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法院的走廊里站满了警察。在下面的单人牢房，代理人哈罗德·沃尔佩和辩护律师乔·斯洛沃看到从福特监狱走到这里的曼德拉。他面带笑容，充满信心，并和以前一样完全能控制自己。一位记者写道，“这位维沃尔德的头号通缉犯戏剧般缓慢出现了，他拾级而上走向法庭，就象一位准备复仇的平静的巨人。”

        8月8日，起诉仅持续了几分钟。曼德拉回答了他的姓名，面无表情地听取了对他的指控：煽动非洲工人罢工、未持有效旅行证件出国。不管提出什么可能的疑点，政府显然并没有掌握他与“民族之矛”关系的证据。曼德拉手戴镣铐，被带回牢房。他的夫人从公众席看着把他带走。城镇的墙壁上写着要求释放曼德拉的口号。国外开始呼吁释放他。伦敦《观察家》报刊登了这位“抵抗战士”的简历。曼德拉被转移到比勒陀利亚监狱，他收到泛非主义者大会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索布克韦因为组织反通行证法示威在1960年被判处3年徒刑。

        在人们期待着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公审时，一个越狱计划出台了，按计划他可以逃离南非。后来由于宣布审判改到比勒陀利亚计划被破坏了。他开始着手制定对付审判的策略。曼德拉决定向法庭挑战，他告诉沃尔佩和斯洛沃他将自己辩护。

        他知道，在许多案件中，南非法庭曾维护过非洲人民争取民主变革的权利，司法官员甚至还公开批判过种族歧视政策。

        “可耻，”曼德拉说，一位总理对提出如此重要问题的信竟然不做答复。秘书一再矢口否认，当曼德拉进一步追问时，他才透露信转到了司法部。曼德拉问他为什么没有对写信人表示谢意并问对如此转信作出什么解释呢？

        他毫无悔罪之意，却似乎对他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他旗帜鲜明地宣布不管判什么刑，他都将继续他的活动。“我们在不正常和难堪的环境下生活，”法官补充说，“如果不能维持‘法律与秩序’，无政府主义就会盛行：法庭不关心政治，只关心维护法律与秩序。”

        力！”并得到三次“属于人民！”震耳欲聋呼声的响应。他被警车带走。拥挤的人群无视不许示威的禁令，沿着马路行进，载歌载舞，高唱“曼德拉继续斗争。”

        但是这样的时刻会到来，就象它以前来到过我的生活中一样。一个人被剥夺了过正常生活的权利，就只能过被放逐的生活，因为政府决定利用法律把非法状态强加于他。被逼迫到这种境地，我并不后悔我所采取的行动……

        11月7日，曼德拉被判处5年监禁和苦役：因“煽动”罢工判3年，未持旅行证件离开南非判2年。

        他说，“我毫不怀疑子孙后代将宣告我无罪。应当被带到这个法庭上的罪人，是维沃尔德政府的成员们。”

        我肯定极其严酷，然而这种生活已经成为我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1958年我与纳尔逊结婚，那时他就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我知道他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死刑。人民给予铁窗之内人的最高荣誉，是保持自由之火燃烧，是继续斗争。我丈夫说得对，在监狱中受煎熬与在监狱外相比算不了什么。我们的人民在监狱内外正在受难。但是只受苦还不够，我们必须斗争。”

        他谈到历届政府使用暴力的情况，谈到1921年在布尔霍克的大屠杀和1924年在西南非洲邦德尔斯瓦特的大屠杀。他说，“政府的暴力只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引起暴力反抗。我们一再发出警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争论将在暴力冲突和武力对抗中告终。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迹象。”

        非国大55年来一直在寻求和平地解决国家的不幸和问题的方法，但得到的结果仅仅是冷遇，并发现他们的抗议不被理睬。

        但是这些例外并不影响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荒唐的司法制度的存在。这些现象不是由于这个制度而产生。这些例外却提供了另一个证据，甚至在这个国家的白人中间也有正直人，他们有公正与正义感，反对他们的白人兄弟们对我们人民的残忍犯罪……不管怎样，一个指挥官如果把胜利寄希望于敌人营垒中同情他事业的几个士兵，那他将毫无用途。一个称职的将军把他取胜的信心寄托在自己指挥下打击力量的优势和事业的正义之上，他必须为这个事业毫不妥协地奋斗到底。

        也许法庭会说，他们至少应该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行事。然而，是政府，是它对法律的实施，使法律受到如此蔑视，而且声名狼籍。曼德拉从他未经审判而定罪和一再被宣布为非法人的经历说明了这一点。“有谁怀疑这样一个被政府宣布为非法的人，应准备去过一种被放逐的生活呢？就象法庭证词所说的我所度过的那几个月一样。对此难道还会有什么怀疑吗？”

        在曼德拉被宣判的前一天——11月6日，联合国大会投票表决，第一次以17票赞成、16票反对、23票弃权，赞同对南非实行制裁，虽然未达到付诸实施所需要的安理会法定多数票，但这是一个开端。就在那天晚上，伊丽莎白港发生了许多破坏事件。

        对方解释道：“由于整个信的调子。”

        ：

        “这就是你要说的所有的话吗？”

        话题转到他的律师生涯上，他讲到因为他是一名黑人而加给他的困难以及司法制度中肤色壁垒的影响：

        全国大会将挽救国家经济的混乱与衰败、内乱和苦难。他在1961年6月26日写给维沃尔德的另一封信中提到这一点。总理的秘书再次承认没有答复此信。

        在回答第二条指控时，他简短地谈了他的非洲之行。

        在执法中严格的种族歧视意味着什么？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很恰当也合乎时宜。为什么在这个法庭上，我面对的是一位白人法官，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白人原告，护送我到被告席的也是一个白人卫兵呢？谁能诚实而严肃地说，在这种气氛下正义的天平会不偏不倚呢？我对这个法庭四处潜伏着的白人占据控制地位的气氛感到压抑。这种气氛使我不由得想起在法庭之外，因同样的白人统治正使我的人民遭受着不人道的屈辱。

        他告诉地方法官：“我希望能够申明，这个案子是对非洲人民意愿的审判，有鉴于此，我想自己辩护是恰当的。”

        他在进一步陈述他的观点时指出，南非白人认为合理而公正的政策，已经引起人类良心和整个文明世界中诚实正直的人们的义愤。

        曼德拉申明：“阁下，我认为我是无罪的。”

        出庭作证的有警察、城镇地方官员、记者和印刷商，他们多数只提供技术证据，证明曼德拉给1961年5月全国罢工进行了准备工作。

        任何明确的回答。曼德拉继续说：“我要告诉你，对这样一封信不做答复，你的总理就不够资格担任这个职务。”

        彼得马里茨堡会议以来，特别是我被捕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很多使我感到骄傲和亲切，但不少是错误的、不妥当的。他们认为运动的进展，人民意志的表达以及他们取得的胜利，他们在这里和国外所赢得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的工作。我必须公开宣布，我只是人民的一员，一切胜利和成就都应归功于人民。

        他的妻子不久就被宣布为非法的人，并受到迫害，温妮听他往下讲：

        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法庭会说：“你们应该向政府提出正式抗议。”我确信，这个法庭既不会这样说，也不会这样做。

        法庭也不能企求人民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人不可能不做事，不说话，不对非正义进行反对，不对压迫表示抗议，不为他们所认为的美好社会和美好生活而奋斗。这个国家的人们也不会这样做。”

        法官确信不疑他是1961年号召举行全国大罢工组织背后的“领导人、煽动者、傀儡领袖、发言人和首脑”。他的活动不仅不合法而且是非民主的。

        在“待在家中”罢工期间曾到处宣传罢工完全失败的警察又作证罢工取得了胜利。原告拿出报纸证明曼德拉2月在亚的斯亚贝巴，同时证明他并没有持有效旅行证件去。

        “你还有话要说吗？”法官问。

        曼德拉接着清楚地讲述了政府在粉碎非暴力罢工中的所作所为，他替所有的政治犯说话，替未经审判继续遭关押、在审讯者任意摆布下孤独地被囚禁着的人们说话。

        1944年他加入非国大，此后，18年来，他一直遵循它的政策，坚持它的目标和观点。非国大的政策和他内心深处的信念相呼应。他说：“非国大寻求所有非洲人的团结，消除他们当中的部落分歧。它力图使在生来属于自己的土地上非洲人获得政治权力。非国大认为，所有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集团，也无论他们皮肤的颜色，只要他们以南非为家，相信民主和人人平等的原则，都可以认为是非洲人。”

        长禁止在审讯曼德拉期间在任何地方举行任何支持他的集会。10月22日，拥挤的人群聚集在比勒陀利亚古老的犹太教堂外面等候曼德拉的到来。在教堂里面，法庭上挤满了警察和旁听者，其中有身着滕布人民族服装的温妮·曼德拉。就在19个月以前，曼德拉曾与其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的人一起站在这里，听法官宣判他们所有的人无罪。现在，当身穿着人民赠送的豺皮袍的曼德拉进入法庭时，旁听者和记者们都站了起来。他举拳高呼“权力！”人们以“属于人民！”的呼声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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