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一词，在英语中，是os，或者universe，其他西方语言也大致相仿。现代英语的os和universe基本同义，两个词的区别在于，前者来源于希腊语，表示“秩序”，与“混沌”（cere的过去分词）组成，表示朝着同一个方向行动的整体，其引申义，就是全部物质现象的总和。

        在我们中国人的哲学里，所谓“宇”，就是天地四方，泛指空间，所谓“宙”，就是古往今来，泛指时间。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空间和时间的总体，简单明了。中国人造词的智慧，比起西方人来，高明得不止一点两点。

        更高明的是，依此理论，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宇宙。人是狭义上的空间和时间的总体。

        的确有人以宇宙自居的，这个人就是侯景。侯景的一生，那是相当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到必须要用宇宙来形容的地步。成就侯景的不可思议的，则是另一个不可思议的人——南朝的梁武帝。“不可思议”，出自《维摩诘经·不思议品》，是佛教里的名词，而梁武帝正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甚至不客气地说，是一个有些极端的佛教徒。

        关于梁武帝对佛教的虔诚，正史上的记载非常详尽，《梁书》说他“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他所主持编译的佛经就有数百卷之多，境内修建、供养的佛寺近三千所。“寺”本是古代行政机构的名称，比如光禄寺、大理寺，宦官最初的称呼之一，就是寺人。南北朝时代的佛寺文化在世人心目中落地生根，以至于今天的很多人一提到“寺”首先联想到的是佛教寺院里的僧侣，而不是大理寺里的包拯。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数字只有可能保守，绝没有夸张。南朝的寺院与浮屠（即佛塔），与北朝的石窟与佛像相映生辉，是中国佛教文化古迹上的一对奇葩。

        为了将佛教演变为教化万民的一种信仰，梁武帝“以身作则”，于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在宫中的华林园受菩萨戒，法名冠达。在世俗世界里，他是国家的皇帝，在佛的世界里，他是修行的菩萨，“皇帝菩萨”的称呼，也由此而来。光受戒还不够，他又在皇宫隔壁修建同泰寺（“同泰”一词，取自他的年号“大通”的反语切音），并进寺讲经说法，向万民宣扬佛学思想，即所谓“舍身寺奴”。

        第一次“舍身”，发生在普通八年（公元527年），之后，梁武帝又在大通三年（公元529年）、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和中大同二年（公元547年）三次入同泰寺“舍身”，且一次比一次的时间长，到了第四次，前后长达四十七天。这四十七天里，梁武帝的身份是“菩萨”，梁国在事实上处于无君的状态。他在寺内只穿法服，除此以外的一切物件，一概摒除；他多次举行四部无遮大会（四部，即僧、尼、男女居士；无遮，又称无碍，范围更大，是允许任何人自由参加的法会），讲《涅槃经》和《三慧经》，听众达到数万。

        皇帝“舍身”为“寺奴”，国又不可一日无君，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凑足钱财为他“赎身”，一共花费了三万亿钱（一说四万亿）。

        所以说，梁武帝是位不折不扣的“佛门天子”。批评家们往往喜欢强调他佞佛，抛开意识形态，他对于佛教学说的贡献，对于佛教文化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他在佛学上最为有名的一套理论，是“三教同源说”：佛、儒、道三教，本源是相同的。

        佛、儒、道三教之间的对立与争执，由来已久。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原之前，儒、道就有了数百年的争执，佛教从西域传入后，宗教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到魏晋南北朝达到一个高峰。比方说儒佛争论中的礼制问题，僧人觐见皇帝是否应当行士大夫的跪拜礼节，从东晋到刘宋都有过大规模的辩论，跪拜令屡颁屡废，出世的僧人还是占了上风。

        又比如道、佛之争，西晋道士王浮撰写了一部《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出关，往生西方后，才有了佛教。这一说法自然遭到了佛教信徒的不断攻击，刘宋末年，又有道士顾欢撰写《夷夏论》，极力诬佛，两家的争论升级。佛教徒说，佛祖派了三个弟子到中国，一个是孔子，一个是颜渊，另一个就是老子。大家各自意淫，争吵也得不出个结果。

        梁武帝颁布《舍道诏》，将佛教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宣布佛教为国教，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裁决。但是他不把儒、道两教一棒子打死，因为他本人在儒、道方面的修养都不低，留下了很多注解孔子、老子思想的著作。他认为儒、道也有不少优点，三教不应对抗，而应融合，彼此作为参照与补充。他常常称释迦牟尼、孔子和老子为“三圣”，也重视儒、道两教的作用，大力开办经学馆，敬重著名道士陶弘景，等等。这些举措，是相当符合他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的。

        梁武帝在三教同源说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了很多容易接受的佛教戒律，对今天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开僧人必须吃素之先河。

        素食之风于中国，比较有历史。道家的养生之道中，就包含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饮食理论。文人喜欢搞素食斋禁，有甚于现代的女生瘦身行为，是一种风尚。如果干涉别人的吃素行为，那就可能有坐牢的危险，弄不好还会掉脑袋，更夸张的是，如果在吃素的时候不小心放了一个屁，被人听到了，那叫“坐斋不谨”，也会被砍头。（如此看来，古人玩时尚，可要比现代人喜欢玩的“极限大挑战”刺激多了，搞不好就把小命扔里头。）

        相对来说佛教就比较人性化了，它有所谓吃“三净肉”的说法，即：一谓眼不见杀；二谓耳不闻杀；三谓不为我杀。只要符合这三个条件，信徒是可以吃肉的。今天很多地方还是如此，不说远的，我有一位泰国的朋友告诉我，泰国的和尚就吃肉。

        “荤”的本意也不是肉类，“荤”通“熏”（粤语里这两个字就同音），是指气味熏人的蔬菜，比如葱、蒜、韭菜等（今天不少人，尤其是女生，不喜欢吃这些，说起来也是很有修行潜质的）。“荤”字从草而不从肉，便是明证。

        慢慢地人们的思想又有了“进步”。佛教徒相信六道轮回，一切众生，生生死死，因因果果，永远在里头死循环。今生你吃了猪，下辈子你就要做猪被人吃，吃来吃去，都是受苦，太可怜了。（这逻辑实在荒谬。听过一个笑话：有个和尚劝一个杀牛的改行，说你杀牛杀多了，来世要变牛的。结果杀牛的说：“既然如此，那我还是杀个和尚吧，因为我来世想当和尚。”）

        梁武帝想治标也治本，就在受戒之前，下一道诏令，干脆规定，僧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吃肉。他自己做得特模范：每天只吃一餐，内容以豆羹米饭为主，没有一点油腻荤腥之物，非常简朴。而且，他还改变早年一度沉湎女色的作风，绝断房事，五十岁后再也未临幸任何女子。

        除了食素，寺院撞钟的传统也源自梁武帝。他曾向高僧宝志请教：“怎样才能摆脱地狱之苦？”宝志的回答是：“人的苦痛不能一时消，但是如果听到钟声敲响，苦痛就会暂时停歇。”（这在心理和生理上看的确有其道理）梁武帝便下诏寺院撞钟，“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就是梁武帝敕命赐建。（宝志是南朝前半期修行极高的僧人，活了九十七岁，据说，他是民间济公活佛的原型。）

        讽刺的是，这么一位虔诚事佛的皇帝，其佛学修为其实并不高。这得提一下梁武帝与达摩老祖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达摩出师后，遵照老师般若多罗的嘱咐，到中国传教。达摩是天竺南部的人，所以走的是南方海路，来到梁武帝治下的梁国。梁武帝以大礼迎接了达摩，见面就问：“朕自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化僧众，不可胜数，请问有什么功德吗？”（达摩初来梁国，并没有对梁武帝的事迹有太多的调查和了解，大家初次谋面，上来就问自己有什么功德，梁武帝急功近利之情溢于言表。）

        达摩冷冷地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急了，没有功德那自己岂不白忙活了，就问：“怎么会没有功德呢？”

        达摩说：“这仅仅修的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不过像随身而动的影子一样虚幻不实。”

        梁武帝又问：“那什么是真功德？”

        达摩回答说：“不染烦恼，圆融妙净，身心当中，空空寂寂。”

        梁武帝感到这个外国和尚是在答非所问，想探个究竟，又问：“那什么是佛家圣谛的第一要义呢？”

        “空空荡荡，本来就没有什么圣谛！”（这句回答得精妙，其实世间万有本来就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运行的，你说哪个是圣谛？就像当时北朝认为自己是中国，称南朝是岛夷；南朝又认自己是中国，称北朝是索虏。其实彼此都没有看明白这个世界。）

        可是梁武帝一听这话不高兴了，说：“那现在跟我说话的又是谁呢？”

        “不认识。”

        好一个糊涂和尚，连自己都不认识，从何求道？两人不欢而散。（达摩渡江北上，进入北魏，寓于嵩山少林寺，花了九年时间“面壁而坐，终日默然”。梁武帝感到莫名其妙的禅法，却深得北魏孝明帝元诩的欣赏，僧俗信向者甚众，达摩最终成为禅宗初祖，此乃闲话。）

        在佛家看来，梁武帝的这套修行，是很浅薄的。他仍然有执著，仍然痴迷于他的大好河山。世俗的梁武帝，文章、阴阳、音律、骑射、书法、围棋，样样精通，他不像李后主、宋徽宗那样只懂吟诗作画，而是个十分强有力的君主，否则，他也不可能开创新朝，又利用北朝的内乱，把梁国的北方边界推进了不少。

        然而，再强的人也有暮年，这是客观规律，即便皇帝也不能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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