘蹈法网？（《清高宗实录》）

        现实政治使乾隆头脑中以儒治国的理想主义破灭了。原来“愚民们”只记得住鞭子带来的痛苦，而记不住主上的仁慈。他们多是愚昧而轻信的，没有头脑，没有判断，只热衷于享受传播小道消息的快感，极易受不实之词的蒙骗，寄希望他们给统治者一个公正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

        乾隆以为，只要全力关注民生，不使黎民流离失所，就不存在农民造反的威胁。马朝柱案推翻了他这个假定。乾隆十二年到乾隆十七年，正是大清帝国蒸蒸日上，接近盛世巅峰的“幸福时光”，已经基本解决了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传统社会的治理水平已经达到极致，而湖北省马朝柱盘踞之处大部分人也都是安居乐业。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发生了马朝柱起义案，这让乾隆认为，心存不轨的“刁民”是任何时候都会存在的，不论吃不吃得饱，总有人痴迷于皇帝梦而无法自拔。

        乾隆越来越痴迷于阅读《韩非子》。他发现，原来他极为反感的这个政治理论家的话，今天读起来却字字珠玑。韩非子明确指出，人世间一切关系都是虎狼型的利欲关系，“人之急利，甚也”。人们心中充满的是“自为心”“自利之心”，不论是君臣、父子还是朋友，其实都是“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老百姓心中只有利益，没有感恩：“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而大臣们之所以在仕途上你争我夺，并不是急于效忠皇帝：“人臣之情未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

        韩非子因此说，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凭道德教化，更无须“养恩爱之心”，而是应该手握“法”“术”“势”三种缰绳和鞭子，通过严刑峻法来强化权力的威慑力量，使臣民不敢乱说乱动。“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韩非子·心度》）

        如果承认人性本恶，那么儒家那套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理想主义治国方案当然就是一厢情愿，只有韩非子的建议才是切实可行的。

        就在马朝柱案侦破后不久，乾隆十七年（1752年）十月，江西又查获了何亚四谋反案，紧接着十八年（1753年）正月，福建又爆发了蔡荣祖谋反案。江西上饶人何亚四，本以“耕种烧炭为生”。有一天，他挖地得藏银三百七十两，算命先生李德先因此说他命中要大贵，唆使他出资铸印信，制旗帜，造刀杖，说有天兵暗助，飞刀杀人，于是他也借托马朝柱案中的“李开化”之名，聚集当地乡民，欲图造反。福建漳州的秀才蔡荣祖与道士冯珩一起做皇帝梦，共谋起兵，立“大宁国”，因事机不密而被破获。这两起案件虽然都被及时侦破，但习惯于危机思维的皇帝却再也不能安枕。如何防范农民起义，成了他政治思维的新重心。

        确实如乾隆自己所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民生的皇帝。但是乾隆中期的社会问题却已经不是几条民生措施所能解决的。人口压力导致社会动荡逐渐加剧，底层社会风声鹤唳，除了抗租抗税斗争之外，民间宗教和结社活动也大兴起来。据《清代八卦教》一书统计，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前史料仅记载了16个秘密宗教与结社的活动，而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以后则多达199种。乾隆二十年以后，民间宗教和结社组织活动频繁，新教派组织不断涌现，秘密宗教和会党，可谓五花八门，名目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什么闻香教、无为教、弘封教、大乘教、善友会、弘阳教、清净门、白阳教、白羊教、归一教、金幢教、黄天教……林林总总，数不胜数。各省关于教案的汇报不断传来，让皇帝头痛不已。

        因此，进入中期之后的乾隆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高压化。对民间宗教和结社，乾隆打击起来更是不遗余力。乾隆说：“左道惑人，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必当严绝根株。”（《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说：“务须加意查办，杜绝根株。嗣后凡有干涉烧香聚匪之处，俱当留心查察，一有访闻，即行擒捕，不可稍有怠忽。”乾隆朝以前，清代统治者对于民间宗教首领和帮会首领也采取严厉打击政策，不过仅限于处以监禁之刑。乾隆却一改前例，查出即处死。

        乾隆朝的文字狱就是在乾隆对社会底层控制由松转紧，对底层民众态度由宽转严的背景下发生的。表面上看，乾隆朝的文字狱多数看起来荒诞不经，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文字狱放到一起进行分析，背后的脉络隐然可见。

        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打击重心在社会底层。中国历代文字狱，都以士大夫阶层为打击对象。据郭成康、林铁钧之《清朝文字狱》一书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三十起，其中涉及官绅、名士者至少二十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网者，则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在约一百三十起文字狱中，低级知识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监生、武生等，占近四十起，平民五十多起，二者合计，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这些人的职业五花八门，其中有裱背老板、酒店老板、当铺老板三人，童生四人，教书先生四人，江湖郎中一人，菜农一人，帮工两人，轿夫一人，算命先生三人，裁缝一人，无业游民一人，和尚五人，职业不清者二十二人，又各种职业的疯汉十八人。这一现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字狱从未发生过的，这就打破了士大夫阶层“垄断”文字狱“专利”的局面。

        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邪书”“图谱”，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托梦”“天命”“下凡”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

        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通过总结中国历史，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失意文人”。他多次提醒地方官，要注意地方上的“失意文人”作乱。

        乾隆认为，读书人大多功名心极盛，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荣华富贵。一旦科举不顺，腾达无望，也不会甘于埋头做农民，而一定要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最容易起不轨之心。而这些人又粗识文字，头脑灵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险的潜在敌人之一。事实上，在乾隆朝前期几起起义中，“失意文人”的身影确乎不时隐显其间。马朝柱本人就识文断字，似乎算得上是“失意文人”。福建蔡荣祖反清案中，蔡荣祖本身是一名秀才，与他共同起事的冯珩则是道士。王伦起义中的军师范伟也是个底层文人。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割辫案”。乾隆即提醒地方官员，追查案源时最可注意的是“士子内屡试不第自负才高学广而不得志者”。

        乾隆蓄意痛惩这些“满怀好心”的献策献词者，无疑是为了“以昭炯戒”，杀一儆百，消灭他们的“不安分”之心。皇帝治国的理想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谋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晋升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营都是不正当的。

        对于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献词者，比如为了爱情而献书的冯起炎，他可以放一条生路。而对“妄议国政”，事干政治者，他绝不放过，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通过这些惨案，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床。自汉代以后，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都有着民间宗教的背景。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以“五斗米教”聚敛人心。方腊起义，借的是明教的招牌。元末彭莹玉起兵，以“白莲教”为旗帜。而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备民间秘密结社的特征。

        自马案以后，乾隆对于那些有任何民间宗教及结社嫌疑的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阜宁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书”一本，名叫《古圣遗书》，内中不过是刘伯温推背图，预测天下运数等，原是民间常见之物。乾隆得知后，神经紧张，小题大做，批示道：“甚可恶！非寻常劝人吃斋之可比，当尽法穷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一个算命的游民席守业在外地游荡时，被搜出身携一纸，所写内容据说是湖北武当山上，一场大雨之后，冲出的一块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预测未来吉凶，说将有刀兵临世。皇帝对此事的批复是：“此等荒诞不经之事，流播民间，惑人听闻，自当严切查拿，务得造作为首之人，重加惩治。”

        这些案件，历来被归为“文字狱”档，实际上这只是乾隆为防范民间宗教及结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与传统文字狱性质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类“文字狱”，大多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除了反映统治者的“杯弓蛇影”外，没有什么意义。但是瞎猫有时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过大撒文字之网，居然还真侦破过一起货真价实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东小长治村李孟炳等人携带“邪书”，到河南临颍县一带传八卦教，为地方差役查获。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又在临颍县一个教徒家中搜得《训书》一部，内容荒诞不经。河南巡抚将“经书”上呈御览。这些地方大吏的“阶级斗争”弦远没有乾隆绷得紧，审查数遍，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悖逆情事”。倒是乾隆皇帝极为精细，“经书”报送上来后，他细细阅读一遍，“敏锐”地发现了问题。他发现，书中有一字经过了涂改，把“胡”改成了“明”：逆书中有“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之句。朕阅“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补改痕迹，细查笔法，系“胡”字迁就改易而成，其为大逆显然。

        乾隆皇帝平时深文周纳，而这一次他确实抓到了一点真东西。地方官员又查获其他经书，证明乾隆的推测正确，原文确是“胡”字。也就是说这些字句中确实含有反清思想。这就坚定了乾隆把此案办到底的决心。严查之下，终于揭开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纱。

        原来，早在康熙初年，一个叫刘佐臣的人在山东创立了八卦教。这个宗教的特点是“儒教专制化”。八卦教教主刘佐臣被教徒尊为“太阳神”，号“圣帝老爷”。徒众每次进餐之前都要向圣帝老爷献饭，口称“求圣帝老爷慈悲”，每日磕头三次，每年上供五次。它宣传，宇宙三世分别由李老君、释迦如来佛和孔夫子掌管。孔夫子是掌管最后一世的“收元祖师”，是宇宙的最后主宰。他说刘家是孔子转世，所以教内强调分尊卑，明长幼，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要求他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愚忠于教首。这个教派的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各地卦长像地主收租一样，定期收取教徒费用，并将所敛钱财送到山东刘家。教主之下，设八个卦长，每个卦长之下设六个爻长，再下是真人、流水、点火、全仕、传仕、麦仕、秋仕等职。谁收的徒多、敛的钱多，封的教职就高，“管的人多，如同当官一样”，其原理与传销异曲同工。他们敛钱名目繁多，手段多样。收徒弟要敛钱，作会要敛钱，封某人的教职更要敛钱，教主过生日还要敛钱。他们“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敛钱名目大同小异，如根基钱、扎根钱、跟账钱、种福钱、四季钱、香火钱、进身孝敬钱等等，不一而足。

        由于创立了世袭家长制的继承方式，把宗教当成了家族事业，教徒当成自己的“吃饭本儿”，这一教派成了刘家兴旺发达的基础。经过刘佐臣、刘儒汉父子两代惨淡经营，刘家通过传教已经获得巨大的现实利益。

        从康熙初年到乾隆三十几年，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刘家后代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传承五代，几如一个王朝。教徒众多，组织严密，极为兴盛。“辗转煽惑”，已“蔓延数省”，“从其教者动辄千百人”，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国。教内组织盘根错节，已成不可解之势。他们在掌握巨大资源的基础上，产生野心，要“火焚幽燕”“平胡”也是自然的事。当然，还没有等他们真正有所动作，就被“英明”的皇帝通过“文字大网”网了出来。乾隆“如梳如篦”的文字密网终于功效大显。这件事更鼓励皇帝对这类“文字之狱”不能放过。

        历代民间宗教教首中，都有一些人，通过“装神弄鬼”的方式，来宣扬自己的神异，以获众人拥戴。他们或者说自己梦到了天神托言，或者说自己突然获得了异能。也有些教首，本身是癔症患者，通过民间巫术来吸引信众。

        “农民属于低度文化、浅层思维的社会群体。”（《晚清乡土意识》）他们的生活方向，主要靠习俗、直觉、群体无意识、群体情绪为主导，缺乏理性精神和分析能力。他们可以轻易相信他们的领袖具有神通，“刀枪不入”“撒豆成兵”，相信洋人“剜人眼睛做药”，相信“耳屎可以致人哑”，相信种种奇奇怪怪的偏方。因此，他们很容易被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所利用，充当炮灰，成为社会动乱的主力。

        基于对历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以及精细求全的个性，乾隆对那些“疯人造反案”，一律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疯。即使审讯证明确实是疯子，他也认为这样的人留在地方，是不稳定因素，保不定什么时候会为心怀不轨者所用。乾隆为了给自己的残忍找借口，还解释自己的动机说：“此为疯人之言。然此等无知妄作，病废之时尚复如此作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知，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就是说，这些疯人好的时候必然也是不安分之人，所以病时才暴露内心的罪恶。因此，杀掉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妥。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刘三元自称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被官府查获。据其亲属和乡邻招供，刘三元一向患疯病。经过反复研讯，湖北巡抚宋邦绥等虽认为“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但“恭逢圣世，胆敢假借梦语，肆行狂吠，不法已极”，奏请依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奉旨准行。

        同年八月，又有疯人王宗训以书写“我有天神扶助”“可为天下之主”等“逆词”而被盘获。经查王宗训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审官广西巡抚冯钤等仍以其胆敢妄造逆词，不法已极，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以上诸案，经过审实，与宗教和起义无关，乾隆仍然不放过。这固然是统治者的过度防御，背后仍然有其他策略考虑。对乾隆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的、省事而高效的处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者装疯卖傻，逃过法网。同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制造恐怖，恫吓“愚民”，“务必重处，以儆其余”，使那些正常人越发不敢犯法。底层民众的几条性命，在他的“政治大局”中是不值一钱的。

        我们不能不承认乾隆皇帝对农民起义规律的认识颇为深刻，防范的手段也确实老辣阴狠，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清代后期风起云涌的一次次大起义。一味地迷信打压和控制的统治者甚至自身就受到了惩罚，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击民间宗教的过程中，白莲教起义的怒潮差一点掀翻了他的统治。而在他故去五十年后，正是四次科举没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大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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