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非和海外，对温妮·曼德拉及其同事所遭到待遇的抗议越来越高涨。6月份，在一名被告从该案撤诉而面对另外的控告之后，温妮和其他19人再次受审。这次指控是根据“恐怖主义法”。1970年9月14日，法庭再次宣布他们全体无罪释放。他们在单独监禁中度过了491天。

        在仲夏，曼德拉和隔离区的同志们出去到石灰矿劳动，他们每两人一对，脚踝锁在一起，每天蹒跚地走到岛的中部。当另一队作业小队走近时，后者被命令停止前行，背过身子，等着这些人走过去。不许交谈，不许交换眼色互相鼓励。可是当局不能阻止他们观赏岛上开满黄花的灌木和桉树，偶然会有一只小鹿或一只鸵鸟。而在东南远方，隔着波光闪烁的海面，是桌山上的一片朦胧景色，隐约闪现在开普敦的上空。

        们的遗骨与那些被判无期徒刑的黑人囚犯和放逐者的骨头混在一起。1959年，南非司法部长沃斯特宣布，罗本岛是一个用于“非白人犯人”的有最大程度安全措施的监狱。由于不允许任何船只驶进1英里以内，而且海面上冲荡着湍急的海流，据说该岛固若金汤。

        海伦·苏兹曼到罗本岛和他们商谈那个请愿书，并指出：“不同之处是你们的斗争还在继续。的确1915年的反叛者被释放了，但他们的斗争已被挫败，你们准备说你们将放弃武装斗争吗？”

        她从一个腼腆的姑娘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少妇，她有一种象她丈夫的意气风发的活力。孤独和各种负担已经令人难以忍受，而孤独又加重了她对人轻信的弱点。几年后，两个她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都是警察的告密者。当保安警察散布她本人是一个告密者的谣言时，她极为痛苦，受到一些政治上朋友的排斥。当局总会让在罗本岛的曼德拉听到这种闲言碎语；可是他设法捎出口信，要求在这样困难的时期帮助他的妻子。

        年复一年，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一直在做苦役。不挖石灰石或不砸石头时，他们就得修路。一次他身体不舒服举不动沉重的大石头扔卡车上。总监狱长正和狱长一起视察，看到了曼德拉没执行命令。他被控诉为偷懒和不服从合法的指挥，受到罗本岛司法官的审讯，被判罚6天的单独监禁，吃节约餐。单独监禁的牢房冰冷，而节约餐就是煮过米的汤水。

        斯述说过这种情景：晚上，看守们走后，某个犯人会开始打口哨吹一支曲子——虽然吹口哨被禁止——于是就会听到来自另一牢房的应和声，直到口哨声四起，形成小型的口哨乐队。

        当第一次探监日期到来时，她和阿伯蒂娜·西苏鲁和卢图利的女儿阿伯蒂娜·恩加卡纳(她的丈夫正在短期服刑)一起出发。她们行程近千英里来到开普敦。到达码头时，她们要在犯人探监登记簿上签名，同意遵守以下规定：不许带相机、不许带猫、不许带狗、不许带16岁以下儿童。坐渡船过海需要45分钟，最后她们到了罗本岛。狱吏把她们从码头押送到探视室，一路上别无所见，一边是高墙把监狱遮掩起来，另一边是海。温妮第一次听到在未来岁月中她每次探监时都听到的警告。一个高级军官告诉她，她不能讲科萨语，除自己的孩子和“直系亲属”以外，也不准说任何人的任何事。如果她违反这个规定，就要停止探监。

        曼德拉的牢房很典型，约7英尺见方，一个40瓦的灯泡照明，地板上扔着一个垫子和两条毯子。狱中的短裤和黄卡叽布衬衣、薄薄的线衣和茄克很难抵御夜晚的寒冷。太阳出来之前他们就被叫醒用凉水洗脸、刮脸、清理便桶。他和难友们——大约有30人——轮流分发早餐：每人都有粥，但是印度人和有色人还能有一匙糖和一份面包，非洲人则只有给半匙糖，没有面包。玉米、无味的汤和清咖啡是另外两餐的主要食物，有时给添小块的肉或一些蔬菜。

        经过5个月的单独监禁，这些犯人被带到比勒陀利亚古老的犹太教堂法庭受审。用轻机枪武装起来的警察列队集结在外面。他们根据“恐怖主义法”被拘留，现在他们却发现在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被指控：给非洲人国民大会输送人员，为破坏活动寻找目标，散发违禁文件和利用葬礼来推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政治目的，以及和游击队有联系以及助长白人与非白人之间的敌对行动。

        1967年7月艾伯特·卢图利酋长去世。他在散步经过一座铁路桥时，被一列火车撞倒。许多人，包括他的家人，怀疑官方调查的结论，那是一次因他耳聋造成的事故。

        60年代初，体罚让位于破坏犯人士气的做法。埃迪·丹尼尔斯(一个自由党党员和“非洲人抵抗运动”的破坏活动人员)说：“我们到了监狱，政府有两个目的：摧残我们的士气和让世界忘记我们。他们却灰溜溜地失败了。由于有曼德拉和西苏鲁在一起，我们没有被削弱；他们帮助你，使你坚强起来。”他还说，“曼德拉教我如何顽强生存。当我生病时，他让所有的人照料我。他还亲自来看我。他甚至给我倒大小便。”

        1965年人们很振奋。因为他们听说：布拉姆·费舍尔在领导非法的共产党而将受审时，转入地下，力图恢复斗争。大约有一年，他躲避了当局的逮捕。政府通过一项新的法律：保安警察想要提审任何人，都可以拘留180天，单独监禁。不出几周，他们得到情报，费舍尔也被逮捕受审，被控与他在“利沃尼亚审判”中为之辩护的人同谋。他被判有罪并判处终身监禁，和其他白人政治犯一起关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

        政府还不满足于这种卑鄙的迫害形式，强化了对温妮的禁令：1966年她又被禁止书写或发表任何东西。1967年两次被捕，被指控触犯了这样那样的禁令。在警察局牢房里拘留了4夜之后，她又被判处14个月的缓期徒刑。

        温妮的朋友们——其中有尚蒂·奈杜，一位青年妇女，她的父亲被为甘地所收养过——以超人的勇气拒绝为政府作证，受到更长时间的监禁。20名证人的证词软弱无力，以致政府自己要求对全部被告宣判无罪。

        始认识到他是多么酷似她们的父亲。泽妮常常回忆那些年母亲唱着科萨摇篮曲的情形。

        孩子们很小时我就将她们放在寄宿学校，起初在斯威士兰一个罗马天主教会学校。有讽刺意义的是，学校名字叫“忧伤圣母”。所以实际上她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

        从看守们的行为常常能够觉察到外面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时，曼德拉和岛上的犯人们就会受到更粗暴的对待。例如1966年纳米比亚爆发的武装斗争，就是这样。政治犯只得知事情的梗概，详细情况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安丁巴·贾·托伊沃被押到监狱后才清楚的。托伊沃关在“隔离区”，服20年徒刑。非洲解放斗争不断出现新局面：安哥拉、莫桑比克以及纳米比亚的斗争都在扩展。

        他喜欢说他在滕布兰度过的青年时期和谈论他的非洲之行，有时随着幽默感所至也对逸闻旧事加以发挥。他谈起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事，描述他在加纳乘坐一架由非洲人驾驶的飞机时所感到的惊慌失措，他们怎么能驾驶大型喷气式飞机呢？他的不信任完全情不自禁，这无疑是在南非所受教育的结果。在飞行中，当驾驶员出来和乘客聊天时，他想，这些非洲人是多么不负责任啊！他不知道这架飞机是自动驾驶的。

        他的一个难友帕斯卡尔·恩加卡尼博士说：“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你总会找到东西乐一乐。”“这是人性中的保护机制。有一次，监狱看守让我们凡有驾驶执照的站到一边来！我们中会开车的就都站到一边，我们想，让我们去开卡车，可交给我们的却都是独轮车！”

        J·B·沃斯特接替维沃尔德博士担任了总理，后者于1966年9月在白人议院中被一个精神错乱的白人信差所刺杀。

        在采石场，脚镣被打开，犯人们用尖镐和铁锹先挖出石灰石，然后将石灰石板装上卡车。在炎炎烈日之下，他们被赶进的大坑好象一个火炉，石灰反射着刺眼的阳光，他们从下到上都被炙烤着，而看守们却逼迫他们加紧干，喊着，“干活，嗨，干活！”他们一小时一小时地挖掘、装车，四肢和腰背酸痛，脚踝和手都磨起了泡，眼睛里是沙子，疼痛难忍。到下午他们一瘸一拐地回去，浑身都是石灰末。他们直接去冲澡，然后筋疲力尽地倒在牢房的垫子上。每晚看守一下班，透过牢房的墙壁传出犯人们一起祈祷，一起唱自由歌曲的声音。

        被捕两星期后，在蛮横的斯旺波尔少校指挥下，开始了审讯。整整5天5夜不让温妮·曼德拉睡觉，一组一组的保安警察连续不断向她提问题。第3天，她伸出自己发紫的肿起来的手脚向他们提出抗议。她感到头晕，她的心脏在颤动。斯旺波尔奚落地说：“天哪，你要马上完蛋，也给我们留下一些遗产，千万不能把所有那些东西都带走。”

        温妮·曼德拉被指控从她在罗本岛囚禁的丈夫那儿接受“指示”。总之，罪状在说他们在约翰内斯堡、东开普和纳塔尔恢复了非洲人国民大会。总有80名证人，证人中大部分是在监禁之中。令温妮感到特别痛苦的是她最小的妹妹诺尼亚尼索“公主”遭到监禁。在她们的母亲去世后，她曾象母亲一样照顾这个小姑娘，背在背上，领着她走很远的路。

        在奥兰多家里，温妮告诉孩子们关于她们父亲的情况。泽妮所能记得最后见到父亲的场合，是人群和司法大厦外面的小汽车。随着日益严格的禁令限制，她们的母亲不能陪她们上学。温妮描述了禁止她进入学校和在奥兰多之外禁止她访问任何非洲人居住地区及对她生活的影响：

        禁令也停止了温妮在儿童福利部的工作。警察对雇主们的威胁增加了她谋生的困难：从城里一家家具店到一家干洗店，然后又去修鞋店。

        丈夫和妻子终于又聚在一起，每人有二三名看守陪着，彼此只能透过小窗模糊地互相注视；通过看守控制的电话听对方讲话。以这种不自然的方式，他们尽情分享着彼此的生活。那时泽妮6岁，津姬4岁半，他们谈论女儿的发展和需要。津姬刚刚去幼儿园，但她不愿待在那里，她要象姐姐一样去上“正式”学校，曼德拉同意了温妮的意见，说她可以这样做。看守喊了一声“时间到了！”半小时的会见便突然结束了。

        温妮后来说：“正是那段经历，使我认识到阿非里卡人害怕黑人的程度。也是那个时候我发现了自己以前从未有过的那种仇恨。”

        在几个月里，纳尔逊·曼德拉无法得到关于妻子的准确消息。在拘留中她不准写信给他。她被捕两个月后，狱长把曼德拉叫到办公室。通知他，他们的儿子滕比在一次车祸中丧生。曼德拉回到自己牢房，一直待在那里。最后沃尔特·西苏鲁问出了什么事；曼德拉对他说了，两人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

        但是1个月后，她得到离开奥兰多的特别许可，终于可以去看望她丈夫半小时。他们彼此已2年没见面。

        在南非，政府通过了“恐怖主义法”，并在1969年5月12日凌晨2时开始第一次大逮捕。在曼德拉家里，泽妮和津姬正在度假；她们和母亲正睡着觉，警察砰砰地敲门，手电筒从窗户往里乱照。他们命令温妮穿好衣服。由于孩子们紧紧抓着她的裙子，恳求警察放开她，温妮还要求把她们送到她姐姐尼基韦·克萨巴那里，她就住在附近。她的要求被粗暴拒绝，她只好将孩子留在家里。仅仅两天前，她到一个专家那里就诊，诊断温妮有心脏病——保安警察也知道这个情况。第二天早晨孩子们去找她们的姨妈时，她们没有一点关于温妮的去向以及她健康状况的消息。在罗本岛，曼德拉不久就知晓她已被捕。

        10月，对她又有新的禁令，期限5年：不但被限制不能离开奥兰多，而且每夜和整个周末以及公共假日都受软禁，任何时候不许会客。一次她生病，她的姊妹当中的一人来看她，温妮立即被捕，理由是独犯了后一项禁令。折磨似乎没有尽头。

        在罗本岛，曼德拉草拟过一份请愿书，由他和其他21人签名，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请愿书指出，亲德的阿非里卡人民党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背叛国家——造成数以千计的伤亡——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时再度如此，可他们服刑几年就被释放。曼德拉和其他签名者要求也享受同样待遇，并且指出他们一直得到不同待遇，就因为他们是黑人造反者。

        时常抱怨的是医疗工作的疏忽大意和麻木不仁。监狱长的定期换任也使他们不安：每个新官都有他自己的馊主意，犯人们必须重新设法应付。有一个监狱长绰号叫做“铁汉”，幸亏只待了6个月。后来有一任狱长稍微好一些，他确实听取犯人的抱怨，可是他又被换走了。

        她可以听到隔壁房间打人的声音和审讯者的笑声。一些被拘留者则被迫昼夜赤脚站在砖上，直到他们被折磨得倒下，再强迫他们站起来。有的人被捆住手腕吊起来打。审讯者随心所欲进行各种各样的残暴殴打和侮辱。许多犯人死在酷刑下，其中有伊马姆·哈龙，一位被拘留的开普敦宗教领袖。

        最初温妮被关在一间小牢房里。她后来叙述说：

        在他46岁生日前不久，曼德拉再次被送到罗本岛。这个岛位于开普敦西北约7英里处，是一块小小的裸露着岩层的土地，岩石嶙峋，疾风劲，周围海面波涛汹涌。和曼德拉一起来的，还有西苏鲁和利沃尼亚审判案的其他难友。在罗本岛，他的朋友照他的部落名字叫他马迪巴。

        《纽约时报》1970年2月25日发表评论说，起诉的战略看来很清楚，它根据“恐怖主义法”将被告关押，直到以其他方法能得到或捏造更多的“证据”，这种野蛮方式已成为南非“司法公正”的一个特点。

        在院里劳动的最初几个月里，一名报社摄影记者得到允许为在砸石头的人拍照，并在休息时拍了一张曼德拉和西苏鲁在一起的照片：这是整个漫长的监狱生活中他们拍摄的仅有照片。

        多年后她这样说那些折磨人的日子对家庭的影响：

        隆冬，岛上阴湿寒冷，在浓雾弥漫的天气里，从灯塔传出的雾角声凄惨地回荡着。看守们——其中一人手背上刺着字花纹——骂骂咧咧地指挥新到犯人的每一个动作。开始时他们和其他“政治犯”关押在旧监狱，洗澡时要脱光衣服跑到大约有200码远的津克监狱的盥洗室。他们在牵着阿尔萨斯狗的人员监视下进行劳作，建设一个新的有88间牢房、有最大程度安全措施的“隔离”区。这些牢房他们会首先住进去，这从刻到水泥板上的他们的姓名可以证明。一堵30英尺高的墙将他们和其他牢房隔开。这些单独囚禁着的政治犯占着一个中央大院的一边；另一边是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刑事犯。
请记住本书首发域名：966xs.com。966小说手机版阅读网址：wap.966x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