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3年炎热的夏季之后，政府的诉讼逐步展开，尤塔提到在利沃尼亚查获的几百份文件，包括标有警察局、班图政府办公处、发电站、铁路线和非洲人警察住址记号的地图。尤塔经常引用的一个文件叫做“马伊布耶行动”计划。它概述了游击战和外国干预问题。布拉姆·费舍尔把它描绘成“一个完全不现实的、出自一些幼稚和冒险的想象的计划。”它在曼德拉被捕后出现，因此曼德拉对此一无所知。但有关曼德拉访问旅程中日记却在利沃尼亚被查获。他以为已经被毁掉，实际却没有。这是典型的忽视安全。

        对这些强化警察国家的法律，一直坚决提出反对意见的是一位议员——海伦·苏兹曼。她是白人中为一个更人道的社会而努力的人士的代表。这些人中有律师、教士、工会活动家和学者。参加过破坏活动的一些白人和一两个有色人，很快也遭到围捕和90天的关押，有些人逃离南非。

        年轻的律师们和布拉姆·费舍尔默默握手。拯救这些人的生命是他的首要责任，他们免于死刑是他在法律上的胜利。

        不要威胁人员的生命，尤塔仍然在谈论杀人和企图杀人。这引起辩护团的愤怒。起诉中没提出任何有证据的断言。法官承认除民族之矛外，其他组织也从事破坏活动，并承认在所提出的193起事件中，无一件造成人员死亡，而且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被证明是民族之矛的责任。

        从一开始，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就对他们的辩护人明确表示，他们对这个审判的法律方面不感兴趣，而要将它作为一场政治斗争。他们决心骄傲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敌人面前表现轻蔑。他们准备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使政府倒台为目的的政治运动；他们不同程度地了解或参与了军事和半军事性行动。如破坏活动的准备工作。他们都欢迎有这样的机会，利用法庭作讲坛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澄清他们对南非的主要政治问题所持的立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泄露有关他们组织的情况，也不会透露有可能危及他人的情况。

        我们，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导人，一直劝说他们避免暴力而采取和平手段。当我们的一些人在1961年5月和6月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不能否认，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非种族主义国家的政策一无所获。我们的追随者开始对这个政策失去信心，正在产生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的想法。

        “通行证法”，是非洲人最为痛恨的立法之一。它使任何一个非洲人都随时受警察的监查。我怀疑，在南非是否有一个非洲人男子不曾因为通行证而与警察有过接触。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因为“通行证法”而被关进监狱。更糟糕的是“通行证法”使丈夫和妻子不能生活在一起，而导致家庭生活的破裂。

        7月12日，保安警察进行了一次最惊人的突然袭击：西苏鲁和另外8个人在约翰内斯堡郊外利沃尼亚一所房子里被捕。曼德拉在从事地下活动期间曾住过这所房子。据说，警察曾威逼和收买一个按90天拘留法被关押的人，是他提供的情报。但是可以肯定，利沃尼亚这个政治集体中的某些人对他们的安全过于自信，在隐蔽时，他们在一个不现实的“地下”世界中活动。尽管总把政府称为“法西斯”，但他们没有以应有的警惕对待它，这个失误将继续削弱解放运动。一大批可以作为罪证的文件被警察发现。后来又有3人被逮捕。

        非洲人想得到足以糊口的工资。非洲人希望从事他们能做的工作，而不是做政府认为他们应做的工作。非洲人期望他们在哪里工作就在哪里居住，而非被强迫离开不是我们出生的地区。非洲人希望在他们工作的地方能拥有土地，而不是被迫住在租来的永远也不会是他们自己的房子里。非洲人希望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而不是被限制在他们所居住的黑人区。非洲男人希望与他的妻子和孩子住在他工作的地区，而不是被迫在男人单身宿舍过着不符合人之常情的生活。非洲妇女希望和她们的男人在一起，而不是长期在保留地寡居。非洲人希望在晚上11点钟以后可以出门，而不是象孩子那样被禁闭在家里。非洲人要求能在自己的国内旅行，在他们愿意的地方工作，而不是到劳工局所指定的地方去。非洲人要求在整个南非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他们要求在社会中有安全感和社会地位。

        南非白人舆论中极端对立的观点反映在两份报纸的社论中。一份阿非里卡人国民党的报纸说，“利沃尼亚的阴谋是十分邪恶的计划，有人企图发动黑人革命而使白人失去自由的生活方式。”《兰德每日邮报》则认为，这次审判抓住人心之处，在于它告诉人们“一个为自由和尊严而斗争的经典故事，它的失败具有希腊悲剧色彩。利沃尼亚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名字。”

        他叙述了自己的非洲之行，他对战争艺术的研究和他所接受的训练课程。法庭上有他对这些事情所做的几本笔记，这是在利沃尼亚得到的。

        一向彬彬有礼的费舍尔对法官表示赞赏。他告诉尤塔：“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都知道刑法的条款。”然后继续说，“我请纳尔逊·曼德拉发言。”

        被告刚刚申明完毕，原告波西·尤塔就开始散发他的演讲稿：1份给法官，1份给辩护团，8份给新闻记者。他清了清喉咙，正准备宣读，被站起来向法官提抗议的费舍尔所打断。他指着尤塔前面桌子上的麦克风，问法官是否知道南非广播公司企图向全国广播起诉人的讲话——这是一个最不寻常的程序。

        他引用了约翰内斯堡这个最繁荣地区，一般非洲人家庭中46% 的家庭入不敷出。伴随着贫困的是营养不佳和疾病盛行。南非是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非洲人抱怨的不仅是贫困。白人制定法律却是为了保持这种状况。“因摆脱贫困有两条路。第一通过正规教育；第二工人在工作中提高技术以提高工资。就非洲人而言，这两条道路都通过立法被有意识地剥夺了。”

        《大宪章》、《民权法典》，是全世界民主主义者所心仪的文件。他补充说，他非常欣赏英国的政治和司法制度，以及美国的国会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他的思想受到西东方两方面的影响，他希望在寻找政治解决方案时完全客观。

        审判开始五个月后，1964年2月29日，当局结束诉讼。辩护团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准备。他们力量不足但任务艰巨：分析几百份文件和陈述，采访全国各地的证人，并且要得到每一个被告和陈述。困难的增加不仅由于谈话被窃听而拖延了他们的工作，而且还由于新的接待室很不方便，不象以前那样随便坐在一起。现在被告与律师们被一个高台子所隔开，上面有铁栏杆，高台两边各有5个固定在水泥地上的凳子。

        他提醒法庭记住，暴力已成为南非政治舞台上的特征：“在城镇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小组，他们自发地制定计划进行暴力形式的政治斗争。如果不加以适当的引导，会面临这样一种危险，这些小组可能对非洲人采取恐怖行动，也会对白人这样做。”特别引起不安的是农村地区出现的那种暴力，“这种暴力越来越成为他们内部的冲突并不是和政府的斗争。虽然和政府的斗争是引起暴力的原因。这种内部冲突，除了造成伤亡和仇恨之外，别无所获。”

        这种合作的另一个例证完全可以从民族之矛之中找到。民族之矛成立后不久，有成员告诉我，共产党会支持民族之矛，后来的确这样。

        在监狱里，所有的人都按种族关在各自隔离区内，但每晚都有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狱卒的喊叫在傍晚停下来之后，歌声开始在牢房中回荡，非洲人高唱起传统的民歌和自由之歌。在熄灯前歌声逐渐消失。在寂静中，有人高喊一声“权力”——曼德拉的声音？可能吗？一个白人被拘留者惊讶地想。四周立即响起了应答：“属于人民！”

        的一种畏惧。有一次，当他向一个白人看守提出抱怨时，得到的反驳是：“你们当政时，对我们也会这样。”

        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正在进行着的斗争。这个斗争是真正民族性斗争，它是非洲人民的斗争，是因他们自己的苦难、自己的遭遇所激起的斗争。这也是为生存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辩护团在曼德拉和其他人是否应该作证问题上发生分歧。乔夫特别反对他们在法庭上受盘问——他一向敬仰和崇拜这些人，不能让尤塔那样的人讥讽他们。但是乔治·比佐斯坚持，除非他们能提供证词并使法官相信，他们从未决定进行游击战，否则将是死刑。另外，他感觉，法官在听到他们在证人席上的发言后，就更难把他们送上绞刑架。费舍尔不否定任何一方的意见，他要问被告的态度。

        他申明，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有区别，前者永远保持群众政治组织的性质。至于民族之矛，它的创建者感到，这个国家正在陷入黑人和白人相互斗争的内战，在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这种前景。“我们需要一个灵活的、能根据形势的需要而随相应变的计划。首先是，这个计划必须承认内战是最后一着，把对这个问题的决定放到将来。我们不想被投入内战，如果内战变得不可避免，我们打算做好准备。”在四种可能的暴力斗争形式中，选择了破坏，并在作出其他决定之前要尽量采取这种方式。

        确实，象我已经说明的，我受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很多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如此。象甘地、尼赫鲁、恩克鲁玛和纳赛尔这些不同的人物都承认这个事实。我们都以为有必要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以让我们的人民赶超世界先进国家，摆脱历史所遗留下来极端贫困的状况。但是，这并不说明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从他自身的经历，从他作为律师和政治领导人中所见到的一切，曼德拉明确指出了非洲人民在宣称代表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政府的统治下，所遭受的苦难和他们的愿望：

        法官将在第二天宣布他们刑罚。法庭休庭。曼德拉向他的妻子和母亲招了招手。当曼德拉等人乘一辆重兵押解的囚车回去时，他们从铁窗伸出手来，向欢呼的人群致以传统敬礼。阿伯蒂娜·西苏鲁带领人们唱起《上帝赐福非洲》。

        法庭外面的大街上，温妮带着女儿泽妮和津姬等着最后看她丈夫一眼。但是人群太拥挤。当曼德拉等人的囚车走过时，口号声响成一片——“权力！属于人民！”美国广播公司“全景图”电视节目记者鲁宾·戴找到温妮进行了采访，她发表了强有力和勇敢的声明。然后，她钻进自己的汽车，一面向人们致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敬礼，一面开车离去。当她回到奥兰多家里时，让孩子们睡下以后，她再也忍耐不住而痛哭起来。

        但是白人政府一直不为所动。非洲人的权利不是增加却是减少了。我的领导人卢图利酋长，1952年成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曾说过，“谁能否认，30年来我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温和地、有节制地叩打一个关闭的、紧锁的门？温和态度的结果是什么呢？过去30年来人们看到的，是大量的用来限制我们的权利和发展的法律，致使我们今天处于几乎无权的地步。”

        艾伯特·卢图利在一篇向全世界发表的感人声明中说，利沃尼亚案的被告们代表了南非政治斗争中“最崇高的道德和论理”。他呼吁“南非最强大的盟友——英国和美国……采取最坚决的行动进行制裁”，以“尽快结束这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制度”。

        只有莱昂内尔·伯恩斯坦被宣判无罪，但当即又遭斯旺波尔逮捕。罪名是过去某时曾违反对他的禁令。

        因此，在1961年6月初，他和其他同事开始筹划成立民族之矛。

        “我认为，尤塔博士，”法官回答，“被告的辩护人有足够的经验对他的委托人提出建议，而无需你的帮助。”

        这些人的举止很坚毅，但在几个月的单独禁闭之后，他们看上去很憔悴。布拉姆·费舍尔对他们所受的待遇提出抗议，并且要求法庭休庭并改善被告的监禁条件。他的争辩获得成功。

        曼德拉继续说：

        之中，这是南非白人的特点。

        白人报纸发表文章说从事破坏活动会被处以死刑。如果这样，怎么能使非洲人避免恐怖主义的行动呢？

        6个被捕的白人中，有两个从拘留所逃跑，另一个在压力之下同意出庭作证，后来逃离南非。第4个因证据不足，很快被释放。剩下的两个人中，一个是莱昂内尔·伯恩斯坦，他是一个设计师，是叛国罪审判的被告之一。另一个是丹尼斯·戈德伯格，工程师，来自开普敦。

        法官下令拆掉那个麦克风。尤塔开始发言。他宣称民族之矛的活动是企图造成“混乱、暴力起义和叛乱，随后在恰当的时候使外国军事力量侵入这个国家。”他还补充说：“在混乱、骚动和无秩序的状态中，企图建立一个过渡性的革命政府以接管行政部门并控制这个国家”。

        1963年5月26日说成是“和发动游击战争相呼应的群众起义日”。这个日子的选择使被告和他们的律师感到迷惑，因为当时除炸药外，民族之矛只有一支汽步枪，曼德拉曾用它练习过打靶。

        6月12日，从威特沃特斯兰德到比勒陀利亚间40英里长的道路上，到处是警察的路障和武装部队。正义宫外面众多的人静静地等了好几个小时。妇女们举着标语牌：“支持我们的领导人！”“不要眼泪——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乔夫开始不断往监狱里送标明给曼德拉的一本本文件和书籍。这些书包括经济学论文集和托尔斯泰的，曼德拉很想看这本书。监狱当局把这本小说退给乔夫，并说明上司不许把共产主义的书籍送进监狱，有关战争的共产主义书籍，绝不能送。

        已经服刑期满的政治犯还可以立刻重新逮捕；一项针对罗伯特·索布克韦的法令就是如此。索布克韦在服完3年刑期后，又被被捕拘禁到罗本岛，单独关押在一所小房子里。

        曼德拉慢慢站起来，整了整他的眼镜，然后平静地、不慌不忙地开始宣读：

        他坐下。旁听席传出深深的叹息声。接着又是一片沉寂。然后法官对布拉姆·费舍尔说：“你可以叫你的下一个证人。”

        曼德拉说了4个多小时。现在是第二被告沃尔特·西苏鲁。作为辩护的主要证人，他要反击原告长时间的进攻。然而一旦掂量出尤塔的分量，西苏鲁就忘记了自己是处在被告席上。他有11年没在公共场合露面了，现在他却要控制这个讲坛。他和戈文·姆贝基的任务是讲清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民族之矛的不同。姆贝基、卡塔拉答和伯恩斯坦讲他们长期忠于共产党。所有的被告都坚决否认制定过游击战计划。

        丹尼斯·戈德伯格，作为被告中唯一的白人，被送回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曼德拉、西苏鲁、姆贝基、姆拉巴、莫索莱迪、姆兰盖尼和卡特拉答被飞机送往罗本岛。他们拒绝对判决提出上诉。

        曼德拉和另外6个人对有些指控给予承认，卡塔拉答，伯恩斯坦和姆拉巴则否认了所有指控。这就面临着两个问题，对否认所有指控的怎样判决？对承认有些指控的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会不会判死刑？

        说到此，我必须立刻并且详尽地谈谈暴力问题。法庭所提到的事情有些属实，有些却不属实。不管怎样，我不否认我策划了破坏活动。我这样做不是轻举妄动，也不是因为我喜欢暴力。我制订的计划是对政治形势行进了冷静而认真的分析估计的。这种形势产生于白人对我们人民多年的暴政、剥削和压迫。

        政府曾提到民族之矛的成立是受共产党的启示，共产党则企图利用“假想的苦难推动非洲人民参加军队，这表面上是为非洲人的自由而战，实际上却企图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

        “阁下！”尤塔站起来丧气地喊了一声，请求法官提醒被告，他从被告席上发言，还不如接受法庭盘问。

        做还有一个好处，是使监狱当局忙个不停，更不要说尤塔。“顺便说一下”，曼德拉大声对乔夫说，“我需要叛国罪审判的档案，以准备我的证据”。他一面微笑着想象尤塔不得不刻苦钻研100本厚厚的档案，一面烧掉乔夫的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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